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docx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
反译现代符号系统：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考证学与文化政治
2011-08-1915:
38:
11
孟悦
[英文标题]TranslationoftheModernSymbolSystem:
Translation,ResearchScience,CultureandPoliticsofEarlyCommercialPress
[中文摘要]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
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历史呈现给我们一种不能完全以“文化工业”的范例去理解的出版史。
在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文献学工作实现了一种文化政治，它实际上抗衡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产业对中国古籍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观察出版事业在一种非资本文化史中的演变和延续。
借助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工具书、教科书、百科全书词典等，上海的城市学术群体在20世纪初对舶来的现代符号进行重译、重编和反译的过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通过这种重译或反译，受到大众欢迎的编译者对教育和知识以多元流通的方式向流行于欧洲和日本的“普适”知识系统提出了挑战。
与明治维新不同，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化任务并不是西化，而是以文献学的方法论和编译的实践应对和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代性。
这个文化任务带来的实践使上海从太平天国时期的避难所转变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式城市文化的摇篮。
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实践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叠处的现代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解读方式。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编译/反译/知识生产/现代性
[作者简介]孟悦，清华大学中文系。
（北京10008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颁布新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大量翻译书籍经由政治流亡者和学生群体从日本涌入中文世界。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契机，那就是一种可以被称之为“符号层面之现代性”的表意系统的迅速形成。
这里所谓“符号现代性”指的是由现代翻译语言和符号所构成的书写、信息交流和表词达意的系统。
由于中文与日文书写文字之间天然的近邻关系，假道日本而来的西方现代观念、词语、文本、视觉形象以及图表等等在几年之间充斥了中国的出版世界，对都市知识社会产生了莫大冲击。
①如果说在1897年，写作《西学书目表》的梁启超仍可以运用“中学”和“西学”这类二元对立的观念来鼓吹变法，那么几年之后，《译书经眼录》（1902）的作者徐维则已经不得不创造一个“东学”范畴来命名那些来自日文的新作。
“新政”实施后短短几年，对于外国历史、哲学、科学书籍的翻译已达数千种之多，其中从日文译来的西文书籍与直接译自西文的书籍占有相同的比重。
②在某种意义上，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种标志1930年代上海繁华的跨文化的印刷文化和文本性在这个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③而此刻的“文本间交换”（textualtransactions）不只踏穿了中西文本的界限，也屡屡翻越了中日语言的分野。
所不同的是，1930年代的文本交换带来了体裁和风格上的现代主义，而此刻的文本交换带来的是语词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语汇库。
观察都市印刷文化的符号性变化意味着对现有的关于印刷工业和都市现代性关系的理论论述进行某种挑战。
哈贝马斯和本尼迪克特在20多年前就以各自的方式分析了印刷文化工业的出现和现代社会的兴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他们的分析结果各异，一个追溯了公共领域的形成，另一个则涉及想象的民族社群之崛起。
