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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谈古典诗歌分析基础意脉意境篇

孙绍振谈古典诗歌分析根底:

意脉·意境篇

我们都知道在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并不是单独的,而是群落性的、整体性的。

意象的整体之美,并不是意象的总和,而是意象群落之间的有机构成。

有机构造的功能大于要素之和,成心象之美不等于意境之美。

光是某个意象内涵精致,只是局部的美,并不一定可以保证整体和谐。

意象之美分开了整体,不但可能支离破碎,而且可能破坏整体和谐。

苦吟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其失在于满足于个别句子精彩,与其它诗句缺乏内在融通。

贾岛著名的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敲〕月下门〞,固然精致,但是,和接下去的“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就显得不够统一。

原因在于,前后意象在情致上不统一。

“过桥分野色〞中的“过桥〞是动态,视野很广阔,与“鸟宿池树,僧推月门〞之宁静归来不但缺乏联络,而且互相矛盾。

至于“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那么完全是不准备付诸理论的直白,与此前个体的宁静默会的意味也不一致。

经典诗作,往往在这方面经得起推敲,原因在于,在意象群落之间,外表上意象假设断假设续,本质上有潜在的“意脉〞,故象断意连,高度统一,构成中国古典诗论所津津乐道的“意境〞。

意境美的特点就是:

第一,整体的美;第二,含蓄的美,意在境中,情景交融,融情入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司空图所说:

“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

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就是潜在的隐性的言外之意,意境的精彩往往存在于语言不可穷尽的空白中。

意脉是隐性的,意境是潜在的,风格是婉约的,直接抒发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属于意境。

不管是?

离骚?

那样的直接抒情,还是政治抒情,像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像唐诗中的歌行体,大量的直接抒情,都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同调,不以意境的潜在性取胜,不属于意境范畴。

意境以潜隐、和谐统一为特点,其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有统一的情感脉络贯穿其间。

有了统一的意脉,意象群落就成为一种有机的构造,意脉贯穿首尾,意象与意象具有某种线性的相关性,在性质和量度上精细地相应,以开合、正反、因果的逻辑构成完好的统一体。

意象与意象之间内在情致的脉络,隐秘而深邃,古典诗歌分析之所以有难度,就因为其潜隐性。

绝句最擅长于表现诗人情绪的瞬间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意脉乃是在文字以外的,如杜牧的?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凭直觉判断,一望而知,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最精彩,因为这个比喻出奇制胜,属于朱自清先生所提出的“远取譬〞。

远取,相对于近取,这里是双重的远。

第一,是叶子比花红,第二,是秋叶比春花艳,都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远,而且是心理上的远。

从心理上来说,越远越新颖,双重的远取,构成双重的新异,触动读者的审美惊异。

但是,光是分析到此,还只是意象之美。

其分析的难度在于,以局部为索引,总括整体。

假设没有前面三句的铺垫,那么此首诗还是构不成整体的意境。

开头两句:

“远上寒山,白云生处〞,意象都是大远景,情感随目光向远处延伸,越是遥远,越是有凝神观照之美,而后面两句,恰恰相反。

转折点在第三句,本来是一边行车一边沉着欣赏,突然车子停了下来,也就是停顿了远方白云深处的凝神,转向近处——车边、身边的枫林。

视线的转移,显示枫林之美超过了远方白云深处之美,心灵触发了一种震惊,而震惊的原因又是色彩之鲜艳,超过春花。

意象的前后比照,情致的前后转换,完成于一瞬间。

“霜叶红于二月花〞正是这个意脉的高潮,使得意境在前后比照中完成统一。

在唐诗绝句中,关键就在于这种瞬间的情致转换的潜隐性。

在情致转换上不够潜隐,就会影响意境的圆融。

王昌龄的绝句,后代对其评论甚高,胡应麟在?

诗薮?

中说:

“七言绝以太白、江宁为主。

〞明代诗人李攀龙曾经推崇其?

出塞?

〔其一〕为唐诗七绝的“压卷〞之作,赞成此说的评点著作不在少数,但是也有人“不服〞。

说出道理来的是胡震亨?

唐音癸签?

“发端虽奇,而后劲尚属中驷。

〞意思是后面两句是发议论,不如前面两句圆融,只能是中等程度。

〔明〕孙鑛?

