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梁思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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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梁思成

梁思成

上集

1948年底，与梁思成相濡以沫、一同颠沛流离了大半个中国的林徽因，已经到了肺结核的晚期。

这时的肺结核还是不治之症，梁思成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妻子，精心服侍病中的林徽因。

一天夜晚，解放军悄悄的找上门来，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请梁教授在地图上标出北京要保护的古建筑的位置。

【采访】梁思成遗孀林洙——

当时就是傅作义的军队跟咱们国家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对峙，双方正在准备和谈，可是，是不是和谈能够成功呢？

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要打起来的话，梁思成他们就特别担心北京市那么多的古建筑可能将要毁于一旦。

早几天，梁思成已看到清华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在作攻城准备，他忧心忡忡。

在梁思成的眼里，这个贫弱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历经沧桑，却维系着自己的文明数千年不断，古城北京的建筑绵延了这个民族伟大的性格。

正当梁思成夫妇为此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时，这几位军官模样的人将一份军用地图摊在了梁思成的面前。

【采访】林洙——

他们请梁思成把北京城重要的古建筑把它标出来，以免炮击。

梁思成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感动不已。

【采访】梁思成研究专家记者王军——

梁思成说我童年读《孟子》啊，“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在那一刻就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他说我那会儿就对解放军、对共产党一见倾心。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开风所之变的大家梁启超，梁思成是他的长子。

1924年，梁思成就是在父亲的鼓励下用庚款出国留学，在庚款留学生身上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梦也在渴望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后来他们中大部分人成了中国各个学科领域里的一代宗师，梁思成也不例外。

【采访】王军——

他晚年时候写文章，他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战士，因为我们中国人被人欺侮，他后来腿被摔坏了，因为车祸，他说我当一个战士的愿望就破灭了，他说我就学一门手艺，为这个国家好。

为了这个国家好，他出洋留学，但他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建筑文化被西方漠视，他向西方学习，却看到了外国人高傲的目光，一颗民族自尊心受到凌辱。

抗战中，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万里流亡，在无以想象的艰难和贫困中，梁思成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脊椎的软组织硬化病也恶化了，他的身体需要用铁架撑起来。

流亡到四川李庄的时候，林徽因原来的肺结核病也加重了。

1949年的新年来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改名为北京。

当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梁思成带着无限的悲伤撤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又使他深感绝望。

梁思成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理解解放的内涵的，历经苦难动荡的梁思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

【采访】王军——

他们那一代人一生下来就面对中国可能要被瓜分的这样一种情况，梁思成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感谢共产党，因为解决了瓜分的问题。

我就觉得这对于那一代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后来，梁思成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

深夜，他回到清华校园，叫齐了建筑系的所有学生，详细向学生们讲述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的一切和感受到的一切。

他说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他哭了。

49年的春天，毛泽东从西柏坡进京赶考了，党中央搬到北京来了，这就是意味着新中国将定都北京。

梁思成钟爱北京，他称为为“中国的博物馆”。

梁思成知道新中国的首都是要建设的，这需要大量的建筑师，他主动邀请了陈占祥，邀请了童寯，他希望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今到北京。

一个勤劳的民族用了超载人类的体能，历经风雨甘辛，积聚起这个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和文化思想精华，以3000年的耐力铸就，虽然，昨天的帝王走了，但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性留下来了。

梁思成说，它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是最耐久的一类，而且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有传统有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

1949年3月，梁思成就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他写道：

这是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古城，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匀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双。

【采访】王军——

在五月份的时候开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会员的成立大会，中间叶剑英市长也到会了，说我们不在北京市里面都城区里挤，所以会后就委托梁思成带着清华大学的师生作新北京的一个规划，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梁先生自己的想法和政府的想法是完全合拍的。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但马上需要梁思成投入全部精力的是新中国的国旗、国徽遴选和设计，这项工作在全国征集，梁思成被聘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