可以想象，一位都市研究者或许还可以说，印刷工业的出现与现代都市的形成有莫大干系，因为它带来了遍布城市的新闻报亭、书店，分布在咖啡馆、写字间等地的读者群，从而改变了街头巷口的景观，控制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制造了消息灵通、知天下事的都市社会。
上述这些真实和假象的论点不乏说服力，但它们共同认可的仅仅是一个历史变化，即现代工业对都市现代文化的影响。
工业技术确实在1870年以来影响了上海的印刷文化，但它对于都市文化整体变迁的促动却仍然十分有限。
实际上，在书店、文人社团和都市印刷文化传统都如此悠久的中国历史上，政治和文化因素往往比印刷技术本身更能促进或遏制变化的发生。
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现代性就是这类变化之一。
它凸现了一个“外加”的或“剩余”的现代性瞬间，这个瞬间的来临并非以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传播为标志，而是以大量符号语汇的跨文化交换为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在上海作为文化中心而兴起的过程中，这个符号性的现代瞬间比起工业技术的现代性瞬间起着更为划时代的作用，它为中国都市知识社会开启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遭逢、处处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和日本范畴的时代。
不仅如此，它还揭示了一个从工业和技术现代性的角度无法透视的两种历史的不对称的重叠，即清帝国正统文化瓦解的历史与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扩张的历史之间的重叠。
说这种重叠“不对称”，乃是因为西方和日本文化霸权的扩张可以摧毁清帝国的正统，而清帝国正统的瓦解却不一定遏制得了西方文化霸权的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文语汇涌入现代中文的现象可以起到与殖民主义相类似的作用，除非对明治语汇的翻译过程能够把文化霸权所操纵的明治语汇“反译”为反霸权的形式。
根据查科拉巴蒂的观点，文化霸权的扩张把殖民地的文化进行了霸权式的翻译，而文化批评者的任务，是把被霸权式翻译的被殖民者文化再“反译”回来。
④
对符号现代性进行反霸权式的“反译”，实际上正是上海印刷文化实践对于符号现代性的一种介入形式。
它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如谁是翻译和反译的发起者以及翻译或反译到哪个符号系统的问题。
无疑发掘这种反译以及它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都市文化向上海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变过程。
本文试图以早期的商务印书馆为范例，分析和展现这一都市文化的转型。
作为一个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以诸如诠释、编纂、编译、重新定义、排版、出版等特定方式参与了对符号现代性的翻译和反译过程。
这些活动激活了太平天国后江南社会由那些具有专门技巧的文献学（即考证学、朴学、实学）家、改革派学者以及通俗企业家所构成的网络。
早期商务印书馆致力于以编辑和出版来介入文化霸权的扩张，在貌似普适的现代性霸权面前为地方文化的主体开拓对符号现代性进行翻译和反译的多种可能性。
正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这些实践也为我们理解生存在帝国主义文化扩张和清帝国体制交叠处的现代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解读方式。
一、相会于上海：
工人企业家、行动派学者和编译实践
1897年2月，四位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倾囊之所有，在上海棋盘街的一角开了一家小小的印刷店，取名商务印书馆。
这家小店的开张在当时很难说有任何“划时代”的意义：
上海的机器印刷机构，如申报馆（1872）和点石斋书局（1874），已经成功进入了统领中国现代印刷业的第三个十年。
尽管在出版方面，它们在有关学术选题和书籍内容上尚未进入中国人文社会的主流，但它们在技术和设备方面采用了活字机器印刷、石印等当时颇为先进的技术，在新闻媒体、旧书翻印以及时事性艺术方面也已经开创了相当的局面。
相比之下，商务印书馆则还是一个小小的印刷所，在资金、技术及人力资源方面仅有区区几部手动印刷机、三间不大的车间以及几位发起人几年印刷排字的经验。
和其他不少小型印刷所一样，最初的商务印书馆是依赖零星的小笔生意而存活的。
当时类似的小企业很多，大多都终因缺少经济和知识方面的资源而无法扩大，乃至旋生旋灭。
从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设备和人力资源来看，并没有迹象确保它一定是个例外。
