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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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分析
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前世今生
文/本刊记者向南
■“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增加对华输出先进技术被视为战略合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增长势头与美苏关系的下降成正比”——布热津斯基（1980年）
■“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至少３０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依此决定对华出口”——美国防部战略贸管司司长约翰·康法拉（1989年5月）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绝不会被控间谍罪，更不会被恐吓要处决”——李文和·《我的国家和我对簿公堂》（2003年1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已经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岁月中，中美关系几度沉浮，对华高科技禁运在不同时期虽张弛有别，但从未消失。
从纯粹技术封锁扩展到今天的文化异化，从赤裸裸的铁幕围堵到今天的贸易管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自身科技能力的提升，西方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形式已经有了巨大改变。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是日益强大的市场与趋于没落的意识形态博弈的一个新发展。
前世·铁幕下的贸易潜流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西方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构筑了一道经济和军事铁幕。
1946年3月5日，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进行了著名的“铁幕”演说。
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要求国会拨款援助正面临共产党强大压力的希腊。
杜鲁门在咨文中称：
“……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杜鲁门这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文章，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1949年11月22日，美、英、法等国进行秘密磋商。
1950年1月1日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是美国遏制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铁幕政策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重要体现。
这个机构制定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禁运物资基本分为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法决议，污蔑我国是“侵略者”，5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更加严格的“禁运货单”，10月，美国制定“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因系由民主党众议员巴特尔提出，故俗称“巴特尔法”），胁迫接受美援的国家执行禁运规定，否则停止援助。
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立即对中国实行汽油、原子能材料、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的禁运”；同年10月，美国又实施《共同防御援助控制法案》，以停止援助为威胁，迫使其它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禁运300余种战略物资（朝鲜战争期间共有45个国家参加对中国的禁运）。
在铁幕下的冷战时代，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技术封锁取得了很大的效果。
有资料显示：
“1986年，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领先，有2个领域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独占鳌头。
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已经在15个领域独领风骚，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
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中国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第三方，具有十分特殊的国际地位。
而对华贸易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的共同心愿。
1957年，“巴统”禁运列单中的“中国列单”撤消，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
1961年英国率先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向我国出售６架飞机。
同时，日本也同我国开始贸易往来。
同年，肯尼迪也试图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但遭到国会抵制而作罢。
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制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编者注：
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视双边关系不同而有所区别。
商务部《出口管理法规》把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组，即Ｚ组、Ｓ组、Ｙ组、Ｗ组、Ｑ组、Ｔ组、Ｖ组。
政策由Ｚ—→Ｔ逐步放松）。
1980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把中国从Y组中划出，单独列为P组。
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
1983年6月21日我国被升至Ｖ组。
1983年11月23日美国宣布对我技术转让新政策开始生效。
公布新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和7类电子产品对华出口的技术界限。
形成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双倍政策”，即允许美出口商向中国出口技术和产品的技术水平是对苏出口的两倍，并宣布所有不需“巴统”审查的出口申请将由商务部审批而不需跨部审查。
