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确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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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确立

清朝的确立

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

转危为安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

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

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

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

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

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

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

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

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

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

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

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

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

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

据史载：

“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

“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

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

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

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

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

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

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

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

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

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

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

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

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

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

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

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①《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

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

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

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

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

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

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

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

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

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

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

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

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

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

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

“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

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

九月初八日汗谕：

“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

”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

“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

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

”①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7。

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

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

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

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

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

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

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食，违者治罪。

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

”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

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

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

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

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

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

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

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

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

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

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①《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

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

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

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

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

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

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

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

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

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

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

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

他说：

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

与会者有的认为：

“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

有的说：

“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

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

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

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

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

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

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

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

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

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

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

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

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

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

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

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

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

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

“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

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

岳讬等惊问何故。

汗密谕：

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

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

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

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

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

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

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

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

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

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

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

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

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

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

“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

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

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

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

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

各贝勒皆叩首受命。

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

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

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

“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

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

”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

“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

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

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

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

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

“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

否则，自取祸患。

”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

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

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

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

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

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

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

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

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

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

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①《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②《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①《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

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

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

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

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

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

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

①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

他谕告诸贝勒：

“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

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

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

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

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③。

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

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

①《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②《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③《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①《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16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

“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