梁家的客厅成了国旗、国徽设计绘图的办公室，梁思成、林徽英和他的清华同事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但他们是抱病参加这一切的，夫妇俩几乎轮流病倒。

在这张照片上，躺在病床上的梁思成也患上了肺结核，而站着与他讨论的林徽因1945年就因严重的肺结核被外国医生宣判为还有五年的生命。

颠沛流离的岁月，严重地损害了梁思成夫妇的健康，尽管这时他们的心情是舒畅的。

【采访】梁思成女儿梁再冰——

那真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投入进去。

我回来时看到我们家的沙发上、饭桌上、桌椅板凳上全是国徽的方案，这好像是一个工作间，来来往往都是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来参加这个国徽的设计。

那段时间，梁家客厅里的灯光彻夜通明，这所普通的房子仿佛是有灵性的，中南海怀仁堂改建、新中国的国徽、国旗方案的初选和修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这许多的新中国标志设计，就是在这个客厅里诞生、修改和完善的。

有意思的是，不知为什么，在北京刚解放的两年里，北京市的市长接连换了三个人。

和平解放时是叶剑英当了市长，后来是聂荣臻，1950年彭真被任命为北京的市长。

但一天，彭真告诉了梁思成一件事，让他心中开始有了不安。

一次在天安门上，毛主席说，以后从这里望过去要到处都是烟囱。

后来梁思成在文革中写交代时说，我心中很不同意，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像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行政中心。

梁思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这个城市遍布着烟囱。

但是，这个国家到这时已整整被列强欺负了一百年，她太渴望工业化的强盛了，对于独立了的新中国，梁思成的北京也仅仅是一座古旧的皇城。

当时，把这个消费型城市变成为工业化的城市已经是明确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几年内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的北京，除了象牙玉器雕刻、景泰蓝和王麻子剪刀以外，没有一点像样的工业。

现实与梁思成理想的距离实在太远了，而他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仍然一往情深地组织了一个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其中就有他邀请来的陈占祥。

陈占祥与梁思成心仪已久，曾经参加过英国大伦敦计划制定。

【采访】陈占祥女儿陈愉庆——

1949年10月份，我们全家就举家北上，一点都没有犹豫就到北京来了。

但这时的梁思成并不知道，几乎就在陈占祥到达北京的同时，由政府邀请的一个17人的苏联市政专家组也来到了北京。

苏联专家提出了和梁思成设想反差很大的方案，一场交锋也随之而来。

在1949年底举行的城市规划会议上，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高亦兰——

这个专家组说北京应该同时是一个工业城市，因为你现在北京工业太少，北京的工人阶级人口只点4%，可是莫斯科占25%。

另外就是说行政中心应该设在旧城，以天安门为中心。

【采访】北京市规划局原局长刘小石——

苏联专家说在旧城里建比较便宜，在城外比较贵。

当时我们的领导人是勤俭建国，他很容易听进去。

【采访】高亦兰——

可是梁思成先生当时对这一点特别注意，觉得不能同意，他是很明确地把他的意见说出来，他觉得放在中心不好。

【采访】王军——

老北京里面都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你要把这么大一块，差不多有六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行政中心区搬到老城区里面来，大量的人口得外迁。

苏联专家说，只有承认北京是没有历史性和价值性的情况下，才放弃建设和整顿旧城，这样的话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完全料想不到的。

【采访】高亦兰——

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也觉得天安门很重要，是最重要的中心，咱们后来开国大典都在这儿，而且解放以前很多游行也是经常在这儿。

在当时的背景下，梁陈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争执，梁陈的孤立是很自然的了，但问题还不仅仅是方案之争、观念之争，梁思成似乎同样没有看到这一点。

【采访】王军——

在之前，毛主席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主要的行政中心还是要在老城区里面，苏联专家来了以后作了一个图，当时聂荣臻当市长，就拿了这个图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好，就照此方针来做。

