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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仕与隐的矛盾

——戴名世游记散文研究

院系：

文学院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号：

03071148

学生姓名：

于潇

指导教师：

陈惠琴

指导教师职称：

副教授

指导教师单位：

文学院

2007年5月21日

摘要：

中国古代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形态下，“仕与隐”是士人阶层无从规避的矛盾，多重角色的士人将政治家身份下“仕与隐”的矛盾蕴于文学家身份下的艺术创作中。

同样，作为桐城派的始祖，戴名世在实践积极入世的同时，也在其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归隐的愿望，且以其游记散文最为显著。

本文就其游记散文进行浅层搜寻与深度挖掘，并佐以其他体裁，探讨戴氏“仕与隐”矛盾的具体呈现、心理内涵、社会基础以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然而，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士人特有的“仕与隐”的选择权力在清统治阶级公共话语完全控制私人话语的情况下被潜移默化地解除，并以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假象掩盖着戴文潜层“名世”与现世的抗争，而笼罩于戴文的主体情绪亦应抽丝剥茧般由隐世确定为避世与愤世，二者互为参照，创造了一场悲剧，然而却成就了一代宗师。

关键词：

戴名世，隐世，避世，游记，公共话语，私人话语

ContradictionbetweenEngaginginPoliticsandPursuingofReclusion

——StudyingDaiMingshi’sJourneyNotes

Abstract：

InChina,undertraditionalculturepatternsofofficialbasis,engaginginpoliticsandpursuingofreclusiontogetherformedanirresolvablecontradictionofscholars-statesmen,Scholarswithmultiplerolesimplicatedhispoliticalcontradictionintohisliterarycreations.AstheancestorofTongchengFaction,DaiMingshiwasengaginginpoliticspositivelyduringhislifetime,withhiscreations,especiallyjourneynotes,filledwiththeexpectationofreclusion.ThispaperfocusesonDaiMingshi’sjourneynotes,companiedwithothertypes,todiscusstheexpressionandpsychological、socialfoundationofthiscontradictionanditsinfluencesonDai’screations.However,afterspecificanalysis,itisfoundedthatthepowerofchoosingengaginginpoliticsorreclusionwasdeprivedbytheQingrulers’publicdiscoursetotallygoverningtheprivatediscourse.Therefore,Dai’sexternalphenomenonofcontradictionbetweenengaginginpoliticsandreclusioncovereduptheconfrontationofhimselfandsecular,andtheoverallsentimentbetweenlinesofDai’screationsisalsoconfirmedasevasionandresentment,whichworkedtogethertomakeatragedy,butatthesametime,toachieveagreatman.

Keywords:

DaiMingshi，reclusion，evasionofsociety，

journeynotes，publicdiscourse，privatedicourse

目录

引言………………………………………………………………………1

一、隐世·入世——戴名世游记散文浅层搜寻………………………2

（一）隐遁倾向下戴名世游记散文的创作实践…………………2

（二）隐遁倾向下戴名世游记散文的创作理论…………………5

二、避世·愤世——戴名世游记散文深层挖掘………………………7

三、究世——清初士人的终极困境……………………………………11

结语………………………………………………………………………14

参考文献…………………………………………………………………15

引言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桐城派以文名著称于世，发韧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后衍生为阳湖派、湘乡派，历时200余年，纵贯整个清代文坛，成为中国古典主义的经典尾音，亦是后世无限诠释的经典范本。

1979年，桐城派名家马其昶之孙、著名学者马茂元发表《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一文，标志着学术界桐城派研究进入新纪元，而新时期桐城派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即在于溯源桐城三祖的基础上，探究戴名世及其对桐城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影响。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曾一度隐居桐城南山，故后世多称其为“南山先生”。

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生于安徽桐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因“《南山集》案”获罪卒于北京，居世整整一个甲子，一生卖文授徒为业，57岁方中得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狂狷愤世、史才文章著称于世，后生方苞亦有“所见闻当世之士，其才……莫先于褐夫”的肯赞。

