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官报的发行管理与发行状况.docx
《中国传统官报的发行管理与发行状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传统官报的发行管理与发行状况.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传统官报的发行管理与发行状况
中国传统官报的发行管理与发行状况
武志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传统报刊，是相对于近代新式报刊而言的，是指在中国历史中发生和发展的报刊。
官方发行的一般称为“朝报”或“邸报”，也就是传统官报；民间发行的称“小报”或“京报”。
中国早期的报纸，始见于唐代。
大约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初年（713）①。
唐代的报纸，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送信息的一种工具。
其内容是地方长官需要的各种政务等情报，是从公文中分离出来的原始形态的报纸。
唐代报纸的文字是手写的，发报周期不定，也没有报头，通常被称为“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报”和“邸吏状”，唐以后的文献中称之为“朝报”或“邸报”。
可以看出，唐代报纸的传布是面向特定人士的一种传播活动。
它的内容和传播范围受地方当局派驻朝廷的“邸吏”管控，因而不具备中央政府官报的性质。
且尚无资料表明，唐代对于报刊发行活动出台过专门的法令或者出现过专门的发行机构、人员。
我们对传统官报的考察，从宋代起始。
宋代设立都进奏院，统一管理官报发行工作。
官报发行已有相对稳定的周期
宋代是中国传统报刊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始出现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下的官报。
最早的非官方报刊或者称之为民间报刊也于此时现身。
宋代的进奏院状报与唐代相比，有更多的报纸特性，其中央政府管控的特点已经类似于近代新式官报。
缘于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的一次变革，宋代的进奏院状报成为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发行的官报。
此前，初统天下的宋朝统治者，沿袭唐、五代的制度，“宋缘旧制，皆本州镇补人为进奏官，其军监、场务、转运司则差。
知后官则副知掌之。
逐州就京师各置进奏院。
……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及分授诸司”
《文献通考》卷六十，职官十四。
，进奏院归各州自行管辖。
当时全国有250多个州，设置在首都汴梁的进奏院，最多时在200个左右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
太平兴国六年，时任起居郎的何保枢奏请设立“钤辖诸道都进奏院”，统一管理各州驻京的进奏院及其官员的业务活动。
“总天下之邮递，隶门下后省。
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合报事件誊报。
”
《宋会要辑稿》59册，职官二之五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397页。
“国朝置进奏院于京都，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
《宋会要辑稿》166册，职官二之一二五，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558页。
这样，宋代的官报发行工作便成为都进奏院、进奏院和进奏官们的业务内容之一。
由政府专门机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发行的中央官报性质的进奏院状报也从此走上了中国报刊史的舞台。
宋代的进奏院状报，已经成为一种在专门机构管理之下，向地方传报朝廷政事信息的定期连续发行的新闻工具。
而负责其采集编辑和发行等工作的都进奏院，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新闻管理机构，当然也是最早的报刊发行管理机构。
为了让进奏院状报的编辑发行达成“庶几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
《宋会要辑稿》59册，职官二之五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397页。
的目的。
同时为了达成“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
《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之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510页。
的目的，宋代统治者出台了诸多有关官报编发的规定，对于发行的规范是这些规定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官报的发行也相对有了周期性。
进奏院每五日令进奏官一名，于閤门抄劄报状，申枢密院呈定，录供逐处。
《宋会要辑稿》59册，职官二之四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394页。
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
《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之四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516页。
应朝廷擢用材能、赏功罚罪事可惩劝者，中书检正、枢密院检详官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一。
（朝报）日生事宜也。