然而，从一个街角小店起步的商务印书馆却于短短几年之内成为全国出版界众望所归的旗舰。
它以当时的官方书局从未有过的气魄和诚意，在开张后的五年里，引进了当时最前沿的一批学者和教育家做编辑工作。
它的销售量在开张后的前六年里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年均增长率。
它的资本积累在开始经营的前8年里，达到了25％的年均增长率。
⑤早在1901年，它已经拥有了上海最先进的印刷设备。
1902年，它编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曾使官方书局莫敢望其项背。
在辛亥革命前后期刊杂志风靡全国之际，它属下的刊物已经储备了几年之久的出版发行经验，并培养了从知识分子到妇女儿童等期待不同的读者群。
到新文化运动前夕的1917年，它已经发展为系印刷厂、发行网络、编译局、图书馆以及数个中学和专科学校于一身的大型的出版实体，技术设备和技术创新超过了其他同类书馆，而它的出版计划在各个方面都居于印刷文化之首，囊括了小学教科书、善本书丛刻、小说系列、翻译文学、词典辞海、技术手册，等等。
毫不奇怪，商务印书馆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某种意义上，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是上海很快成为中国书籍文化转变的一个枢纽的重要原因。
抛开纯粹的幸运不谈，究竟是什么使商务印书馆如此独特？
它如何能够比同类的印刷店更成功地应对“符号现代性”给中文书籍文化提出的挑战？
我认为，商务印书馆两大奠基性的文化群体，即工人企业家与“公益型学者”或“行动派学者”的际会以及他们共同投入的编译实践，是其成功的关键。
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企业家出身低微，有过上海外地“打工族”的体验。
而商务印书馆的学者编辑则不仅来自江南一代的书香门第，大多还是积极投入社会文化改革的激进的活动派。
若不是太平天国以后清帝国的都市文化中心发生从江南向海岸线一带的地理大迁移，这两个群体恐怕也就难得相际，更不要说共事于一个出版事业。
这两个群体融合于一个文化实践的事实表明了明清以来的都市社会以及都市学术传统在20世纪初发生了多么剧烈重大的重组。
关于第一个团体，即印书工人出身的商务印书馆创办者，已有专文详述。
⑥简单概括一下，在内地城市和附近地区向上海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劳工中，商务印书馆创办者的经历颇具典型性。
四位创办者中的鲍咸恩（1910年去世）和鲍咸昌（1929年去世）两兄弟原是宁波人，父亲早亡，家中三兄弟两姐妹都靠母亲做工的微薄收入过活。
两个女孩中的姐姐来到了上海当女佣，后来进了一所叫清心学堂的基督教长老会学校就读，毕业后留在学校当了教员。
⑦有了她的收入，一家从宁波搬到了上海，三兄弟都在清心学堂接受了教育。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领导者夏瑞芳（1871-1914）12岁那年，父母从青浦县的乡下迁居上海。
母亲在一位美国牧师家里当佣人，夏瑞芳靠这位牧师的推荐进了清心学堂。
⑧在清心学堂里，他结识了同乡高凤池和鲍氏两兄弟。
四位好友毕业后都选择了印刷行当，夏瑞芳和鲍咸恩在《北华捷报》主办的《捷报》当排字工；鲍咸昌和高凤池在美华书馆工作。
不久后，夏瑞芳和鲍咸恩对《北华捷报》的工作环境感到厌倦，决定创建他们自己的印书馆。
他们通过发行股份募集了3750元的启动资金。
⑨而他们长期的友谊和彼此的忠诚远远超越了金钱关系：
印书馆的四位创办者不仅是同窗好友，也是商业伙伴，后来还结成了姻亲。
夏瑞芳娶了鲍氏兄弟的妹妹为妻，而一位鲍氏兄弟的儿子则成了高凤池的女婿。
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商务印书馆创办者通过艰苦奋斗和十足的好运扩展了他们的基业。
在最初的两年中，商务印书馆各路生意都接，从外国商人和传教组织的小额订单，到为长老会教堂大批量印刷《圣经》，从重印畅销一时的《通鉴辑览》，⑩到承印《外交报》等严肃刊物。
（11）同时，夏瑞芳和他的同事们还及时地把握住了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两大商业机遇。
首先，他们通过关系在1900年买下了一家二手日本工厂修文书馆，从而以低成本建立了技术和机械设备的基础。
其次，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与金港堂的日本投资者建立了财务和技术上的合作关系。
（12）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研究，当时的金港堂在日本国内卷入一桩诉讼案，因而在出版界的信誉面临危机，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提供了他们在海外低调进行经营的机会。
合作以一笔20000元的投资为基础，双方各承担一半，金港堂提供技术支持，商务印书馆则负责经营。
（13）这项合作持续到1914年，使印书馆在财政和技术两方面都得到了扩充。
除了技术和资金的发展，在出版方面使商务印书馆获得早期成功的，是被当时人称为“编译”的特殊出版实践。