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冲突。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和陈占祥觉得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具体的能让领导人一目了然的方案，阐明自己的观点。

【采访】王军——

梁先生就自己写这个方案，陈占祥作图，花了一二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

1950年2月，由梁思成著文、陈占祥制图的“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成了，梁思成自费刊印了100多份，报送中央有关领导。

梁思成从政治、文化、财政、未来发展、交通和效率等多方面论证了一个道理，就是要将行政中心放在城外，旧城则作为博物馆和纪念性的文物区保存。

【采访】梁再冰——

他当时总的思想就是要整体保护旧城。

【采访】刘小石——

他的意见就是要古今兼顾，新旧两立，而不要搞成两败俱伤。

在梁陈的设计中，新北京的三个区域彼此间用绿化带间隔，而且老城的古城墙天然地成为这三个区域划分的标界。

梁陈认为，如果按苏联专家将行政中心定在长安街一带，势必需要提高拆迁成本，并造成北京建筑的拥挤和道路的拥堵。

【采访】王军——

梁思成提出来就是说，要解决一个城市交通，最核心的就是要避免交通的发生，如果你的就业和居住通过步行就可以上班，而不必这样子整天进出城。

方案报送给中央之后，没有得到答复。

1950年4月10日，梁思成致信周恩来总理，恳请在百忙之中看一下他们的方案。

10月，梁思成又致信北京市领导，呼吁早日确定中央政府行政区方位，防止乱建。

但这一年，抗美援朝开始了。

【采访】梁再冰——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就打起来了，而且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西藏还没有解放，所以当时国内的事情是千头万绪的。

1951年，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外贸部办公楼在东长安街一带破土动工。

【采访】高亦兰——

后来就传来这个消息，说行政区还是放在旧城，沿着东西长安街的干道啊赶快发展，有空地方赶先快盖起来，没空地方慢慢再拆着盖吧。

但梁思成还是在为“挽救这还没有成为事实的错误”努力，他去找市长彭真，他常常和彭市长争得面红耳赤，他说，五十年后你会后悔的，真理在我这一边。

有意思的是，彭真说，你越是和我吵，我越是喜欢你。

他们后来的关系一直很好。

【采访】梁再冰——

当时他们也没有正式地答复他，说你这个为什么不能接受，也没有展开辩论，好像就是没有采纳。

后来我父母亲，特别是我母亲病重了。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

梁思成和陈占祥从此不再参与总体规划的编制，这意味着“梁陈方案”被否定，就意味着北京的整座旧城不再可能作为文物被整体保护。

【采访】高亦兰——

他就预见到只要你这个梁陈方案一否定，可能一个一个这些东西要遭殃了。

1949年到195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恢复时期”。

1952年，中国的工农业产量已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从1952年开始，北京的城墙已经作为所谓的封建社会象征陆续被拆除，方法是组织市民义务劳动，或动员各单位拆墙取砖取土。

1953年，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

城墙一点一点疲拆除了，梁思成哭了。

多少年来与梁思成患难与共的林徽因同样忧愤不已，她也曾拖着病弱的身体去找市领导辩论，她说，你们拆的是有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

1954年的秋天，林徽因每天都咳嗽不止，整夜不能入眠。

梁思成心急如焚，尽一切可能给予妻子最好的照顾，但第二年的一月，梁思成肺结核病也复发了，他们都住进了医院，结果是林徽因再也没能出来。

【采访】梁再冰——

当时对我父亲已经开始准备批判了，我母亲还在，可能他们已经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

一个老教授晚年回忆，在一次批判会之后，我陪梁先生到北京同仁医院去看望林徽因夫人，那时林夫人重病在身，已是气息奄奄，见到梁先生，二人相对无言，默默相望，我看了凄然泪下。

