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城市生存力分析城市生存力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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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城市生存力分析城市生存力研究
3战时城市生存力分析
战争对城市生存力的考验是最大的，城市在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接受过战争的洗礼。
3.1战争对城市的威胁
20世纪，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百起局部战争以及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城市惨遭战争劫难和战争威胁之苦；在20世纪百年光阴中，大概只有28年没有战争的喧嚣，而在其余的时间内，城市一直浸泡在战争的血水中。
进入21世纪，看似和平的年代，战事却连连不断。
繁华的城市城市失去灵魂，善良的居民失去亲人，硝烟火海挟裹而去的是人们对和平的憧憬与渴望……。
战争给城市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
“美国陆军改革的前提是，未来的战略、战役、战术行动，或维稳与支援行动，绝大部分将发生在城市。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巴拿马城、科威特城、莫加迪沙城、太子港、格罗兹尼、萨拉热窝、金沙萨、巴格达、车臣、喀布尔和坎大哈均经过城市战的洗礼。
3.1-1城市巷战示意
随着大城市以及毗连的城市群将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未来冲突中，对城市的控制将是达成战略、战役和战术目的的关键。
“在今后的20年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军事行动将在城市和城市周围地区进行。
”特别是现代武器超视距精确打击的能力提高，使得城市生存力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中总结了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城市起源和功能的六种模式，其中“城市是一个矛盾斗争的舞台”即为一种，该模式认为：
“城市是矛盾斗争的结果和标志，也是斗争发生的场所和工具。
……直到现代，城市的防御工事仍被看做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有形资产。
城市的形状、人口分布和特定位置都决定于这个因素，城市规划者最应具备的技巧是军事防御知识。
”
21世纪的战争是高技术局部战争，高技术局部战争给城市的威胁更具时代特征。
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战场不分前线与后方，在整个战略和战役纵深内大范围展开，战争一爆发，就会将城市推到前沿。
以往的战争基本是前方打仗、后方支援，前线危险，后方安全，前线与后方有着明显区别。
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战争一开始很可能就越过前线直捣后方城市；高技术局部战争以核生化武器和航天装备为后盾，大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大面积杀伤武器等远程、高效、高精度的常规武器作战，对城市的破坏具有高毁伤性。
凡是战争都有一定的消耗和破坏，然而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和高技术常规兵器用于不同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与消耗是有着极大区别的。
由于高技术武器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所以对被攻击的目标可造成极大的毁损和破坏。
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进行了35085次空袭，其中，石油设施540次，电力设备345次。
在一次轰炸中，地下掩体中的400个平民遇难；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部队空袭南联盟的1900个重要目标中14座发电厂、9家医院部分车站遭到轰炸，虽然战争打了78天，但给南联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
最近的伊拉克战争表面上呈现出美英联军尽可能减少对伊拉克民用目标的破坏，但实际上只是特殊作战目标和国际环境中有所克制而已，并没有完全避免对民用目标的打击。
特别是城市集中着大量的重要经济目标，如电力与石油系统、能源基地等；城市生命线工程，如供电、供水、供气、医疗中心、粮食储备库等；交通通讯枢纽，如机场、码头、铁路编组站、交通干线、桥梁隧道、卫星地面站、信号发射台等；易造成次生灾害的目标，如大型水库、化工系统、核电站等。
各种目标各种设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多重制约的依存关系，容易“攻一点，毁一片”，严重影响民众生计。
高技术局部战争给城市带来的威胁主要表现在高度透明的侦察监视威胁、高度毁伤的精确打击威胁、高度影响的信息网络威胁。
高度透明的侦察监视威胁。
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侦察监视的技术水平和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
