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南北关系的新变化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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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南北关系的新变化1

当前南北关系的新变化

　　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一、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愈益成为南北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南北问题主要是南北经济关系问题。

但从南北关系发展的历史看，南北关系既包括了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

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是独立后南方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巩固政治独立的斗争都表明了这一点。

只不过在冷战时期，东西关系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平问题成为世界政治的头等大事，而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则居于次要地位。

同时，南北政治关系也受制于东西方的争夺，处于从属地位。

　　冷战结束后，南北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

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东西关系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南北关系中的政治问题日益突出。

在西强东弱的形势下，北方国家将人权、安全和军控的重点由针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向南方国家，使南北在政治领域的矛盾凸现出来。

表现在：

（一）北方国家将“人权”矛头转向了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发动了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人权问题逐渐成为南北政治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1.以人权、人道为借口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

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调人权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石。

欧盟也以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

美国每年发表一个“人权报告”，“审查”南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指责它们的人权状况。

欧盟也不示弱，从1989年7月到1995年1月欧洲议会发表了394项人权决议，其中304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注：

参见马胜利：

《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1页。

）1989年到1996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

严重地恶化了它们与中国的关系。

更为严重的是，在科技方面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北方国家，通过信息网络对那些它们不“满意”的南方国家发动心理战，利用人权问题，挑起这些国家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企图影响该国政府的决策或促使其倒台。

　　2.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

美国的条件是受援国要采取稳健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维护人权的政策。

欧盟提出，援助应以受援国在人权和民主自由方面的进展为条件。

日本也说要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基本人权和市场经济情况。

1989年12月，欧盟在签署第四个《欧洲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简称“洛美协定”）时，第一次将民主和人权列为该协定的基本条款。

随后，欧共体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含有人权民主内容的协议大量增加。

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3年，欧共体与拉美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经济、贸易合作协议，每一个都含有人权、民主的内容。

（注：

参见马胜利：

《欧洲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政策》，载《欧洲》，1998年第3期，70页。

）凡达不到它们要求的南方国家，就得不到它们的援助；已经得到援助的国家，则会受到停止援助、经济制裁或经济封锁等不同程度的惩罚。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对别国实施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它的经济制裁采取了除直接军事行动以外的一切手段。

仅1996年一年，美国采取的经济制裁多达22例。

这一年美国先后炮制两个法案对古巴、伊朗、利比亚实行长期制裁。

1997年美国又将制裁范围扩大到阿根廷、缅甸、苏丹等国。

特别是美国对古巴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经济封锁。

尽管从1992年至2001年，联合国大会已10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的制裁，但美国一直置若罔闻。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政府至今仍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和“市场经济”。

美国的封锁政策，已给古巴造成了10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把人权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政治条件，其目的就是诱使发展中国家向西方靠拢，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民主化”、“多党制”、“市场经济”。

　　3.利用大众传媒和一些基金会宣传西方的人权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

美国的VOA、CNN，英国的BBC，“欧洲自由电视台”等大众传媒，对南方国家进行广泛的大量的宣传，力促南方国家的民众接受西方的人权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利用包括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人员往来，培植亲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它们利用一些基金会，一方面派遣教授、专家、学者到南方国家讲学，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也资助南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到北方国家去学习研究，使他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熏陶。

据美国官方统计，在克林顿8年任期内，美国在40多个非洲国家中开展了有关民主的宣传活动。

美国政府建立的“民主与人权基金”，专门用于美驻非洲使馆资助当地的人权等项目。

为加强非洲的民主体制，仅2000财政年度，“非洲的民主基金”拨款就高达600万美元。

北方国家还通过信息网络对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宣传、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传播西方的人权思想和价值观念。

　　4.不惜动用武力，进行直接干涉。

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权高于主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旗号，对南斯拉夫联盟公然发动空袭，对这个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实行前所未有的狂轰滥炸，致使数千平民百姓在战火中丧生，无数的民用设施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近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可见，美国等北方国家的所谓“人权”、“人道”、“民主”只不过是推行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二）北方国家把南方国家作为安全和军控关注的重点。

　　在安全和军控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已把安全战略针对的重点转向南方国家。

美国《1992年度国防报告》提出以“全球威慑，应急反应”为核心的新防务战略，主张把安全战略的重点从对付原苏联，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转到对付南方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战争，并准备打击对美国重大利益进行挑战的国家和力量。