1954年4月1日，林徽因与世长辞，她比外国医生的预言多活了五年。

他们相知相识36年，那一年梁思成17岁，他一见钟情，而林徽因指引他走上建筑之路，他们一起在美国学习建筑，一起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一起田野调查，一起共度国难，一起为新中国欢欣鼓舞，现在，林离他而去了。

梁思成在病床上设计了林徽因的墓。

（上集完）

中集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维新领袖。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是一代外交家和艺术家。

1919年，正在国外的梁启超得知巴黎和会上袁世凯与日本人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就将消息通报给时任外交总长的林长民，林长民通过上海的《申报》把这个消息告知天下，由此燃起了“五四爱国运动”。

在父亲的建议下，梁思成上了清华，他学业优秀，兴趣广泛，是校足球队的主力，清华管乐队队长，他对美术也很有天赋。

1918年，17岁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里第一次遇见了14岁自由活泼的林徽因。

【采访】梁再冰——

我的祖父说让他们两人认识以后，然而交往，看看将来他们自己感觉怎么样。

这次会面显然是父辈们的有意安排，但两位开明的父亲并没有为他们定亲。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收到父亲寄来的一部古籍《营造法式》，书是赠予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的。

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类似建筑设计手册和建筑技术规范的专著，但今天已没有人能看懂，一如天书。

【采访】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姮——

里边有很多很漂亮的图，但是文字他都看不懂，他觉得看这文字像天书一样。

【采访】梁再冰——

当时他就想把这本书看懂，破译这里面的技术用语，到底是说明什么问题。

梁思成凭借自己已有的中西学养感受到，这本天书所蕴涵的是不同西方的独特的一种建筑语言文化和体系。

书为宋代李诫所著，汇集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世代相传的经验。

但传统上，营造是“匠作之事”或是“匠学”，地位低下，少有鸿学大儒提倡和赞赏，承传只局限于民间，匠人又不识字，建筑的术语和规制大多是师徒口耳相传，随着战乱和年代的久远，大多失用失传而成为千古之谜。

发现《营造法式》的朱启钤是梁启超的好友，他感慨道：

“古物虽亡，古法尚在”，他也以为这是了解古代建筑奥妙之路径。

【采访】郭黛姮——

可以说中国的建筑史处在一片混沌当中，不知道谁好谁坏，谁早谁晚。

不知朱启钤送书给梁启超是否有意，但梁启超转送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时，题下了这样的文字——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希望他们经由一千年前的这本书，走进我民族建筑史的大门。

留学海外的梁思成也看到，欧洲各国都有本国的建筑史，唯独历史悠长的中国却没有。

当时有一个欧洲中心论，中国古建筑常常被说成是原始的，毫无价值。

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特质和文化同样也会沉淀在建筑上，但是，中国古建筑语言已失传，没有人能读懂它了。

找见它的源流，读懂它的文法和词汇，这时已成为牵动梁思成生命的一种力量，这部天书也让梁思成心系了一生。

【采访】梁再冰——

我父亲相当的执着，在这个问题上，他就要想找出一条路子。

【采访】郭黛姮——

他是决心他说我一定要把这本书研究懂。

选修建筑系的课，林徽因有满脑子的灵感，常常画出一张草图后，新的构思又如泉涌了，她就一次次推翻自己的构思，将草图涂抹得连她自己都看不清了。

这时，梁思成就会走到她的边上，默默地看着，当理解了林徽因的思路，他便又默默地动起手来，将那张凌乱的草图变成一张绝佳的设计作品。

当全班30多张作业一起挂在墙上评分时，林徽因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

但或许是因为年轻，或许是因为脾气秉性很不相同，两人间也常有摩擦，有时爆发激烈的争吵，似乎大家还不太懂得宽容对方。

两人间的差异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他们终学会了相互容忍，他们相反的个性成为互补，早先的摩擦就像是为爱情奠基，使他们日后为打开中国建筑历史的大门，有力量走过艰苦的研究之路。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毕业了，第二年他们结婚。

