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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瞭望周刊时评2011年49-52期
2011年第49期
开发商不要误读微调
唐敏
日前，央行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三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由此释放4000亿左右的流动性，被某些房地产人士解读为房地产行业资金紧张松绑，“楼市或成变相受益者”，“松动预期逐渐升温”。
从此轮房地产调控中决策层决心之坚定、措施之严厉来看，当前房地产行业的降温正是调控期待的成果和方向，刚见曙光，决不会有半途而废之意。
因此，此番政策微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放松银根和转变房地产调控之意。
实际上，11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俄罗斯公开强调，房地产调控“决不可有丝毫动摇”，“政府的目标就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价格”；三周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河北再次强调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处于关键时期”，“要坚持实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以此而观，所谓放松调控之说只能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
但由此也可以预见房地产调控下一步的难度，以及坚定调控决心之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城市待售商品住宅连续创出历史新高，土地市场持续低迷不振，一些城市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为了促成土地的出让，一些城市悄然将出让条件放松。
例如，下调土地竞买保证金并放宽交款时限；放松土地出让中关于保障房的配建条件，等等。
尽管这只是房地产调控博弈中的“小动作”，但不能放松警惕。
应该清楚地看到，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萧条”的“忧患”和“呼吁”，暴露出这些城市对房地产业倚重的程度，以及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耽误”，调控成果尚未稳定，不能抱有松绑之期待。
同时，也要明白，调控房地产，并不是打压甚至不发展房地产业。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阶段，解决住房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各级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
这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充分认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战略意义，深刻理解积极推进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普通商品住房供给，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性。
以此来改善房地产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环境，而不是走助推房价、带动土地财政、破坏环境、加剧社会矛盾那条“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死路”。
现在，应该尽快完善房地产税收等政策，加强质量监管体系建设。
只有市场和政府的力量都不缺位，才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住有所居。
再防非法集资“祸农”
尚前名
近期，一些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的行为日益猖獗。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状况似乎有从沿海向内地甚至是农村地区蔓延的迹象。
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还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特别是临近年末，银行收贷、农民工工资结算高峰来临，如果处置不当，很有可能引发涉稳事件。
近年来，受收入增加、投资渠道狭窄、储蓄存款“负利率”以及高额回报引诱等因素影响，一些地区农民参与非法集资的现象频现，参与程度和组织化水平逐步提升，加上风险大、监管难的特点，大额化、普遍化、有组织化和高利贷化的“四化”趋势十分明显。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农村非法集资案件，不难发现，这类农村非法集资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民间借贷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或是打着“民间借贷”的旗号直接从事非法集资行为；或是最初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后来逐步发展到非法集资。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农村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界限非常模糊，潜在巨大法律风险。
目前，大部分农村民间借贷仍通过打借条或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在借贷过程中签订借贷合同的为数甚少，且多数内容极不规范，因此一旦出现违约，极易引发法律纠纷。
甚至在个别案件中，一些借款给非法集资者的普通农民连借据都没有，结果连案发后如何证明自己被骗都成了难题。