然而光鲜的背后，其六十载春秋不仅悲哀地以文字狱作终，纵观其生命历程，戴氏始终处于无可排遣的矛盾心态中：

一方面与世不容，屡次申隐世之言，另一方面积极奔走，多番表入世之志；一方面反对时文科举，另一方面积极写作、编选时文，多次赴考。

根据《戴名世年谱》，戴氏漂泊一生，积累资本，于50岁如愿隐居南山砚庄，却又于数月后赶赴科举，并受任于清廷，遵循着仕——隐——仕——亡的生命路线。

据此，石钟扬教授在其《戴名世论稿》中明确指出“仕与隐的矛盾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映照在他的作品之中。

”而张琼亦曾发表《假入世真隐逸：

戴名世的特殊人生》一文破除该矛盾以确立戴氏的隐逸初衷。

中国古代的特殊官本位文化形态下，“仕与隐的矛盾”是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主旋律，归隐是生活志趣，入仕是实现人生抱负的保证，仕与隐一直是萦绕于士人心中不可回避的抉择，而解决该矛盾的唯一方法即是功成身退，故谢安“出则拯救天下苍生，退则文采风流”的人生格局成为蕴于士人心理底层的最高理想。

而当理想无从实现时，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仕与隐的矛盾”下，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呈现着繁复的心态与修养，并在特定的心态下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化解方式。

而当该矛盾发展至清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时，仕与隐间也凸现出某种特殊的对立性及模糊性。

故本文将以“仕与隐的矛盾”为框架，以戴氏游记散文为主线，构建戴文的研究系统，探寻笼罩于戴氏创作的主体情绪，以及该情绪下戴文的创作特点与创作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挖掘康乾盛世下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然而,对戴文的研究仍面临诸多困难：

“褐夫之文，盖至今藏其胸中而未得一出焉。

”据方苞的论断，包括《南山集》在内的传世之文并非戴氏的心灵底音，此其一；“仆古文多愤世疾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即使非心灵底音，能够部分影射戴氏心理的文章亦因文网高压而没没于世，此其二；即使“胸中之文得以出”，然因“《南山集》案”发，戴氏遗留至今的作品仅占当世之1/5，此其三，故现阶段戴名世研究进展缓慢，且戴氏于桐城派的地位与影响仍尚无定论。

然而，今人王树民编辑整理《戴名世集》，录文282篇，收辑完备，考核可信，本文以此为基础，按研究内容可将戴氏创作框架为三：

其一，由史学论述、纪略、人物传记和墓志构成的史学作品；其二，由日记体游记、山水游记组成的游记散文；其三，涉及散文创作理论的书信与诗文序。

其中，隐逸遁世之欲以全集五分之三的比重明确地张显，而游记散文表现得最为迫切，成为戴氏遁隐欲求的代言体。

故本文选取戴氏文章中情绪最为鲜明的游记散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兼以其他两方面内容，以期凭借残编的蛛丝马迹来完成该命题。

一、隐世·入世——戴名世游记散文浅层搜寻

“余久怀遁世之思，嗟宇宙无所为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不意人间复有之。

”

——《蓼庄园记》

（一）隐遁倾向下戴名世游记散文的创作实践

“窃以为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惟古之琴师能写其声，而画史能貌其像，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戴氏自负于其游记散文创作并将其人生期望——遁世山林寄予其中。

