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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构新加坡作家协会
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构：
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与认同
许福吉
一、从身份认同、本土认同到多重认同意识
新加坡华文文学，是继承中华文学而衍生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一支，它不但融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学的精华，还形成了具有本土框架与全球性的后现代文学特质。
回顾新加坡历史，独立以来，移民、国家认同与文化属性，一直是新加坡华人急于探索的瞩目课题，从移民、乡社认同、文化认同、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到阶级身份认同等课题，一直不断被讨论，也不断有人提出新的看法。
（王赓武2002）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与重建、南洋景观与都会图像，一直是新华作家书写的主题。
不少作家借文学的象征意义，表现华社在语言和文化上所面临的危机意识，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方式的阐释，建立一个结合本土、放眼环球的历史与文化认同的想象共同体。
这种认同，是一种多重的身分认同，借此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
相对于英文作家，当他们在创作时，往往不自觉地深感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尤其受英文教育的精英知识分子，更认同于西方与殖民主义的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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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同概念与文化属性还不大为人们使用之前，南洋华人的认同意识基本上有两种：
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与历史认同，可是到了后来，移民才渐渐地倾向于接受多重认同。
（王润华2002：
239）以新加坡为例，不少华人发现，需要在同化与融合之间作出选择，这就需要对文化采取更为灵活与更高瞻远瞩的态度，亦需要一种新的华人文化认同。
（王润华2002：
244）研究文化认同回归理论的学者认为：
一个国家民族的体系认同，是通过历史与文化的统一要求，在社会中建构而成。
2文学是文化和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的建构与形成，与她走过的历史、展现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潜藏在语言、文字与意象之间的文学作品，是汇聚成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元素，一如脉搏在手腕律动，血液在体内循环不息。
本文尝试从本土的理论框架，进一步说明新华文学的文化属性。
框架（Framing）原是建筑学上所谓的构筑名称，或称框架构造（belfry），应用到文学作品的理论上，与中国传统的义法说不谋而合。
3爱德华塞依特（EdwardSaid）在借框架构造来谈论英文文学的框架与建构时，特别使用重新建构（Configuration）与改变构型（Transfiguration）来说明文化属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爱德华塞依特认为：
文学经验的重新建构与新文化的重新建构，是新文学创造的一个重要过程。
（Said1992）新华文学作家的队伍壮大，有土生土长的老中青一代，也有不少最后选择在新加坡定居的南来作家。
他们定居岛国，放眼世界，心怀寰宇，期盼通过文学笔调的关怀模式，对多元文化体系、社会环境变迁、都市意识形态，作出深切的回应和反思，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保持着作家一贯自身的人文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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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狮城、鱼尾狮到家在新加坡
独立前的新华文学作品，集中表现了南来移民寻找国家认同与文化归属的意识；独立后的作品则流露出国家认同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少作家在作品中追寻美好家园，已渐渐摆脱移民的叙述母题，转向维系中华文化属性的课题，如文化情结、人文关怀、社会存亡、危机与矛盾等叙述策略。
从铁戈《我们是谁》所呐喊：
“我们是谁／我们是赤道的土地上／生长的孩子／我们是被镣铐锁住的苦难的人民”5到王昌伟的散文《结束》所说：
