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生态和秩序建构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实证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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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生态和秩序建构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实证研究

底层生态和秩序建构：

基于农民工问题的实证研究

潘泽泉

【内容提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生存生态开始成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和关注弱势群体的一种新的走向。

农民工作为底层群体的生存生态表现为：

一个被社会排斥或社会隔离的空间实体、一种“污名化”的空间生态景观、一个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一个地方感完全崩溃和瓦解的地方。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体现为一种“自愿性隔离”和“自我封闭”的过程、一种社会道德隔离和一种道德基调确认的过程、一种底层生存秩序建构的过程和城市秩序建构的过程。

【关键词】农民工/生存生态/秩序建构

在社会学研究中，底层生态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更是一个社会结构范畴，从生存生态视角来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的秩序建构，关系到如何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日常生活情境，也关系到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的问题。

一、生存生态与空间秩序建构：

一种新的理论关注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可以通过他们在城市中生存的社会空间得以理解。

农民工在城市中寄寓的生存空间（城市边缘区、城中村、被遗弃的老城区等），往往是一些漂泊于城市时空或城市社会关系背景之上的“自愿性的隔离区”，这种生存空间及其秩序的运作，并“不是现代性的对立面，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为新市民的摇篮和跳板”[1]（P2）。

农民工在城市中所形成的“自愿性隔离区”是建立在与传统乡村、阶层、社区或共同体不同的、与城市化过程相伴的一种新的社会实体，正是这种具有现实变异性和多层面适应性的“新社会空间”，构成了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群体之利益和权益得以展现和表征的一个独特场域，是农民工群体谋求在城市生存和发展、实现与城市融合的重要依赖，也是在城市发展铁律下，凝聚农民工群体自发实现其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空间对于寄寓在其中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个与历史断裂、没有历史绵延性的、具有现实变异性、新的暂时居住区。

社会学者米歇尔·福柯就十分关注日常创造力的程序，关注那些运行权力的机构的力量以及运作者“细小”的技术运作程序，重建和划分在城市边缘的分散性的空间，关注“生产性的机构”和“权力的微观技术”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规训机制……关注的不是去弄清楚等级的暴力如何成为规训的技术，而是揭示那些早已被规训之网俘获的群体和个人，他们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所采取的秘密形式”[2]（P407）。

可以说，在农民工寄寓的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主体实践的积极性现实，存在着一套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农民工正是倚仗主体性行为和日常生活实践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在异质性空间中创造一种共同性，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创了农民工群体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和秩序的重新建构。

可以说，在农民工研究中引入生存生态和对秩序建构的关注，其目的在于：

保护和改善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避免底层的沦陷；重新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恢复以往研究中被漠视的主体性存在，强调“再生产日常生活”的主体性现实。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农民工的生存生态的诊断或病理学方面的观察境遇事实，思考农民工离开了熟悉的乡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面对着常规生活方式的崩溃或处于危机境遇时，如何实现一种社会秩序的建构，包括寻找空间的策略、选择空间的理由、空间的自我拓展，思考作为异质场域的空间运行的社会逻辑。

总之，从农民工的生存生态和空间秩序建构入手，可以打开中国农民工研究的全新视野，实现一种新的理论关注。

二、秩序的背后：

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生态

生存生态为我们理解农民工提供了一种可以发现新的社会事实的钥匙，我们可以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或空间秩序出发，来思考这种空间的社会生态，这种空间的存在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生态。

首先，农民工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体现在作为“环境与生存生态”的空间生态景观。

农民工往往居住在城市环境最差地段。

在那里，往往是一些漂泊于城市时空和城市社会关系背景之上的“飞地”，是一些缺乏历史连续性、断裂的空间存在，体现为：

对生活具有含糊或弥散的不满意感；行动现实中的无能、无目的感；空虚和压抑、非理性或情绪化特征；自尊体验和维持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的乏力感；在情感方面具有缔结防卫性的浅表关系的倾向；缺乏那种在由建构性记忆所组成的社区。

在这种意义匮乏的外在世界，农民工成了“拓荒者”，成了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

总之，匮乏的资源、肮脏的生存生态、狭隘的生活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使人失去尊严，带来人性的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

