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亦军中西方文学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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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亦军中西方文学比较
中西方文学比较
（国培计划”课程提纲）
第一章中西文化及其精神
中西方文学（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异同，其本质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
因而了解中西方“文化”内涵就是探讨中西方文学异同的基础。
一、何谓“文化”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研究的日益深入，“文化”一词的运用和对其阐述愈加广泛和自觉。
因此，当今仅著名学者对“文化”的解释，就有上百种之多。
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阐释源于英国学者泰勒。
英国学者泰勒最早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他在《原始文化》（1871）明确指出：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
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人类的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规律的课题。
泰勒为文化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他之后，中西学者开始对文化的内涵及其涵盖范围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他们对文化概念的阐述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思路:
1、把文化看作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体（如精神生活方面的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等等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物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
2、文化是人类精神现象和观念形态的总和（如考古发掘的文物几乎都是某种观念的体现）。
3、强调文化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习俗的意义（如蜡染、剪纸、酿酒、茶艺等）。
4、把文化主要视为人类的艺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
如在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观念中，文化的领地便是博物馆、图书馆、剧场、歌剧院等等。
5、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或全部社会遗产（一代传给一代的所有事物。
6、从功能和价值层面来阐释文化：
“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他的表现”（孙中山）。
7、强调文化对人思想行为的潜在指导和规范作用,将其定义为“除了在来源上明显属于遗传的,某一社会成员的内在与外在的行为规则。
”（美：
巴格比《文化：
历史的投影》）
综上所述，以上关于文化的内容与特性的不同向度的思考和总结，虽然各执一词，但正好揭示了人类的文化现实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也为我们深入理解文化的性质，对文化精神的提取和较为系统的比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中西方文化精神的异同
文化多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形式或抽象的形态，而文化精神则是文化学者用以描述价值体系整合性的一般模式和发展趋向的重要范畴，它将每一文化内部复杂的价值体系减少为影响价值体系各个方面的几个基本模式，并说明诸如经济、道德、法律和审美价值之间的一致性。
（如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庸”精神与其农耕经济是一致的，而且延伸出士大夫阶层的“入世”或“出世”的价值观念；古希腊人张扬个性，追求生活与其奴隶城邦制社会个人意识的觉新有关）。
鉴于此，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
（p71）这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核心。
诚然，这两者在性质上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在两个文化系统中的存在形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
相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道主义也曾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柱。
不过，这里提及的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及启蒙主义的人道精神并不是一回事。
后者是反对中世纪的“神权”，从而把人的地位提升到神和自然之上的中心位置，强调人性，人的主体价值和人权、平等等等价值。
前者是指中国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它不刻意于宗教与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
而中西文学的许多观念、范畴就建立在这个基点上（后面将详细阐述）。
第二，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
（p81）这种差异源于中西文化关于人的不同观念。
尽管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中都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但对人的理解却截然两样：