我其实越来越不肯定，“国家”是不是组织人类社会的最佳形式，所以这与爱国无关，而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
（王昌伟2004）可看出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与叙述策略的不同。
开埠以来，新加坡就一直与南洋热带的浪漫文学有缘。
传说在十三世纪，沙尼拉乌他马王子到新加坡岛旅游，他惊奇地发现了岛上一只浑身红色的狮子，于是他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新加坡拉”，意思是“狮城”，开启了传说与神话之旅。
在作家的文学想象中，南洋早期的新加坡渔民，一直是海盗的窝巢居民，他们以杀人和杀鱼过日子，海洋是他们又恨又爱的伴侣，他们经常利用这小岛平分赃物，直到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来了以后，才改变他们的漂泊生活。
长风阁在他的散文《狮子城身世掠影》中，描写了神秘的狮子城人民的生活：
老人家们煞有其事地回忆说，有个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在淡马锡看见一只异兽。
手下告诉王子，那兽是一只狮子。
于是，狮子有幸成为十二世纪这栖于太平洋的岛屿的名字：
新加坡拉（Singapura-“Singa”是“狮子”，“Pura”为“城”之意）。
接着王子便在岛上建立起新加坡王国（KingdomofSingapore）。
（长风阁2001）
在这篇散文中，长风阁赋予狮子华族文化的属性，认为要不是这狮子承传了中华文化中吉祥物的历史缘起，恐怕会因为民族文化的敏感而引起争端，甚至担心民俗文化会在狮城消失，长风阁说：
要不是承传了狮子为吉祥物这个历史的缘起，恐怕因民族文化敏感症所可能引起的争端，即使死狮子活狮子能一概获得赦免，在农历新年的狮子城里，可能再也听不到舞狮的锣鼓声了。
（长风阁2001）
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岸以后，很快就把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大商港，实行英国法制体系，移民也日渐增加，长风阁《狮子城身世掠影》写道：
英殖民主义者在新加坡坐上了总督的宝座，但并非夜夜笙歌、无所事事。
英国人准备了各种开发新加坡的软件，包括设立一个代表各族的聚落委员会、一套法律、警察制度、建设道路、码头和房屋、设立学校、开拓转口贸易、发展种植业……许多商人来自四方八面，争相到狮子城作生意。
新加坡，海之众子中的佼佼者，很快地便繁荣起来了。
（长风阁2001）
新加坡一步一步走上繁荣，“狮城”如“鱼尾狮”，从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一跃为声名远播的重要港口，鱼尾狮渐渐成为新加坡的标志。
“鱼尾狮”的意象，可说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南洋与都会图像的最佳说明。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仍是政府与民间认为最能代表新加坡的象征图像，从它的雕像被迁徙到更重要的新加坡河口枢纽，可知道它的首席地位，而鱼尾狮的冒险与奋斗的精神，说明了新加坡人具有东西方文化的进取与奋发的精神，也一再肯定新加坡是一个结合西方法治体制与东方价值观的社会，新加坡不少作家，通过多种不同的传说与象征，来表达多元社会所寻找的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便是鱼尾狮身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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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鱼尾狮扩大到都会图像，不断有新加坡作家把城市的景观、人物、神话、建筑等，通过散文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狮城的前身今世。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季刊、新加坡作家丛书系列、《城市的呼吸》（赵丽宏、许福吉2002）和《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刘瑞金2004）等文学刊物与选集，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新加坡老中青作家，在书写狮城社会环境与景观的变迁，已转向多重与多元化的认同，这些作品可说是狮城的文学风景，也可说是新加坡的缩影，让我们感受到新加坡华文作家对这片土地的关爱。
这些散文作品如林高《三顾克拉码头》、民迅《美世界小镇》、李永乐《开门》、罗伊菲《何处无知音》、希尼尔《荒凉自一个华丽的世纪初》、黄志伟《新山水诗》、周兆呈《老照片》、陈志锐《城市解毒五帖》、尤今《家在新加坡》、邢济众《满园春色》、淡莹《把森林还给众鸟》、芊华《都市的声音》、张千玉《惊梦三断》、蔡宝龙《闹市秘园》、陈华淑《狗、落叶》、郭永秀《葡萄架与夜来香》、君绍《灿灿的云山》等，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股南洋雨林与国际现代都会交融的风味，作家们怀念小镇、学校、码头、闹市、秘园、名胜、古迹、庙宇、乡村等，在新建筑中憧憬与等待未来的挑战，在新旧交替行吟之间，文字中总流露了浓郁的文化情愁。