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
赵升：
《朝野类要》卷第四。
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
《宋史》卷三百一十九《刘奉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页。
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
《宋会要辑稿》165册，刑法二之二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6510页。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宋代官报发行的大致情形：
一是朝廷明确都进奏院是官报发行的主管和实行机关，都进奏院和进奏院的官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官报发行的管理者和承当者。
“总天下之邮递”、“誊报天下”、“报行天下”都是对都进奏院、进奏院和相应官员职责的授予和界定。
二是当时的官报发行已有相对稳定的周期。
“每五日……录供逐处”、“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传之四方”、“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逐旬发外州报状”等，都说明了官报发行的定期和连续。
但也可以看出其周期的变化及规定的未能认真执行。
如有“五日”一报的，也有“月”报的。
这大概与宋代朝廷威权不彰、政令反复有关。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时居正言之职的孙沔上书仁宗皇帝：
“窃见近来臣僚凡有起请，或请利害，随即颁布，……或未熨逾时，或方经月，有称未便，又复冲变”
孙沔：
《上仁宗皇帝乞诏令先定议而后行》，载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
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诏令不谨的情况，这对于邸报的输送周期当然也会有影响。
宋代官报的读者主要是士大夫，一般老百姓是很少有机会看到官报的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元代轻忽官报与官报发行的中断
元代国祚较短。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忽必烈于1271年定国号为元。
1279年，南宋流亡政权被灭，元统一全国，定都大都（今北京）。
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灭亡。
自定国号起，元朝存在98年。
以武力征服赢得天下的元代统治阶层，其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育程度远逊于宋王朝，治国理念、治国方略以及文化发展都深刻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
元代蒙古贵族游牧状态的统治办法，有几个特色：
一是残酷镇压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二是官僚的主要充任者是蒙古族的大小贵族，虽然有些汉族的人才，但远非主流；三是一切诏令奏章都用蒙文。
于是作为发达文化象征的原始形态的报纸，在元初一度残存之后就消失了
黄卓明：
《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
游牧式的治国手段，当然会轻忽“报行天下”的信息传输渠道。
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职能划分，元朝都取消了或者说是没有建立“都进奏院”一类的机关。
至今，尚没有发现元代的公私文献中有关邸报的记载。
“元代封建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中断了两宋时期确立的邸报发布制度。
”“在元代，不存在由中枢部门统一发布的封建政府官报。
”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明代官报发行程序明晰，时限明确，发行量增大。
出现翻印现象和职业发行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立国之初就对国家管理机构做了大幅变革。
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仿周官六卿执政之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直属皇帝。
把地方政权划分为十三个布政司，直属中央。
皇帝的实际权威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巩固。
邸报的管理也因此而更加严格和规范。
明代的邸报又称为邸抄、朝报、除目和京报。
明代邸报编发的主要程序如下：
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各地上报的信息。
“通政史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抄发、照驳诸司公移及勘合、讼牒、勾提件数、给徭人员，月终类奏，岁终通奏”
《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1780页。
。
六科（吏、户、礼、兵、刑、工）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选择和复制，传送到省，再到府、到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官员和阶层之间传阅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
明代对官方报纸的控制主要是在传抄环节。
明代皇权高度集中，设立东厂、西厂监管臣民，邸报的管理权也集中于皇帝。
“奏章非发钞，外人无由知；非奉旨，邸报不许传抄。
”
《明史》卷二百五十三《王应熊传》。