唐诗品?

,都为“后二句不太直乎?

……‘但使’、‘不教’四字,既露且率,无高致。

〞批评王昌龄这两句集中在直露上,直露与意境的蕴藉、含蓄不相容。

前面两句还是比较蕴藉的,意味是婉约的,而后面两句那么太过直白,直白的豪迈很难与意境的潜隐相容。

王昌龄?

出塞?

有两首,这是第一首,备受称道。

其第二首在意境上不但大大高出这一首,就是拿到历代诗评家推崇的“压卷〞之作中去,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不解的是,千年来,诗话家却从未论及,这不能不给人以咄咄怪事的感觉。

因此,特别有必要提出来探究一下。

原诗是这样的:

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

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

此首诗以四句之短而能正面着笔写战事,红马、玉鞍、沙场、月寒、金刀、鲜血、城头、鼓声,不过是八个意象,写浴血英雄豪情,却以无声微妙之意脉,构成统一的意境,功力在于:

第一,情绪上高度集中,虽然正面写战争,但把焦点放在血战之将完毕尚未完全完毕之际。

先写战前的准备:

不直接写心情,写备马的意象。

骝马,黑鬃黑尾的红马,配上的鞍,

质地是玉的,战争是血腥的。

但是,毫无血腥的预期,却一味醉心于战马之美,潜在的意味是表现壮心之雄。

接下去假设写战争过程,剩下的三行是不够用的。

诗人巧妙地跳过正面搏击过程,把焦点放在炽热的搏斗以后,写战后的回味,为什么呢?

第二,与血腥的战事必须拉开间隔,把情致放在回味中,一如王翰放在醉卧沙场料想之中,都是为了拉开时间间隔,拉开空间间隔,拉开人身间隔〔如放在妻子的梦中〕,都有利于超越实用价值〔如死亡、伤痛〕,进入审美的想象,让情感获得自由,这是唐代诗人惯用的法门。

但是,王昌龄的精致还在于;把血腥的搏斗放在回忆之中,却不拉开太大的间隔;把血腥放在战事根本完毕,而又未完全完毕之际。

意脉聚焦在战罢而突然发现未罢的一念之中,立意的关键是猝然回味。

在一刹那间凝聚多重体验。

第三,从视觉来说,月色照耀沙场,不但提示从白天到夜晚战事持续之长,而且暗示战情之酣,酣到忘记了时间,战罢方才猛省。

而这种省悟,又不仅仅因月之光,而且因月之“寒〞,因触觉之寒而注意到视觉之光,触觉感突然变为时间感。

近身搏斗的酣热,转化为空旷寒冷,这就是元人杨载所谓的“反接〞,这就意味着,精神高度集中,忘记了生死,忽略了战场血腥的感知,甚至是自我的感知,这种“忘我〞的境界,就是诗人用“寒〞字暗示出来的。

这个“寒〞字的好处还在于,这是意脉突然的变化,战斗方殷,生死存亡,无暇顾及,战事完毕方才发现,这既是一种刹那的自我召回,是瞬间的享受,也是意脉的转折。

第四,在意脉的节奏上,与凶险的紧张相对照,这是轻松的缓和,隐含着成功者的欣慰和自得。

全诗的诗眼,就是“战罢〞两个字。

从情绪上讲,战罢沙场的缓和,不同于通常的缓和,是一种尚未完全缓和的缓和。

以听觉提示,战鼓之声未绝,说明总体是“战罢〞了,但是局部,战鼓还在激响。

这种战事尾声之感,并不限于远方的城头,而且还能贴近到身边来:

“匣里金刀血未干。

〞意脉进入回忆的唤醒,血腥就在瞬息之前。

谁的血?

当然是敌人的。

对于成功者,这是一种享受,其内心的享受是无声的,默默体悟的。

当然城头的鼓是有声的,正是激发享受的原因,有声与无声,喜悦是双重的,但是,都是单独的,甚至是机密的。

金刀在匣里,刚刚放进去,只有自己知道。

喜悦只有自己知道才精彩,大叫大喊地欢呼,感慨:

不管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壮,都不属于意境的范畴了。

第五,诗人所用的意象可谓精雕细刻。

骝马饰以白玉,红黑色马,配以白色,显其豪华壮美。

但是,一般战马,大都是铁马,所谓铁马金戈。

这里,可是玉马,是不是太贵重了?