因此，要治理农村非法集资现象，除了要做好有效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广大农民对这一行为的防范和识别能力以外，治本之策是要加强对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管和规范。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增设农村经营网点，逐步放宽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条件，积极支持农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组织发展，增加正规渠道资金供给规模。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村民间借贷的日常监测机制，增加监测频度，扩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准确性，定期采集和重点监测民间借贷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变动、区域分布等情况，对部分农村民间融资较为活跃的地区进行实时动态监测，提高数据的时效性，引导民间借贷良性、合法发展。
再有，尽快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明确从事民间借贷的范围和准入条件，对借贷利率、资金用途等严格规范，改变民间借贷长期存在的“半地下状态”，采取疏堵并举的策略，引导和推进民间借贷规范有序发展，杜绝非法集资的生存空间。
遏制农村交通违法高发
蒋作平
当前，我国农村路网条件不断改善，摩托车、私家车等数量大幅上升，农民出行方式日趋多样。
但由于农村居民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相关部门监管不力，致农村公路无证照驾驶行为泛滥、监管盲区扩大。
公安部发文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将每年12月2日确定为“交通安全日”，集中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这一举措在农村同样显得紧迫和重要。
据西部某省交警总队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该省私家车数量以年均30%的速度大幅增长，同期登记在册的驾驶员人数却没相应增加，农村地区无照驾驶机动车问题尤其突出。
从今年上半年专项整治情况看，无证驾驶小货运、私家车、摩托车的，在百起违法查处案件中，高达70%到80%。
记者在一个西部乡村看到，几乎每家农户都有摩托车，七成以上农户购买了农用三轮车，还有四五户农民购买了卡车、微型面包车；但村里的摩托车都没有牌照，农用三轮车也是这样。
“摩托车、‘三蹦蹦’（农用车的别称）一般都在村里用，最远也就去乡上，办牌照没用。
”受访村民反映，村里很多人没有驾照，“不跑货运没必要办照，考驾照太费钱。
”
从多地交警的反映看，超速行驶和无证驾驶是农村道路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现在上路的驾驶员有两类，一类是没有驾驶证的，另一类是违法购买驾驶证或短时间内‘速成’驾驶证的。
”有个西部城市共1万多名摩托车驾驶员没有驾驶证。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道路交通安全由各级人民政府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
上述西部城市仅有交警200多人，主要管理城区和县道以上公路，只得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交由农村公安派出所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但这些机构和人员本身管理力量有限。
对这个面积133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农村道路15000余公里，车辆驾驶人呈几何级增长的边远山区市来讲，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近年来一些地区农村路网不断提质扩面，交通安全监管队伍大都没有相应扩充，监管区域仍以城区及周边为主，并未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
事实上，涉路管理部门有交巡警，还有交通、运管、农机等部门。
而实际上，在农村交通管理中，由于分工不同、职责不一，没有形成合力。
交警部门曾探索各部门联动管理，但乡镇政府只有告知权，没有执法权，更没有处罚权，效果大打折扣。
既要做好事故处置、侦破肇事逃逸案件等执法业务，又要抓好农村交通管理，确实需要尽快建立农村交通安全共管网络。
拉美国家经济显露亮色
孙岩峰
当北半球正被寒流包围之时，拉美33个独立国家在加勒比海的灿烂阳光下齐聚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同宣告拉美最大区域组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
对于拉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程。
就在前几天，美联储决定与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等六大国际银行联手，向国际金融市场“放松”流动性，这种罕见手段表明，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前景表现出极大担忧，“二次探底”、持续衰退都有可能发生。
但与此同时，拉美却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
根据世界银行、IMF以及拉美经委会估计，今年拉美经济增长率将在3%～4%之间，远高于发达国家乃至世界平均水平。
更为难得的是，近年来以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不仅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效地一体协调。
2010年巴西超越意大利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2011年巴西GDP预计将达到2.4万亿美元，可能超过英国，再次上位。
拉美本世纪开始此轮增长，主要源于国内民众收入的大举增长和对外出口旺盛。
最近8年，巴西贫困人口下降2400万人，中产阶级增加1800万人，富裕之后的民众买手机、换电器、购汽车、置房子，带动经济不断繁荣。
目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也都在5000到1万美元之间。
这种由内需推动的经济增长，使拉美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来自美欧的债务危机冲击。
回想30年前，拉美深陷债务危机，美欧为首的西方债主为拉美开出了“新自由主义”药方，拉美国家先甜后苦；1999～2001年，巴西、阿根廷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社会全面危机，标志新自由主义之路碰壁，拉美左翼力量东山再起。
经过10年摸索，以巴西为代表的温和左翼路线逐渐成为拉美各国仿效的模式。
而政治理念共识、利益需求接近、发展问题近似，促使拉美国家在地区一体化之路上携手并进。
看到这一场面，真是让当年曾作为拉美地区一体化样板和老师的欧盟“情何以堪”。
为避免重蹈覆辙，拉美也应从欧盟身上吸取教训。
