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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历史故事

关于元朝历史故事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所建立的君临全国的封建王朝。

那你知道关于元朝历史故事有哪些吗?

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关于元朝历史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元朝历史故事:

行省制度的实行元代政治制度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行省制度的建立。

忽必烈即位后,采用汉制,在开平建立了中书省,作为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

后来随着元代统治中心迁往燕京(即北京),忽必烈在燕京又设立了行中书省,以实行中书省的职责。

约在中统三年,中、行两省自然合并,此后就不再有“燕京行中书省”。

正如中书省是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行中书省则是个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习惯上行中书省则被称为行省。

在设立尚书省主持政务期间,又改称为“行尚书省”,简称“省”。

大体上行省的设立过程是这样的。

1260年5月,也就是在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一个月后,随即设置了十路宣抚司,“以总天下之政”。

这十路分别是:

燕京路、益都济南等路、河南路、北京等路、平阳太原路、真定路、东平路、大名彰德等路、西京路、陕西四川等路。

每司分领一路或数路,派藩府旧臣出任宣抚使、副,作为朝廷的特命使臣,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务。

但宣抚司无处置军务的权力,使、副又多数没有宰臣职衔,如果发生叛乱或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特殊情况就不足以应付了。

于是忽必烈把一些地区改置行中书省。

1261年11月,忽必烈撤销了十路宣抚司。

在第二年的12月,重新设立十路宣抚司,但将它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

忽必烈在外路设立的第一个行中书省是陕西四川行省(京兆行省)。

陕西四川行省设立在阿里不哥叛乱时期。

1260年,京兆宣抚使廉希宪到任时,为防止阿里不哥已派来的亲信大臣刘太平联络六盘山及四川蒙古军帅,占据京兆地区。

廉希宪果断地捕杀了刘太平等人,征调秦、巩等处诸军进入六盘,发仓库金银充军赏,同时遣使入奏,自劾越权的罪过。

忽必烈没有责怪他,因为这是他建立的制度存在缺陷而造成的。

所以在这件事后,他赞赏廉希宪善于行权应变。

这一年的8月,忽必烈将京兆宣抚司改置为行省,即陕西四川行省,以廉希宪为中书右丞,行行省事。

这以后,忽必烈又在其他地区先后设立了行省。

由于种种原因,几经置废分合,最后稳定为十个行中书省,分统除中书省直辖诸路以外的各大地区,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的行政区划格局。

吐蕃地区直属中央机构宣政院统辖,所以不置行省机构,但也被视为一个行省。

这样,元朝全境共划分为十二个一级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十行省及吐蕃。

在1286年以前,行省仍属于中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

直到1290年,忽必烈在晚年再次调整了行省建制。

他将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直接划归中书省管辖,称为“腹里”。

腹里以外的地区则分置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大理、江浙、江西、湖广十个行省。

自该年始,行省各长官不再是中书省衔。

这样行省就成为了最高地方行政机关。

不过吐蕃和畏兀儿地区另立管辖机构,不在这一范围之内。

在元代,中书省与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分为路、府、州、县四级。

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总管、同知各一员。

一般州、县归路管辖,县由州管辖。

府的地位有些不同,有的直接归省管辖,有的归路来管理。

不过具体的管辖归属要看具体情况。

而路、府、州、县按人口的多寡,地域的广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

距离行省机构远的地区,元朝则设置宣慰司,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宣慰使依旧没有军权。

在边境地区,元朝则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使宣慰使皆兼帅权。

在宣慰司下,还设有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

这些地区的官吏多用当地土官。

元朝时期,县以下,坊里制与社制并存。

坊是指隅和坊,都是城市的基层组织,设有隅正、坊正来管理日常事物。

在乡村地区的基层组织机构则分为乡和都两级,有的地区仅有乡或都一级。

在乡设里正,在都设主首,用来管理乡都事务。

除此以外,1270年,忽必烈又颁行了“农桑之制14条”,规定在农村普遍推行社制,以50家立1社,选择年长通晓农事的人为社长。

设立社的目的是为劝导农业、维护乡村秩序。

社制在部分城市中也得以推行。

关于元朝历史故事:

海都的叛乱在忽必烈对付南宋的时候,元朝的北方,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叛乱。

窝阔台的孙子为了夺取汗位发动了叛变。

在海都起兵之前,消息就已经传到了忽必烈耳中。

忽必烈对群臣说:

“海都是朕的宗室,我不希望再发生和阿里不哥一样的事情了,应当怀之以德,所以我要派一个谨慎稳妥的人前往,去设法说服他。

”经过仔细考虑后,达鲁花赤铁连被认为是最佳人选。

忽必烈召见了他,对他说:

“这件事情非你前往不可,你可先到宗王蒙哥铁木王处,商讨一下对策。

铁连接命后,打算先到海都处探其虚实,然后再和诸王商讨对策。

可副使担心被海都杀害,不愿意前往。

铁连见状,厉声说:

“我亲领天子密旨,不听令者格杀勿论。

”副使这才不得已跟随铁连到了海都那里。

海都知道自己的准备还不充分,就天天召集宗王宴饮,一来拖延时间,二来想找机会杀害铁连。

铁连看出了他的用意,故意对副使说:

“多吃饭,少说话,免得被人抓住口实定罪。

”海都也是蒙古的豪杰,他听了铁连的话愕然说:

“你说话真是直爽啊,不过我不怪你。

”于是海都有了想要收买铁连的想法。

酒宴过半,铁连请求赏赐几件衣服。

海都很欣赏铁连,就打算把自己的皮裘赏他,却被后妃制止,最后只赏赐了两件皮衣。

铁连走后,海都不无感叹:

“当使臣的能像铁连那样就不错了。

铁连从海都处来到了蒙哥铁木王处,叙述了海都的情况。

蒙哥铁木王听后说:

“祖宗成训,凡反叛者,人人得而诛之。

如通好不从,朝廷发兵进剿,我立即举兵响应。

得到了蒙哥铁木王的明确回答,铁连不辱使命,安全回到元廷,上奏说:

“海都兵多而精,不宜速战,他要是来攻,我们则应坚垒以待,长期消耗他,他就无力作乱了。

”忽必烈听后也赞成铁连的意见,命铁连在朝会时穿上海都赐的衣服,并饰以黄金。

跟着下诏封皇子那术罕为北平王,率兵镇守北方,以防患于未然。

1268年,海都正式举兵,反叛忽必烈。

消息传来,忽必烈因准备充分,不慌不乱,他一面检阅军队准备迎战,一面派户部尚书昔班前往海都处,让海都罢兵来朝,事与政治巧妙地结合到了一起。

昔班见到海都后,讲明了利害,海都也自知师出无名,表示愿意听从。

可不料还未等昔班离开海都的军营,丞相安童的部队就已经和海都的部下交战了,并夺取了海都的辎重。

海都气愤地对昔班说:

“我念及你和我的父亲曾一起读过书,所以我不杀你,你回去把安童进攻我的事上奏给大汗吧,这次的战争可并不是我要挑起的!

”就这样,一场耗时三十多年的战争开始了。

这场战争的初期,元军正集中精力对付南宋,无法抽调出足够的兵力北上,所以处于防御状态。

海都善于用兵,他的士兵又剽悍异常,因此曾多次打败忽必烈的军队。

忽必烈命皇孙甘麻剃和大将土土哈等出讨,结果都被海都打败,幸亏土土哈设伏以待,海都方才退兵,但和林已经失陷。

忽必烈立即北上,赶到漠北,亲自征讨海都,但海都已闻风远遁,忽必烈也毫无办法。

南宋临安投降后,忽必烈把老将伯颜调往漠北,出镇和林,扭转了战局。

在伯颜镇守和林的数年里,海都曾多次发兵来攻,最终均被打退。

这时,有人诬告伯颜“出居北方,与海都通好,所以无尺寸之功”。

忽必烈疑信参半,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术儿取代他,伯颜退居大同,另行安排。

就在玉昔帖木儿将要到达和林的时候,海都又一次发起了进攻。

于是伯颜派人告诉玉昔帖木儿说:

“请你暂停前进,等我打退海都后,你再前来。

”凡事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再一次体现了他的名将风采。

伯颜与海都激战七天,且战且退,部下诸将都认为他怯懦,忿忿地说:

“如果惧战,为什么不把兵权交给御史大夫?