正是盛唐气象,立意之奇,还在于接下来是“铁鼓〞。

这个字练得惊人。

通常,诗化的战场上,大都是“金鼓〞。

金鼓齐鸣,以金玉之质,表精神高贵,而铁鼓与玉鞍相配,那么另有一番意味。

超越了金鼓,意气风发中,带一点粗暴,甚至野性,与战事的凶险相关。

更出奇的,是金刀。

金,贵金属,代表荣华富贵,却让它带上鲜血。

这些超越常规的意象组合,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说的单个词语的陌生化效果,而是潜在于一系列的词语之间的错位。

这种层层叠加的错位,构成豪迈意气或某种意脉,表现出刹那间的英雄心态。

第六,诗人的全部意脉,集中在一个转折点:

就外部世界来说,从不觉月寒而突感月寒,从以为战罢而感到尚未罢;就内部感受来说,从忘我到唤醒自我,从成功的自豪到血腥的体悟,这些情感活动,都是隐秘的、微妙的、刹那交织的。

而表现这种心灵瞬间的状态,正是绝句的特殊优长;表现刹那间的心灵震颤,恰恰是绝句不同于古风的地方。

“推敲〞:

以句为准还是以全诗为准?

中国诗话传统讲究炼字,为一个字的优劣,打上近千年的笔墨官司,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中国这却是司空见惯寻常之事,最有名的要算贾岛的?

题李凝幽居?

,为了其中是“推〞字还是“敲〞字好,至今争论不休,不但成为一宗未了的公案,而且“推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

此事最早见于〔唐〕刘禹锡〔772~842〕?

刘宾客嘉话录?

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

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之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

韩立马良久,谓岛曰:

“作‘敲’字佳矣!

〞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

自此名著。

以后,五代何光远?

鉴诫录?

等书,转辗抄录:

据?

陈一琴聚讼诗话词辑评?

此那么,又见宋阮阅?

诗话总龟?

前集卷十一引录?

唐宋遗史?

、黄朝英?

缃素杂记?

、计有功〔1126年前后在世〕?

唐诗纪事?

卷四十、黄彻?

石溪诗话?

卷四,元辛文房?

唐才子传?

卷五,文字有增减,本领那么同。

一千多年来,推敲的典故,脍炙人口。

韩愈当时,是京兆尹,也就是首都的行政长官,他又是大诗人、大散文家,他的说法很权威,日后几乎成了定论。

但是为什么“敲〞字就一定比“推〞字好呢?

至今没有人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但是,朱光潜在?

谈文学·咬文嚼字?

中提出异议:

认为从宁静的意境的和谐统一上看,倒应该是“推〞字比较好一点。

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

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

“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

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

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

“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设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

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

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烦扰。

所以笔者很疑心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

朱氏仍用传统的批评方法,虽然在观点上有新见,但在方法上仍然是估测性强于分析性。

其实以感觉要素的构造功能来解释,应该是“敲〞字比较好,因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者都属于视觉,而改成“僧敲月下门〞后就成为视觉和听觉要素的构造。

一般来说在感觉的内在构成中,假设其它条件一样,异类的要素构造产生更大的功能。

从实际鉴赏过程中来看,假设是“推〞字,可能是本寺和尚归来,与鸟宿树上的暗示大体契合,假设是“敲〞那么肯定是外来的行脚僧,于意境上也是契合的。

“敲〞字的好处胜过“推〞字在于它强调了一种听觉信息,由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形成的构造的功能更大。

两句诗所营造的气氛,是无声的、静寂的,假设是“推〞,那么宁静到极点,可能有点单调。

“敲〞字的好处在于在这个静寂的境界里敲出了一点声音,用精致的听觉〔轻轻地敲,而不是擂〕打破了一点静寂,反衬出这个境界更静。

[1]

这种诗的境界,其本质是想象性的,而不是散文那样写实的。

有些读解者,在这一点上忽略了,提出一些可以说是“外行〞的问题。

例如:

这两句诗,粗看有些费解,其实,难道诗人连夜晚宿在池边的树上的鸟都能看到吗?