一是一体化步伐不要过快过猛，速度和深度要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互之间发展程度相适应，切忌提出超出现有能力的“宏伟目标”。
二要摆正收入与消费的关系，国内消费可以有效拉动增长，但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并意图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一举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这对于现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弊大于利。
2011年第50期
转型需要体制驱动力
荆棘
2011年终在即，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年，梳理这一年经济运行的特征变化，发现“开局”、“转型”的新动向和新趋势，成为当前国内外复杂局面下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
2011年中国经济的明显变化是，经济转型已经大势所趋，成为东中西部各级政府部门的共识，并率先在东部沿海形成了主动调整的政策驱动力。
比如，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省区市GDP增幅排在倒数第一的是北京、倒数第二是上海，分别增长8.0%、8.3%。
但在中国统计学会同期发布的《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中，按照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考察，过去十年，北京和上海位居前两名。
根据测算，今年北京市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汽车限购政策和完成首钢停产，影响经济增速2.1个百分点；上海市“十一五”期间淘汰了2800多个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项目，相当于每年减少1004亿元产值，房地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4.6%下降到今年前三季度的8.5%。
这种主动放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对质量发展的必然追求。
既是满足市民生活质量需求之举，更是调整经济结构应有之义。
事实上，从倒逼选择到主动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今年已经越来越多地潜行到地方政府的具体工作中，单一以“GDP增速论英雄”的施政观念已经很难赢得社会的喝彩，经济结构调整正在进入可喜局面。
在这个重大变化的节点上，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完善各级政府考评体系，向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改变“指挥棒”方向。
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份经济报告分析，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为46.3%。
但这一数字在危机冲击下直线下降，今年前三季度贡献率仅为38%；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从2008年的49.3%上升到58%。
其重要原因就是中西部经济崛起主要依赖重化工业提速，大大增加了我国经济结构刚性。
与此同时，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尽管有所提高，但在传统统计指标体系中无法体现，增加了部分基层干部的“GDP焦虑症”。
因此，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各地探索实践基础上，中央层面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应当加快完善对地方的考评体系。
比如，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实施分类考核，可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分确定考核指标，指引东中西部更好地科学发展。
再比如，重点完善新兴服务业和社会管理等指标，引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只有如此，才能将目前地方政府的主动调整积极性真正转变为长期可持续的体制驱动力。
保护农村“宅基物业
梁钢华
如何在现行村民自治制度下，有效保护越来越多以物业资产出现和存在的农村集体资产安全，正在成为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提速，多地在征地过程中作了一些新探索，比如把开发的商业物业、工业厂房等置换给农民作为集体资产，以保障村民长远生计，避免简单拨付征地款、村民分光花光后生计无着的情况出现。
这原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农民的集体资产已由土地转化为物业，由于缺乏配套法规，一些村民的“宅基物业”，也出现了被侵吞的风险。
当前有的案例中出现的对农村“宅基物业”的不当或违法处置，就暴露出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仍有短板。
例如，近期在东南沿海某省出现的村干部未经村民同意，低价私卖集体资产，使其失去土地后生活无保障一案，就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农村集体资产监管存在的漏洞，直接关系着在农村集体资产的业态大变换过程中，农民资产能否保全的关键问题。
与不能自由买卖的集体土地不一样，这些被置换的农村“宅基物业”具有完全产权。
但是，对其交易，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没有明确的法规。
有的地方房管部门以内部文件规定，在交易登记要件中加一项“村民大会纪要”、“村民同意书（手印）”，有的地方就当作普通的企业资产处理，只认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名。
房地产交易环节未能与村民自治法衔接好，村民的自治权利就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类案件中还暴露出，有的村干部和有关上级监管机关一旦涉嫌形成上下勾结，不仅会导致农民利益保障的失控，还有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应当完善相关制度和法规建设，明确农村物业资产的监管职责和审批过户的门槛等。
同时，对于当前我国在村民自治和村财务管理上已有的管理制度，在基层应坚决贯彻执行、落实到位。