民迅《美世界小镇》是一篇怀念小镇生活的散文，文章重现与重构了新加坡武吉知马路的美世界旧日小镇，全文充满着对生活的憧憬，他说：
由于得天独厚，当新加坡全国不断的发展，辗地机把郊外的小镇一个个辗成平地时，美世界小镇却能屹立不倒，且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迈步向前，确实是可喜的事。
现在的小镇，已踏踏实实的成为郊外的一个“迷你”城市了。
自从裕廊区发展为工业区后，小镇已在寻找它的新的生活方向。
现在，它和全国各地一样，负起了建设国家、促进经济繁荣的任务。
小镇，愿您继续繁荣成长，并愿你永远保有纯朴勤奋的精神。
阅读上述文字，不难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意念，有一种醇厚的本土气息，当我们置身在重建与消失的场域中，引动我们在文字中思考与寻找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
林高《三顾克拉码头》写三次拜访新加坡的克拉码头，不但流露了作家关心本土文化的感情，也提醒我们要保留传统文化，林高认为克拉码头既要有南洋的色彩，也要有西洋的情调；既要有东土的神韵，也要有西方的文明；既要传统，也要现代，然而，他也要我们追溯先人事迹，惦念祖先的情怀，他说：
如果你觉得苦心孤诣营造出来的文化气息得扎扎实实根植于泥土里，才能生存发展，文化不会在商业交易中形成，它只能在生活里茁壮成长，那么，恐怕就会忧心忡忡，望门兴叹了。
毕竟，新加坡河是有魅力的。
它功成身退，眼看着即将归隐去了。
一声呼唤，它换个角色，站在舞台上，又漂漂亮亮地演下去。
人生有多长，它的生命就有多长。
三十年后，新加坡河又换个什么角色与我们见面，谁知道呢？
（林高2001）
曾经有人指出，新加坡用一代人时间，让自己脱离后殖民期贫困的国家，是世界史中最独特的经济发展案例，那么多年过去了，全球化、科技化使我们迈向现代化，我们获得更多，但相对的，我们是否也同时失去了更多？
人在新加坡，面对世局的瞬息万变以及人事的几经沧桑，有时的确令人措手不及，而多思善感的作家，总爱感慨今非昔比，对保留本土文物，宣扬温故知新，一直是大家努力的目标。
三、从南洋热带雨林图像到国际花园城市
南洋、殖民地、多元文化与现代化都会等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提供了新加坡作家不少写作素材，形成独特的南洋与都会图像。
许多作家，在热带雨林的熏染与多元都会文化的冲击下，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早期的散文作品如蔡欣的《街戏》、符气南的《帐篷·鼓声·宴会》、葛凡的《中元节忆旧》等，展现出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国家，社会活动多姿多彩，经过多年的繁衍与演化，形成独特的南洋华族文化属性。
一般游客在抵达新加坡后，常会被一路上两旁的翠绿树木和鲜妍的热带花朵给吸引，顿然觉得这是亚洲少见的花园城市，刘蕙霞的散文《新加坡有多绿》正是描述新加坡如何从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港口，7转变为工业化的现代城市，又获得花园城市的美誉，她认为新加坡人其实是付出很大代价与努力的。
李永乐的散文《锐变三十年》写新加坡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认为有些人不禁陷入迷思，在反省在弃旧迎新的同时，他认为我们到底获得了多少，又失去了多少，而得失之间，该如何界定生命价值的“亏损”和“盈余”。
他说：
环境和社会的变化就更加明显了，假如你曾去国数十年，回来以后必定惊觉，几乎所有的“可视记忆”，比如旧建筑和老街，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在这个岛国上都已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崭新而陌生的外在与内在。
（李永乐2004）
从新华散文创作的背景与现象来看，其题材、思想、风格与新加坡的国家建设与发展有密切关联，许多作家从早期的“移民身份”与“南洋色彩”，渐渐转变到“国家认同”与“国际都会文化”。
然而在新旧交替之际，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物质科技，常处在相互对立的局面，新加坡作家，经历了多年来的传承，十分重视本土框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形成新加坡国家文学的一部分。
这在客观上也鼓励更多新加坡评论家去研究本地文学现象及其作品。
（古远清2003）文学创作不是孤立、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它有一种社会性和目的性，新华作家在散文作品中留下了一定的烙印，具有中华文化属性，包括其用途及深层含义。
8文化属性能反映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具有民族特色的遗存，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是研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实物资料。
