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社会科教育学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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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台北师范学院社会科教育学系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94級歷史組專題研究論文
指導教授：
陳家秀教授
試論北宋醫者社會地位之轉變
學生：
莊佳華
學號：
9003142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授權書
茲授權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將本人於『專題研究課程』發表之論文著作，以網路方式發表，例如將著作放置於網站上，以文字發表形式，或與對相關主題有興趣者在網路上做討論之連結，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提供主題討論、閱讀、列印等，得不限時間與地域，供為學術研究相關目的之公開利用。
授權範圍：
□全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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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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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立授權書人：
莊佳華（簽名或蓋章）
班別：
社四甲
學號：
9003142
中華民國93年12月31日
試論北宋醫者社會地位之轉變
指導教授：
姓名：
莊佳華
學號：
9003142
摘要：
北宋朝廷，由於皇帝的重視，在「以醫藥施行仁政」與「抑巫揚醫」的治國方策下，北宋醫學雖稱不上有重大的突破，但經由對醫籍的校正、整理，醫療品質相對提升，加上抑巫揚醫政策的推展，士大夫的介入與大眾對求醫的觀念改變，醫者的社會地位也相對提升。
其次北宋的庶人文化與城市的享樂生活，使現實主義與服務業空前的發達，從事醫者在經濟上是非常有利可圖的，而印刷術的進步，醫籍的大量流通，使識字的的人方便掌握醫方書，也能很快的投入醫者這門行列。
如此造成醫方知識的普及化與醫者身分複雜化，亦為北宋醫者與士人帶來衝擊。
關鍵詞：
北宋、醫者、社會
目錄：
第1章緒論……………………………………………………………1
1、研究動機……………………………………………………1
2、研究概況……………………………………………………2
第2章過去的醫者……………………………………………………5
1、過去醫者的醫療背景………………………………………6
2、過去社會對醫者的看法……………………………………8
第3章北宋社會……………………………………………………...10
1、朝廷的醫方政策…………………………………………...10
2、北宋的社會背景…………………………………………...15
第4章北宋醫者……………………………………………………...20
1、醫方知識的普遍化………………………………………...22
2、醫者身分的複雜化………………………………………...24
3、大眾的就醫心理…………………………………………...26
第5章結論…………………………………………………………...29
徵引書目……………………………………………………………….31
第1章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中國社會中，階級觀念一直十分濃厚，不論是政府制定還是潛意識的：
貴族與平民，富人與窮人，做事人（台語）和讀書人、社會人和邊緣人……，即便是現今標榜行行出狀元的時代，也是一樣。
於是這次的專題，筆者就想往社會邊緣人的方向去研究，對於那些被視為邊緣人的群體，與社會、文化、朝廷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存在，他們是否因為被邊緣化，而完全在歷史上會上沒有聲音。
可惜的是，邊緣人的層面涉及廣闊，加上每個時代所賦予的社會價值意義又不盡然相同，於是筆者研究的對象設定在醫者，至於時間斷線則設定在宋朝。
從陳逸光先生文中提到：
