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三人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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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三人行

延安――“三人行”

　　武汉聚会确定了三位好友义无反顾的人生方向！

因而相对于他们来讲，这应该是一次意义非常的聚会了。

　　　　1938年4月，西北高原上的秦川古道。

料峭春风中，两位青年肩负行装正朝着延安的方向疾行。

时值抗战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奋起抗敌。

与此同时，大批追求光明、进步与民主的优秀青年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的奔向延安，他们三五成群、步履匆匆，构成了当时西北高原上一道生动的风景。

两位青年――于敏、王斌即在其中，原本计划是三人同行，还有田方，他们是好朋友。

尽管田方当时正随着洪深的抗敌演剧队辗转它方，无法一同前往，但他们在武汉分手时约定了会合的地点，那就是――延安！

　　“恰同学少年”：

动荡的时期

　　三位好友，田方自小生活在北平，读完小学、初中后，于1927年进入北平辅仁学校读高中――学习、交友，尤爱打篮球。

于敏与王斌是“发小儿”，两人从小生活在烟台，小学毕业后，同于1927年进入了“烟台英语商业学校”，学习海关贸易。

　　“恰同学少年”，三人那时的年龄正值书生意气、学识求理的好时光。

然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却是内忧外患的局面。

国内，军阀们走马灯样的往来角逐、内讧；国际上，列强的染指日甚一日不择手段，尤以1928年，日本军队借蒋奉战争爆发之际，乘机占领济南后，竟疯狂屠杀我当地官员百姓数千人。

此罪恶行径激起了国人的愤怒，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当时行至此处的蒋介石正在进行所谓“二次北伐”的北伐军，居然绕济南城而去。

政府这般表现，国人瞠目顿足！

三位少年深感失望与耻辱，国家主权、同胞生命竟被如此践踏、杀戮！

腐败、封建的政府，祖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令他们忧虑、愤懑、深思。

　　同是这个时期，启迪国人思想的左翼文学（左联成立于1930年），以及左联的一些活动，在中国文化领域里陆续出现了。

三位少年不约而同地予以了接受。

在关注、阅读中外进步书刊、文学的过程中，他们开拓了视野，受到了思想上的启蒙，于敏还在报纸的副刊上接触了马克思的一些初步理论，了解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术语、词汇，以及民主与科学的涵义等等。

不久，文化领域里又接连出现了三次激烈的文化论战，争论的焦点分别是：

1、文艺乃至文艺家、文学家到底有没有阶级性。

2、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3、中国社会史的发展等等。

王斌受于敏的影响，两人时常在一起探讨。

于敏给予了更深切地关注，虽然懵懂不清，可又确是被其引导，结合着家庭、社会、国家的现状与变化去思考、分析、找原因，这个过程对于敏来讲，无疑又是一次思想与认知上的洗礼（多年后于敏回忆：

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思想上的启蒙经历了三次，这是第二次）。

学校里同学们面前，他们常以左翼青年自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

在北平的田方（当时因篮球赛脚受伤，还在架着木拐行走）毅然加入了赴南京的“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

为抗议当局的阻挠与干扰，他们毅然卧轨以死相争，其行为令人钦佩，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

　　辛苦奔波：

坎坷中认识社会

　　未等学业结束，王斌便离开闭塞的烟台来到北平。

在联华电影公司――北京第五厂演员养成班里，他结识了英俊潇洒的田方，随后又结识了吕班、殷秀岑以及左联北平小组的宋之的、尤兢等人。

　　一群年轻人，憧憬着未来的艺术生涯，自然十分投入。

不久，王斌还在影片《故宫新怨》里出任了男主角，然而他对这部戏，对角色并不满意，在给于敏的信中，他自嘲是“故宫新鬼”。

　　由于五厂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于是他们结伴南下上海。

田方进入天一公司做演员，王斌去联华第一厂做剧务，宋之的则从事文学创作。

不久，于敏也从烟台动身赶去上海（1932年时，王斌曾因嘴部疾患回烟台疗养）。

王斌高兴地带着他去结识宋之的，而后结识田方。

　　狭小的亭子间里，田方笑着迎上前来与于敏握手：

“你好！

我是田方。

”他们遂由此成为好友。

　　十里洋场，花花世界。

电影圈里三人身处陋室。

田方演戏，王斌做剧务也做导演，于敏随后也接手剧务与一些文字工作，终日辛苦奔波，日子却是拮据、窘迫。

然而坎坷的生活，磨砺了坚韧、乐观的性格，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同时也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与信任。

三人恪守着心底的那份善良、真诚，恪守着同情心与正义感。

工作间隙，于敏他们去“一?