文化属性的范围很广，可表现生活习俗、文化风尚，涉及到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既反映社会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又反映各种制度和意识形态。
因此，它对于了解不同族群人民习俗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作家既希望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开拓广阔的发展空间，建立国际化形象与地位，又希望我们能保有南洋的文化传统，因此在新旧交替更换之中，内心常有许多挣扎，许多作家对乡村生活十分怀念，感叹时代的变迁把他们童年的欢乐给带走，陈志锐《永不迁徙的版图》、文恺《夜探故居岁月》、石君《女皇镇与我》、谢清《故居，一把湮远的回忆》、莫河《凤凰园里的童年》、洪生《那竟已不在的儿戏》等，敏锐地觉察到社会高度发展与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损失，作家的童年往事，只能在文字里回味。
陈志锐在《永不迁徙的版图》说：
对于许多深邃温暖的往时往事，我总是怯弱地将之轻轻藏匿于回忆的底层，深怕一个不轻意地翻开，现实现世的空气会无情地把曾经的美丽氧化，为时空距离的美感铺上一层时光的锈。
说艰难，因为愈是美丽，潜藏得就愈隐蔽；说是易事，却是因为翻开后的汹涌，竟是如此自然地澎湃在纸上，荡漾在字里行间。
（陈志锐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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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新华作家感受到南洋景观发生显著的变化。
作家们从甘榜、亚答屋、锌板屋，搬进政府组屋，走上现代化都市的生活。
陈清业《水源区上空的彩虹》写道：
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岛，土地面积狭小，岛上没有高山大河，然而新加坡中部广大的水源区的上空兴建“树顶吊桥”（TreeTopWalk），那不就是在我们有限的土地上，开拓出更广阔的旅游空间吗？
尤今《家在组屋》写有人把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比喻为“鸽子笼”，主要是因为组屋是一户挨一户、一家接一家，紧紧密密的挤在一块儿的，可是她和家人由三房式的组屋，搬到四房式的，再由四房式的组屋迁入五房式组屋，愈住愈宽敞、越住越舒适，她感性地说：
现在，母亲坐在栽满了鲜花的阳台上，享受着徐来的清风，回首前尘，总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说道：
“啊，总算熬过来了！
”
从尤今的散文，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建国前所历经的风雨，由抗日到光复，由反殖到自治，再由新马合并到走向独立。
作家以传统、清雅、温柔敦厚的儒家文化精神，抵抗物质文明的侵袭，是散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向度和理性主题。
通过这些书写与建构，一种有深度的共同体逐步形成，这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文化行为，可以抵抗失根、失忆的物质洪流，在多元环境下，仍保持着自身文化身份的意义与功能。
四、从南洋文艺铁塔到国际滨海艺术中心
回顾早期不少新华散文的创作，都紧密配合编辑们的口号“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从《新国民日报》副刊《荒岛》到《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本土作家都希望“同在高椰胶树之下，以血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
9早期史学家对南洋的定义多以地理概念为主，认为南洋就是指南方的海洋，（许云樵1961：
3）其实“南洋”独特的地方，除了政治与地理概念外，文化属性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如多元种族的文化与生活习性、习俗，热带雨林的大自然现象，这在作家笔下，都形成一幅风光奇异的南洋风味，同时也赋予了另类文化属性，如王润华的散文《後殖民的榴槤滋味》把南洋的水果写得十分形象生动，他说：
榴槤是热带水果之王、山竹是王后、红毛丹是妃子、波罗蜜与尖柏达是皇亲国戚。
这些水果都是跟随榴槤的成熟季节而一齐出现。
可见英国殖民者在开垦果园时，已对热带水果作过详细的研究。
如果所种的果实成熟季节不一，而果园地点偏远，对人力资源也不合经济管理，这些也经过精心设计。
这和他写《沉默的橡胶树》给“南洋带来无尽财富”，写《雨树》的人文关怀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润华认为雨树最能表现南洋的人与万物的生态与文化，他说：
新加坡原是一个热带雨林的小岛，植物的天堂。
即使今天，植物还是茂盛地生长着。
置身在植物的天堂里，我最大的享受，是观察植物的个性与生活，聆听植物与鸟群风雨的对话。
（王润华1981：
21-34）
在《在橡胶王国的西岸》一文，王润华把橡胶树比喻为新加坡早年的拓荒者，同时也是经济的生命线，他说：
橡胶树是早年开拓南洋勤劳的华侨之化身。
绿色的橡胶树从巴西移植过来后，再依靠华人移民的刻苦耐劳，才把南洋时代的蛮荒，毒蛇猛兽，原始森林，通通驱逐到马来半岛最险峻的主干山脉上。
