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中国文化.docx
《易经与中国文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易经与中国文化.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易经与中国文化
易经与兵法
易经的妙处可以拓展到军事等领域，在战争中求阴阳平衡，虚实结合法则。
易经中“征”字出现了18次，这个“征”拆开来就是奇正，因为两个人就会变奇，与孙子在《兵势篇》提出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有明显的共同点。
易经中的吉凶在《孙子兵法》的开篇中就充分体现，开宗明义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吉凶。
孙子把战争与国家命运，人民的生死紧密联系起来，就是与吉凶联系起来。
师卦讲的是阴阳变化。
“师”指军队，师卦，阐释由争讼终于演变成战争的用兵原则。
战争是凶恶的工具，用兵必须慎重。
军队必须是正义之师，战争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战无不胜，这是师卦的主要精神。
比挂，阳生阴成。
提倡“以柔克刚”，中国古代“柔”与“刚”都是武器，“柔”是钩，“刚”是剑，在战场上有时钩比剑的作用和威力要大。
他幽默地说，所以现在说女人的武器不可轻视。
比卦还主张和谐，内部团结，与孙子“上下同欲”、“同舟共济”是一致的。
遯卦主张“以退为进”。
孙子和毛泽东兵法也都主张“以退为进”，“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说的就是“以退为进”。
毛泽东是“以退为进”的高手，退出延安就是典型的案例；“二战”中斯大林也践行“以退为进”，最终取得胜利。
易经的哲学思想与孙子的哲学思想如出一辙，面对强势和弱势，易经主张不用抗争的形式，不流血冲突，采取柔和的方式，与孙子的和平理念，尽量降低战争的灾害完全吻合。
易经与书法
周易的精髓就是用阴阳的对立统一，之间相互渗透转化，来揭示万物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
而书法作为一种特别的，诉诸于视觉的抽象艺术，那上面的黑白（墨色与空白）的有效交融，正是体现出易中阴阳互相交错、消长的生命意识。
她也是建立在人情怀中的一种哲学，最能体现人的生命底蕴。
从点到线，由线成字，再通过字的组合，成为一幅完整的书法。
这与易经理论一样，遵循了宇宙造化之理。
从无极到太极，由太极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再由八卦中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推移演变为六十四卦......循环无穷尽也！
书法非常讲究笔墨与章法。
在笔墨上，讲究虚实、刚柔、大小、曲直、干湿、浓淡、黑白等相互转换、和谐统一等问题。
上面的一点一画、一招一式无不与易中的"一阴一阳谓之道''相融通、相渗透。
刘熙载《艺概》中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
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
又云；“画有阴阳。
如横则上面为阳，下面为阴；竖则左面为阳，右面为阴。
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否则独阳而已。
”他将书法与阴阳之间的辩证阐述得尢为精细。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书法艺术的基本因子就是在运笔的动静、在变化对立中求统一，达成合谐共存，方为上乘。
否则，不讲阴阳，不讲变化的书法，只能算是写字，而算不上是艺术了！
在书法的结体章法上，讲究欹正、俯仰、顺逆、疏密、避让、向背、连断、疾徐、开合等。
在字里行间，要做到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
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而不空，实而不板，参差错落，动静结合。
并须字字意别，勿使雷同。
这就与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每个卦与卦之间的交错互补，每个爻与爻之间的乘承比应，相契合。
因为，书法与世间万事万物一样，深深植根于以《周易》为核心的古典哲学理论之中！
也只有通过阴阳互补才能焕发出那无垠的生命力。
否则，阴阳一失调，定会出现生命的病态，实则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
正如蔡邕在其《九势》所提：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阴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他道出书法艺术源于自然，离不开天地神韵的感召。
系辞曰：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意思就是说，要让学者能达到“易”理哲学上那“天人合一”的精神凝结。
而书法的本质精神也是在培养人克服心浮气躁，让人的内心世界脱胎换骨！
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书法之妙，堪称美学之灵魂，讲究内揠与外拓。
最高层面则是追求意境、神韵！
敛心为阴，展笔为阳。
一幅好的书法必须是神，气，骨，肉，血，五者阕一。
它将天地事物与人之所感应的，真、善、美合为一体的最直接表现！
创造意境的前提就是先以形写神、融情于景（当然还有一种是笔墨无法企及的那种朦朦胧胧的“虚”与“玄”）！
就如《易·系辞传》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就是以物取象，通过客观形与神与主观情趣的高度统一来达到意境美！
若一幅书法作品有形无神，或无形无神，就根本谈不上是艺术了！
《说卦》云：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周易》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无所不包，全息了中华所有文化。