二八”淞沪抗战遗址――闸北现场凭吊，面对着满目瓦砾，内心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

对蒋家王朝的鄙夷！

　　王斌在接连写出剧本《重归》《母亲》后，至1935年时创作并导演了电影《海葬》。

这部影片倾注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鞭挞了社会的不公，触及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

田方作为《海葬》一片的男主角，在当时已经主演了《挣扎》《方芸英》《吉地》《红羊豪侠传》等等一系列影片，在这部影片里，田方的表演愈加纯朴浑厚、鲜明逼真。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极具进步意义的力作，却被当局肆意刁难、删减，最终导致王斌与田方离开了天一公司。

纵然如此，左翼影评所给予的支持令大家感到鼓舞。

　　天有不测风云，于敏突患肺炎高烧不退，王斌、田方心疼至极，去医院的途中，王斌紧抱着于敏的肩膀，轻声抚慰，其情堪比亲兄弟。

为健康计，于敏病情稍一稳定后，暂回山东养病。

而王斌、田方与宋之的等人继续奔波。

　　去延安：

一致的选择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寇疯狂进攻，战火迅速蔓延。

正在青岛的于敏与王斌、田方的联系为之中断。

为躲避日寇，他不得不随着逃难的人群疏散，先去南昌，再辗转武汉，然而再往下去哪里呢？

。

　　彷徨、为难之际，于敏遇到了随救亡演剧第一队来到武汉的宋之的。

他征询于敏：

是和他留在演剧队，还是去延安？

对于延安，于敏早有耳闻，当即表示要去延安。

宋之的立刻为他写了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叮嘱他赶紧去西安，然后转赴延安。

　　于敏遵嘱而行。

然而到西安后方得知，去延安的路一时不通。

于是在叶以群同志的建议下，先去了平陆县我党刚组建的一支游击队。

“先去那里，待路途通畅时再动身不迟。

”叶以群叮嘱他。

　　游击队的领导叫王尹剑，意志坚定、性格乐观，是位刚被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出来的同志。

于敏与他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彻夜长谈，这位刻苦自励、待人以诚的共产党人深为于敏所敬佩。

那段时间，于敏经常结合着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与重庆出版的《新华时报》为游击队员们讲解时事政治。

　　这天深夜，王尹剑来找于敏，准备派他去武汉与地下党秘密接头，送一封信给他们。

于敏欣然接受了任务。

随后，王尹剑将那封折叠得很小的信件以很密的针脚，小心翼翼的缝在了于敏的衣领内侧。

同时告诉他落脚地点、接头暗语等等事项。

来到武汉后，于敏顺利的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分手时与他接头的同志叮嘱：

过些天后再次接头。

　　继续等待的时间里，于敏常去书店浏览。

这天，他从书店出来时，迎面走过一人，两人偶打一照面后彼此都愣住了。

于敏：

这不是王斌吗！

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王斌：

这不是于敏吗！

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他乡遇故知”两人高兴坏了！

交谈中得知，抗战爆发后王斌先去了香港，随后又来到武汉。

他告诉于敏：

田方也在武汉，你看见了吗？

于敏得知此讯立刻和王斌去找田方。

三人重聚高兴万分，更感慨不已，自上海一别后，不成想在此相遇，有说不完的话。

当两位仁兄得知于敏来自中条山的游击队后，甚至带着几分崇敬看着于敏（与地下党秘密接头并送信的消息当时还不能讲）。

三兄弟聚会，自然要商量下一步向何处去的事情，一番商议后于敏说：

我们去延安！

三人一拍即合。

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

三人里，虽然于敏年龄最小，可那时三位仁兄只要凑到一起，遇事总是叫于敏来定夺。

于敏接着说：

王斌你先动身，田方在抗敌演剧队，暂时不能离开。

我回中条山把工作交接好就动身，田方把演出任务完成后也动身过去，咱们在延安汇合！

于敏话音刚落王斌马上谈了自己的建议：

“我必须和于敏就伴，一起去！

”于敏、田方听完后全笑了。

　　枝节横生：

路上的故事

　　武汉聚会确定了三位好友义无反顾的人生方向！

因而相对于他们来讲，这应该是一次意义非常的聚会了。

　　随后，于敏与地下党又一次接头，同时向组织详细的介绍了王斌与田方。

党组织很快回复于敏：

你们去延安，组织完全同意，你回中条山交接工作完毕后，就与王斌动身去延安吧。

　　于敏和王斌兴奋得出发了。

路上，于敏一首接一首的唱着在游击队学到的抗日歌曲，王斌听后不禁大为惊讶：

“以前的没嘴葫芦，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他们先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从罗炳辉将军（影片《从奴隶到将军》里的人物原型）那里领取了赴延安的介绍信，随后回到渑池县。