还需加紧研究制定加强农村资产监管的预防和惩治体系，坚决落实好国家有关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利益保护体系。
特别是需要加大惩治力度，坚决打掉侵害村民利益的幕后黑手和保护网。
村上级党委政府特别是纪检司法机关要有所作为，把群众诉求和出现的矛盾化解在源头。
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本
应强
法国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阿蒂斯和马利-保罗·维拉尔11月28日推出了他们的新书《没有工厂的法国》，给大家思考欧债危机的出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阿蒂斯现任法国NATIXIS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还是法国理工大学、索邦大学教授，法国战略分析中心研究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任法国全国经济和统计研究所主任，对法国和全球经济有着很深的研究。
阿蒂斯在书中直指欧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所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法国作为传统发达国家，与债务危机严重的南欧国家一样也面临去工业化的问题。
除了一些全球跨国大企业，法国原先具有非常强的全球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发展面临怎样的出路，是欧洲走出危机的根本。
债务危机是由于欧洲国家近二三十年来长期债务累积的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欧洲在全球竞争中已经不处于优势地位，高福利、高工资、高税收使得法国中小企业无力在全球经济中竞争，一些有着优秀点子和创新产品的中小企业一旦被看中就会被大集团公司收购，改为在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地区进行生产，使得在法国中小型企业很难存活。
因此出现了低端产品大多在人力资本较低的新兴市场生产，高端产品则转向以德国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业发达的国家集中。
而多年来的维持高福利、高借贷的南欧国家债务危机问题特别严重，加上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统一的结构性体制问题，使得债务危机在欧洲愈发严重。
这一问题并非无解。
全球化使得产业分工重新划分，全球经济一体化让各国必须找准定位。
一些发达国家如英美、加拿大出现重新工业化的现象，但是目前工业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工业，新型的工业是指一切能够带来利润的经济活动。
欧美国家特别是法国具有传统的优势，在一些领域仍然有竞争力，关键是创新。
如果传统发达国家不保持良好的心态用于发挥自己的创新优势，而用贸易保护主义和重新工业化作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则无法恢复原来的优势地位。
企业要认清这一点，而政治家们则需要解决欧洲的体制性问题。
由于欧洲多国陷入债务危机，有人认为欧洲一体化有向德国模式为核心的倾向，但欧洲一体化建设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中间各方都会作出妥协和让步。
欧洲成立真正的经济联邦需要许多条件，而在目前债务危机严重之时，首先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实现财政政策的趋同，这就需要欧元区一些国家改变原来的思维，甚至放弃一些经济主权，从货币一体化到财政经济一体化，最终达成欧洲的政治一体化。
经贸合作带动中德关系
李超
当地时间12月6日，中德两国外长在柏林举行第二轮外长级战略对话，此前杨洁篪外长分别会见了德国总统伍尔夫和总理默克尔。
这是今年双方高层领导的第三次会晤。
中德外长级战略对话的再次举行，凸显两国对于拓展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以及各自在对方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中德关系在经历2007年默克尔接见达赖的波折之后，近年来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默克尔去年访华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了《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设置了总理年度会晤、高层定期会晤、提升战略对话级别的磋商机制。
今年6月，中德举行首轮政府磋商，规模为历年之最，中方13名部委领导、德方10名内阁部长出席，签署了近20个合作文件，达成商业合同金额超过150亿美元。
德国到目前为止与8个国家建立该机制，其中5个在欧洲。
中德关系之所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多因近年来两国采取了“政治接触，经济先行”的交往模式。
从本次战略对话之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可以看出，涉及政治的有6条，多为原则性共识，而涉及经济的达17条之多，且覆盖面广，包含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债务危机、双边贸易与投资等，既体现出中德两国扎实的经贸合作基础和未来广阔的合作空间，也表明两国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从推动中德关系的大局出发，搁置争议，务实决策。
从客观上来看，近年来，德国对华需求呈增大趋势。
欧债危机已持续一年有余，作为欧盟核心国家的德国被寄予厚望，成为各危机国的“救命稻草”。
德国是出口大国，其出口60%以上面向欧盟国家。
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普遍实行紧缩政策，前不久美国信贷评级又遭下调，欧美市场需求整体萎缩，德国出口受重创，经济增长遇到了极大困难，今年二季度GDP环比增速仅为0.1%。
鉴此，德国势必着力拓展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市场，期待进一步扩大对华出口，同时从中国获得资金。
以前总理施密特和施罗德为代表的一批反对党政治家支持中国出手救助欧元区，以默克尔为首的执政联盟虽未明确表态，但也绝未低估中国的潜力，认为优先推动对华经贸往来是最为稳妥且对双方都有利的做法。
在此背景下，德国改变了此前对待中国投资的消极态度。
德新社报道称，德国在华投资已达270亿欧元，而中国在德投资只有6亿欧元，德国期待更多中国企业来德投资，双方在该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德关系未来还将有广阔的提升空间。