此后，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曾经经历了一个“蜜月”期。
双边贸易和科技交流都十分频繁。
1989年6月之后，中美关系再次进入低潮。
美国对我率先实行制裁，并停止对放松我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审议。
1989年6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暂停对华运送武器的命令，其中包括用美电子设备更新中国歼8战斗机的价值5.021亿美元交易。
同年7月14日、15日参众两院通过一系列提案敦促布什对我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重新研究对华高技术输出及产品出口，冻结实施对华技术出口已给予的优惠待遇。
据美方报道，由于禁运商业性武器出口的政令，至少中断了300项对华出口许可。
1994年4月，冷战的遗留物“巴统”寿终正寝，但是，美国与欧盟各国对高技术产品、军事装备、核技术、核设备的出口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化——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32个国家订立了“瓦塞纳协议”，目的是限制敏感技术的散播。
各成员国同意管制一系列敏感技术的出口，若有任何销售，则知会其他成员国。
不过，“瓦塞纳协议”的规章都没有正式的约束力，每个国家都是自行决定技术转让的底线和标准。
贸易与市场的诱惑终于战胜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国际关系主流。
今生·跨国公司背后的禁运阴影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再次高速发展。
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对华关系的举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交往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跨国公司资本大批进入中国市场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步。
这些国际巨头在向中国市场投资和获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新的管理与运作方式。
在这些国际资本中，涉及计算机芯片、计算机操作软件、电讯等三大领域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可以说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严格禁运的关键。
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进程，跨国公司们也赚到了高额利润，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但是，热烈的市场繁荣背后却始终有着难以抹去的禁运阴影，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交换机见证繁荣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通讯工业严重落后于世界水平。
为了让中国的通讯工业技术水平实现现代化，1978年，邮电部派出的考察团到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寻求有合作意向的公司。
由于中国政府坚持“技术必须是最新的，生产必须最终国产化，而且中方必须控股”的原则，遭到当时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阻挠。
最终，是比利时政府说服了“巴统”，允许贝尔公司在中国办合资企业，并转让先进的技术。
1984年元旦，由中国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公司共同合资组建的上海贝尔公司成立。
中方投资60%，贝尔公司投资32%，比利时政府投资8%。
“中国当时正在寻找先进的通讯技术，而我们也正在发现中国庞大的市场，双方都希望能合作成功。
因此，一拍即合。
很难说是我们先找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先找我们的。
中国人需要技术，而我们需要市场。
”戴士杰称赞中国政府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十分英明，着眼于未来长远利益。
”为了争取中国市场，交换机领域的禁运终于松动了。
1988年7月美国和“巴统”解除了包括交换机在内的八个类产品的对华出口禁令。
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高端交换机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七国八制”：
即包括：
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等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其中日本的NEC和富士通分别占据了两种制式）。
这种多制式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并对通讯质量产生较大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终于制订统一的标准，在语音网上采取了7号信令，在智能网上采取了“inap”标准，并且首先在长途网上取得了统一。
1991年，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从而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钅容基给予了HJD04高度评价：
“04机送来的是一股清风。
”1995年3月2日，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标志着1991年就研发成功的04机开始进入真正的产业化阶段。
巨龙在成立后短短3年之内，其累计总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销售超过1300万线。
另外，华为、中兴、大唐电信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通讯企业也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的通讯业基本实现了与国际水平的同步发展。
“可以说，交换机见证了中国通讯产业从落后到发展到繁荣的全部历程”。
一位通讯业资深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Intel序列号与微软源代码之谜Intel的CPU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带来了PC的巨大革命。
我们也因此能够享受自由的PC世界。
但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Intel与微软在产品中留下的一些“后手”却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1999年1月底，Intel决定正式发布PentiumⅢ处理器，同时宣布将在每块PentiumⅢ处理器中内置一个唯一的序列号——这样做的理由据称是为了在进行电子交易时帮助验证用户身份，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并且能帮助企业了解自己的资产状况。