明朝邸报主要面向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1568-1610），于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应试落第。
遂与诗友同游北京西郊之显灵宫纾解郁闷。
唱和中，袁宏道赋诗《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首四句诗云：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听新朝事。
邸报束作一筐灰，朝衣典与栽花市。
”诗中可见身在北京的袁宏道是应该能够大量、频繁阅读到邸报的
《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诗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6页。
。
明代的邸报递送由驿站负责。
兵部设有车驾郎中一职，“驿传”之事归其负责。
“凡邮传，在京师曰会同馆，在外曰驿，曰递运所，皆以符验关券行之。
”
《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53页。
邸报的传递和发行时限是相对固定和明确的。
明代邸报的发行间隔，对于京城的读者来说，基本上能够保证天天看上邸报。
外地官吏阅读最新一期邸报的时间，取决于他们为官之地与京城之间的距离和远近。
距离越近，间隔越短；距离愈远，间隔越长。
像保定府这样离京城较近的府县需要等待5天才能看到一次邸报，那些较偏远的省份和府县，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日才能读到记载朝廷发生最新事件的邸报。
明朝政府曾对京师与各地传递信息的时间，作过严格的规定和限制。
如从京城传送信息到2650里外的陕西都司，须经驿站43处，时限是86日；到4570里外的西宁卫，须经驿站75处，时限是150日；到5185里外的四川都司，须经驿站86处，时限是172日；到5965里外的松藩，须经驿站96处，时限是192日
尹韵公：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新闻研究资料》第48辑。
。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外地省份，尤其是边远省份的官员阅读邸报的时间与邸报出刊时间的间隔之长。
明代邸报的抄报和送报环节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支出。
抄写的数量不多，官员们轮流阅看。
据万历《保定府志》卷二十六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邸报在府这一层次的抄、送、读情形如下：
“查得本府原派各府县抄报银七十二两，专雇在京人抄报十本，宣化驿每五日一次差马夫取送巡抚、督察院、户工二部、兵备道及本府正佐官各一本。
为照本院既有永定驿送报，而宣化驿又送，似为重复。
本府各官，同住一府，各送一本，似亦过多。
今议本院自正月至六月终止俱永定驿送，七月防秋至十二月终止俱宣化驿送，每月银一两。
户工二部、兵备道各一本。
本府共一本，轮流传看。
遇各官公委，令书吏抄写传送。
每本俱银七钱，每月该银三两八钱，每年该银四十五两六钱，遇闰月加银三两八钱，于存粮银内支给。
庶旧规不失，而浮费亦少省矣。
”
转引自苏同炳《明代的邸报》（四之二），台北《中央日报》1968年9月8日第9版。
这是当年保定府规划邸报递送、数量、经费的记载。
保定府官员阅看的邸报“专雇在京人抄报”，每五天由驿站取送一次，前半年由永定驿送，后半年由宣化驿送。
每月的送报费用是一两银子。
为节省经费，抄写复制的邸报数量受到限制，各官员“轮流传看”。
明代邸报每期的发行数量，学者看法各异。
尹韵公做了详细的推算和评估。
尹韵公认为明代报纸的读者群主要分布在京城入仕的知识分子阶层，还包括武官集团中一部分弃文从武和热衷于政治的将领，但读者群的重点主要是前者。
官员人数和知识分子人数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报纸的抄传量和印刷份数。
据他考证，明代全国邸报的抄传量和发行量为13万份左右。
按当时全国人口1亿3千万计算，平均每1000人左右就有一份邸报。
这个统计数字表明，按当时的标准衡量，明代社会的新闻传播活动已是相当地发达和繁盛
尹韵公：
《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新闻研究资料》第48辑。
。
方汉奇推测如果把各个环节的抄报数字都计算在内，大约在5000至*****本左右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
苏同炳在《明代的邸报》（四之三）
台北《中央日报》1968年9月9日第12版。
一文中估计每日邸报的发行量为300本左右。
揆诸当时抄写及现今的邸报留存情况，应该讲方汉奇的推测更合理。
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民间新闻传播活动活跃起来。
明朝统治者允许民间自设报房，翻印邸报的部分内容，公开发售。
这类报房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京报”，有时也混称“邸报”，实际上是邸报的翻版。
开设报房，出版和派送京报，在明中叶成为一个公开的行业。
报房京报可以公开叫卖和接受订户，它们的读者主要是官绅和巨商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
明代送报发展成为一种职业。
明代的报纸发行活动，见于明末抗清名臣祁佳彪的日记。
“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
予乃送之至李子木，令其服役焉。
”
《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三月初一日条。
当时祁佳彪在北京担任御史。
何甥是指他姐姐的儿子何光烨。
这条史料表明当时送报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用来谋生的职业。