戴氏一生“往返奔走，偏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辄有日纪。

（余）性懒，不自收拾，往往多散轶”，今仅余5篇日记体游记及27篇山水游记。

戴氏日记体游记由《乙亥北行日纪》、《庚辰浙行日纪》、《辛已浙行日纪》、《丙戌南还日纪》四篇及一篇《北行日纪序》构成，以描述“一切破不用命”的艰辛旅程为主旋律，凸显“客游之困果未有甚于余，而驰骋奔走之无益果未有如余之甚者也”，详叙由无资借贷、交通泥淖、冻馁炎酷、蚊虫尘土甚至马贼，窃盗以及老爪猖狂罪行所致的困厄，并间叙沿途自然概观及风土人情，行文自然无雕饰痕迹，或空灵飘逸，或沉重悲怆，寓隐遁之志于悲叹旅途困厄以及欣羡农家生活中——“将遂举手谢时人以去，独身处荒山中，拾橡煨芋，以终余年，不复能远役矣。

”然而受体例所限，以交代行程为主的日记体游记将文字囿于旅途的困厄及沿途的琐碎，较于山水游记则略显逊色。

戴氏山水游记以描摹其曾祖父隐居之处的《响雪亭记》开篇，“山深径迂，峰峦回合相抱，四时之花开谢于庭”，隐遁之情隐约于自在自足的自然山水中。

其余各篇均然，山石泉溪、草树花芜、亭台楼阁，自然山水以审美对象作为存在方式，在静谧的意境渲染及局部与角落的精致描写中，通过鉴赏以及戴氏对“物理”的感知，被寄予了强烈的主观情绪——隐世：

“荐之朝廷，固不若其蒙翳于榛莽荒草之中也。

”《芝石记》

“余怀遁世之思久矣，辗转未遂，至是垂暮未成，万念歇绝。

”《雁荡记》

“噫！

此羁穷之人，遯世举远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

”《河墅记》

戴氏隐世的期望与欲隐世而不得的牢骚充斥于其游记散文中，这是中华民族士阶层文学创作的的普遍现象，然而戴氏仍在这种普遍现象中展现其创作的特殊性。

官本位的文化思维使得中国古代士人具有文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而身份的重叠使得士人可以在不同的角色空间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本，仕途失意时，暂弃政治家身份的士人在文学空间中寻找立场，故“仕与隐”作为文学主题始终处于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位置，而无疑，寄情山水、自由无碍的游记则是表达抒情主体遁世情怀的标志性体裁，并因所寄予的不同社会环境下“仕与隐矛盾”所产生的感情不同而表现出特殊的时代风采——从清初到清中叶，以尚实求真精神为宗旨的“学人游记”总结了古典游记的科学精神；而以独抒性灵为旨归的“才人游记”则延续着晚明公安派的个性精神，两者的交锋反映了艺术创作上“道”与“文”，“真”与“美”的矛盾，而桐城游记则以试图融合二者角度进行着解构与重组，戴氏更是进行此项工程的先驱，且融合的过程巧妙得当，风格独特：

“浮山去县治一百里，其奇怪名天下，而县之人罕有至焉。

盖以其远且僻，车船辄穷日而至，以故游者弃之，类怅望不能至。

其至者又多因他事过其下，偶一登览遂取，莫能尽其奇也。

而负郭道旁之山无可观者，而相率游者甚众。

呜呼，以远且僻而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岂非其地使然哉！

”

——《游浮山记》

偏于“学人游记”，《游浮山记》避开描山范水的陈词滥调，通过别出心裁的议论，表达对隐秀的向往，尽管浮山之形无可描摹，然浮山之神跃然纸上，借理说情，融情于理，将遁隐渴望隐约于其中，情与理互通。

“每闻其深处有隐隐澎湃之声，乃攀木岩溪而入，得异境焉，四面皆青壁，斗绝百仞，缺其右，为溪水所出也。

自天上来，汇而为池，有大石，状若柳叶，横亘其中为梁，水从梁下暗渡入于溪”

——《响雪亭记》

偏于“才人游记”，《响雪亭记》蕴涵着溪、池、树、石独立主体的自在自足，“游”使得主体以超越之心观我观物，物我趋同，认同一种纯粹而灵动的审美，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将隐遁倾向寄予纯粹的山水美景中，景与情互融。