它的深邃哲理对中国的书法艺术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的书论《三十六法》，其中就例举了大量易学中阴阳辩证理念。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灌对《周易》更是推崇倍至，他在《书议》、《文字论》、《书断》、等很多著作，俱以易理来诠释书法，阐述书理、书论！
易经与文学
（１）《周易》的文学思想是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滥觞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是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的，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
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
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
① 鲁迅：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页。
卦爻辞摄取了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使幽隐的象征意义鲜明化。
在四百四十八则卦爻辞中，作者摄取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或现象作为象征的客体，这些象征物包括十一类，一、人物：
加王、公、夫、妇，二、人体：
如耳、鼻、股、趾，三、飞禽：
如隼、鸿、鹤、雉，四、走兽：
如虎、豹、马、鹿，五、水族：
如龙、鱼、龟、鲋，六、植物：
如杨、杞、葛，七、器物：
如车、舆、瓶、瓮，八、食物：
如酒、肉、膏、■，九、建筑物：
如宫、庙、屋、庐，十、山川原野：
如陵、陆、渊、谷，十一、气候现象：
如履霜、日中、不明晦、密云不雨……等等。
《周易》作者之所以取用如此广泛而且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目的当然是力图使卦形所寓含的幽隐的象征意义得以鲜明地体现。
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乾》卦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卦爻辞往往建立在富有哲理性的暗示的基础上，这就造成其象征意义的含蓄性。
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说“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是模棱两可的。
”前人说“《易》难看，不比他书，……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
读易》），正因为“龙”是用作暗示的象征物。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
《乾》卦的象征物是“龙”，而作者的本意“说龙非真龙”，是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其终极目的，是以“龙”来说人，以事物的发展过程暗示人的行为，二者事实上又内在地融合为一体，象征着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依存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环境中。
其六爻分别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复杂过程，旨在告诫君子如何审时度势，奋发有为。
显然，卦爻辞的这种暗示性，使其内寓的哲理颇为丰富，使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启人深思。
所以朱熹说：
“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
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
①对于这个特点，《系辞传》说：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所谓“其旨远”，即《周易》的哲理意味深远；“其辞文”，即卦爻辞富有文彩；“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正是说卦爻辞的暗示性导致其象征意义的含蓄化。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对后世文学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里，我们就卦爻辞的“象征”同《诗经》的“比”、“兴”作一比较分析。
比：
象征艺术本来就含有浓厚的比喻因素，因此，卦爻辞创造的所有的象征形象，也可以说都是通过特殊的“比喻”来显示一定的哲理意义。
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类似“暗喻”，即所喻指的对象在爻辞中一般不出现，其义复杂含蓄，而《诗经》的“比”，大部分是明喻，如《诗经?
魏风?
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
乐土，乐士，爰得我所。
作品以硕鼠贪婪无厌的丑恶形象，来比喻靠剥削为生的贵族，表现人民的反抗。
无论暗喻，或是明喻，就其实质而言，《诗经》的比喻手法与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兴：
《周易》的取象，是拟取人所熟知的各种物象来象征其哲理意义；《诗经》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两者在借助外物以创造形象，寓托内情这一基本方式上是颇为相似的，故清章学诚言：
“《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
”①
如《周易?
大过卦?