何光烨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报刊发行人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
其时，报刊发行业的规模，报刊发行的从业人数，皆处于报刊发行业的起始阶段。
综上所述，明代官报发行程序明晰，时限明确，发行量增大。
出现翻印现象和职业发行人。
清代由提塘设公报房，发行官报。
严禁非正式文本进入发行环节
与此前一样，清代传统的官方报刊仍然没有完整的成系统的法律法规与管理机制，发行组织亦处于萌芽状态。
即使《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和《大清报律》颁布之后，传统官报的发行依然如故，直到新式官报和现代化报纸在中国蓬勃兴起，新型的与之相适应的报刊发行体制逐步建立，传统官报在失却存在的空间后，淡出历史。
清代“邸报”的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豪绅巨贾往往也可以看到它的抄件。
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
读者对象的特殊和特定，决定了其发行管理的重点在于防止非正式文本的掺入和规范抄发环节。
明确发行机构和发行机构的职责，是清政府保障邸报抄发和发行正常运作的重要举措。
清廷规定邸报的抄发工作由提塘承担，并令各提塘公设报房。
邸报的抄报发行工作有了明确的责任者和通道。
提塘，又称提塘官。
明代制度，各省都派有提塘官长驻京师，传递有关本省的文书情报。
以本省武举人、进士或低级别候补武官充任。
清袭明制，兵部下置“驻京提塘官十有六人。
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各一人，陕甘、新疆一人，云南、贵州一人，漕河一人，由督抚保送本省武进士、举人及守备咨补。
后改隶邮传部”
《清史稿》卷一百十四，职官一。
。
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政府正式批准各省提塘设立公报房，负责有关抄发事宜。
“各省发递科抄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以杜私抄讹传泄漏之弊。
嗣后令各提塘公设报房。
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录，刷印转发各省。
所有在京各衙门抄报，总由公报房抄发。
”
《清会典事例》卷七O三。
由此，提塘成为官报抄报发行工作的直接责任机构。
在允准各省提塘设立公报房之前，清廷对于违章发抄一直严加禁止。
公报房设立后，对非正式文本的禁止更加严厉。
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清朝当局查禁私揭。
“谕大小衙门，一应题奏本章，非经奉旨下部，不准擅以揭帖，先行发抄。
甚有原无本章，径以私揭妄付邮递传抄者，尤宜严禁。
除以往姑不追论，后有故犯者，听通政司、六科衙门，将本官及邮递人役，查明参奏处置。
倘隐循不举，朝廷别有访闻，定行一体查究”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二O，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
清高宗乾隆十一年（1746），清政府禁止提塘违章发抄，行私报密，指出：
“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抄之事件，抄寄该督抚等。
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
”
《清会典事例》卷七O三。
上述两条史料中所讲到的“擅以揭帖，先行发抄”、“行私报密”的行为，其信息携载工具必然是未经正规渠道审发的文本，但其发行通道却是邸报的发行路线。
这些文本“邮递抄送”、抄寄“督抚”，当然是对邸报发行正常秩序的扰乱，同时也带来政治和社会的扰乱，所以，清廷多次申饬禁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从而维护邸报的正常发送和邸报的权威。
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公布了《大清律例》中有关条款：
“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
该管官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
”
《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这里，在报房人员正常的编发程序之外，违规“探听事件”、“捏造言语”、记录给各处者，无论是官员，还是军民人等，一律要受到严厉惩处。
报房的上级管御者，也负有连带的管理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探听事件”中的“事件”真假与否，可报道还是不可报道，并不在此条律例的考虑范围之内。
然而“探听”的“事件”，“捏造”的“言语”，要在正常的渠道之外“录报”给“各处”，就不可能不使用一种载体，流传出去。
因而，对非正式文本的禁止，堵塞住了非正式“报刊”的出现和传播。
对擅自将消息“录报各处”行为的禁止和惩罚，也就从一定意义上维持了邸报流转路径的通畅，维护了提塘和公报房的发行主渠道作用，阻止了非正式官报的出现，也阻止了非正式发布的朝廷讯息的泄漏和传播。
可以说，提塘公设报房发行官报、严禁非正式文本进入发行环节，是清代官报发行的两个特点。
清末扩大传统官报发行的建议和举措。
传统官报淡出历史舞台
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了中华帝国的沉沉大梦。
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近代化的器物和思想涌入中国，其速度、力度和数量与日俱增。
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迭次的战争创痛，与经济的文化的被侵略被压迫，促成中国民众自强力量的迅速增长，促成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
此期间，近代化新式报刊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现身。