”伯颜笑笑说:

“海都孤军深入,半路邀击,他必然逃跑,诱敌深入,一战可擒。

你们必欲速战,如果海都逃跑,谁负此责?

”诸将说:

“我们负责。

”伯颜无法,只好纵军出击,海都果然兵败逃跑。

他把玉昔帖木儿召至军中,授给他领兵的符印。

皇孙铁穆耳当时受命抚军北边,置酒给伯颜饯行,席间他问伯颜说:

“你就要离去,可有什么话要说?

”伯颜举着酒杯回答:

“对酒和女色要谨慎,军中纪律要严,恩德不可废。

”铁穆耳点头同意。

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么让人无奈啊!

1294年正月,忽必烈辞世,成宗铁穆耳即位。

从1297年开始,元军多次出击海都,双方互有胜负。

不久海都的部将笃哇偷袭元驸马阔里吉思的防区。

阔里吉思一面迎战,一面通知相邻的三个戍守将领带兵相助。

哪知那三人酒醉,喝得烂醉如泥,根本无法带兵。

结果阔里吉思因兵少战败被擒,不屈而死。

成宗气愤地下令逮捕了那三名玩忽职守的将领,但人死终不能复生。

这时,叛军中的诸王药不忽儿、兀鲁思不花与大将朵儿朵哈向成宗的军队投降。

成宗担心其中有诈,就派人前去监视。

这一举动立即惹恼了兀鲁思不花,他一怒之下,纵兵抄掠,结果却反被成宗击败俘获。

药不忽儿则未敢轻举妄动,所以成宗念及是宗室至亲,也就未对他采取措施。

朵儿朵哈则先后两次叛逃,不过都被抓住。

成宗本想杀他,朵儿朵哈则表示愿意将功折罪,药不忽儿也为他求情,并要求同行,最后终于得到了成宗批准。

两人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设伏,击败了海都的大将笃哇。

这以后,成宗先用阔阔出镇守北方。

阔阔出指挥无方,造成元军军心浮动。

于是在1301年,成宗改任海山接替了阔阔出。

海山率军与海都在和林附近展开激战。

战场上,双方都死伤惨重,僵持不下。

就在这时,海山的部将见笃哇纵横驰骋,一箭射中了他的膝盖,笃哇惨号逃去,他的兵将也随之败逃。

这就致使海都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最后也只好战败撤退。

海都在战斗中也受了重伤。

回到部落后不久就死去了。

海都死后笃哇与元廷议和,合力消灭了海都的残余势力,最后分割了窝阔台汗国。

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汗位争夺战就此落下帷幕。

关于元朝历史故事:

出兵日本中日自古交往密切,唐代以来日趋频繁。

到南宋中叶,日本进入幕府时期,建立于1186年的镰仓幕府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采取积极态度,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因此日本与南宋间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过。

然而,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更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

直到1270年,蒙古改“元”以前,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

在忽必烈统治中原以前,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都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未曾留意过。

直到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

“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

”忽必烈才注意到日本的存在。

1266年8月,忽必烈派遣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来到已经臣服蒙古的高丽,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晓谕日本,使其臣服。

国书的内容大致如下:

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

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

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

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

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高丽,朕之东藩也。

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

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

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

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的这封国书实际上是一封通牒。

尽管在13世纪,高丽沿海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但毫无疑问,高丽人希望避免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人处于两难境地,他们采用了折中的谋略。