九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其意是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长叶，反枯为荣，老头子娶得少女为妻，转向年轻，所以无不利。
爻辞中“枯杨生稊”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
作品的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触景生情的比、兴手法，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机。
再如《诗经?
周南?
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作品以洲中嘻戏的关睢鸟起兴，引起男女相爱的正文。
通过对《周易》及《诗经》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与《诗经》比兴手法的联系。
《周易》卦爻辞取“象”以寓“意”的象征艺术，对其后的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诸如先秦诸子文中突出显示的运用寓言阐理的特色，如《孟子》的“揠苗助长”，“奕秋诲奕”；《庄子》的“疱丁解牛”，《韩非子》的“滥竽充数”，“郑人买履”；《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列子》的“杞人忧天”；《战国策》的“南辕北辙”等等，以及屈原作品高度发挥的“兴寄”手法，都显示着《周易》象征艺术的深远影响。
此外，《易传》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对此，过去的一些文学批评都曾有所提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易传》文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象”这一观念。
《系辞》说：
“是故易者，象也。
象也者像也。
”这是以事物的形象解释易。
于是，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八卦，又以八种卦体和阴阳二爻的变化，比附万事万物。
《易传》中象的观念的形成、阐释和提倡，推动了从具体事物出发的思维方式，因此，易象便与文学形象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
“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指出“易”与文学的关系。
他同时认为“象”包括“人心营构之象”，这即是通过想象创造构成的形象，他用比兴解释易象，又强调创造的形象与自然之象的关系，认为易学能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这就把《易传》的“象”及其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易象模拟自然，《易传》将“易”解释为对客观事物的模拟，这一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即是要求文章也源于自然。
文源于自然说给予后世文论的影响，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强调师法自然，反对人工雕琢，以苏洵、苏轼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文章应象自然界那样变化多姿，以皇甫湜、田锡为代表。
《易传》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观念是“变”。
《系辞》说：
“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是不绝之辞，指变化不绝，万物恒生。
因此，《周易》的每一爻都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卦爻辞则是带有主观感情的对种种变化的描述。
《易传》的“变”的观念，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生动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提供了哲学的说明。
《易传》“变”的观念，影响后世文论极大。
刘勰《文心雕龙》便有“通变”一篇，专讲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创造。
显然，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受《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凡主张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者，无不称引《易传》而加以发挥。
如袁枚认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
”（《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清代叶燮论诗，强调发展变化，认为“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
”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
古云天道十年一变。
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
”（均见《原诗内篇》）认为万事万物皆变，这正是《易传》的主导思想。
《易传》的“穷、变、通、久”的有关“变”的说法是后世文学变化创新学说的基础。
受这种“变”的影响在文学上便出现了“变”的理论，“变”的现实，一种文体或一种风格，发展到了末流，写到了穷尽处，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变才能拓展局面，扩大范围，文学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
这当然要归功于《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周易》中的“变”的观念还包括阴阳组合及物极必反的思想。
这两个基本思想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极大，仅以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水浒传》中的宋江、李逵，《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都是阴阳两极性格的最佳组合，而这些作品的情节发展，又无不是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原则进行的。
（２）《周易》文学现象中的美学意蕴
其一，“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
文艺的流派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都扎根于现实生活，都具有现实性，但又有区别，前者偏重现实本身，后者偏重生活理想；前者强调写实，后者强调写意；前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往往是现实中存在的，后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多带有假想的特点。
究其实，这后世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早在《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中见端倪。
所谓“观物取象”，正如《易经?
系辞》所言，观夫自然、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再模拟这些具体事物，使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
正因为这样，《周易》中出现的具体形象，即“易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作者“观物取象”的产物，因此，它们与大自然、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相象。
当然这种相象是经过作者的选择、加工，概括和重新组织的。
《周易》的“观物取象“始终是以客观存在的现实为中心的，强调现实本身，它所创作出的审美形象，是描摹现实的“写境”。
尽管《周易》作者不会意识到他在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但“观物取象”的实质已构成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
与此相反，所谓“立象尽意”，则是与“观物取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
《易传?