（王润华1981：
21-34）
除了王润华，不少作家也从热带雨林的植物、飞禽、水果、生活习俗等取得灵感，创作大量富有南洋色彩的精美散文，例如林臻的《火焰多多缀满枝》与《喜啖榴槤六月香》写热带的红毛丹树与榴槤树、莎克的《椰树》写童年乡间挺拔的椰子树，南飞雁的《九重葛》写九重葛光焰夺目与旺盛的生命力、李艺《椰林满园的樟宜村》，描绘了一幅南洋乡间景色，从不同的角度拼凑成独特的南洋图像。
与南洋风味十足的散文对比，2002年新加坡人翘首期待的滨海艺术中心，便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座文化坐标有人管它叫大榴槤，因为它的外型框架，像两瓣打开的大榴槤壳，具有独特的南洋风味。
榴槤是热带水果中的果王，而艺术中心的意义，在于把新加坡发展为一个国际都会，具备世界一流的基础建设和具竞争力的经济，同时也将文化艺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在《荒凉自下一个世纪》中（希尼尔2003：
65），希尼尔说：
我们拥有第一远瞻的艺术抱负（复兴文艺），第一荒芜的文学园地（以经济效益的方程式推算）、第一繁忙的艺术码头（每年有定期的舶来展）。
只可惜，这些都不像是影响或引导一个人文心态与心境的主要因素。
我想，也许我追寻的仅是一个精致的文学心灵，即使处身于一个纷扰的大环境里。
（希尼尔2003：
116）
希尼尔指出，网路科技支配的时代，也许能赋予文学正面的冲击，相对地也给很多人带来负面的隐忧，认为作家以文本形式出版，依旧有它的人文功能，文学不会消失，除非人类的心灵出现枯竭状态。
五、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同一性
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新加坡朝向先进国际都市迈进，全国上下，正在为国际化与全球化做积极的准备，都会文化（cosmopolitanism）已经在这里开始萌芽。
10在接受新事物与排除旧包袱的时候，传统人文精神与现代物质科技常出现相互对立的局面。
散文创作文类（literarygenre）（杨牧1995），最能表现作家这方面的个人体验与感受，且逐渐形成社会上一种人文力量与意识形态，有学者用“文学体制”来强调这种面向。
11在华文文学世界里，这种散文文类中的人文关怀类型，最能看出其现代社会体制现象，它能发挥文学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质与功用，我们循着这一轨迹，亦可浏览散文作品的流变、特征与规律。
新加坡作家在这座城市中吐纳呼吸，从感知、感受到感觉，我们与城市一起生活、成长，将担心化为关心，将关怀化为关爱。
作家通过文学的笔调，把生活经验与感受记录。
自从新加坡政府宣布“文艺复兴城市报告书”之后，文化艺术上的人文关怀，成了学术界与报章上关注的课题，不少文章讨论如何加强人文关怀，寻找消失的文艺复兴城市。
在内容题材及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独具的特质，与早期南来的作家相比，更具有本土性，其变化和发展都相当巨大。
独立前的题材多反映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生活，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对劳作者的同情、对殖民统治的愤怒情绪溢于言表。
而独立后的作品，心态截然不同，由侨民转变为国民，他们心中的国家已不再是中国，而是新加坡。
有了文化认同感和生命归属感，又目睹了国家走出种种困境，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华散文家笔下的题材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观。
世界各地人民对新加坡的赞语，最常听到的是：
新加坡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
大部分来自四方八面的旅客，都是从《新加坡年鉴》与旅游资料去了解新加坡，我们在经济、政治、商业和社会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允许我们用文学角度，去认识新加坡。
新加坡这座城市，和万物一样，静静地在蜕变，一如生命的荣枯与社会的变迁，作家们在文学里寻到了永恒。
从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文学风景，感受到新加坡的文学气息。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作家希望更多人去阅读文学作品，如同呼吸一般自然，也如同呼吸一般舒畅。
新华文学，作为一种后殖民文学，它具有移民殖民地后殖民文学属性。
不少新华散文作家，虽然接受的政治体系与社会结构都是英国殖民文化的遗产，但在表现上却因为不同模式与典范，产生不同的散文。
新华散文作品大都以中华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为主轴，强调人的个体价值，提升生活素质和美化人生为散文的基本素材，将散文的人文关怀，推向一个极高的境界。
不少新华作家，在新加坡时并不在意国家与身份认同，也不曾思考南洋的文化属性，可是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开始思念与思考这片养育和成长的南洋，黄向京散文《你是南洋人吗？