他们护送蒙古使者到达巨济岛以后,高丽宰相李藏耍了一些手腕。

他知道蒙古人从来没有横渡过日本海峡,于是他以“风涛险阻”为借口,再三劝阻蒙古人返回。

尽管蒙古人也看出这是一个骗局,但高丽人在表面上信守了承诺,在礼仪上也面面俱到,最关键的是如果得不到高丽人的帮助,蒙古人无法出海。

没有办法,这次晓谕的计划只能取消。

晓谕的失败使忽必烈勃然大怒。

他对高丽王进行了严厉申斥,严令高丽立即与日本交涉,使日本臣服进贡。

在这种情况下高丽王室无可奈何,只好在1267年9月1日再度派使者前往日本劝降,结果在日本太宰府滞留长达五个月,最后被遣还。

1268年,忽必烈又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使者抵日本对马岛,日本人拒而不纳,只捕得日本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

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

“今天朕要你们的国主来我元朝朝贺,并不是要逼迫你们,只是我想要垂名后世而已。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了燕京。

1269年6月,命高丽派使臣金有成送他们返回了日本,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

日本收到忽必烈的国信后,日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可却被镰仓幕府否决,未能交付给来使。

在这以后,蒙古、高丽的使者来往于日本海,从1269年到1272年前后又进行了五次交涉,均被日本拒绝。

日本的镰仓幕府对蒙古的态度如此强硬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日本当时正处于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为了维护镰仓幕府的统治,镰仓幕府的统治者北条时宗就不能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软弱,使国内的反对派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否则他的统治就可能在顷刻间瓦解。

另外,忽必烈本人的傲慢态度也不能让拥有无边的大海——这一天然屏障的大和民族屈服。

毕竟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这个新兴政权并不了解,更何况忽必烈根本就没把这个海上的岛国放在眼里,在谕诏上口口声称日本天皇为“小国之君”。

在这几次交涉中,日本对元朝使者的态度一般是扣留或驱逐,因此可以看出尽管抵抗的态度非常明显,但镰仓幕府还不想走到最后一步——兵戎相见的地步。

1274年,和南宋的襄樊战役已经结束,蒙古人有了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不听话的日本了。

这一年的11月,蒙古与高丽的联军共2.8万人,乘坐900艘海船从高丽合浦出发,向日本发动了第一次远征。

应该说这次的远征,是元朝征服日本的最佳时机,因为镰仓幕府并没有预见到元人的突然进攻,他们没有足够的防备。

史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元朝的远征军很快就渡过了对马岛西海域,在对马岛登陆。

这里的日本幕府守军很少,但很顽强。

日本守护代宗助国勇敢地率领着80名骑兵迎战元军,最后全部战死。

跟着远征军又在一岐岛登陆,只一天便攻陷岛城。

幕府守备部队崩溃,守护平景隆自杀。

随即联军很快就逼近了肥前松浦郡,幕府在这里的军队也很快就被打败了。

直到这个时候,幕府方面才得到元军大举入侵的战报。

日本人很快做出了反应,他们在镇西奉行少二资能和大友赖泰的指挥下,向元军可能登陆的沿海地带集结。

10月19日,元军到达博多湾。

第二天在今津、博多一带登陆。

元军与日本武士在这里展开了激烈战斗。

这是一场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日落。

元军副将刘复亭在战斗中负伤。

日本武士所付出的代价则更高,伤亡惨重,博多、箱崎各地均已沦陷。

逐队赶来参战的九州各武士团也被元军逐一击溃,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退却。

而就在这一时候,元军内部的蒙古与高丽两方的将领发生了分歧。

高丽名将金方庆主张一鼓作气解决九州岛的战役,然后静待己方的援军。

而蒙军将领忻都与洪荣丘被日本武士那种顽强的战斗意志所震撼,他们考虑到士卒疲劳,将帅负伤。

为防止日本武士夜袭,最终决定先撤回海船暂歇。

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如果当时采用了金方庆的主张,日本的命运就要发生变化了。

当天夜里,博多湾风高浪急,联军海船多触礁沉没,将士之中落水溺死者无数,军心极度动摇。

在这样的状况下,继续作战已完全没有可能,于是残军撤退,第一次远征以失败而告终。

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如果说元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是一种巧合的话。