Intel的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普遍的质疑，人们认为PentiumⅢ的这个特性能够用来跟踪用户，获取用户的个人隐私。
一些公司甚至宣布将采用其他技术来代替序列号技术。
Intel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同意推出一个补丁来关闭其PentiumⅢ中的序列号程序。
其实，Intel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它的奔腾Ⅱ芯片上就含有这种设计，只不过以前没有被发现而已。
无独有偶，Intel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也不断在其视窗系统中留下BUG和后门，并在2003年3月以前一直以中国的知识产权状况不好为由拒绝公开其源代码。
这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无疑极其危险。
据了解，某些国外大公司的芯片在出口之前，都会把一个特别的口令留给该国国防部，这样两国交战的时候，一个口令就会将敌国的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置于死地。
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样瘫痪的。
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又用同样的方式摧毁了当时南联盟的防空体系。
为了解Intel和微软公司的此类做法可能导致的后果，记者采访了一位黑客朋友。
他告诉记者，如CPU的序列号与WINDOWS的序列号相结合，那么微软和Intel就可以确定使用其产品的每一台PC的位置及其内部的所有配置信息。
“每一个WINDOWS系统都留有后门，微软公司能够轻易进入每一台使用其操作软件的计算机系统。
”正因为如此，中国在2000年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红旗LINUX操作系统，打破了中国没有自己操作系统的历史。
2002年底中科院计算机所开发出了我国的第一块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商品化通用高性能CPU——“龙芯”。
“龙芯”与红旗LINUX的出现让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彻底摆脱了国外技术封锁。
正是由于开放源代码的LINUX系统在世界范围内对微软传统市场的巨大压力，微软公司才极不情愿地表示将开放源代码——最初只肯开放一部分，结果眼看要失去几乎所有的外国政府市场，这才表示可以100%开放。
“出于安全考虑，国家要害部门都已经不再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而是国产的红旗等LINUX软件。
”那位黑客朋友说。
中芯国际投资受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是北大青鸟、上实控股、高盛、汉鼎亚太、张江高科以及其它新加坡、香港、台湾的企业于2000年8月共同投资创办的，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芯片代工生产企业之一。
2002年8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宣布开发出0.18微米八英寸芯片技术，并通过了国际权威的JEDEC标准认证，成为国内第一家能够批量提供0.18微米逻辑制程工艺的芯片厂商。
中芯国际此次开发的0.18微米技术，能使更小的芯片具备更高的速度，为替国际巨头代加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同时也带动了上海芯片产业的整体升级。
然而，就在一年之前的2001年初，成立不久的中芯国际却遭遇了美国政府的技术封锁而使得投资进程一度受阻。
2001年初，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投资了15亿美元在上海兴建厂房，希望工厂能尽快投产。
但这家设在中国的公司却突然遇上障碍：
新上任的美国布什政府冻结了克林顿时代末期批出的出口牌照，令中芯国际向美国订购的两个电子束系统不能输往中国，导致其投资进度受阻。
半年后，一个由美国国防部、商务部和国务院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复审该出口牌照，但这宗生意已成为华盛顿竭力控制向中国输出科技政策下的另一牺牲品。
一年后，中芯国际得到了巨大发展，而遭受损失的却是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私下抱怨说，出口限制根本不能阻止科技进入中国，反而让竞争对手抢走美国公司的生意。
更重要的是，美国国会的调查部门总审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的盟友当中，只有美国自己视中国购买半导体器材会对“地区或国际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无论是贝尔、Intel，还是微软，它们在对华技术出口上都受到美国的严密监视和控制。
例如在巨型计算机领域，美国允许其公司对中国出口的计算机运算速度从历史上看总是与中国自行研发的计算机速度基本相当。
在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密切的现代社会，美国的这种做法已经给美国公司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也引起了美国公司的普遍不满。
但是，美国的这种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做法目前还没有改变的迹象，反而有进一步向文化领域扩展的势头。
未来·冲突不可避免？
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
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中国的冲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增长，“中国威胁论”在西方悄悄地蔓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日益成熟和开放，东西方以贸易为基础的全方位交往同样日益密切。
在这两股相反力量的作用下，东西方关系将走向何方？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往日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主要以商业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美国媒体和议会中也有一股妖魔化中国的力量在推波助澜。
文明冲突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李文和悲剧1999年3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突然在头版刊出：
在美国原子弹实验中心——新墨西哥州的洛丝·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文和，因涉嫌泄露美国原子弹机密而被开除。
该报道称，李文和早在1996年就开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怀疑他跟所谓的“80年代美国W－88微型核弹头资料失窃”有关。
并煞有介事地说W－88核弹头资料早在80年代就被李文和偷偷带到了中国。