“编译”指编辑者、翻译者和编纂者在图书出版前所做的工作。
源于“编纂”的词语“编译”由两部分组成：
“编”指编辑、编纂以供出版，或具有翰林院编修身份的人；“译”则仅是指据外语翻译或解释。
众所周知，从事书籍版本研究的编纂者在中国书文化史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其所扮演的文化角色之丰富内涵和重要性远胜其欧洲同行。
特别是在清代，编纂者首先是一个版本专家，要么就是训诂学、考证学和朴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对于书籍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起着强有力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期间，对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及校对等同样需要研究和知识积累的活动，给原有的编纂增添了另一层学养的内涵。
“编”和“译”以及编译者在洋务运动后的年代以及在新的出版文化中发挥着相当于“编纂”和编纂者在明清时期出版文化中的作用。
编译作为一个部门更是江南制造局、福州造船厂和南洋公学等洋务运动文化机构的特色。
得益于夏瑞芳及其朋友的社会和文化经历，商务印书馆在创建之初便有了编译方面的实践，出版了多种自学读物，即让读者能够自己进行翻译的实用工具书。
语言学习辅助读物、外语词典和世界地理教科书等普及教育类图书成为印书馆早期出版物的特色。
因为夏瑞芳等人都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不难理解，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活动为何始于教会词典和外文教科书重新翻译供中国读者阅读。
例如，商务印书馆把一本只有音标的英汉词典重译为真正的双语版词典。
这本词典的原版没有一个汉字，只有那些熟悉汉字字母拼法的传教士用起来方便。
商务印书馆在重译中逐条加上了汉字和简短的解释，（14）将这本词典编成一本双语书，成为中国普通读者也能使用的字典。
同样，商务印书馆的第一本畅销书《华英初阶》是一本添加了汉语内容的英文教材。
它的原型是一本在印度的殖民地学校以及在中国的部分教会学校经常使用的英文教材EnglishPrimer。
这本教材同样没有汉语内容。
但商务印书馆据谢洪赉的修订本，为原来英文版加上了中文翻译和逐行的注释，使其成为一本中英双语教材，从而成了可供一般读者在家自学之用的参考书。
《华英初阶》大受欢迎，乃至第一批书上市后一周之内即告售罄。
在此后的十年中，《华英初阶》及其续篇《华英进阶》一直名列畅销书榜首。
很快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在此后大半个世纪中最大的一本英汉词典，根据扉页的描述，它收有120000个单词和短语，附有翻译、发音、释义和插图。
这部词典同样深受欢迎，以至于学界几乎人手一册。
如果说商务印书馆的这种编译活动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那么就在于它改变了殖民地教材和传教士工具书的出版目的，为它们带来了另一个服务对象，一个同殖民主义的服务目的相反的服务目的。
编改日文教科书的需要给商务创建者提供了一个恳请一流学者和知识分子参与他们重写舶来知识，从而增强印书馆实力的机会。
20世纪初，很多翻译都是编译，即对原作进行意译、解释、阐发或缩写。
而商务印书馆则把翻译的实践向“重写”的方向做了推进，继而又通过建立空前规模的编译所，使这种实践逐步制度化。
这里，“重写”是指一种比改写更有意识地背离原作的翻译。
1900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日本教科书籍销路不佳，夏瑞芳为此专门请教了当时尚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院长的张元济（1867-1959）。
此刻的商务印书馆已是张元济所主办之《外交报》的承印者。
经过对课本的分析，夏瑞芳意识到必须以一种更适于中国初学者习惯的形式对日文教材进行重新编写，（15）于是立刻将重写视为出版教科书的当务之急。
然而，能够胜任这份重新编写工作的人要么难以找到，要么正忙于别的翻译。
由于意识到优秀的翻译者或重写者对于书籍出版的成败如此关键，夏瑞芳决定建立他自己的编辑机构，一个集聚一批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编辑人员的编译所。
（16）编译所于1902年正式建立。
当时上海的私人出版机构大都仿效申报馆的先例，聘请一两位翰林院士做“主笔”，（17）而夏瑞芳创建编译所之举可谓气魄超群。
即便是在洋务运动的官方翻译机构中，也少有人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重写者”队伍的必要性，即使意识到了，在官方体制内也难以掣肘。
编译所的创建，标志着商务印书馆从双语自学书籍的出版者向二元文化知识的生产者转变的开始。
随着1902年编译所的建立，商务印书馆将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团体引入了自己的历史，即一类特殊的编辑者和编译者，在此权且称之为“公益型文献学家”或“行动派学者”。