每當疾疫流行，宋廷多詔命太醫局及翰林醫官前往救治，藥費多由朝廷無償撥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發生疾疫，各地官員也多方措置，極力救治，廣為施醫散藥。
除了派出醫生巡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還廣泛設有惠民藥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藥局，平時以平價售藥為主，疾疫流行時，則無償施藥以濟民疫。
由此可約略看出宋朝在醫藥方面下過很大的工夫，然而如此與社會的互動下，醫者的發展與社會地位又會如何呢？
宋朝，是一個饒富轉變性的時代，經濟生產力的成長擢昇，加上文風鼎盛的士人風氣……等諸多條件下，過去幾近等於是邊緣人的醫者，其發展與社會地位又有因社會文化的不同，而產生如何的變化？
而社會對醫者的觀感，扮演怎麼樣的關鍵性角色？
因此本論文主要從北宋朝廷與民間切入對醫者探討，希望藉由脈落去探究北宋醫者與時代的互動關係。
就目前所見的前人研究的成果後，筆者認為，如果是研究整個大宋朝，論題稍顯龐大，況且南、北宋間還存在有地域的差別和性格的差異…等，最後我僅將研究的時間落在北宋，如此期望能更深入的去研究探討，北宋醫者的發展概況。
二研究概況
近年來醫史的研究在史學界蔚為風潮，被譽為「中國醫學史創始者」的陳邦賢先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出版的《中國醫學史》一書即云：
醫學史是一種專門史，研究的須分三類，第一類關於醫家地位的歷史；第二類關於為歷史知識的歷史；第三類關於疾病的歷史；研究這三類的史料，當先研究每一個時代環境的背景和文化的現狀。
雖說陳先生當時的論述，關於醫家地位的研究，基本上仍以傳統少數傑出醫者的影響與醫事制度的演變為重點。
然而近年來醫史研究，更加著重在時代環境的背景與文化的現狀；正如杜正盛在〈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文中提到的「『疾病』與『醫療』不能忽視『文化』」，馬堪溫：
「醫生是醫史學上的主要角色，探討醫生在歷史上的出現、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演變，有助於了解醫學發展的規律」於是從多元文化去研究時代環境的背景和文化的現況，是筆者這次著筆的重點，也期能從北宋醫者社會地位之轉變找尋歷史脈絡。
雖然過去的醫史著作大多是中西學論戰的產物，與通史性的醫學理論技術介紹，而隨著近年來醫學史的資料增多，多以「社會史」作為研究取徑，並著重於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去解析，筆者期能以此篇關於「醫者之社會地位轉變」的論文，藉由過去醫者地位研究中，尋求與社會互動的共識。
首先，陳勝崑認為：
宋代醫官稱為大夫、郎中、翰林，一直到今天南方一帶人民稱醫師為郎中，北方一帶稱醫師為大夫，是因為在唐代，醫學經過學術化之後，至宋代醫師的地位漸受人尊敬。
雖就筆者目前所見的資料，此類聲稱醫者稱呼的改變原自於醫學的學術化，甚至在宋以後發揚光大的論點，並沒有一個確切的證據。
但是至宋代醫者地位漸受人尊敬的課題，倒是筆者這次研究的目的，北宋醫者的社會地位升降，到底受到當時社會得多少刺激與影響，期許能從醫學的成長當中，找出社會的流動與意義。
其次，美國學者RobertP.Hymes也認為宋代是醫者的社會地位由低轉高的關鍵。
Hymes提出醫者這門行業能夠成為士大夫階級的職業選擇，宋、元兩代正是這個現象的出現時期。
此外Hymes更進一步指出，宋代其實並非「士大夫為醫」的普遍時期，只能算是士大夫對醫學態度改變的時期。
兩宋士大夫賦予醫學這門學術的正面評價，到了元的統治下，士人苦無入仕之門，於是選擇為醫作為折衷，而這種由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來操持這種評價較低的職業的現象，則是促成「醫者」地位上升的主因。
相反的，徐貴林與張邦偉在＜宋代技術官研究＞中認為，宋代技術官（天文官、醫官、繪畫官、書法官）的地位委實低下，不但待遇差、升遷難、限制嚴，文臣、武臣甚至在言語上多加諷貶。
徐、張二人在研究中將宋代與唐代的技術官做比較後發現，唐宋兩朝技術官品級都不高，但唐代由於翰林院為文士與技術官合流之處，連帶影響唐代的技術官地位比宋代還高。
然筆者認為，從待遇、升遷與限制來看社會地位，未免有井中窺天的不足。
歷來醫官流品本就不高，這也不是一時半刻能改變的制度，然而宋代有「抑巫揚醫」國策實施，醫書校正工作的進行，士大夫與醫官的交流必然增多，國家對醫學的提倡也必然在百姓心中留下重視如是的印象。