其次，农民工的生存生态表现为农民工生存的空间是一个被排斥或隔离的空间实体。

城市公共空间的土地住宅化、保证本体性安全的需要、支配性的利益和城市发展的逻辑、市场的偏好等“自上而下”地把农民工排除在外，“他们（城市）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一个完美、拘谨、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他们的空间（如农民工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2]（P407）。

农民工生存空间的生成源于一种制度安排或制度排斥过程，也源于市场或社会关系网络的排斥性过程，即源于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排斥，是体制、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外部设计和排斥的结果[3]。

在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对于秩序的需求，使得城市管理与下层谋生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其实这种矛盾原本是可以通过有效管理来缓解，并不一定要通过牺牲弱者的生存机会才能实现，不一定要通过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来实现。

农民工生存空间被“隔离”和排斥，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就是社会下层或底层的生存生态正在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这就要求我们要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和改善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

另外，农民工的生存生态也体现为一种“污名化”的空间生态景观。

[4]“污名化”过程、来自城市的叙事和话语系统同样营造了一种“污名化”的生存生态景观，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是表达社会意义或社会象征符号的载体，是一种意义的生成装置，通过农民工在空间实践中的表征性活动，空间便在生活现实中具有象征符号、社会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能，具有差异性符号和差异性标记的功能，使得社会世界客观地呈现为一个根据差别、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象征空间体系。

农民工被城市“污名化”为具有小农意识、说话粗鲁、手脚不干净、随地大小便、肮脏、偷盗等特征，就如鲍曼所言，“与穷人、每况愈下的流动的工人阶级、边缘的个体群体的居住地联系在一起的强烈的地区性特征，这些居住地被认为是‘垃圾倾泻场’”[5]（P147）。

这种“污名化”过程是一种城市“公众”固化的意识和记忆，是传媒、公众的话语推波助澜的“污名化”过程，是那些高密度流动人口聚居空间中不断演绎出来的种种真实与非真实的叙事逻辑。

这样，农民工寄寓的空间就被描述为：

“管理难度大，犯案率高，法外世界”，“到处都是污水、遍地都是垃圾、毒品泛滥、偷盗横行、抢劫猖獗”，“是城市典型的脏、乱、差地区”，“那里臭气熏天、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不安全”等。

还有，农民工生存生态还体现在是一个差异性地点的存在，是一个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

城市化过程是城市空间持续地隔离、入侵和演替的过程，这里的空间不仅仅只是表征一种物理或者地理的空间，而是一种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是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是社会实践发生关系的分区，在那里存在着社会关系赋予其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的多种可能性。

这里的空间表征着中心与边缘、非均衡发展、区隔、社会空间极化和空间隔离等多种寓意。

福柯所叙事的“差异地点”意指“由于这些地点绝对的异于所有他们的反映与讨论的基地，并因为他们与虚构地点的差异……有一种差异地点的特定形式，……就是一些特权的、神圣的或禁限的地点，保留给某些相对应于它们范围之社会、或人类环境而言，处在一种危机状态的个体”[6]（P403），“差异地点经常预设一个开关地点，以隔离或使他们变得可以进入……有些差异地点看来好似有全然单纯的开放，但是他们通常仍隐藏了奇怪的排他性。

认为任何人都可进入这些差异地点，只不过是一种错觉罢了：

我们认为进入了我们身在之处，但是就进入的事实来看，却被排斥了”[2]（P407）。

最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体现为农民工所寄寓空间的地方感完全崩溃和瓦解。

地方感是关系到个人幸福和本体性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是关系到农民工幸福与生存的深层次需求，经由人的居住以及某地经常性活动的涉入，经由亲密性及记忆的积累过程，经由过去充满意义的真实经验或事件的记忆以及整个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建立了一种地方感。

艾兰·普瑞德认为，这种地方感导源于内在熟悉的知识，导源于在一个实质环境中的关怀领域，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网络的建立，导源于情感紧系的物质环境，以及意识可觉察到的环境，导源于长久以来“经由知觉、嗅觉、味觉、触觉”所强化的亲切的关联性；导源于“连续发展、庄重而快乐的庆祝活动”的传统复现……导源于“周遭环境的整体经验：