系辞》言：
“圣人立象以尽意”，亦即王弼《易?
略例?
明象》所言“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
《周易》的作者正是要通过立象以尽意，所谓尽意即是要对天下之道上下求索。
《易传?
系辞》说：
“夫《易》何为者也？
夫《易》开物（揭开事物的真相）成务（明确成就事业的方法），冒天下之道（总括天下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律），如斯而已者也。
”
《周易》作者为了“尽意”，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使《周易》中不少卦爻辞的含义往往超越了它简短的语句所能概括的范围，由有限转入无限，转向大千世界、浩渺宇宙、茫茫人海。
为了尽意，作者有时通过想象、幻想，虚构了一些带有假设性的奇象。
如前所述《泰》卦（ ）的地（ ）在上，天（ ）在下的奇象，以此显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交，象征着天地交感，意味着变化发展。
从而万物生生不息。
所以，《泰》卦象征吉利，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周易》作者通过想象、幻想、虚构的这一奇象，便将《泰》卦的深意尽情表述出来。
为了“尽意”，《周易》的作者有时驰骋想象，到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去取象，比如《乾》卦，摄取古代传说中龙的各种不同形象，表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同时尽量表现多方面的人生哲理，龙的形象当然是假想的形象。
《周易》的立象尽意偏重于生活理想，其所立之象，主要是写意，其中呈现的审美境界，是寄托理想的“造境”。
这些又无意中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道洪流的源头是《周易》中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
其二，“以象喻理”——文学形象思维的第一步。
在《周易》的创作过程中，“观物取象”或“立象尽意”，都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周易》的大部分内容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以象喻理”。
通过比喻，以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这一点使《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同时兼有文学特征。
这种表现方法，可以说贯穿在《周易》全部内容之中。
《周易》中一些卦爻辞既是喻理之象，也是形象鲜明的文学作品：
如“明夷于飞，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些卦爻辞，实际上已与民歌区别不大。
《周易》的“以象喻理”，正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
“以象喻理”的过程正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
《周易》的作者虽然不会自觉地认识文艺的这一规律，但是他们已经用形象和图景来思考，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表明上古人们已不自觉地迈出了艺术思维的第一步，掌握了文艺的特征。
《周易》“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启示历代文艺家充分重视文艺的特征——形象性，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陆机的《文赋》进一步从理论上谈到这个问题，所谓“期穷形而尽相”正是文艺的形象性的要求。
刘勰的《文心雕龙》强调文艺作者要“神与物游”，“物以貌求”，都是强调文艺作者要进行形象思维，要以形象说话。
其三，意在言外——诗词寄托说的先声。
为了“以象喻理”，《周易》常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不让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直接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作比喻的客体事物，这一特点，使《周易》具有寄微于显，意内言外的特点。
《周易》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坤》卦为例：
坤：
元亨，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安贞吉。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
含章可贞。
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
黄裳，元吉。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
利永贞。
此卦中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外在的字面意思是二龙在野地搏斗，流血染泥土，成黑红黄混合的颜色。
其隐微之意是用以比喻人间之战，双方不免俱有牺牲。
因此，要谨慎从事。
此爻所象征的这种意义，在爻辞字面上并没有任何表现。
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是要求读者通过表面浅显的事物，领会其中寄托的深刻含义。
这内在的含义，往往还要读者凭着各自的生活体验去作补充，去再创造，才能心领神会。
由《周易》始创的这种表现方法，在我国诗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在诗歌中使用相当多。
历代诗论家都主张“人贵直，诗贵曲”，多强调“语不欲犯（语言不能直接说出题旨），思不欲痴（思维不能像伦理思辨那样痴滞呆板）。
”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
“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
惟有所寓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这段论述强调了诗的寄托说。
词较之诗，则偏重于抒情，它不着重再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即人的思想、感情、心灵、意念的流动，因此，词比诗更要求“以少总多”，“语不欲犯，思不欲痴”。
清代张惠言，将《易》学的论点运用到词论上，提出了“意内言外谓之词”的寄托说，强调词贵寄托，要词外求词。
《周易》所开创的“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被历代文人重视，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将间接性（虚、隐的方面）寓于直接性（实、显的方面）之中，使直接性与间接性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
这种方法所创作的作品往往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十分耐人寻味。
其四，“杂”与“一”的统一——《周易》中的艺术辨证法。
《易传》：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文章须如虎豹的斑文，灿烂而多变化，富于文采。
对实现这个标准，《周易》提出了独到之见。
《易传?