消息一出，马上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在国会右翼势力以及美国媒体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在3月19日出面表示，美国政府并没有察觉到李文和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期间，中国对美国实验室有任何间谍活动。
1999年12月10日，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
在听取了大量证据之后，对李文和提出59项罪名指控。
李文和被捕，不得取保候审。
并被关押在死囚单人牢房内，不得和外界联系。
2000年9月10日，美国政府在指控李文和证据不足，面临窘境的情况下，双方达成辩诉协议，两天后李文和获释。
负责审理此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帕克在李文和获释后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这一案件中的行为“令整个国家和每一位公民感到难堪”。
美国总统克林顿9月14日在白宫说，“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为不公正对待这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行为开脱。
”被释放以后，李文和出版了《我的国家与我对簿公堂》一书。
对于所遭受的一切，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不是中国人，我绝不会被控间谍罪，更不会被恐吓要处决。
”
考克斯报告1998年6月，美国众议员考克斯及其8名同事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商务调查委员会”。
1999年5月25日，以考克斯为首的一小部分美国议员抛出了一份长达872页，题为《美国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往时，对国家安全以及军事、商务方面的关注》的报告，又称《考克斯报告》。
该报告罗列了中国窃取美国技术的“十大罪状”，几乎涉及核技术、导弹技术、空间技术、机械制造技术、发动机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所有高科技领域。
这份报告不仅认为中国的核技术、计算机技术是从美国“偷来”的，甚至荒唐地指责美国公司在让中国为其发射卫星时泄露了技术机密，让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得到了改良。
当时尚未审理的李文和案也成了《考克斯报告》中指责中国的一大例证。
缺乏证据是这份报告的一大特点。
报告充满了“可能”、“或许”、“大概”一类字眼，含糊其辞，蒙骗世人。
因此，连美联社也对它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而李文和案的结果更是给了考克斯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37年、现任能源部反间谍处主任的库兰说，“我们都同意有违反安全规定的事，但违反的程度还有待查明。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情报证明此一类机密已落入他们手中。
”对于这份无中生有，通篇污蔑之辞的报告，正如一位学者评论的那样：
在国际层面上，它要转移世人对美国袭击中国使馆的谴责，在中美关系上制造新的障碍；在美国国内，它要给民主党的对华“接触”政策抹黑，为共和党上台制造舆论。
朗讯泄密事件2001年5月初，两名为朗讯科技公司服务的中国科学家和一名美国华裔被联邦调查局逮捕，罪名是窃取该公司的珍贵软件并转移给中国一家国有电信公司。
这三名华裔分别是朗讯公司的林海（译音，30岁，住新州斯科奇普莱恩斯）和徐凯（译音，33岁，住新州萨默塞特），以及东布朗斯维克地区乡村网络公司副总裁程永清（译音，37岁，美国公民）。
三人被指控合谋将朗讯尖端专利PachScarServer软件转移到自己2000年成立的COMTriad技术有限公司网络内。
2000年7月程永清前往北京，与北京某国有通讯公司商洽合资，用朗讯的尖端网络技术发展一种名为CLX-1000的网络软件，帮助其发展网络声话技术。
美国国内的一些媒体趁机再次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领域进行全面侵入。
2001年7月5日，美国新泽西州助理联邦检察官克瑞斯提表示：
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与朗讯公司三名华裔盗窃商业情报案有关联。
新闻媒体大肆炒作是不公平的。
南海撞机与信息战2001年4月1日，一架美国EP-3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对中国的侦查任务时突然转向，与我国派出执行监视飞行任务的战斗机相撞。
我机坠毁，飞行员王伟下落不明，美机机头部分严重受损，并擅自进入我国领空，迫降于海南岛陵水机场。
EP-3侦察机是美国先进的电子战飞机，其中装备有各类专门用于电子窃听的尖端电子侦察设备，通过一系列的天线、接收装置、计算机、显示屏和录音设备，这种先进的大型侦察机可从740公里（460英里）外的地方截获雷达和其他通讯信号。
从软件上看，这架EP-3在接收和发射信号时使用的是一套崭新的“Proforma”代码，它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侦察和现代信息战成功接轨。
Proforma代码不仅可以用来控制敌方的网络传输，也可以进行各种欺骗干扰，甚至可使敌方的情报传输陷入瘫痪。
拥有Proforma代码，美国海军的EP-3侦察机实际成为了一种前沿科技的载体——任何微波和其他在这一空间传输的信号都可能被EP-3截获。
据外电报道，这架侦察机上有许多不可向外人（尤其是中国）道的“高度秘密”，如果落在中国手里，至少足以削弱美国在电子战方面的领先地位10年。
正因为如此，这架EP-3落在中国手里让美国军方慌了手脚，一再声称飞机属于美国领土，中国人员无权登机检查。
对此，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和国际法，中方完全有权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这是任何主权国家都拥有的权利。
”由于中美双方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此事最后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
美国微软旗下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网站对此事的报道是：
EP-3此次的任务远远超过了“例行侦察”，事实上它为中美之间的信息之战拉开了帷幕。
而在这次事件中，美国的种种表现让其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封锁的心态昭然若揭。
结语
黑格尔说：
矛盾产生世界前进的动力。
今天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会促进中国加大发展高科技的力度，也会促进美国在相关领域的发展。
这个矛盾同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冲突形式。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种冲突发展到足以毁掉双方平衡的程度。
还是黑格尔说得好：
矛盾双方是同一的，它们只能共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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