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同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份子，是他所属的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
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群体。
第三，中庸和平与崇力尚争（p90）从群体认同与个人本位的不同原则出发，这就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民族性格和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即中国人注重节制、追求和谐与平稳的文化性格，这有别于西方人鼓励竞争、追求功利、崇尚力量和进取的价值目标。
第四，内向与开放。
（p99）传统中国在地理上半封闭的隔离机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以及强烈的血缘宗族意识，铸就了中国人平稳求实的大陆型文化性格，由此也形成了以自我保存、向心凝聚为宗旨的发展方针和独立自足、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
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大海的西方各民族，由于大自然的磨砺与赐予，由于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流通交换，由于在早期发展中得益于较高文明的外围文化环境（“二希”之中的希伯来文化）的滋养，因而形成了热烈好动、重汲取、求变化、光拓展的文化精神。
以上四个层面的文化精神都在其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第二章中西诗学比较
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
（p71）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精神的核心，同时也揭示了中西哲学的核心概念。
而这一点就是中西方诗学赖以存在的基点，或者说中西诗学的许多观念、范畴就建立在各自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上的。
一、中西哲学的不同核心概念。
1、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
“道”。
中国的人文传统以儒家为代表，主要体现在四个侧面：
一、个人问题，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二、群体问题，即群体就是能从家庭到国家所展开的各种公共领域；三、是自然的问题；四、是天，即天道的问题。
其中第四点就成为诗学的逻辑起点。
①“道”的哲学阐释（《比较文学教程》p214：
《易经》——孔孟——“道”具有非实体性）。
由生出“天人合一”。
②孔子与老庄之道的异同（同前书p214）
2、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
“存在”。
西方的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理性精神、客观态度及探求真理的执着。
这就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二元论和形而上特征。
①世界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组成。
因此人与自然相分离。
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是一种认识论的关系。
但这种认识并不一定以人的自身实践为基础，而是极力去寻找事实存在的本体意义上的逻辑先在（见《比较文学教程》p212）。
②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研究作为“第一性的原则”的存在。
即古希腊人热衷探讨“是什么”——“是”即存在、有，而“什么”则是对事实的认知；同时，古希腊人又把“是”本身也作为“什么”来研究，这就形成了“本体之学”（见《比较文学教程》p213）。
二、中西诗学的不同的范畴体系
如果说中西哲学的核心范畴分别是“道”与“存在”。
它们代表了中国和西方各自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
它们同时也构成了中西诗学的逻辑起点。
中西诗学的范畴及体系基本上由此衍生而来。
1、西方诗学的三大体系：
模仿论、表现说、象征论。
（见《比较文学教程》p216—218）
（1）模仿论：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论”——十九世纪达到极盛。
（2）表现说：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论”（奠定了其理论基础）——中世纪的“艺术起源于心灵”（阿奎那）——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强调“心灵是艺术的源泉”。
（3）象征主义：
力图在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中寻找契合点。
2、中国诗学的基本特点：
一开始便是走的一条意象——象征之路。
（见《比较文学教
程》p218—219）
（1）中国诗学中表现：
汉代《毛诗序》——魏晋南北朝《文赋》（陆机、《文心雕龙》（刘勰）——唐代《二十四诗品》（司空图）——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共安派的“性灵说”等等，都说明中国诗学一直贯穿的是一条以主体情感的表现为核心的主线。
（2）、中西诗学的“表现”之异：
西方诗学中的表现是“以我观物”。
即主体重在认识客体（这是由其哲学上的认识论所致），主、客处于分离之中。
因此“表现说”中的艺术的情感与外在物象彻底分开，自然外在的物象被人所观照、改造、占有、从而被人化。
中国诗学则走的是一条“以物观物”的认识之路。
以物观物的目的在“道”，道的本质在于“道法自然”，所以以物观物就是通过对道的认识直接把握自然（或回到自然状态）。
而且中国之“道”是一种实在（西方的“道”——逻各斯，是一种不依赖任何事物的绝对“理念”）：
“道”生出天地万物，天地万物皆以道为本体。
因而这就构成了本体与现象的融合无间，道法自然，而艺术便是通过感物而最终回归“道”的本始（原初）状态，这就构成了独具中国诗学特色的“感悟说”。
3、西方诗学的“典型论”与中国诗学的“意象”、“意境”说。