于敏为王斌在一家布店安顿好后叮嘱他：

“在这里等我，别乱跑。

”王斌一口应承。

　　于敏回中条山交接完工作后，离别时大家热情相送，王尹剑还塞给他数十元钱路费。

于敏心里惦记着王斌，匆匆地赶了回来，不料王斌却没了影子。

忙问老板，推说：

不知道，数天里没见他人。

于敏当时就急出了一头大汗！

徒劳的找了一大圈后，饥饿、疲惫的于敏来到一处小饭馆，然而对着端到眼前的饭菜却又吃不下。

正发愣时，门口突然闪过一个熟悉的影子，于敏忙起身扶了扶眼镜定睛细瞧――竟是王斌！

　　原来于敏离开后的第二天，王斌去小馆喝酒，随后便出门信步闲逛了起来。

时至正午，他来到一处坡下，便坐在那里打起了盹，暖暖的阳光照得他很舒服，正要昏昏欲睡，突然听到大声呵斥，忙睁眼看，两把刺刀正对着他的胸膛。

　　两个国民党士兵严厉的问道：

　　干什么呢你？

　　晒太阳啊。

　　晒太阳？

晒到炮兵阵地来了！

　　我……？

　　看你不是好东西，跟我们走！

　　王斌被押去连部审问，任凭如何解释，对方就是不听，于是王斌带他们去布店请老板作证，可恨的布店老板，竟矢口否认王斌是住在自己店里的旅客。

这不啻于把王斌往绝路上推了一把。

于是王斌再被押到团部继续审问，大有要就地枪决的意思。

王斌百般申辩，说自己是上海拍电影的，来这里找朋友。

双方正闹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姓钟的军官问他是否认识上海电影界一位林姓先生？

王斌赶紧讲：

我们是朋友！

接着讲起了与之交往过的事情，这起了作用，那位军官把王斌保了出来，总算化险为夷了！

　　于敏与王斌决定即刻动身，回布店取东西时，于敏狠狠地瞪了布店老板几眼：

“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心肺！

”。

　　两人连夜坐火车去西安，可原本四小时的路程，这次居然走了四天，待到达西安挤出车站后，疲惫的他俩又沮丧的发现放钱的口袋不知何时被小偷划了个十字口，钱全被偷走了。

两人一时全傻眼了，如果身无分文，往下的八百里秦川可怎么去丈量？

！

正一筹莫展时，幸而遇到了游击队中一位先于他们来西安办事的同志，于敏与王斌庆幸不已，这位同志得知他们的情况后，当即借给了他们30元钱。

由此，路上开销的问题解决了。

　　于敏与王斌迈开大步直奔延安。

一路上还可见到来自其它各地的青年。

王斌平时酒瘾就很大，有时路上高兴就要喝几盅，每每此时于敏就会从精打细算中省下来的路费里，数出些许让他去解馋。

而王斌肩上的背包要比于敏的重出许多来。

两人一路上相互关照、勉励。

与此同时，田方所在的第二救亡演剧队也正在各地不辞辛劳的积极宣传抗日，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毕竟要跋涉数百里，每天早起晚宿，一路爬坡下梁、涉水过河，一个多星期后人已疲惫不堪。

尤其是于敏，本就体弱，在到达洛川时，可说是累得快要虚脱了。

这里离延安还有两天的路程，两人商量了一下，咬咬牙，不停留，走！

于敏：

爬也要爬过去！

　　这天，两人正走得大汗淋漓时，一辆卡车咆哮着驶过他俩不远后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人对着他们挥手高喊，王斌定睛一看：

啊呀！

这不正是老林吗！

原来这就是王斌不久前遇险时提到过的那位林先生，真巧了！

他带着一个摄制组去榆林拍片，正好途中要经过延安。

没说的，上车吧。

　　励志宏图：

无愧于时代

　　当美丽的夕阳映衬辉耀着群山时，于敏与王斌到达了延安。

恰逢五一劳动节期间，延安城里红旗飘飘，歌声回荡。

一派昂扬的气氛令人心情振奋、舒畅。

当天晚上鲁艺礼堂举行文艺演出，俩人第一次看见了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

数月后，风尘仆仆的田方也赶到了延安。

如此，三位相识、相交于青少年时代的好友，于历史剧烈变迁之际，最终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融入开创新时代，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来。

　　延安的岁月，三人学习、工作、实践，共同经历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整风运动”，进一步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艺术实践与创作能力。

于敏在“陕北公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的基本原理等，完成了人生经历中、思想上至为重要的第三次启蒙。

1949年，于敏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

之后，又接连创作了《赵一曼》《高歌猛进》《无穷的潜力》等电影作品。

王斌还在延安时就导演了脍炙人口的话剧《雷雨》《日出》《带枪的人》等，建国后又接连导演了电影《桥》《白毛女》《赵一曼》等影片。

1946年的长春，隆隆炮声中，田方带领同志们在异常险峻的情况下，将原“满映”的几乎全部摄影器材、设备装上列车抢在敌人入城之前，撤出了长春，从而为日后我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立与有效的展开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田方又参加了接收“北影”的工作。

建国后田方出演了《风从东方来》《深山里的菊花》《英雄儿女》等影片，并出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责任编辑/唐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