由此，戴氏有所侧重地将“学人游记”之“理”与“才人游记”之“景”融合为一，构成戴文乃至桐城派游记散文独特的风格特点，理与景得以融汇的契合点在于情，于戴文中此情则在于“隐遁之欲”。

中国的隐逸传统自古有之：

有庄子式“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愤世之隐；亦有诸葛孔明式“大梦谁先觉，神仙我自知”的蛰伏之隐；有陶渊明式“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怡情之隐；亦有王维式“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的亦官亦隐。

然而无论初衷如何，在士的历史上，“隐逸”无疑大大扩展了士的生存空间，为官本位文化思维下的士提供了仕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使得士与当道的关系、士在王朝格局中的角色地位逐渐复杂化。

不似桃花源中武陵人以偶然相遇被动地接受乌托邦的浸染，士之“隐逸”则出诸主观的选择，且唯“士”才能具备这种选择权力。

然而，可悲的是，这种选择不仅仅是士阶层独有的特殊自由，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特殊的困境——处于“道不行”的清初特定历史阶段，隐逸传统此时已由抉择的选项成为士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成为士之为士的一种证明，“末路不可不慎”，“易代”这一急剧的历史变动造成社会的极态，将现象化简，鼓励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鉴于此，士阶层群体内部的自我监督以“苦节”为道德修养的评判标准，将“隐逸”与“出仕”过分极化，唯有“隐逸”方为士群体的认证方式，并以如此特殊的情境来完成士角色内容的完满显示。

在人类的历史上，隐逸亦是亘古不变的文化母题。

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中包括着“游逸”的原型意象，年轻的受教者必须孤独地到神圣处冥想以至于忘我，才会遇到他的守护精灵，并与之合而为一，以达到灵魂的净化与救赎以及精神的提升与解脱。

类似地，老庄道家所倡导的回复远古自然式的隐逸，亦是对人类的原初本性、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以及人对外在自然世界直接而全面的感知方式的极力维护和称赞。

归隐只是将人存在的形式归于“诗性”，企图在横的现实空间的某个可能角落去寻找人类在纵的历史时间上永恒失去了的那份美好情感，因为在生产方式落后、人际交往简单、生活节奏缓慢的隐居生活中，具有着与远古社会相似的“非文明”的东西：

自然、淳朴，此时仕与隐则作为文明结构与自然状态的一个缩影而凸现意义。

对于兼具文人身份认同的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缩影尤为重要，它意味着摆脱充斥着“文人”、“诗法”、“格调”等在文明、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体制化、概念化框架，追求概念前、语言前的与真实自然世界原始的、直接的接触，并在接触过程中内在主体与外在对象构成冥合浑一的直接感知。

这正是严羽以后的中国史学复古论者所探讨的“诗之所以为诗”的核心，他们推崇汉魏古诗、十五国风，主要是崇尚它们“无迹”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诗歌的概念、体制、格套形成之前人们一种自然的运作。

以此为基础，在遁世思维的笼罩下，戴氏将山水自然以自我生存状态的立场加以诠释，山水自然成为戴氏的“家园”，渴望回归的戴氏以山水自然作为其为人为文的参照系：

如上文所述，其为人，将向往山水的隐遁之欲寄予游记的创作中；同样地，其为文，亦在隐遁的欲念下构思着囊括一切的自然思维，并以该思维作为思想的统一旨归指导着其散文的创作过程，成为其文学创作的指导理论——“文章之道”。

（二）隐遁倾向下戴名世游记散文的创作理论

戴氏的“文章之道”是以其书信及诗文序为载体的。

其中19篇书信几乎可涵盖其所有文学创作理论，且兼以诗文序针对专题佐之。

1．以“率其自然”为宗旨的“有物”、“立诚”

通观戴文，在自然思维的笼罩下，戴氏的文章创作实践及理论以“率其自然”为主旨——“窃以为文之为道，虽变化不同，而其旨有他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即至篇终语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并倡导“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其《李潮进稿序》亦如是言。