赤足走在草地上的感觉、不同季节的芬芳和天籁、在散步的时候和朋友碰面的地方和时间”[7]（P87）。

农民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是一个缺乏地方感的地方，是一个流动、漂泊的场所，是一个缺乏真实感的地方，在那里无法感受到一种更深层的象征的重要意义。

总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体现为：

作为“环境与生存生态”的空间生态景观、一个被社会排斥或社会隔离的空间实体、一种“污名化”的空间生态景观、一个体现差异的空间识别系统以及一个地方感的完全崩溃和瓦解的地方。

三、农民工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

秩序如何建构

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自己的生存生态、不断开拓个体的多种“可能性”的过程，也是寻求自身的生活方式、实现一种新的生存生态或秩序建构的过程。

底层的沦陷同样伴随着道德的沦陷，社会空间或作为底层的生存生态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一次道德实践，需要一种道德反思，需要重新关注道德的历史向度和作为主体的道德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

首先，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体现为一种“自愿性隔离”和“自我封闭”的过程。

城市对农民工“自上而下”的隔离和排斥，又反过来推动被迫隔离群体“自我疏离”和“自我封闭”。

从城市空间中自愿隔离，集中到城市边缘区、被遗弃的老城区，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囿于习惯性的同乡交往而拒绝突破这一交往圈，形成自我隔离状况，这是一种自觉生成的内部秩序，是一种乡村原有的“自发秩序”在城市的重新复制和再生产，这种秩序的建立是以原有人际网络为基础，基于传统血缘或地缘关系，基于传统乡村信任和互惠关系的持续性存在，源于乡土社会的规则、习俗、信仰以及人们的情感、认识和道德等，这些构成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秩序建立的基础，这是农民工在不能融入城市时的一种意义追求与认可的策略，也是农民工作为获得认同的基础，或是作为抵抗外部威胁的一种手段。

这样，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运用各种空间策略，利用制度上的缝隙，建立一种自愿性隔离的空间，构建一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初级社会群体与亚文化生态环境，通过一种拒绝被城市人同化的生活方式，实现一种秩序的建构，“隔离区把空间限制与社会的封闭结合起来，把物质亲近／疏远与精神亲近／疏远融合起来，使之成为地域性的和社会性的”[5]（P147）。

农民工为融入更加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却是让自己在城市里陷入另一个隔离的世界，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秩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有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关系网络、观念形态和话语表达形式，这个空间超越了原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社会边界，不能为城市既定的社会结构所接纳，甚至不能与之接轨。

“这些村落在陌生人的现代社会中搭建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为村落内部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谋生的路子，甚至能够实现社区认同的共同体情感”[8]，他们在处于边缘的城市社会空间中、在一个被围困的空间中过自己的生活，过一种属于自己生活的希望。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过程体现为一种社会道德隔离和一种道德基调的确认过程。

农民工的生存生态是受现代城市道德评判的，城市居民或管理者假定自己是一个有共同朋友和敌人、共同好恶和趣味的社会整体，“道德乌托邦”就是这个群众整体的假定边界，他们唯一的“证题法”就是“合并同类项”，将另一个群体驱逐出假定的道德乌托邦边界，从而使自己假想的边界透明无比，社会学称之为“去道德化”，即否定另一群人的道德主体角色。

基于城市本身利益的主流价值观建构的关于城市道德知识，将广大农民工隔离在城市道德的适应对象之外，构成一种严重的道德隔离和道德排斥现象，包括对农民工的道德基调的社会评判。

可以说，城市是植根于他的居民和风俗习惯之中，城市既具有组织形式，也有其道德形式，“随着时间推移，城市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角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带上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都不可避免地浸染上当地居民的情感，……转化成了有自身情感、传统、有自身历史的小区，……在这种邻里范围内，历史过程被连续地保持下来”[9]（P4），这就构成了一种生存生态。