系辞》：
“物相杂，故曰文。
”意为必须让一些对立因素相杂相错，相反相成，才能斐然成章。
并云：
“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意为《周易》反映天下之事内容非常复杂，但却不离其主旨——事物变易之道，全文是统一体。
由此我们得出《周易》所谓的“君子之文”是“物相杂”与“贞夫一”的统一。
如果只有杂，势必使文章杂乱无章；反之如果只有一，势必使文章单调乏味。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处理得当，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多样而和谐，才能言之有文。
因此，《周易》较之同时代及以前的散文更富文采。
《周易》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对后代艺术家颇有启示。
他们能意识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能将诸多矛盾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如取舍、详略、虚实、浓淡、平奇、抑扬、擒纵、巧拙等等。
正因为历代文学艺术家能在艺术的矛盾对立中求得和谐的统一，才产生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没有矛盾的统一，就不会有中国古老而精彩的文学艺术。
这当然要得力于《周易》中“杂”与“一”的启示。
周易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影响。
《周易》叙述描写事物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洗练、生动、形象。
如描写震雷之下人的各种不同情态：
“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七■”（《震》卦）；描写敌人入侵，家园遭破坏后，人们的悲苦“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卦）；述说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不能任凭“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家人》卦）等。
再如描写动物：
写猛虎扑食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卦）；描写马的形色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卦）；讲龙在野地搏斗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周易》中的这类描写尚有很多，正因为《周易》使用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以完整而又洗练的语句，描绘出生动的事物形象，因之也取得了相当的文学价值。
其四，《周易》卦爻辞中的短歌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周易》中有不少短歌，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大都韵律和谐，句法整齐，可以咏唱。
如：
《屯》卦：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归妹》卦：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这些短歌言简而洗练，理玄而旨深，隽永、含蓄，前人陈骙《文则》曾云“易文似诗”。
张蔚然《西园诗塵》则进一步指出“易象幽微，法邻比兴”。
《周易》卦爻辞中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也很多，如：
《中孚》卦：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如：
《否》卦：
“其亡！
其亡！
系于苞桑。
”内容是说如果人们常常保持警惕，想着“我要灭亡！
我要灭亡！
”那么，这个人以及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且还会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
这里以苞桑来比喻国家的安固。
《周易》卦爻辞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如：
“明夷于飞，垂其翼。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此歌以明夷鸟垂翅而飞起兴，写君子饿着肚皮走路，表现了行役人的艰苦。
又如：
《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这里，上句说的是雄鹤唱，雌鹤和，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和之，以此兴起下句：
“我有美酒在杯中，与你共饮之。
”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愉快感情。
《周易》中出现不少生动的短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①受民歌影响，这部占筮书“观物取象”，所观之物都与人们生活、存在密切相关，这中间自然难免有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歌谣。
②《周易》作为筮书，筮人需要背诵卦爻辞，只有短歌形式比较容易成诵。
因此，其短歌之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
易经与建筑
“系辞上传”中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
这是《易经》的根本观念。
阴阳相对，但尊崇阳，阳兼有阴：
阳为君，阴为臣，阳是主宰，阴为从属；君王象天一样绝对的尊严，臣像地一般绝对的卑下柔顺，这是《易经》阐明的君臣关系。
《周易·系辞下》曰: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