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高家林悲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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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家林悲剧

浅谈高家林悲剧

向元成

（中文系04级4班学号：

040104056指导老师：

周建军）

内容提要路遥作品《人生》中高家林果敢、不驯的个性特征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也是决定其悲剧命运的因素之一。

他是一个在生命浪涛中起落沉浮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岔口徘徊不定，他在和环境的矛盾冲突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抉择。

从农村到城市，再由城市到农村的悲剧过程，给予人生一定的启示和思考。

关键词《人生》高家林悲剧现代性追求

路遥，原名王卫国，陕西省清涧县人。

他出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他是从陕北基层走出来的作家，他的作品多以“城乡交叉”为生活窗口，展示当代知识青年的灵魂躁动。

正如路遥曾在一篇通信中写到：

“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期间”。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创作基础，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

高中毕业生高家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的人生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家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体现了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家林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人物同老谋深算的高明楼、自私能干的刘立本、善良可爱的德顺老汉相比，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

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特别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潮流。

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面临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很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人生》的内涵就是通过农村知识青年高家林的一段命运轨迹展现出来的，我们可以把高家林的命运轨迹做一个概括的描绘：

一个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成为小学民办教师——被排挤，回村当农民——在落寞中与巧珍相爱——靠叔父的权力进县委宣传部——与县武装部长的女儿，中学同学黄亚萍相恋——与巧珍中止爱情——“后门”关系被揭发，回乡——重新成为农民。

如此的命运，在高家林身上，集中着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乡村与城市以及乡村和城市内部的种种矛盾，而高家林的悲剧就是处于这种种矛盾中的人生追求的悲剧，是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而构成的悲剧。

当然，高家林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并非涵盖他一身，甚至可以说，他这个年轻后生是幸运的，他与高玉德夫妇憨厚、忍辱负重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他走的是一条不传统的人生之路，三年的高中生活，他都是在县城里度过，受城市文明的熏陶，柏油马路、篮球场、图书馆、县城里新奇而又独特的气息基本上冲洗掉他身上的泥土味，高中毕业后，他又幸运地回乡当了民办教师，这就意味着他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而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角色。

再加上他本身的勤奋和多才多艺，很快成为全公社最出色的教师，这虽然不是他理想的全部，但也是其理想的一部分，至少已经圆了他的一个梦：

“读十几年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那样，一辈子做土地的主人”。

所以说，高家林是幸运的，至少他走过的是一段没有屈辱;没有磨难的人生之路；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不幸运的，他的不幸是因为生长在一个混沌的环境里，这个环境里没有稳定和合理的规范。

同村的高明楼——全公社第一大能人、大队书记，竟以权谋私，让自己的儿子顶替了高家林的教师职位。

这无疑是给刚刚迈步的高家林当头一棒，就在那一瞬间，仿佛从天上忽然掉到地上，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未来变成了不可捉摸的泡影。

他的心中萌动着许多与现实不相妥协的憧憬和幻想，他仍然迷恋那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县城，城市的诱惑已经磨蚀掉故乡大马河川在他心目中的亲切印象，他和农村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已经日渐模糊……

当高家林再次走出窑洞时，陕北硷畔依旧是迷人的，但在这迷人的勃勃生机中正孕育着某种躁动与不安。

本身固有的自我和超越本性已决定了高加林不可能随遇而安,他所心仪的城市文明已经排挤了他对故乡的热爱,一种对贫穷和愚昧的抵触情绪使他变得有些不可理喻的浮躁。

失落、愤懑以及一种盲目的信念牵引着高加林，使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情感。

“穿着破烂的衣服，握着镢头溶进劳动的人群中，直到鲜血染红了镢头”，这些都是他对生活无声的抵抗和诅咒。

也可以看到，在高加林身上有一种强烈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勇于进取，对苦难绝不低头的不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纯朴、善良、苟安现状的农民群体中无疑能闪耀出异样的光泽。

尽管带有一点好胜的动机，但在特定时代，在如死水一般的农村里，这是对落后惰性的一种冲击力量，是能催动这个时代变革的因子。

对于高加林个性中存在的好高骛远的强烈欲望，我们得辨证地看待，生活在那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里，现实生活苍白与平淡得令人窒息，我们也不能说他的这些欲望不合理，它的确是潜伏在这个具有宏远抱负但怀才不遇的年青人体内的一种精神，一种对生活充满积极向往与向善的激情。

这种精神实际上是对因循守旧的所谓“正统”生活的一种挑战。

高家林在成为农民后就一直在自卑和惶恐中捱着日子。

去县城集市卖馍，他害羞、委屈、不好意思叫卖，怕碰到熟人，遇到老同学黄亚萍又慌称走亲戚，去县城里掏粪却又碰到胡克南的母亲，结果又遭到恶意的嘲讽，直至发生冲突，这一连串的遭遇已使高家林失去了自信。