欧盟在海湾战争以后也认为，“今后在军事上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南部防务，而不是位于欧洲中心的东部防务”。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近年来极力推行北约东扩计划，通过不断进行军事演习来向世人炫耀武力，以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以便对付南方国家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笼。

该指针的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

美日使用“周边事态”这一极不明确的概念，为日本根据自己的意图扩展军事力量及其在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为美日联手干涉南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提供借口。

　　北方国家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技术在南方国家的扩散，是其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

美国已把防止核及其他军事技术的扩散置于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优先地位。

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扩散中心”，加强情报活动。

这个中心利用各种先进手段，对24个南方国家和72种以上的武器技术进行严密监视和跟踪，重点防范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的秘密核活动。

当前，美决心搞“反恐”扩大化，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同反恐混为一谈，将上述国家定为“邪恶轴心”，将对其加大施压和打击度。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没能制止住印度、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行动。

　　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推行的军控政策，具有明显的不公正性和双重标准，它们只限制别人，不限制自己；只限制不跟着美国走的国家，不限制随它转的“伙伴”。

美国可以做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却指责别国卖武器零件。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真实写照。

　　以上事实表明，冷战后南北政治关系日益凸显。

南北经济关系与南北政治关系已经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彼此交融。

南北关系已成为以经济政治关系为主线的南北各种关系的综合。

今后，南北经济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加强，这不仅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将继续利用人权等问题打压南方国家；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进一步发展，诸多的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局部冲突和战争问题、走私贩毒问题，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必须南北合作才能解决。

　　二、随着北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南北经济矛盾更形尖锐。

　　冷战结束后，在南北政治关系中的矛盾日益凸显的同时，南北经济矛盾更加突出，南北经济冲突呈上升趋势。

如列入美国普通和超级301条款的28个国家和地区，近一半是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

欧盟在贸易优惠制度的调整中，把劳工标准和环境问题同贸易挂钩，损害的是南方国家的利益。

在1991—2000年的10年中，南方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普遍高于北方国家（注：

参见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

《世界经济年鉴》1990—2001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2001年。

），一些南方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在世界资金市场上也越来越成为北方国家竞争的对手。

尽管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经济恢复增长起了主要带动作用。

但是这却使北方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受阻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方面，北方国家垂诞中国的广阔市场，同时又惧怕中国提高国际竞争力。

因此，它们对中国漫天要价，百般刁难。

冷战后南北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和南北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北差距继续扩大。

南北差距是指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乃至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差别程度。

冷战结束十年来，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经济有较大发展，从整体经济规模看，南北差距有所缩小，但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穷国愈穷，富国愈富的现象仍在继续，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2001年的49个，占发展中国家近1/3。

世界人口中1/5的富者和1/5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

世界上3名巨富的财产，超过了48个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世界上20%的人靠每天不到1美元过日子，世界贫困人口已由1993年的13亿增至1999年的15亿左右。

如果从南北科技发展水平来考察南北关系，其差距更大。

　　第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更加艰难曲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方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领域，斗争的焦点也由要不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转到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

南方国家主张建立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经济领域应主权平等，公平合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北方国家则主张建立由美国独霸或以美、日、欧三极共同主宰世界的新秩序。

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方面，自从20世纪80年代，南北对话由于美国的阻挠陷入僵局后，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几乎毫无进展。

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更使它不可一世。

它很难在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上做点什么。

因为，这种旧秩序不仅是它今天保持一超地位的基础，而且是它今后维持领先地位的前提。

南方国家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打击之后，面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采取南南合作、集体自力更生以及与北方国家进行跨区域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发展自己。

但这些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区域性南北关系的发展，全球性南北关系的减弱，使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复杂和艰难。

　　第三，南方债务负担有增无减。

1988年南方国家外债总额为13750亿美元，1998年增至24650亿美元。

拉美和非洲地区是问题最严重的两个地区。

债务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南方国家的债务已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威胁着债权国——北方国家的经济利益。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方国家和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相继采取措施，缓解债务危机。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1988年的科隆会议上，七国同意为世界最穷的国家免除债务700亿美元。

这样预计有36个国家有望从中获益。

然而，700亿美元的债务仅占目前南方国家债务总额的%。

尽管如此，至今仍不见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