至於待遇不佳的問題，古來朝臣的待遇便不是頂好，很多榮華富貴必須靠額外的收入，譬如，某時治癒某位皇宮貴族，即便能得到許多賞賜，不要忽略了，宋代醫者的收入是很可觀的。
然值得注意的是，徐、林二人也發覺，當醫者與士人同流時，對醫者的社會地位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這其實也是本論文要探討的主題之ㄧ。
本文的題目是：
「試論北宋醫者社會地位之轉變」。
此論題的提出，除了與個人研究的時間斷線有關外，主要也在展現「社會」與「朝廷」的互動關係。
此一研究取徑想達成的目的，大抵有以下兩點：
其一是從朝廷的醫方政策，來看政府制度的推動對社會的影響力；其二則是由社會發展的性質，來討論在趨勢之下的社會流動。
從大整體來看，杜正盛認為：
中國醫學基本上以醫學氣論為基礎，上古巫醫、中古道醫、與近世儒醫三個階段的醫者特質，從學理而言，醫家多取資於道家或道教，而醫與儒的合流不過是外援的攀附，以提昇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已。
從小時代來看，北宋醫者的社會地位，在前後時代在人事更替下，是不可能一成不變，但造成其微妙變化的因素，確實是一項值得研究分析的課題，「醫者」與「社會」間的種種，在整體「歷史研究」上的意義，則正可由此體現。
其次，自古醫者的稱謂多分歧，醫工、醫師、醫生……等，故未免混淆與繁雜，以下論文皆以「醫者」作為代表，除非是原著所言即不擅加更改內容。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本論文的課題，多環繞在士大夫身上討論，經由士人對醫學態度的轉變，親醫、研醫、為醫過程來探究，因為對社會地位影響力最大的，是社會的中堅份子「士人」的看法，或者該說對社會地位的定位的重視，多是掌握權力資源的人。
第2章過去的醫者
尚醫風氣的帶動
引言
「醫」，古體又書作「毉」者，說文解其字形云：
「醫，治病工（技術者）也。
殹，惡姿也。
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酒）也。
」而古體字「毉」，得巫而使，从巫也。
事實上，自古的文明多與宗教脫離不了關係，「醫」在遠古時期，幾乎與「巫」是同一色彩，想必也曾經受某種程度的尊敬。
隨著後來社會分工漸細，醫與巫分離為兩個不同的體系，基本上「醫」已漸漸脫離迷信色彩，蔣信昌在〈有關巫醫的幾點看法〉一文即認為：
「巫的衰落發生於商周王朝更替之間」，正如周禮天官可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名稱，已不屬於巫系。
據《春秋左傳》，成公十年記載說：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博膺而踊曰：
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焉矣。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
公懼，入於室，又壞戶。
公覺，詔桑田巫，巫言如夢。
公曰：
何如。
曰不食新矣。
公疾病，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
公夢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
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之。
公曰：
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這段記載雖然仍不失迷信色彩，但是我們可看出當時，「巫」與「醫」的職責已分明：
巫負責祈禱畫符，問咒吉凶，而醫則是掌管治病；此外關於醫者的社會地位如何，陳勝崑認為，此時醫者的地位在當時已經提高，醫緩雖無法治晉侯的病，還是被晉侯所敬重，而厚禮遣送之。
然筆者以為，兩國交戰不斬來使，更何況是友誼的邦交諸侯，醫緩無法治晉侯的病，而厚禮遣送之，並不足證明醫者的社會地位已然提高。
再者，名醫備受的尊敬是與一般醫者不同的，更是不可同一而論。
據《漢書˙藝文志》云：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ㄧ守也」，雖然醫者在過去屬於王官之ㄧ守，但是《禮記˙王制》曰：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
醫者在過去「出鄉不與士齒」。
是不被士人尊重的。
此外，謝利恒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中〈鈴醫秘方〉條中提到：