其实,这正见出诗人构思之巧,有心之苦。

正由于月光皎洁,万籁俱寂,因此老僧〔或许即指作者〕一阵细微的敲门之声,就惊动了宿鸟,或是引起鸟儿一阵不安的噪动,或是鸟从窝中飞出转了个圈,又栖宿巢中了。

作者抓住了这一瞬即逝的现象,来刻画环境之幽静,响中寓静,有出人意料之胜。

倘用“推〞字,当然没有这样的艺术效果了。

[2]

作者的感觉〔以有声衬托无声〕虽然没有错误,但是,理论上却混淆了散文和诗歌的区别。

散文是写实的,详细到有时间、地点、条件、人称的。

诗中所写景象〔鸟宿〕并不一定为作者所见,而是想象的、概括的、没有人称的,是谁看到的,还是作者想到的〔用台湾诗人所说的,就是灵视〕,在诗歌中,是没有必要交代的,交代了,反而煞风景。

僧推月下门,终究是什么僧,是老僧还是年青的僧,是作者自谓,还是即兴描绘,把想象的空间是留给读者是诗的审美标准之一。

但是,读者的想象,又不能完全脱离诗人提供的文本。

不能因为诗中有“鸟宿〞二字,就可以自由地想象,鸟不但宿了,睡了,而且飞了,不但飞了,而且叫了,因为有这种叫声才衬托出幽居的静。

这不但是过度阐释,而且是多此一举,因为诗中早本来就有敲字的音响效果,反衬出幽居的宁静,不用再凭空捏造出宿鸟惊飞而鸣的景象来。

诗的想象,只能从文本中整体的提示激发的,超越文本的添枝加叶,只能是画蛇添足。

其实,这与王维?

鸟鸣涧?

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是同样的意境。

整个大山,一片寂静,寂静到只有一只鸟在山谷里鸣叫,都听得很真切。

而且这只鸟之所以叫起来,通常应该是被声音惊醒的,而在这里,却不是,它是被月光的变化惊醒的。

月光的变化是没有声音的,光和影的变化居然能把鸟惊醒,说明是多么的宁静,而且这无声的宁静又统一了视觉和听觉的整体有机感,把视觉和听觉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成为和谐的整体。

每一个元素,都互相补充,互相浸透,互相不可缺少。

一如前面的“人闲桂花落〞,桂花落下来,这是视觉形象,同时也是静的听觉。

因为,桂花很小,心灵不宁静,是不会感觉得到的。

这里的静就不仅仅是听觉的表层的静,而且是心理的深层的宁。

只有这样宁静的内心,才能感受到月光变化和小鸟的惊叫的因果关系。

在外表上,写的是客观景物的特点,本质上,表现的是内心的宁静统一了外部世界的宁静,这样的内外统一,就是意境的表现。

这里的意境,就是同时驾驭两种以上的感觉交流的效果,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感觉交织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感觉“场〞,这种“场〞是不在字面上的,权德舆和刘禹锡有“境在象外〞之说,翻译成我的话,就是“场在言外〞。

毛泽东的?

忆秦娥·娄山关?

也是这样,不过略有不同。

上阕主要是以单纯的视觉衬出明晰的听觉:

“长空雁叫霜晨月〞,看得见的,只有发光的月亮和月光照着的霜,其它的一概略而不计;听觉却能明晰地感受到天上大雁的叫声,听觉明晰和视觉朦胧之间的反衬出进攻前阵地上是多么宁静,而在进攻的过程中视觉几乎完全关闭了,却只有听觉在起作用: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只写声音,不写形状,视觉一概省略。

写成功,那么相反,不写声音,只写形状: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所有的听觉一律关闭。

这和“推敲〞故事中的视觉和听觉浸透构成交融不同,这里是视觉的听觉的交替,形成了一种“场〞〔境〕的效果,同样是有机的、水乳交融的、不可分割的两种感觉的构造,或者叫做视觉和听觉“场〞。

〔境〕的功能,不仅补充了被省略的,而且深化了情志:

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又是壮美的。

总之,“敲〞字因为构成了视听的交融,因此,比“推〞字好。

假设这一点可以得到认可,仍然潜藏着矛盾。

我们用来说明“敲〞字好的理论,是整体的有机性。

但是,这里的“整体〞却仅仅是一首诗中的两句,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单位,从整体中别离出来,是可以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次整体,或者亚整体。

从整首诗来说,这两句只是一个局部,它的构造,它的场,是不是融入了更大的整体,更大的构造呢?