2011年第51期
为官员出庭应诉叫好
李京华 涂铭
“告官不见官”是我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今年年初以来，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主动采取工作措施，与区政府互动，积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机关负责人在行政诉讼中出庭应诉比例由原来的不到1%上升到目前的近47%，在减少涉诉信访以及推动当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初见成效。
自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以来，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到法院出庭应诉的情况很少。
今年6月，北京市平谷区区长张吉福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三起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案，这在首都法院尚属首例。
为何“告官不见官”？
原因有三：
其一，一些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身为人民公仆却没有把自己从“官”的位子上放下来，有的人甚至还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二，误读“被告”，有的官员一听到当“被告”就火冒三丈，把当“被告”误读为犯错误，并视为丢面子。
其三，心虚，一些领导干部知道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对依法行政并不上心，认为权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学习和熟悉法律是别人的事情，因此一旦当“被告”心里就没底，于是习惯性地通过权力或关系打招呼解决问题。
随着“民告官”的现象增多，值得思考的是以怎样的方式化解矛盾。
与其事后花大量精力财力去处理信访事件，不如事前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引导民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尽管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但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容易造成“当家的不理事，理事的不当家”的脱节情况，甚至容易让民众产生行政机关与法院“官官相护”的错误认识。
张吉福表示，“我要带头参加应诉，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形象。
出庭应诉是行政机关负责人掌握本机关执法情况的好机会。
”
目前“民告官”的案件类型已经从土地、治安等行政案件扩展到涉及行政管理的三十几个大类，从公安、工商、劳动保障等传统案件类型到知识产权、证券监管、财政税收、政府采购、广播电视等新类型案件，几乎涉及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
官员出庭不意味着赢，依法审案只求公平。
今年以来多次出庭应诉的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队队长赵群坦言，通过出庭应诉与行政相对人直接平等对话，可以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直接倾听群众对交通执法工作的意见，“即使我们输了官司，也能够成为得民心的赢家。
”
预算公开更要透明
王雍君
刚刚过去的2011年中，中央政府绝大多数部门通过互联网和其他途径公布了部门预算和“三公”消费，许多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无论公众、“网络公民”、媒体、学界还是政府预算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获取相关的预算信息，表达自己对预算问题的关注、疑问、意见和建议，期待政府部门作出适当回应，而政府部门的回应确实做得更多更好了。
主要借助互联网这一潜力巨大、跨越时空障碍的信息交流平台，一种围绕政府预算展开的“言论表达-政府回应”机制正在成形。
这将为塑造政府与民众间健全的财政关系、促进民主治理、强化政府问责和减少腐败，带来全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朝向预算透明度的进程仍然是初步的，一些与透明度相关的重大且紧迫的挑战仍有待严肃思考，尚存不少需要完善的关键要素。
首先是各级政府部门的意愿。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其预算透明度实际达到的水准首先取决于政府意愿，其次才是技术能力。
只有政府管理层持续传递出强有力的透明意愿，包括向社会作出高度可信的承诺，按照预先公布的时间表和工作议程制定并信守相关法律，以及为此构建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为深入推进可持续预算透明度进程提供最佳保障。
问题在于，这方面的难度远高于技术层面。
原因很简单，与公开相比，保密似乎更加符合信息持有方的利益，即不必将自己在“花别人钱”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结果暴露在公众视线面前，因而也不必直接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压力。
这是造成透明度不足的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其次是“预算必须透明”的社会理念和文化。
三个基本的维度需要得到确认和强化：
权利、法治和治理。
公民有权了解自己为何目的向政府支付税费、支付了多少税费、公款是否被用于法定用途、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以及谁应为此负责。
当然，预算透明度的意愿、理念和文化的塑造需要时间。
当前，普遍欠缺的还有对“透明”与“公开”两个关键概念含义差异的准确把握：
公众真正需要的是透明，而不仅仅是公开。
公开一大堆粗糙、不相关、不可靠和过时的信息，对于透明度没有帮助。
多年来，即便预算专家也会对被公开的许多预算信息一脸茫然，更不用说普通公众了。
透明度要求预算信息即便对于普通公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对开发高质量的信息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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