》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写新加坡青年在离开新加坡之后，对南洋的看法与产生了归属，她指出有朋友在德国某小镇念书几个月后，一边大喊欧洲沉闷乏味，一边开始想念南洋的夜市人气、热带植物，她认为南洋热带雨林的植物野性得毫无理由，不像欧洲的植物都经过人工的规划。
（黄向京2004）当自己身处在新加坡时，黄向京觉得“南洋”离她很近，却又似乎很远，谈不上对它的了解，甚至有更多偏见、误解，她认为只有搁下偏见，才能看见。
所以她说：
每一步通往它的路，一点点地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那样谦卑、平和、知足、热情、坦荡、迷人。
世上没有一个地方像南洋，充满慵懒热软的情调，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过家常日子。
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常年是夏，温暖肥沃，雨水充沛、蕉风椰雨、草木茂盛、瓜果飘香，衣食无忧，养成南洋人温和热情、知足常乐的性格。
每年季节风一吹，海面上的船只络绎不绝，印度人、中国人、欧洲人曾来来往往，带来贸易、移民或殖民、战争，却从不曾夺走这里的悠闲节奏与情调。
（黄向京2004）
黄向京特别强调南洋多元种族、语言、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南洋人的多样性、差异性与包容性，并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背后也是文化的同一性”。
这就好比新加坡的组屋，各色人等同住一个屋檐下，皆大欢喜又面目不清地混杂一起，南洋的色彩是那样的多元混杂，却又相互纠缠，久之成了一件不折不扣的“百衲衣”。
（黄向京2004）
六、从文学创作到文化建设
结合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新华作家在态度、评价及情绪倾向等方面表现出的精神品质，就是独具一格文化特色。
（覃光广1988：
115）新华作家以关怀社会为出发点，以促进社会和谐，以生活愈加美好为原则，用散文理性与感性的笔调，记录一个时代与城市的变化，构成一道独特的南洋与都会景观。
12中华文化的精神本质是以人文关怀为本位，也是传统散文作家的文化使命。
人文关怀与现代科技格格不入，主要原因是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永无休止，而事实上，人的欲望又是永远无法得到最后的满足，因此文化素质与人文关怀在间中就显得十分重要，1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郭令裕在接受《华商》访问时，对人生价值观、文化建设、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全面阐述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社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借助文化的再提升。
因为事实证明，只有文化素质达到相当水准的社会，人们才有涌泉般的科技创新精神和能力。
他说：
因为创新与突破的源泉，来自于感性的、抽象的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不是技能教育所能培养的，而是需要进行综合的，长久而深入的文化教育……没有必要总是说我们的历史短，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就去创造，即使从现在开始也不晚。
新加坡作家从创作内涵到散文叙述，都蕴涵着后现代所谓平面拼图的深度和意义。
他们通过散文拼凑的片言只语，加上诗的想象与意境，跨越自身环境与语境，自由开放地抒发、辩论、推敲、修正、反对，保持一种人文的关怀，不断自我反省、自我解嘲，不断让脑力激荡思考，具有散文普遍理性的文学特质与后现代的历史观和认知地图。
14这种认知，近似当今亚洲知识份子所担心美国文化入侵所带来的隐忧，其中涉及所谓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主义（globalism），身处岛国，心怀寰宇，如何呈现多元形态的同时，又寻找本土与全球的牵引，正是新华散文寻求辩证与滤清观念，为自己定位的最佳说明。
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体系严密、思想拘束的社会，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新加坡文化建设与人文关怀方面的的不足。
其实从新华散文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层面来看，我们可以印证新加坡社会其实还是开放自由的，作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创作题材（甚至多元语言），表达对社会的愿望与看法。
从新华散文的人文背景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华文散文作品的内容与风格，逐步发展成一种将本土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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