他们把结婚的日期选定在《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生日这一天。

梁思成带着林徽因，也带着父亲寄给他们的这本《营造法式》回国了，在回国的火车上，与他们同行的一对外国夫妇这样评价他们：

他们俩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回北平的家里，父亲梁启超已经病重了，在小聚之后，重病的梁启超敦促这对新婚夫妇去沈阳的东北大学就职，因为当时东大的校长张学良有志把学校办成一流大学，聘请梁思成创办建筑系，时间是1928年。

【采访】梁再冰——

最初据我知道呢，教员就两个人，就是他们两个人，那时候应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东大建筑系又聘请了几个教授，都是宾州大学他们同系的同学吧。

但是第二年，父亲梁启超去世了。

半年后，梁思成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他们给她取名梁再冰，因为梁启超别名“饮冰老人”，他们以此纪念父亲，但因东北的寒冷，也因为产后虚弱和劳累，林徽因就在这时得了结核病。

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了。

【采访】梁再冰——

当时我母亲身体不太好，就回到北京来养病，所以我父亲经常回到北京来。

1931年的暑假他就回来了，当时回来时并没有想到东北大学会关闭，所以这个家没有搬回来，到九月份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样他就回不去了，我们家也就完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当年发现《营造法式》手抄本并刊印了此书的朱启钤，晚年自己出钱创办了“营造学社”，现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朱启钤曾专门跑到东北大学劝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

现在东北回不去了，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这也是他对李诫那本《营造法式》研究的正式开始。

【采访】梁思成儿子梁从诫——

我父亲在他研究李诫的时候，正好是我出生的时候，所以他很希望我能够学建筑，所以叫我梁从诫，就是从这个李诫。

【采访】梁再冰——

宋代是遥远的，梁思成从研究明清的建筑实物开始，他请教当时还在维修这些古建筑的老匠人，让他们告诉他这些建筑的结构里面，什么结构，什么部件，比方斗拱等等，叫什么名字，是在什么部位。

他以老工匠为师，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

这是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法式的专著，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建筑学科的教科书。

当然，这是他们夫妇俩合作的成果。

但是，搞清了明清建筑，研究了北京城里的古建筑后，那明清以前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呢？

【采访】冰再冰——

这样就需要到农村地区去考察，当时中国农村地区的交通也很差，而且很多古建筑物都已经坍塌了，破坏得不像样子了，而且到底什么地方有什么建筑也搞不清楚，什么地方有值得研究的古代建筑他也不清楚，有一天他碰到他的老同学杨廷宝，也是宾州大学的，告诉他说在北京的鼓楼地区一个展览上看到一个照片，拍的是一个很古老的建筑，叫独乐寺。

【采访】郭黛姮——

他们那时候条件很差，他们还没有一个很完善的科研集体，人很少，结果他坐了当时的那种长途汽车，一路上非常颠簸地走到独乐寺所在的县城，到了县城一看，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很高大的楼阁，这个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个楼阁，建于公元984年。

梁思成就是这样走出了田野考察的第一步，为的是破解《营造法式》，廓清中国建筑史。

他后来发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我国第一篇古建筑的科学报告。

在以后的1十五年里，梁思成一共对190个县，2738处古建筑做了实地考察，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其艰辛程度，今天也许无法想象。

漂亮活泼的林徽因也在这艰苦的行列中。

【采访】郭黛姮——

从三十年代，他当时调查古建筑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无论是一个巍峨的城楼还是一个倾颓的奠基，它们都是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这种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他看到了古建筑身上保留了很多历史信息。