（18）这些编译者和编辑大都出身江南城镇的书香之家，长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乱世之末”。
但和一般今人印象中的“末世文人”大不相同，他们至少有两个经常被忽视的特征：
其一，他们既受过经学、训诂学的训练，又接受过“新学”的熏陶；正由于这些编辑接受过朴学、史学、植物学、医学、目录学乃至天文学和算学等享有盛誉、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的训练，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即使在今天都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明清史专家孟森、商务印书馆刊物《东方杂志》之早期主编及清史研究者徐珂就是人所共知的例子。
同时，几乎所有这些编辑又都是新知识特别是源自西方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哲学等方面知识的汲取者、传播者和积极倡导者。
其二，他们既是学者，又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追求激进变革的行动派。
很多编译者在来到商务印书馆之前已经是社会和文化的移风易俗者。
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推动过许多社会文化变革，如组建有政治倾向的团体、以新学结社、向官方或民间就改革的必要而进言、起草社会和社区改革计划、建立新式学堂、促进各种文化改革运动如成立“天足会”、“体育会”、开展妇女儿童教育等。
像清代的今文家一样，教育和学养是内在于他们对社会文化改革的政治诉求之中的。
事实上，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的研究早已证明，清代的文献学研究一直是聚集在江南城市的学者群体借以与清廷进行政治互动的象征行为。
（19）同样，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掌握的文献学和新知识的实践也具有社会和政治的维度，是与改革社会和政府体制的追求密切结合的。
与经学前辈所不同的是，这些出生在太平天国之后，成名于戊戌变法之后的文献学家，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的诉求要公开得多，也容易付诸实践。
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就是一例。
张元济在朴学及文献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是一名“行动性”的改革派。
作为浙江海盐的名门望族张家的后代，（20）他承继了深湛的经学素养，通晓英文，谙熟国际事务。
（21）他与翰林院同窗汪康年（1860-1911）和蔡元培（1868-1940）等都抱有对政府机构和社会文化进行系统改革的变法理想。
1897年前，他在就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期间，积累了有关铁路、学校、矿业、造船等领域的现代知识。
他积极投入戊戌变法，曾经向光绪皇帝提出重组官僚机构的政见。
同时他还致力于管理一所旨在教授现代技术和实用知识的学校——通艺学堂。
戊戌变法被镇压后，张元济被判“教唆皇帝”罪，革去官职，逐出清廷，永不叙用。
他来到上海，供职于南洋公学。
即使在那里，他也通过主持出版很有影响的译著，包括由严复所译亚当·斯密的著作等，拓展了社会和文化改革。
高凤谦（1869-1936）、蒋维乔（1873-1958）、庄俞（1876-1938）以及杜亚泉（1873-1933）等也是类似的行动型的社会变革者。
商务印书馆的首任国文部长和第二任编译所所长高凤谦（1916-1921在任），来自福建一个在桐城派中享有盛名的家族。
除了吟诗作赋之外，高凤谦是推进文化改革的急先锋。
他曾经投书当时的激进报纸《时务报》，呼吁取缔如下跪和叩头之类的传统象征仪式。
另外两位编辑，蒋维乔和庄俞，则把我们拉近了江南公益型活动型的今文家们的故乡——他们均来自今文学派的发祥地常州。
曾经留学日本的蒋维乔和在东京的中国学生一样，怀有激烈的反清情绪。
为了参与社会改革，他加入了蔡元培创建的中国教育会，并成为该会所创办的爱国女校的校长。
今文经学名家庄大久的后代庄俞同样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活跃分子。
（22）他在家乡常州积极参与组织了各种协会，包括天足会、体育会、私塾改良会以及“人演社”并促使这些协会推行各类社会文化改革。
（23）这些活动把“天演”或进化的观念变成“人演”，以示对于社会文化之激变的呼唤。
至于来自绍兴的杜亚泉，更是一位笃信以“实用”知识改革社会的行动派学者。
他曾就读于享有盛誉的崇文书院，发现那里的课程于社会改造的实践关系甚少，便决然退学，自修了数学、医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有关知识。
他积极推行新式科学教育，先后办起了亚泉学馆和普通学书室，并创办了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和越郡公学。