城市规划目的在于建立社会性居住区，促进地方社区的形成，以提高大城市中处于与世隔绝的人口群体的道德基调。

帕克认为，“所谓贫民窟中的移民和有色人种的与世隔绝，以及隔离地区中的人口的孤立状态，都会继续保持”[9]（P42）。

在农民工所寄寓空间中，体现了一种这样的生存生态，即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人口分布的差异性比较大，加上职业不稳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基本生成机理，而且这些地区往往还是城市中的“恶习地区”，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聚集地带，缺乏基本的本体性安全和归属感，在这里，不但经历了从城市发展整体中被隔离，而且还继续被再次分隔，有来自不同地域的农民工之间的互相隔离，有不同职业类别之间的隔离，还有不同血缘、地缘类属上的人为的隔离，形成一些新的封闭隔离区，形成一些道德秩序日益解体和重构的空间。

“城市人口分隔的过程又形成了城市各区域的道德差距，使城市分裂成许多小世界，这些小世界互相毗连，但却不互相渗透……这使得城市带有一种浅表、冒险的性质，它使得社会关系复杂化，并产生新的、彼此相差很大的人格类型……每个人在城市环境中都会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道德气候，使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9]（P42），“在大城市中，凡是寻求同一种方式的兴奋生活的人，总是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这些具有相同嗜好的和性情的人，就会把人口分成种种道德区域”[9]（P44）。

另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秩序建构体现为一种底层生存秩序建构的过程，体现为城市通过对农民工生存道德的否认或“污名化”，实现城市秩序建构的过程。

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或者底层的非法化生存，往往容易退化成一个下层消遣堕落的地区，实现一种反主流的秩序建构。

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一个被城市铁律、秩序强加给个人的过程中，由于这种训诫，使他们的原有的秉性、个人性情无法得到正常、健康的表达，产生了使其盲目的、被压抑的冲动、感情和欲念从以城市发展逻辑为铁律的道德秩序下获得解放的冲动。

无工作的流浪者、暂时无家可归的人、贫穷者、堕落者还有罪犯都容易积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很不健康、习染性很强的小社会，在这个地区的人，容易受到各有不同的趣味、利益和情感的支配，这种趣味、利益和情感植根于城市繁华的强烈对比中，这是一个滋生社会不公平和怨恨的地方，这种不公平和怨恨容易激发一种不满甚至暴力行为。

“城市生活中、流动的数量大增，这种流动会模糊人的理念，破坏人的道德。

因为民风民德以及个人道德中首要的因素是连贯性，即保持首属群体中自然形成的社会控制的那种连续不断，凡是在流动现象达到最大程度的地方，凡是在首属控制实际上已经全部崩溃的地方，那里会泛滥起堕落、混乱无序和恶习现象。

”[9]（P59）“污名化”作为微观社会学中的权力较量和攻击手段，就成了城市发展的战略和城市秩序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叙事方式，将非道德标记贴在另类人群头上。

城市将作为另类人的农民工变成永恒的“非道德主体”，将一小群人锁定在一个固定的“去道德化”的世界之中，那些能够形成恒久“去道德化”世界的，既有制度化的社会排斥，也有语言或者话语系统的“污名化”过程，编织语言符号边界的修辞术，就成了城市或城市居民的战术。

在农民工群体中，“农民工”指称本身，表明了在符号上占支配地位的人（包括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通过这一身份的社会建构，“固化”甚至“污名化”了城里人对农民工群体的实际价值和预期价值的合理性知识和社会认知，这些精英们又回过来通过来自城市人对农民工“污名化”的言语，把这种形象又强加到农民工群体的意识之中，并力图通过这种具有偏见和“污名化”事实试图来影响政府决策，便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谋划，这种谋划的机制所产生的效应，便是在城市中建立了一种排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秩序的建构。

总之，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生态视角来解释农民工的生存的空间，将是一种有意义的视角，这种视角使我们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有一种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和解决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在农民工所基于的空间中，存在一种被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道德秩序和一种道德基调的确认、一种对农民工作为道德主体的否认和“污名化”过程，或一种基于道德的底层生态的呈现，这一切，要求我们在研究农民工的过程中从生存生态视角予以关注。

可以说，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可能会发生在繁荣与喧嚣的社会上层，同样可能会发生在无声而卑微的底层。

当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以社会病症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如果我们漠视弱势群体、无视底层生态，如果我们不去关注、诊断与警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关注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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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明文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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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明文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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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

（转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08年5期第8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