假设是,那么这首诗还有更高的意境,有待分析,假设不是,那么这首从整体来说,并不完美,应该是有缺陷的,只是局部的句子精彩而已。

这样,就不能不回过头来重新分析整首诗作。

贾岛的原诗的题目是?

题李凝幽居?

,全诗是这样的: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幽居,作为动词,就是隐居,作为名词,就是隐居之所。

第一联,从视觉上,写幽居的特点,没有邻居,似乎不算精彩。

全诗没有点到“幽〞字上去,但是,在第一联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闲〞。

一般写幽〔居〕,从视觉着眼,写其远〔幽远〕;从听觉上来说,是静〔幽静〕。

这些都是五官可感的,比较容易构成意象。

但是,这里的第一句却用了一个五官不可感的字:

“闲〞〔幽闲、悠闲〕。

这个“闲〞字和“幽〞字的关系,不可放过,因为它和后面的意境,感觉的场有关系。

第二句就把“幽〞和“闲〞的特点感觉化了:

“草径入荒园〞。

这个“草〞,是路面的草,还是路边的“草〞,假设是在散文里,很值得推敲,但是,在诗歌里,想象的弹性比较大,不必拘泥,大致提供了一种荒草之路的意象。

这既是“幽〞,又是“闲〞的结果。

因为“幽〞,故少人迹,因为“闲〞,故幽居者并不在意邻并之少,草径之荒。

假设,把这个“幽〞中之“闲〞作为全诗意境的核心,那么对于“推敲〞二字的优劣可以进入更深层次的分析。

“僧敲月下门〞中的“僧〞,可能是外来的和尚,敲门确实衬托出了幽静,但是,不见得“闲〞,假设是本寺的和尚,当然可能是“推〞。

还有个不可忽略的字眼:

“月下〞。

回来晚了,也不着急,没有猛擂,说明是很“闲〞的心情,僧“敲〞月下门,就可能没有这么“闲〞了。

僧“推〞月下门,那么比较符合诗人要形容的幽居的“幽〞的境界和心情。

以“闲〞的意脉而论,把前后两联统一起来看,而不是单单从两句来看,韩愈的“敲字佳矣〞,似乎不一定是定论,还有讨论的余地。

关键是下面还有四句。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终究是什么意思,不可回避,因为有诗话家认为这两句更为精彩。

〔明〕胡应麟〔1551—1602〕,?

诗数?

内编卷四说:

“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传其一联,而其所不传反过之者。

……如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虽幽奇,气格故不如‘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也。

这个见解是很奇特的,但是,千年来,这两句的含义,还没有非常确切的解释。

当代?

唐诗鉴赏词典?

中说:

“是写回归路上所见。

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

〞但是,从原诗中〔“分野色〞〕似乎看不出任何“斑斓〞的色彩。

问题出在“分野〞这两个字终究怎么解释,因为光是从字面上来抠,是比较费解的。

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描绘地形地物的,现代词书上说是“江河分水岭位于同一水系的两条河流之间的较高的陆地区域〞,简单地说,就是河之间的地区。

从上下文中来看“分野〞和“过桥〞联络在一起,像是河之间的意思。

“过桥分野色〞当是过了桥就更显出分出不同的山野之色。

这好似没有写出什么特别的景精彩来,至于“移石动云根〞,云为石之根,尽显其幽居之幽,但是,“移〞字没有来由,为什么为一个朋友的别墅题诗要写到挪动石头上去,殊不可解。

幸而这并不是惟一的解释,在王维的?

终南山?

中是另外一个意思: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里的“分野〞是星象学上的名词。

郑康成?

周礼·保章氏?