（见《比较文学教
程》p219—220）
（1）西方典型论出自模仿说，“典型论”的核心是人。
写类型化或个性化的人，写人物的性格，“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黑格尔）。
浪漫主义的表现所关注的中心仍然是人、人的理想和感情。
（2）中国的感物说（即表现论的核心是“感物”）则是侧重写“物”，在“物”中映照主体情感。
中国诗学中的“意象”、“意境”都源于感物说。
其中“象”是对自然的模拟，同时也是对无形之“道”的“像”。
心与物同，物与象同，而心物交融之意境之“境”其实就是“象”。
如果说“象”为“像”，则“境”为“镜”也。
意境作为艺术的一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同“意象”一样，同样构成对了“道”的体悟。
三、中西诗学不同的理论形态。
（见《比较文学教程》p221—225）
这部分不是授课的重点，故简单提及。
1、中国诗学尚整体，西方诗学尚形式。
2、中国诗学偏重于直观和体悟，西方诗学偏重分析和综合。
3、中西诗学都重言意，但有差别。
中国诗学倡导的是“得意忘言”、“不落言荃”、“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西方诗学既赋予它以本体的意义，又时时发现言语的无力。
小结（见《比较文学教程》p220）
中国西方
哲学：
“道”（一种实在而非西方的“实体”，“存在”（认知世界的存在。
包括“是”
也不构成万物的最后基质）即存在；“什么”即认知，探讨）
政治:
儒家道家理性认知求真
（或意识形态
或思维方式）“仁”“道”认识世界
（以伦理道（以超伦理道德的（认识——寻找——存在）
德为核心）“自然”为核心）
审美：
“善美”“德美”真
（最高境界）（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真”成为西方诗学追求的目标。
而超越现象世界的“真”，走向
诗学：
道本体世界的“真”）
儒家道家西方诗学
（以文教化，文（无、神、玄、妙（“诗”上升为哲学，成为诗人
以载道，形成清、虚、高远的终极追求，从而奠定了其
了兴、观、群、自然、境界、韵诗学的基本品格。
）
怨的功利主义味的无功力的审
诗学观）美标准）
中西诗歌比较
诗歌作为一种自我表达和表现诗人对世界的诗性理解，在形式上分行排列，并具有一定的节奏韵律的文体，在各种文体中出现的最早，主要有叙事诗和抒情诗。
限于课时的有限，这里只讨论中西抒情诗的异同。
一、中西抒情诗的产生及传统。
（见《比
较文学教程》p227—228）中西抒情诗的产生都是个人意识增强的结果。
但其中的个人意识有所不同。
西方古代抒情诗要求抒发个人主观的思想情感；中国古代抒情诗总是把个人价值蕴含于社会价值之中，即“小我”之中有“大我”。
二、中西诗歌情趣。
（见《比较文学教程》p228）
中西方诗个的不同品格，主要源于社会文化的差异。
中国文化建立在儒道的基础上。
儒家重人事、伦理教化，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儒家的最高理想。
这使中国诗歌亦强调诗的教化作用、使用价值。
而追求人的精神超脱、回归自然的道家，归根结底仍是偏重人事——老子老于世故，庄子的超越精神走向的亦是齐生死、泯物我、一是非，而不是西方式的宗教世界。
因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他们不满现实之余，在寻求解脱之时，自然往往成为他们唯一的皈依，因而，中国诗人很少离开人事去穷尽宇宙的本源、精神的本质。
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精神，使西方文化一方面重感情、重现世享乐，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彼岸超越意识。
这使得西方诗歌一方面在大力弘扬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精神，渲染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在现实关注中又常常保持一种超越精神，寻求人的终极拯救，因而代表终极价值的寻求的宗教精神时时贯穿于诗歌之中，使不少诗歌往往有一个主宰宇宙的神明高居其上或蕴含其中。
从《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华兹华斯、拜伦、雪莱、雨果到艾略、叶芝、瓦雷拉……莫不如此。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中国诗人更多致力于人与社会现实伦理的沟通，人与自然的默契；西方诗人则更偏重于揭示人与自我、人与神的关系。
鉴于此，下面仅就爱情与自然两大主题，探讨中西抒情诗的差异。
（一）、爱情抒情诗（见《比较文学教程》p229—230）
中西爱情诗都历史悠久，但情趣各异。
中国爱情诗多写婚媾之后或之外，构建了一个“怨”之境界（如从先秦到汉唐甚至元宋均如此）；而且羞于表达爱情。
闺怨多出自男性，却偏偏要借女性之口诉说绵绵思念之情。
不少诗歌本来是典型的爱情诗，也被后人解作忠君爱国之诗。
如《诗经•卷耳》、《《诗经•蒹葭》等。
西方爱情诗则大多数写于婚媾之前，爱情本身就成为诗人着力歌颂的对象，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十九世纪的彭斯、拜伦、雪莱、普希金、雨果、裴多菲等都如此）。
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的诗歌亦大多以爱情为主题，而且非常热烈。
如《相思》：
妈呀，亲爱的妈呀！
我哪有心织布，
我心里已经充满了
对那个人的爱慕。
有时，这种对爱情的追慕甚至上升为人生永恒追求。
20世纪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公园里》就道尽了瞬间与人生之永恒的内在关联：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
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在爱情被永恒化的同时，有时也被神性化了，构成从此岸走向永恒的彼岸之中介。
如但丁的《新生》是献给他一生孜孜以求的贝娅特丽采，他把贝娅特丽采当作了从天国来又回归天国的天使。
对她的追慕构成了对人生之永恒之美的追寻：
看来你是一个神祇从天国来到大地
显示神奇
…………
彼特拉克的《歌集》第七十二首也是如此：
高雅可爱的夫人啊，
从你闪动的眸子里，
我窥见了指引我通向天国的温柔之光；
你眼睛里映照的只有爱情和我，
谁都知道，你这隐约闪现的光芒
出自你那搏动的心房。
这光芒引导我从善向上，
使我走向光明荣耀的人生终极；
…………
（二）自然抒情诗（见《比较文学教程》p232—235）
自然情趣的兴起乃是诗歌发展中的大事，但自然真正入诗，中国是在魏晋（公元220—420）的山水田园诗，而西方则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