那么第二次远征的失败就要在军事准备与指挥两方面,做相当的自我检讨了。

1279年,南宋灭亡。

元朝开始了第二次远征的准备工作。

从物质方面的准备来说,这次远征无可挑剔。

这次,元人不只在高丽建造战舰,还同时由南宋的降将范文虎指挥,在江南一带也开始大批建造海船。

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1281年远征开始。

忽必烈的计划是,元将忻都、洪荣丘和高丽将领金方庆率领4万远征军组成东路军,依旧从高丽合浦出发。

另一路由阿剌罕、范文虎率领10万南宋的新附军,自浙江宁波出发。

两军于一岐岛会合,共同攻击日本。

为了保证远征军持续作战的能力,忽必烈指示远征军携带锄头、铁锹等农具以备登陆后就地屯垦之用。

5月3日东路军首先从合浦出发。

于当月21日,占领对马岛和一岐岛。

但他们没有按照忽必烈的指示,在一岐岛就地休整,等待南军会合。

东路军在一岐岛只停留了不太长的时间便继续远征。

6月6日,东路军到达博多湾,这次就没有上次那么顺利了。

幕府在这里建起了堡垒,进行了严密防御。

东路军只好在博多湾的中志贺岛和能古岛下锚,自始至终无法登陆博多湾。

在志贺岛有狭长海滩通往陆地,远征军只能利用退潮时这一海中通道与日本武士进行殊死拼杀,无法发挥其集团作战的能力。

加之是在海上,骑射与火器战术也失去了效用。

战斗持续到6月13日,元军伤亡甚众,却毫无进展。

东路军见无法独力登陆博多湾,决定先回一岐岛与南军会合。

但到达一岐岛后,东路军却发现南军并未到达。

由于欠缺粮草,加上海上疫病肆虐,东路军军心开始动摇。

忻都、洪荣丘提出撤回高丽,而金方庆对此表示反对,将领间出现了对立的情绪。

这时江南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了一岐岛,说明了南军失约的原因。

原来南军统帅阿剌罕急病,忽必烈只好任命阿塔海取代。

可阿塔海却迟迟未能到任,范文虎只好先把情况通知给东路军。

就在东路军等待南军的时候,日本方面组织了一次冒失的出击。

从6月29日到7月2日,尾随南军先头部队而来的日本武士对一岐进行了两次攻击。

但很快就被火力强大的元军击退了。

7月上旬,范文虎久等统帅阿塔海不至,擅自率领南军出发,和东路军在平户岛附近会合。

就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而利用这段时间,日本幕府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7月27日,远征军东进,占据鹰岛,开始为登陆日本本土做准备工作。

就在这天晚上,突然又刮起了台风。

因为元军以船为寨,台风一起,战船由于靠得太近,无法散开,相互撞击,大部分沉没。

这场台风,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神风”。

台风过后,元军统帅落魄丧胆,竟然抛弃大部分军队,率领残存的船只退往了大陆。

致使遗弃的数万士兵失去统帅,让日本武士在海上逐渐歼灭。

日本人杀死了蒙古人和高丽人,而认为俘虏中来自南宋的新附军是唐人,所以留作为部民。

规模浩大的第二次远征日本就这么失败了。

14万人回到中国的还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

第二次远征日本失败后,忽必烈一直都在计划做第三次远征,而由于江南人民的起义反抗,直到1294年,忽必烈征伐日本的计划也没能成功。

忽必烈逝世后也就再没人提及了。

虽然元朝与日本官方一直关系紧张,但双方的贸易与民间往来一直不断,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

双方政府不但不加禁限,而且有意促成。

1277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

第二年,允许海官司同日本国人进行沿海贸易。

1279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到达庆元,经查明确定确实是来经商的,便批准交易。

在元朝,可考证的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就有近五十年的历史。

有时就是日本官方的商船为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也会来元朝贸易。

如日本幕府于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都派过商船到中国进行贸易。

在中日交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的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另外除商人外,来中国的就以禅僧为最多。

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在元朝统治时期,来华参礼禅学在日本的僧人中蔚为风气。

在元代史册中留名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

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

日僧雪村友梅住元朝20年,就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

据说他的书法笔势雄浑,使赵孟頫大为惊叹,同时赵孟頫的书画也在日本大受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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