该理论在其游记散文创作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游吼山记》中的“潆洄深窃不可测，不及此濛濛涓滴出于天成也”即在于这种茫茫然不可测的自然无碍状态，并以这种状态隐蔽地透露着戴氏寓于其中的隐遁深意。

故，也正是“率其自然”的主旋律提摄，导引戴氏“行且入穷山之中，躬耕读书，以庶几稍酬曩昔之志”的隐遁意愿，恰为上文佐证。

然而戴氏的“率其自然”并非放任文气，而是类似于自然的“物理”，存在着特定的规范。

《答赵少宰书》一文中，戴氏根据《易》提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之有物及“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之立诚两方面要求，前者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蕴于其中，“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谓物也。

”这种“以文载道”的精神将经世思想蕴于文中，一方面寄托着“欲尽庇天下，不失其所养”的济世襟怀，一方面成为愤世嫉俗，指斥时弊的锐利武器；而后者则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正是以该修养为立场，作家方能达到“率其自然”并“言之有物”——“《中庸》之所谓‘不诚无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

”而正是“有物”、“立诚”二者的支撑，使得戴氏在文人“谀墓取酬”的时代氛围中，即使身处困厄，仍坚决反对代人立言——“夫代人而为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声音笑貌吾不之见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辞非彼之辞也，为剽，为伪，为欺谩而已矣”，以“立诚”为信条关注着社会的“有物”，此皆为桐城派后世所继承的资源。

2.道、法、辞兼备及精、气、神浑一

以“率其自然”的淡泊平实，尽得其神为宗旨，戴氏在文章创作过程中提倡“我之为我，贵于独知”的文尚独创以及“不拘一格，锐意创新”的文无定格，并具体以道、法、辞兼备及精、气、神浑一的双重条件进行规限。

所谓道、法、辞兼备：

“余尝侧闻其序言曰：

‘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

而制举业者，文章之属也，非独兼夫道与法而已，又将兼有辞焉。

’是故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耳不可谓之文也。

”而其散文无论体裁题材均以此为创作标准，将抒情主体的思想情感与文章的结构及语言相契合，了无痕迹。

《河墅记》以“江北之山，蜿蜒磅礴”大写意之鸟瞰发端，继而“水之隈，山之奥，岩石之间，茂树之下，有屋数楹”避虚就实的细描，将景物引向高潮以启“此羁穷之人，遯世举远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的纯粹境界，随之调转文意将矛头直指科举，以磊落不平的姿态表达隐世之欲及愤世之情。

全文情感满盈，结构谨严，语言灵秀，由此开启方苞之“义法”、姚鼐“义理、考据及辞章合一”的为文之道。

所谓精、气、神浑一：

“曰精，曰气，曰神”，“此三者炼之，凝之，而浑于一，于是外形骸，凌云气……”。

三者均围绕“率其自然”而立论，“夫惟雅且清则精”，在于语言的锤炼清新雅正；“出入于浩渺之区，跌宕于杳霭之际”则气，在于文势的自由奔放，磅礴大气；“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为神也”，则在于文章生命灵魂的抵达，而此三者也恰恰影响了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为辅”的理论构建，从这个角度讲，戴名世作为桐城派之祖，名符其实。

戴氏正是在此“文章之道”的理论构想下进行游记散文创作的，而理论实践相得益彰，以自然为旨归，寓隐世意愿于其中。

然而，从某种角度来看，戴氏于其“率其自然”文学理论的隐遁偏向中，仍保有“有物”与“立诚”的经世品格，仍存在道、法、辞兼备及精、气、神浑一的限定。

且在现实情况中，详实确凿的理论根据及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未能使得戴氏游记达到相应的经典水平，当我们重新梳理游记文学的发展脉络时，发现戴氏的局限不仅在于自身，更在于中国游记散文本身的缺陷：