此前诗歌中出现的自然，并非独立的主体，不过是背景、陪衬而已。
中西诗人的自然抒情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把自然作为回避现实的精神皈依，但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又有区别。
泯灭物我的界限，追求与自然的默契与欣合。
这是中国诗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如中国魏晋时期的隐逸诗人陶渊明。
西方诗人对待自然则更多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移情，试图从自然山水中去追寻一个形而上的超越本体。
如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湖畔派的代表华兹华斯，就是如此。
他甚至将自然神化，把大自然看作“神圣的设计“，其中有不可思议之妙谛，构成了一种泛神主义的态度。
这种不同就形成了中西方诗人与自然遇合的不同境界。
禅宗中有一禅师谈到自己参禅的境界：
老禅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
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谁只是水。
这里强调的是人与自然遇合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以无智之心感应山水，乃初民之诗。
第二种，通过认识记忆的思维活动去感应山水。
第三种回归物象，对山水自然的存在作无条件无条件的认可，从而进入禅的无语界。
华兹华斯突出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意志投注，在感悟山水的同时作形而上意义的追寻，因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中国诗人则强调山水本身即是宇宙万物不息之道。
山水是道，目击存道，回归自然物象本身，物各自然，于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乃是一种更高之境界。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王维都是如此。
自然山水作为自足的主体，呈现于诗人之前，人与自然相遇，又各自自足，正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诗境同时也就成了禅境，这正构成了中国山水诗歌的独特境界。
三、中西诗歌之表达（见《比较文学教程》p235）
中西诗歌由于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表情达意上同样具有各自的特点。
1、抒情诗歌风格的不同。
中国抒情诗具有委婉、含蓄、淡远、空灵的美学风格。
这是因为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尚“空”与“无”，“无”为万物本体，“有之所始，认无为本”（王弼著•老子道德经注）。
禅宗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使得中国古典诗歌亦尚虚、重神、主情，尚“言外之意”，讲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唐司空图《诗品》），“但见性情，不赌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唐皎然《诗式》），“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严羽《沧浪诗话》）。
这就构成了中国诗委婉、含蓄、淡远、空灵的美学风格。
写爱情，多含蓄蕴藉；描绘自然山水，多明溪淡柳、小桥流水、微风细雨之柔性美。
西方抒情诗如同他们的叙事诗，由于受叙事传统的影响，重铺排篇幅大多长于中国诗。
浪漫主义诗歌的直抒胸臆影响了许多诗人，构成了西方抒情诗尚直率、铺陈、情感浓烈、追求深刻的美学风格。
其表达爱情的诗多率真之美，描绘自然多高山大海、狂风暴雨、峭崖荒谷之刚性美。
中西诗歌在审美情趣上的这种差异，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曾作过生动的概括：
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说话不唠叨，嗓门儿
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
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
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得坦率的，比起西洋来，仍
然是含蓄的；我们认为词华够浓艳的了，看惯粉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着它的素淡；
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不失为斯文温雅。
同样，
束缚从束缚在中国旧诗的人看来，西洋诗空灵的终嫌着痕迹，淡远的中嫌有火气，
简净的不够惜墨如金。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页）
2、抒情诗表达上的不同。
由于中西抒情诗在情趣、风格以及语言文字上的差异，造成了其表达方式的不同。
总体说来，主要表现为简约描写与细致描写、起兴寄兴与赋形变形、客观化抒情与主观化抒情等差别（参见《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研究》p186-196）由于时间关系，这里重点谈谈语言表达上各自的特点。
在词语上，汉语诗歌尚写意，语序灵活，词语组合多变。
印欧语言则具有繁复的变位、变格、形态变化，重视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表达上相对来说比较严谨而不如汉语灵活。
在文字上，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其本身就独具形象感，而印欧语言却没有这样的优势。
在音节上，汉诗以字为单位（如四言、无烟、七言、绝句），并以汉字的声调、平仄构成抑扬顿挫；西语诗则以音节（词汇有多音节或多音节之差别）和音节的轻、重音来构成，分为抑扬格或扬抑格，扬扬抑格和抑抑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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