所謂「草澤鈴醫」者，其格日卑，其技亦日劣。
蓋此輩大都不通文藝，罕能著書，僅恃師授，無復發明。
…
則是認為過去的醫者，「不通文藝」「無復發明」，所以醫者的人格與技術日更卑劣。
筆者以為，這也是醫者在過去被士人瞧不起的原因。
其後，不論醫巫之間又是如何糾葛，到了魏晉南北朝，醫與道教的結合，使得醫者的身分與用藥的形式產生改變。
過去醫者的發展情形，其社會地位，始終是低下的。
一過去醫者的醫療背景
陳勝崑先生曾歸納，中國醫學倫理觀念特色，如下：
因為中國古時沒有醫學會或醫師公會的組織，所以常常忽略同業方更彼此應守的道德。
例如使用密方，是一件極不道德的事，但是中國醫家往往視為當然，甚至引以為榮，這種是醫學為私有物，不肯公開研究的風氣，阻礙了傳統醫學的進步。
的確，從就醫者和欲習醫者的角度來看，使用密方是很不道德的事，但是擁有秘方的醫者，對不公開也自有一套說法。
司馬遷在〈扁鵲倉公列傳〉提到，扁鵲的老師「常桑君」傳授其醫術時曾說：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予公，公毋泄」。
然值得注意的是，過去被中國醫家「視為理所當然」，如是醫業傳承的「封閉性」，其目的何在？
背後的原因何在？
是想藉由「秘方」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嗎？
有醫者表示須遵守老祖先留下規矩的道德，於是產生「公開」「不公開」兩造矛盾，「尊師重道」不正是儒學經常傳達給我們的道理嗎？
如如前文所推敲的，醫者的社會地位不高，為什麼怕人學呢？
社會地位受人唾棄，又為何要將此技傳承世業呢？
如此封閉自家的技術，能得到什麼好處？
事實上，筆者以為在使用秘方的同時，也牽涉著過去醫者的醫療背景。
筆者認為，其背後的成因，跟醫者的獲利高有極大的關係。
「士、農、工、商」自古商人在四民之內，被排列於末座，一般多認為由於國家為攏落士人、農民，所產生的排列組合；此外，商這類牟利多且投機性的職業，被儒家與大眾唾棄也是原因之一。
而醫這門救人的職業，因為其屬服務業性質且獲利頗為可觀，性質與商類似，於是世人多稱他們為「醫工」來降低其社會地位。
其次，在祕方的問題未解決之下，醫學的進步是受阻的。
曾經聽過一則笑話：
中國武術博大精深，但是師父教授徒弟之虞，總會留有最後一手絕招，以防備徒兒背叛，但往往還沒使出絕招保護自己，就被陷害而死，就這樣一百招武學，傳到後來僅剩下兩三招了。
可歎許多一時之學，沒能及時傳承下來，而成為千古絕響！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過去的社會地位不等於社經地位，即地位不是以錢來分，中國的道德思想很重，居陋室的學者可能的得到無比的敬重，而商人有錢卻不得參加科舉。
商、醫、卜……等，若大略的分類起來，他們均可算是服務業；試想，在努力讀書求功名、忙農事、作勞苦工的人眼中，他們是以最小的力氣去獲的最大利益的一群，當然會使人分外不平，於是在政府的教化攏絡中，他們列為卑賤的一群，平衡其他三民的心理。
所以儘管社會地位低下，他們仍堅守一藝，為討生活、過好日子而活；當然，不可置否的，在過去社會流動機會不大的情況下，安土重遷的習性，也是使得醫術傳承的封閉性持續存在的原因。
過去中國傳統醫學知識，在脫離王官束縛後，主要以封閉式的「師徒」「世業」與「豪勢家藏」這三種型態來維持知識的傳遞。
只可惜，私人教授，無論口傳書授，其對於為醫之道，學醫之法，習診之要，用藥之方，醫德之義皆不能具備。
既然私人無法全醫，醫學知識的傳播太狹隘，再加上醫術奧妙精深，不輕易學成。
結果，醫學知識始終掌握在少數人的手裡。
直到唐、宋以後，這種傳承方式開始被打破。
以下，將在第二章〈北宋社會〉中探討，被打破的原因。
二過去社會對醫者的看法
春秋時代，醫者似乎不為社會所重視，孔子說：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到了戰國時代，因社會的進化，漸感到對醫者的需要，所以醫者的社會地位也逐漸增高，「史記˙扁鵲列傳」即載有醫者不治的六種病人，醫者反而可以自己挑病人。
過去的社會，即使面對生老病死，求醫卻不是唯一的選擇，也可能求助於卜、巫……等，醫者的角色很難受到明確的肯定。
換句話說，求生雖然是動物的本能，但在有病時接受醫學的治療卻不是本能，而是教化的結果。
《史記》中談到「信巫不信醫」，《漢書》中鼓吹「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顯示民眾早期對醫學的拒絕態度。
經過不斷的教化，演變成當代民眾對醫學的信任。
然而過去社會對醫者的看法如何升降起伏，筆者認為他們始終是地位低下的一群。
唐代的名醫孫思邈曾在《備急千金藥方》的序文中提到：
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