压抑、浮躁笼罩着他伤痕累累的心灵，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摧残。

此时的高家林，想到了原在新疆当师政委的叔叔，于是他发出了求助信，此时的高家林，转身变成了一个乞求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骚动不安的时代，变革的浪潮虽然带来了新思想、新人类，但也带来了一股浊流，这股浊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肆意地蔓延，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不公正的手段所带来的光彩结果。

所以，高家林能顺利进城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然而，谁也不能料到，这正是高家林悲剧命运的又一个阶段。

高家林进城工作后，他就像久逢干旱的土地重新获得雨露的滋润一样，年青人的血液又开始沸腾，生活的激情又被城市的霓虹灯点燃。

在工作中，他像一个不知疲惫的牛犊一样，冒雨采访被洪水围困的公社，一路在水坑里喝水，脚碰得流血，但他仍然感到愉快，连夜写稿。

其实从这也可以看出高家林不是平庸之辈，一旦到某个新的地方，他都能够迅速地适应那里的环境，并且在环境中加强锻炼，以适应各方面的需要。

他的才气加上他的豪气使他在生活中倍受瞩目，也使得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的非凡进取精神。

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对生活绝不认输；绝不低头的态度，同时在他的身上也凝聚着一种冒险的精神。

高家林两次爱情都染上了这种色彩。

他和巧珍的爱情，一开始就具有对农村旧习俗、旧道德观念的挑战姿态，一个是大马河川一带“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一个是“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的穷户”。

这不仅引起刘立本的恼火，也引起高家林父亲的惶恐不安，但这些都不能阻挠他们的发展，反而愈演愈烈，以至闹出在众目睽睽之下逛县城和“卫生革命”的风波。

他就这样狂热地搅动着古老而又平静的村庄，他接受黄亚萍的爱情，也是性格发展的驱使，在远大前程和爱情面前，他还是选择了前程。

高家林的弱点在他选择爱情的时候得到更充分的暴露，那就是他不坚定的信念，在价值取向上的盲目和摇摆不定。

毋庸置疑，高家林对巧珍的爱是忠贞纯洁的，他始终都没有忘记在自己落魄时，是巧珍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最后选择了黄亚萍，读者往往会唾骂高家林的薄情寡义。

是的，我们都会为高家林这个年青人的选择而叹息、愤怒。

毕竟他疏远了那些包括巧珍在内的所有爱他的人们，实际上也是对孕育其生命的土地的蔑视，德顺老汉依旧用他富有哲理的比喻来训诫高家林，说他“像根豆芽菜”，失去了生命的根。

3在这个过程中，高家林已经是遍体鳞伤，如今生活又突然给了他一个很奢侈的回报。

对于这个初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难免也会产生相应的奢侈的欲望，在纷至沓来的幸福面前，甚至会产生一种起死回生般的陶陶然，就如一个在凛冽寒风中的行路人，突然被一间温暖小屋所收容，有谁愿意重新走出去呢？

高家林在这个沉重的矛盾面前显得无所适从，在旧情与新欢之间，他也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茫然、窘迫、自嘲，“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要作出一点牺牲”。

就这样，他用一个很残酷的理由解脱了自己，选择了黄亚萍，私欲还是战胜了良知。

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本来充满了美与丑、善与恶、人与人、人与环境等种种不同的矛盾。

人，特别是刚刚站在起点上正准备迈步的年轻人，对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认识上总是懵懂而又单纯的。

高家林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在于他不太理解通往新的生活的正确而又艰难的道路。

从满足自己的个人愿望，甚至可以说是从欲望出发去面对生活，那么生活所给予你的往往是那个不幸的答案，从而也会让你感觉被生活所累。

等自己慢慢冷静下来，回想起过去走过的点点滴滴，才发现曾经的自己是那样的单纯与幼稚。

高家林从土地的子孙农民开始，走过了生活的半个圆圈，又重新回到土地上，成为农民，而他所有的命运悲剧都容纳在这个圆圈当中。

说到这儿，不禁想起一句话：

“我活着就还比一片树叶，该我生的时候，我生机勃勃地来，长我的绿，现我的形，到该落的时候，我痛痛快快地去，我不求生命的长寿，只求踏踏实实地走完我生命的半个圈”。

的确，人的一生只有半个圆圈的旅程，而高家林从开始为农民，到最后又变为农民，这样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也就是说，这种悲剧命运有一种难以摆脱的社会必然性。

高家林同所有的农民一样，从农村出生，在农村生长。

高家林是土地的儿子，大地是他的母亲，同时也是大地孕育的精华。

路遥赋予了他矫健强壮的体魄，俊美的脸蛋，出众的才华。

但是，我国社会是由二元体系构成的，即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

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城乡之间的差别较大，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隔膜。

城市有着现代化的文明，先进的技术，快速便捷的信息，乡村则与愚昧、保守、贫困落后、消息闭塞等共存。

即便是高家林这样有着优秀才能的男青年，也被排挤在城市的门槛外，因为农民的身份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他身上抹不去的阶级胎记。