政局板荡中，传统官报如何影响更多受众，如何使朝廷“励精图治”的“现行政策”实现“广为传布”、“外间均可周知”的目的，广刻“邸抄”，扩大邸报发行是这一时期一些官员提出来的应对之策。
先是清咸丰元年（1851），江西巡抚张芾上奏章于朝廷，认为“京报内容简略，寄递迟延，且价贵不易得”，不利于朝廷政令下传和施行，故奏请“刊刻邸抄，发交各省”。
清帝发布上谕：
“张芾奏请刊刻邸抄，发交各省等语，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
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
逐日所降明发谕旨，及应行发抄内外臣工摺件，例有内阁传知各衙门通抄。
即由各该管衙门行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递。
该管衙门自能斟酌缓急轻重，遵例办妥。
……张芾于陈奏事件，屡经严旨斥责，仍不知敬畏，复呈臆见，率行渎请，实属谬妄。
著传旨严行申饬。
”由于形势和眼光的局限，张芾当时的意见未被朝廷接受，反而招致“严旨斥责”
《清会典事例》卷一五。
。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将内阁各部议复折件及各省咨到各项章程大量编辑印行，以便官学人员阅读。
“经世之学不通今，则无用，尤应知近日通行之事例。
会典则例，不过撮其纲要。
至其事之本末，京外各衙门案牍荟萃加详，至关局税厘之则、交涉通商之务，皆先时所无。
培才之要，学者宜为政治之实学，朝廷宜修政治之专书，请由各衙门分类编辑。
如交涉、通商修之外务部，钱法、丁漕、盐茶、厘税修之户部，军政、河渠修之兵部、工部。
各衙门修书处一所，选派编辑，限一二年修成，刊颁各省。
官司用以课吏，学堂用以课士，虽遐陬避壤，得睹完书。
”
②
丁进军：
《晚清创办报纸史料》，《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第60-61、61页。
受吴郁生奏折的启发，政务大臣奕劻、孙家鼐等奉旨议复，提出更新官报内容，于“例折”之外，增加“通今”“实用”的内容，并“广刻”发行。
称：
“窃维读书原期致用，识古尤贵知今。
承学之士，欲练习旧章，则官书俱存，足资搜讨。
若欲通晓近事，诚如该学政所奏，各衙门之案牍加详，但皆备之官中，外间无从涉览，亟应随时刊布，俾学者得所研求。
惟设馆修书每稽时日，且意见去取易致纷歧。
即使待至一二年成书百数十卷，简帙既重，传布亦难，僻壤寒儒仍未必尽能购备。
臣等认为，欲求一简易办法，实莫如广刻邸钞。
从前如故大学士陈宏谋、曾国藩等，均以点读邸抄为课程。
近来报房所录，大抵各省例折，而于在京各衙门折件，仅千百之十一，实属无所取裁。
外务部为洋务总汇之区，六部为天下政事根本，庚子之乱以后，朝廷励精图治，迭经饬谕中外，删定旧例，举行新政。
所有各该部议复折件及各省办事各章程，时愈近则事愈详，益有裨于实用。
政务处前次奏准采取中外案牍选辑政要一书，奉旨后久经通行。
迄今各处抄到者寥寥无几，一时尚难编辑。
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由臣等督饬章京各员逐件捡阅，但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一体刊行，日出一编，月行一册，传观既速，最易流通，则现行政要外间均可周知，于教练吏才、开通民智至为便捷。
”
②光绪帝依议准行。
此时的清廷，已经意识到报刊影响的广泛，流传的便捷，欲通过官方报刊传播新的政务信息与规则，并要求其在刊期上“日出一编，月行一册”，实现既“速”且“易”的流通。
然而，世易时移，教练新式官员，开通民智，推行新政，这样繁重而急迫的任务远非传统官报所能胜任。
1907年10月，新式官报清廷中央政府机关报《政治官报》，在北京创刊。
传统官报于是淡出历史舞台。
结语
传统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的官方报刊，是朝廷审定和许可的一种纸质媒介。
其内容以传布朝廷政令和动态为主，基本的读者对象是各级官吏和知识阶层。
至今尚未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传统官报刊登有自身采访的新闻和报刊编辑者的评论文字。
因此，应该可以断定，传统的官报，仅是专制政体运作过程中一个向下和向外传达信息的特殊通道。
完全不具备现代传播媒介所拥有的报道新闻、发表意见、监督社会、娱乐和教育民众的功能。
其内容与功能的原始，根源于专制政体政治的独占。
政治的独占必然导致新闻发布权的垄断，言禁的紧束，换句话说，朝廷完全掌握着消息和意见的话语生成及其传输散播权利。
因而传统官方报刊发行体制的架构也就无可避免地浸透了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色彩。
这里，将中国传统报刊的发行管理和发行业态作一：
第一，管理情况
1、法律法规。
从宋代至清代，皇帝的诏令是管束官报内容获取途径、许可发行与否的准绳和规则，随意性较强。
且常常是就个案发布指示、影响全体。
未能形成严格、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
2、发行管理责任机构。
官报发行管理的责任机构，宋代是都进奏院，明代是提塘。
清代也指定提塘为官报的发行管辖机关，并开始由提塘设立公报房，发行官报。
第二，发行业的样态
官报的发行透过官方的驿站、塘站系统发行。
宋代官报发行有了相对稳定的周期。
明代官费订阅邸报现象普遍，邸报发行数量已达一定的规模，发行速度也因循朝廷的相关规定。
出现翻印和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有姓名可考的从事报刊发行职业的何光烨。
整体而言，清代的官报发行业态是明代的延续。
清代末期曾试图扩大传统官报发行，效果不彰。
系统、全面而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中国传统官报发行管理与发行业态的演变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流通渠道管控或者叫发行通道管控，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时期，统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