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
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多為欺詒，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生之道。
由此序文看來，孫思邈認為世人不學醫，是因為末俗小人的詭計，並且很感慨醫這門可以療君親之術，沒有多少朝野士庶願意去接觸。
就前一節的醫者的封閉性來看，似乎有些矛盾，孫思邈這位名醫好像惟恐士庶學醫還來不及，是因為上門求醫者太多讓他疲於奔命嗎？
是希望多些人來幫忙分擔嗎？
醫術這門討生活的技術，為什麼孫思邈會感慨朝野士庶之不學呢？
如此打破他們封閉的醫學文化，有什麼意義嗎？
還是他希望藉朝野士庶之手，來提升其認為自己應然的社會地位？
筆者較傾向最後提昇地位之說，筆者以為孫思邈在乎的是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而不是恥醫術之「術」。
在其行醫多年出書之時，必然已接診過形形色色之人，他所特別強調朝野士庶，而不是指一般大眾，可見他對此已隱忍許久。
醫術在史書和制度上被歸為方技數術之學，醫者被稱為「醫工」，醫術被士人看作是一種技術，是「君子不齒」的百工賤業之一，但一項技術的產生必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傳云：
「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
」，隨著時代歷史的變化，盡管社會地位低下，必要的時候醫術是可以發揮重大的功用的；所以在地位打壓之餘，社會也必須給予「醫」某個程度上的肯定，方能使醫者精益求精。
試想，組成一個王朝的要素是「人」，政府的財源來自人民的納稅，打仗依賴國民的衝鋒陷陣，治理國家倚賴身體健康的國君，這時候就必須仰賴能解除病痛、延續生命的醫者發揮作用，所以士人一方面不屑於技術之流，另一方面又得肯定他們的「上醫醫國」「緣醫以知政」的貢獻，真是著實矛盾的心理。
第3章北宋社會
引言
欲研究北宋醫者的發展概況，應當從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所賦予的環境說起。
任何人群皆離不開政治，人類社會只要到達稍稍階段，產生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就夠成為一種政治形式，若捨棄政治，實在沒有多少社會史可言。
本篇論文的題目是研究「北宋醫者」，馬伯英就曾在《中國醫學文化》書中提到，「對醫藥最感興趣的皇帝在北宋」，我們姑且不論這句話是否言過於實，但是宋朝能成為醫者身份結構出轉變的關鍵時期，北宋皇帝朝廷的政策也是一重要因素。
一朝廷的醫方政策
誠如劉伯驥在《中國醫學史》的導言說：
宋代發展醫學，其功可稱者有四：
一為官方校勘醫籍五次，修正訛錯，添補闕漏，使古代醫典，成為可用之教本，二為校定本草六次，遂為官定之正式藥物學，三為鑄造銅人，考正俞穴，使鍼灸之學復興。
四為輯集驗方三次，最著者由和劑局所輯之驗方，謂之局方，影響甚廣，以迄于明代。
從醫學本身技藝言，宋代雖乏卓越之創作，但用力發展，多采多姿，為各朝之冠。
我們無法否認多次的徵集、整理古代醫籍、修方書、藥典等動作，政府的力量功不可沒。
試想，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藥物的運用漸從口耳相傳，逐步過渡到文字記載，然文字的傳抄間也常出現謬傳的錯誤，而官方和有錢人也僅止於收藏，偶而出現幾位名醫出書指正醫書漏缺；直到北宋時期，醫學越發受官方及大眾注意，接著『校正醫書局』的成立，靠著官方龐大財力與物力支持下，大力地補漏校正，醫書的權威性與錯誤，有了新的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的醫書校定工作，其立意應在使全民略懂醫方，醫者更識醫事，並不是立意在導民習醫的政治考量。
帝王的態度左右政府對醫學的發展，而北宋朝廷對醫的干涉幾乎是全面性的，無論是醫方政策、醫學教育、乃至於抑巫揚醫。
北宋朝廷「抑巫揚醫」的色彩十分濃厚，不管這是否能代表宋人的理性思想抬頭，筆者更相信的是政治考量，「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姑且不論宋廷檯面上的仁政思想，其背後的動機可謂由多方因素造成，皇室欲企求長生，減低巫對政府的威脅，以醫藥攏絡人臣與民眾，增強生產國力……於是乎《長編》卷五二記載真宗咸平五年八月乙酉，詔：
「醫師療疾，當按方論，若輒用邪法。
傷人膚體者，以故殺傷論。
」這類的相關法令公布天下。