（24）
这样一批行动型学者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的是在改革方面独树一帜的政治远见和知识分子眼光，还有在发生“符号现代性”时刻的知识错流（cross-flow）中特别需要的文化权威。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很快反映了这一点。
1902年后的几年内，商务印书馆出版范围明显扩大，显示出行动型学者的编译实践已经深入到了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法律、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编译出版物的形式也更为考究而具学术性，既有文集，又有百科全书，还有丛书以及系统的教科书。
最早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政治性和知识性丛书是一套题为《帝国丛书》的小型系列，共7部，其中6部自日文编译而成，涵盖法律、民权、埃及史、日本政治史和军事问题。
（25）十年之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以下图书：
5部词典和工具书，包括汉英词典、汉德词典以及物理和化学的技术专业术语汇编；7套大型丛书，包括24卷本的日俄战争文献，8卷本的日本法全译，32卷本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各国实录；12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和史学著作，其中有译作也有原创；6种很有影响的知识性刊物和文学刊物。
商务印书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就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初的书籍文化特征：
严复所译的斯宾塞、孟德斯鸠和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全本日本法典；马建忠在汉语语言学方面的现代学术研究；21卷翻译小说；《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青年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商务印书馆进行的多种不同类型的出版计划为行动型学者们提供了编译者的文化角色，同时，行动型学者在进入商务印书馆后，又开始重新定义编译者乃至出版业的文化角色。
引进了行动型学者之后，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方面的计划扩展如此迅速，以至于到了1915年左右，编译所的成员已经从几个增加到了上百名。
（26）由于商务印书馆编译者的特殊组合，此时的编译已经开始从一种语言交换的实践扩大转换为一个文化政治学的实践。
在引入的符号现代性统驭知识和语言的时代，商务印书馆所从事的编译实践成了在文学、哲学、教育和百科全书等领域中进行反霸权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
工人企业家和行动型学者的合作标志着太平天国后的都市学术群体的核心部分在上海以编译的方式得到了重建。
下文将更进一步展示，商务印书馆以编译作为文化任务的选择使上海在中国图书文化的变革中走在了前列。
二、干预文化流通——教科书和善本书
编译出版教科书和收集、重印善本古籍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计划，显示了编译者与现代性的符号体系直接交锋的方式。
众所周知，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明治政权出台了以建立日本在东亚文化中的统治地位为主旨的文化规划。
明治时代的决策者们宣称了日本在文化和教育上的现代性和西方性，同时，却又寻求日本在传统亚洲文化中的权威地位。
因而，他们为其他亚洲学生所设计的课程趋于守旧而传统，并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手段将文化资源从中国运到日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在文化上似乎以因循守旧乃至反现代为特征，而同时，却又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再具有任何阐述权威，这就是中国文化在日本现代的帝国主义式文化政策面前所陷入的困境。
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们向这种境况发起了挑战：
他们通过编译工作，促进新式教育观念的引入，同时抵制文化遗产的外流。
他们用出版，而非在殖民地时常可见的沉默，来抗衡帝国式的全球文化流通方式。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的计划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