当然，高家林也是千千万万农村人中渴望、期盼摆脱农村土地束缚的农村青年中的一个。

但农村的这片土地与他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土地是他的精神本体和文化母体。

他既是传统之子，又是大地之子。

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城市追求、现代性追求，立足在城市对立与传统的民间伦理中，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高家林所生活的大马川时代，虽然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但传统的思想仍然十分严重。

在那里，把恋爱看成是伤风败俗的东西。

在那里，都是靠有能力的人治理农村，在那里，凭借个人的能耐和本事享有一定的话语权。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而又平等，没有明确的“阶级”、“国家”等现代观念，而年青的高家林正是因为有成长的潜力而被看好。

但城市是社会现代化的产物，有着鲜明的等级观念，有较广泛的市民社会基础，而个人只是社会权利结构中的零部件。

高家林正是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即由传统向现代的追求中遭到失败。

他同黄亚萍的恋爱，为在城市工作，过上体面生活的奋斗，从表面上来看是为了改善个人生活境况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但从更深层次来讲，那是男主人公对现代性的追求，体现着现代性的伦理；而他与巧珍的爱情，是大地子孙延续乡村爱情伦理的行动，是传统民间伦理的一部分。

他们三人的关系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奇妙三角关系。

高家林对刘巧珍的抛弃，意味着对乡土的背弃和与土地的决裂，但这种背弃与决裂不可能得到实现，所以在经历了一番人事的变故后，他又回到了农村。

这便是构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曾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在高家林融入城市的艰苦过程中，他忽略了一件事：

在农村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农活手艺，身强力壮地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在城市，阶级分层、组织支配，使得他难以逃脱重新回到农村去的噩运。

正如作品所说，高家林凭着个人出众的才华和叔叔地区劳动局长的地位，如愿以偿地进入到城市，成为一个“准城市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身份变换和脱胎换骨。

高家林对城市渴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城市人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的追求，对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追求，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性追求。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乡村对城市的想象，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将都市想象为奢侈糜烂、纸醉金迷的游乐场；二是《陈奂生进城》等作品站在远远的乡村眺望繁华的都市。

都市作为现代或是浪漫的生活的原型象征，极大地满足了乡村对于城市的想象，令无数的乡村知识分子心驰神往，同时还带有对都市生活埋怨和羡慕的复杂情结。

到都市去，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也意味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

这些都是众多高家林们的精神认同和毕生追求。

然而，高家林的现代性追求遭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有力阻击。

首先是都市的拒纳。

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以其特有的魅力拉开了与乡村的距离。

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与乡村日益产生隔膜使之对立，它的情调、文化、氛围等，完全是乡村无法比拟的。

在这认同当中，高家林虽然想溶入城市，然而先天的“乡巴佬”的身份招致了城市对他的拒绝。

其次便是组织的清退。

组织与都市一样，带有鲜明的现代性烙印。

组织在当代社会结构中，是权利机制的化身，代表着权威与正义力量，决定和支配着个人的命运。

高家林通过叔叔的关系弄虚作假招干进城，这就意味着用不合法的手段欺骗愚弄组织，当然会遭到组织的清算——剥夺城市人的身份、工作、户口，清退回农村。

在作品中，组织代表的党纪检委、常委会再一次行使了正义的权利。

所以，高家林的命运几乎是注定了不可逆转的。

高家林再一次回到了土地上，大地母亲仍以深厚、博大而坚韧的胸怀接纳她的子女。

故事的结尾，高家林重新回到大马河川的土地上，高原依旧是静默的高原，只不过在村口迎接他的人不是刘巧珍，而是孩子们深刻的信天游和“热血沸腾的老诗人”德顺老汉，在老汉人生哲学的启迪下，他终于扑倒在地，紧抓黄土，喊叫一声“我的亲人哪……”，似悲歌在高原上久久回荡。

结语

《人生》中高家林的境遇所反映的是新世界诞生过程中的一段苦难小插曲。

这个悲剧的实质是处于新旧时代的农民知识青年，呼吸着新时代生活的气息，渴望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切实行动起来的时候，精神上遭到压抑，前进中受到阻挠，生命力难以释放传统道德和新的生活观念，人与环境发生剧烈的冲撞和矛盾，这就形成了悲剧性的命运历程。

高家林要在现实中创造自己的新的人生，新的历史，而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就是农民的地位，就是农业的生存方式。

他力图冲破，力图超越，这本身并不是“过错”，人类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冲破”和“超越”中前进的;他的“过失”大概就在于对“条件”缺乏应有的认识而形成的某种盲目性；最根本的在于不具备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应有的现实力量，社会也没有给他提供真正的平等的竞争环境。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

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你的一生。

高家林的悲剧是属于一个时代，一种历史的。

但是，高家林们也终会以自己的奋斗走过时代，走过历史，最后，他们会把悲剧命运本身送进历史。

参考资料

⑴路遥《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文论报》1982年9月10日

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03页

⑶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6月

⑷林世佑《高原依旧——〈人生〉人物谈》：

⑸路遥《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⑹张天翼《谈人物描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