若醫者按方醫死人還好，若牽扯出巫術，就會被判重刑。
隋唐太醫局尚置有咒禁師。
至宋代禁止巫祝，祝由歸於瘍科之內，稱為書禁，其術逐漸失傳。
總的來說，朝廷的努力除了致力推廣醫方外，其「抑巫揚醫」的政策，始終沒間斷過，對巫者嚴加處置外，命其改行，對地方賜藥、公告醫方書的方式，據《宋史˙地方志》記載：
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視醫藥，及親在多別籍異財。
漢中、巴東，俗尚頗同，淪於偏方，殆將百年。
除了配合朝廷的醫方政策外，「抑巫揚醫」其實也是政府達成精神統一的的手段之ㄧ，就如楊倩描於〈宋朝禁巫述論〉一文中認為：
「宋代巫師，憑藉社會上尚鬼信巫的風氣，利用神權，對民眾實施精神上的壓迫、肉體上的折磨、經濟上的剝削。
不但破壞了社會的文明進程；而且也危及了宋王朝的統治秩序，這就導致了宋王朝禁巫活動的產生」。
不可否認的是，在「抑巫揚醫」的政策下，醫者的社會地位相對得到提升，一來官方需得承認其價值存在，二則積極在實質上提升醫方與醫者水準。
在本節〈朝廷的醫方政策〉中，筆者大致將北宋朝廷的醫方政策分成三個時期，這樣的分類，並不是說其他的皇帝都沒動作，而是茲從北宋前、中、後期來論述，期能更清楚的醫者身份轉變的脈絡。
（一）太祖、太宗時期
清人石韞玉曾在《重刊宋本洪氏集驗方》的序文中指出：
宋祖宗之朝，君相以愛民為務，官設惠濟局，以醫藥施捨貧人，故士大夫亦多留心方書，如世所傳《蘇沈良方》、《許學士本士方》之類，蓋一時風尚始然。
北宋初期的兩位開國皇帝，其醫方政策是受後世所肯定的；以上的序文中認為，由於太祖、太宗愛民施醫，連帶影響士大夫留心方書，筆者亦認為這也是開啟後世儒醫合流的一把鑰匙。
就宋太祖、太宗的成長背景來看，太祖、太宗是縱橫沙場的武將，隨時必須面對刀光劍影的威脅，如能更加掌握基本的自救之術，在沙場上就越有活下去的機會，在他們的眼中，實際的醫療之術是他們眼前迫切需要的，此時自然也無須理會社會地位是否低下的問題。
後來，也正因為他們對醫學略有涉略，所以感到醫學的重要性以及醫學知識的匱乏，掌握權力後，便更積極往醫學著手。
此外，北宋數目頗多的冗兵也是促使發展醫學的原因之ㄧ，尤其是禁軍所實行「更戍法」，每一、兩年必須換防，然軍隊的調動容易造成疾病的傳染外，移防士兵的水土不服，疾病也常隨之而來。
最後，就醫學教育的層面來看，過去雖曾有醫學教育的設立，但不甚發達，太祖建國之初，復設醫學博士，太宗命「校醫術人，優者為翰林學生」，但是「優」的定義又沒有明確的考核標準，此改革風潮之初，很多動作尚在起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起步動作，筆者認為，是北宋醫者的發展中，社會地位改變的導火線，是使醫學引起士人的注意的重要橋樑。
試想，自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把醫學這門技術納入正規學制中，隋朝更甚至設有醫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禁博士，然而其醫學教育的制度尚不算完善；及至唐代，透過公開競爭考試，正式把官職給予有真才實學的醫者，於是我國醫學源流脫離「鈴醫」，藉由士人的參與、滲透，開「儒學」為主流的重大轉捩與革新，因此可以說醫學教育影響我國醫學發展，既深且遠。
（二）真宗、仁宗時期
日後隨著天下逐漸安定，人口開始大量激增，各種醫療服務需求日增，對醫學人員的水平，要求也逐漸提昇。
然經過宋太祖與太宗的耕耘過後，接觸醫學與留意醫學的士人逐漸增多，醫方政策不再只是皇帝對醫學的主動要求，而轉由士人和醫官主動請求改革。
像是嘉祐二年（1057年），樞密使韓琦提出：
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臺秘要》之類，本多訛舛。
《神農本草》雖開寶中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
乃詔：
即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崇文院檢討掌禹錫等四人，並為校正醫書官。
在士大夫建議下，朝廷立即回應而成立專門校正醫書的機構「校正醫書局」。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醫官的品職不高，加上過去對「醫工」的觀念還在，說話的份量相對也小，所以如能仰賴士人之執言，必定能引發朝廷的動作，提昇醫者的品質。
雖然「以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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