在中国的乡野散落着众多无价的古建筑，虽然它们有的已是断壁残垣，然后它们既是这个民族曾经动荡灾难的见证，也是历史辉煌的昭示。

此时日军已经占领东北，长城上烽烟滚滚，梁思成多么担心许多古建筑即将毁于战火，所以他要抓紧时间去寻找民族记忆的见证。

【采访】刘小石——

他就听见河北省有一个小调《小放牛》，讲的是赵县的桥，应县的塔。

梁思成想，既然有赵县的桥，那应县的塔也应该有其事。

他据此找到了应县的塔。

他后来这样描述道：

黄昏时分，我蓦地看到在暗紫色的背景下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

后人用“峻极神工”四个字来赞颂这座千年木塔的精妙绝伦。

【采访】郭黛姮——

离着老远老远就看到那个木塔很大很大，看得很清楚，到了木塔底下一看，太令人惊奇了，这个塔高67米，有五层檐子，每层都有很多的斗拱来支撑着这些屋檐，上上下下有五十四种斗拱.

他们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测量了几千根的梁架斗拱，梁思成甚至徒手攀爬上十多米高的塔刹，完成了这个中国现存最早木塔的全部测绘工作。

他在写给林徽因的信中说：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我佩服极了，可惜你不在此间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五体投地的倾倒。

1937年6月，梁思成夫妇等一行四人骑着骡子走进山西五台山荒僻的深山老林里，几天后终于在一个叫豆村的小村边找到了一座唐代寺庙，敦煌石窟壁画中就有的佛光寺。

它后来被证明是现存国内最大规模的一个唐代建筑，寥寥一寺之中，唐代的佛殿、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集于一处，为中国古建筑第一瑰宝。

梁思成说那几天是他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而林徽因当时就恨不能也为自己塑一尊像，永远陪伴着这位虔诚的唐朝妇女，在肃穆中盘腿坐上一千年。

【采访】郭黛姮——

在梁先生调查佛光寺之前，日本人确实也来调查过，据说日本人判断这个房子是明代的，可以说是有眼不识泰山，没有看到它的价值。

梁先生他成为我们建筑史的奠基人，就是因为他把中国很经典的古建筑都发掘出来了。

佛光寺的重大发现令梁思成一行兴奋不已，但是仅仅五天后，他们在县城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当他们回到北平，日本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为了不让自1931年以来宝贵的测绘成果落入日本人之手，梁思成、朱启钤等决定把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绘图稿转移到天津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里。

北平沦陷了，一天夜里梁思成带着全家流亡了，。

【采访】梁再冰——

他不愿意跟日本人合作，而且他跟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发表过一个联合抗日的声明，他是在上面签字的人之一，所以他是非走不可的。

梁思成1901年出生在日本，当年父亲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流亡日本十多年，在那里梁思成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直到1912年回国。

而今天，梁思成也告别古都流亡了。

在流亡途中，他遭遇过日军的炸弹。

【采访】梁再冰——

炸的时候没有警报，我父亲跑到阳台上去看，以为是中国飞机来了，结果发现炸弹下来了，他就赶快跑到房间里把我抱起来，我母亲抱起我弟弟，扶着我外婆就从房子里跑出来。

在继续流亡的路上，林徽因又得了肺炎，梁思成也大病一场，他满嘴的牙也没了，严重的风湿和旧日的创伤又使他得了脊椎软组织灰质化症，背部更加佝偻。

尽管这样，只要有可能，他们依然是一路寻访，一路研究，认真考察路遇的每一座古建筑。

【采访】王军——

他们的学术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们学术已经沁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面了。

他们万里流亡，终于在1940年来到重庆以西3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李庄，一个穷乡僻壤。

【采访】梁从诫——

那个地方无水、无医、无药，所以我母亲在李庄肺病复发以后，受了很大的苦。

自从她在李庄躺到病床上去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她的健康。

这时物价又飞涨，梁家贫病交加，但梁思成从来不愁眉苦脸，他仍然画图时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简陋的办公室去。

【采访】梁从诫——

静脉注射他都学会了，哎哟，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难为我父亲，他整个就成了一个全职护士，包括补衣服，补袜子都是我父亲亲自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