自东晋起，进入文人视野的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优美而富有建构性的审美对象，诠释着平静的祥和的自然意趣，士人不仅是欣赏，而是于其中寄托与社会经世价值相反的人生价值，在造化中体验无压抑、无束缚的生命人格，而社会上所承担的疲倦之所以在自然中得以纾解的原因在于，自然是安全的生命家园，没有杀戮，没有倾轧；自然是理想的生命形式，自然而然的存在，没有雕饰，没有虚夸；自然是相对于世俗生活的另外一重审美境界，清新俊朗，明快轻灵。

然而可见所有自然得以称道的关键都在于其作为污浊世界对立面的立场而存在，如果脱离了社会的对比，自然则无所依凭，仿佛官本位下的士人心灵，脱离了“仕”的因素，“隐”将毫无意义。

这种思维注定着中国寄托于山水之中隐世情怀的不彻底性，因为其中蕴含着无谓的财富意识，教导隐士要放弃，不要去积极寻找，但前提是最终仍能得到，该意识以“终南捷径”最为突出。

而戴氏的山水游记亦呈现着这种不彻底性：

二、避世·愤世——戴名世游记散文深层挖掘

“吾（戴名世）非役役于是而求以有得于时也。

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而一其志于斯，未能诱而出之也”

——方苞《南山集序》

戴文的山水游记中在隐遁的倾向下蕴含着与之相对立的两个特殊意象：

1.“奇石”

恰如篇篇“隐逸”，戴氏的山水游记中每篇都有“石”的出现，而“石”往往是游记的主体，自然景观因为“石”的存在而凸显意义——

“芝以石为根……其部署若有神工之相其成。

”（《芝石记》）

“大石出潭中，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游大龙湫记》）

“一石自地出，横斜而来，覆于洞上，视之若虹之跨于空”（《雁荡记》）

“夫奇之在石与奇之在人无以异，然而异人贤士之出而石辄为之兆焉，是奇仍在人不在石也。

”（《桃山镜石记》）

戴氏用意明显，以石奇代人奇。

2.“奇山”

恰如篇篇有“石”，戴氏的山水游记中每篇都有“山”的出现，而“山”作为“石”的载体，“石”作为“山”的点缀，奇异之处互相依托，而戴文中常嗟叹于山奇却不为人知——

“若无奇焉，而其中严壑秀丽，盖已工绝……”（《游浮山记》）

“以远且僻而其奇不得售焉，其售者又止如此，岂非其地使然哉！

”（《游浮山记》）

“谈此怪伟幽邃之区在于荒山僻壤，亘数千百年来无有识其奇者。

”（《石门冲记》）

戴氏用意亦明显，以山奇代人奇。

“石”与“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意象，古代文人习惯赋予二者以稳重且不失刚劲的特质，宣扬着具有政治家身份认同士大夫的角色格局，自比于“石”、“山”的知识分子将智慧的笃定与品质的高尚蕴涵其中，以凸显个人修养，立足于纷繁的社会。

而此处，在遁世的阴影下，戴氏却明显地表达着这种为石奇山奇人奇却不为人知而悲哀的潜意识观念，如此强烈的经世入世欲望与戴氏隐居南山砚庄仅数月旋即赴考的经历相互佐证。

然而，既然入世情绪如此根深蒂固，戴氏为何屡次申遁世之言呢？

矛盾之处由此显现，而欲了解矛盾的形成，势必要追究戴名世隐遁的动力。

“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戴氏涉及到虚幻主题的小品文几乎均与“遁世”相关，《意园记》、《醉乡记》、《睡乡记》、《忧庵记》、《田字说》、《褐夫字说》、《药身说》等等，恰如《桃花源记》，企图构造一个“乌有之乡”来表述某种虚无缥缈的状态，凭借着虚构的故事与乌托邦神话而立足，然而其故事本身还是自始至终尽力维持它的内在真实性与一致性，该矛盾的解决在于涉及隐遁主题的同时，亦在文中运用虚实相通的影射手法，巧妙地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