注:

“古谓王者分国,上应列宿之位。

九洲诸国之分域,于星有分。

〞里有国界的意思。

联络上下文,当是过了桥,或者是桥那边,就是另一种分野,另一种星宿君临之境界了。

接下去“移石动云根〞中“云根〞两字,很是险僻,显示出苦吟派诗人炼字的功夫。

石头成了云的“根〞,那么云当为石的枝叶。

但是,整句却有点费解。

可能是“移云动石根〞之意。

说的是,云雾漶漫飘移,好似石头的根部都浮动起来似的,这是极写视野之辽阔、环境之幽远空灵。

对于这一句,历代诗评家是有争议的。

?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说:

“‘僧敲’句因退之而传,终不及假设第三联〔按:

即此两句〕幽活。

〞而?

唐律消夏录?

却说:

“可惜五六句呆写闲景。

〞一个说“幽活〞,比千古佳句“推敲〞还要“活〞,而一个说它“呆〞。

[3]终究,如何来理解呢?

从全诗统一的意境来看,“分野〞写辽阔,在天空覆盖之下,像天空一样辽阔,“云根〞写辽远,云和石成为根和枝叶的关系,肯定不是近景,而是远景。

二者是比较和谐的。

但是,与推敲句中的“月下门〞与“鸟宿〞的暗含的夜深光暗,有相矛盾之处。

既然是月下,何来辽远之视野?

就是时间和空间转换了,也和前面的宁静、幽静的意境不能交融。

用古典诗话的话语来说,那么是与上一联缺乏“照应〞,再加上“移石〞与“动云根〞之间的关系显得僵硬,表现出苦吟派诗人专注于炼字: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题诗后?

〕。

另一个诗人卢延让形容自己?

苦吟?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其失在于,专注于炼字工夫,却不擅长营造整体意境。

故此两句,“幽〞那么“幽〞矣,“活〞那么未必。

最后两句“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那么是直接抒情,极言幽居之吸引力。

自家只是暂时离去,改日当重来。

诗的题目是?

题李凝幽居?

,应该不是一般的诗作,也许是应主人之请而作,也许是题写在幽居的墙壁上的。

说自己还要来的,把自己的意图说得这么清楚,一览无余,是不是场面上的客套话呢?

说是定了日期来此隐居,是不是真的?

很值得疑心。

事实上,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

元和五年〔810〕冬,至长安,见到张籍。

次年春,至洛阳,始谒韩愈。

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

文宗时,因诽谤,贬长江〔今四川蓬溪〕主簿。

开成五年〔840〕,迁普州司仓参军。

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普州去世。

从他的经历来看,这可能是一句不准备兑现的客套话。

正是因为客套话,就不是很真诚,因此也就软弱无力。

假设这个论断没有太大的错误,那么,韩愈的说法只是限于在两句之间,一旦拿到整首诗歌的中去,可靠性就很有限。

朱光潜先生在上述同篇文章注意到“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

〞但是,朱光潜先生在详细分析中,恰恰忽略了全诗各句之间是否“调和〞,他似乎都忽略了这首诗歌,本身的缺点就是没有可以构成统一的、贯穿全篇的意境。

意境之美,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

王昌龄?

出塞?

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

王昌龄的绝句,被赞为唐人第一,其实是需要分析的。

他有时直抒豪情的诗句,并不是绝句之所长。

如?

参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样的英雄语,固然充满了盛唐气象,但是,以绝句这样的短小的形式,作这样直接抒情,是不能不显得薄弱的。

至少不够含蓄,一览无余,缺乏铺垫。

最主要的是,缺乏绝句擅长的微妙的情绪瞬间转换。

想想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前前后后,有多少铺垫,有多少跳跃,有多少矛盾,有多少曲折。

这种直接抒情,以大起大落为宏大气魄,不但不是绝句这样精致的形式所能包容的,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

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

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所抒发的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它的感情近似于像鲍照所说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和华滋华斯的“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亦有息息相通之处。

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

关键在于其直接抒发的情感与理性拉开了间隔,十七世纪的诗话家把它总结为“无理而妙〞,假设意境以情景交融取胜,那么这类诗风那么可以说是“无理而妙〞,其成就绝不亚于意境。

我国古典诗论意境往往满足于孤立地阐述什么是意境,殊不知光是这样正面说,是不够的,只有同时说明,什么不是意境,才可能比较透彻。

可惜现代诗学,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研究。

这一点,下文将有详述。

我们还是先把绝句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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