先进的侦察卫星、侦察飞机以及地面的各种传感器，构成了全天时、全天候、全方位、多谱段的侦察与监视体系，使城市趋于“透明”，给城市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胁。
高技术条件下侦察监视手段多，城市面临来自空间、空中和地面的立体侦察威胁；面临光学、电子、红外、毫米波和微波多谱段的多重侦察威胁。
特别是侦察范围空前扩大，使用侦察卫星绕地球轨道监测，可侦察地球面积的75%以上，能侦察监视战略后方各种目标，航空侦察距离扩大到1000公里，师和军的侦察范围扩大到70和150公里；侦察精度大为提高，照相侦察卫星的地面分辨力达0.1米，雷达侦察卫星侦察图像的分辨力达1米，先进的热成像温度分辨力达0.1℃，高空侦察机拍摄图像的分辨力达0.7米；有的侦察具有一定的识别伪装和透视的能力，采用多光谱拍照，可发现植被伪装目标，先进热成像仪，能发现3～5米厚沙层下的坦克和隐藏在丛林中的士兵，美国正研制一种"透视雷达"，据称能发现45.7米深处的隐蔽工事和重型装备，显然对城市丛林的隐蔽性带来了威胁。
高度毁伤的精确打击威胁。
精确打击不仅作战效益高，而且还可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伤，成为对城市作战的首选武器。
从精确制导武器问世以来，美军在进行空袭作战时基本上每战必用，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每一次都少不了精确制导武器的身影，而且使用比率越来越高，基本上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了BLU-82炸弹，该弹重达6.8吨，爆炸时形成直径约150～200米的真空杀伤区，对人员的杀伤半径可达600米，在半径100～270米范围内可大量摧毁敌方装备。
由于BLU-82威力巨大，负责投弹的C-130运输机须距离地面1800米以上高空投放，以避免炸弹冲击波的影响。
2003年3月11日，美军研制成功目前爆炸威力最大的“炸弹之母”（MOAB）。
“炸弹之母”重达近10吨，采用卫星制导，由专用C-130运输机投放，投放后由GPS精确引导至目标区，先在目标上方初次引爆，散发出大量由炸药和油气混合的可燃性雾气，然后点燃，瞬间造成巨大爆炸波。
“炸弹之母”不仅破坏力巨大，而且爆炸时响声如雷，十分可怕，能对敌方人员心理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图3.1-2精确打击示意
高度影响的信息网络威胁。
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电子战、信息战成为新的作战样式。
电子战对城市的威胁是通过对网络的物理层的破坏和信号层的压制来实现的，摧毁城市的卫星等通信设备，使城市处于信息封锁的空间中，极大地影响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后，城市的运转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城市的通信、能源、金融、运输等通过网络支撑的系统一旦受到攻击，城市生活就有可能瘫痪。
1998年5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第63号总统令，要求加大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信息和通信系统、能源部门、银行和金融业、运输业、水利系统、应急服务部门、公共安全等主要网络系统的保护力度。
3.2城市战的三维分析
城市战，被列入特殊条件下的战斗。
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城市中建筑物密集、坚固，地下设施较多，有利于防御方构成坚固的阵地，组成多层火力和长期坚守；城市中平民与军队混杂、敌人与友邻混杂，实施大规模空袭时有所顾虑；每一座城市又有其独特性，有的城市设防牢固，遭到破坏后容易恢复；有的城市比较脆弱，无法应付日常需要，更不用说军事行动了；有的城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几乎不能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用水、排污管道，电力、交通、公共健康设施；有的城市如香港、纽约、法兰克福、汉城和新加坡遭遇战争将威胁到当地乃至全球的经济稳定。
城市战的特殊性与特殊的城市战并不排斥对高技术局部战争中城市战作普遍性的分析，因为它们的特殊性总是在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统一中表现出来的。
3.2.1物质维
在对和平时期的城市要素的组成分析中，将城市的要素归结为人和建筑物。
在城市战中最突出的要素也是人和建筑物。
这里的人就是守城军队、居民；建筑物主要就是城防工程、普通建筑、城市道路。
图3.2.1-1战时城市物质维
3.2.1.1城防工程形态是城市战演变的时代标志
城防工程古代为了防止敌人的进攻，采取的物质准备措施就是掘壕建墙。
大约在距今6000～7000年前，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取代了狩猎经济，游牧生活转向集体定居生活。
为了规避危险，人们在选择定居点时往往选择具有天然屏障的山冈、台地、河湾等地形，这种史前聚落在有意识地防范敌人时便开始形成环壕聚落。
随着部落间战争的增多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原始弓、弩制作技术的改进使射程和杀伤力有所提高。
环壕已不能有效地防护部落成员不受箭矢的伤害，于是人们便自然地利用挖壕所掘土石，甚至有意识地在壕内侧构筑围墙来增强防护能力，这便是早期的围寨。
围墙的作用，主要是遮蔽箭矢、隐蔽已方和迟滞进攻者的行动。
当部落战争不断扩大，发展到部落联合体之间的对抗时，战争性质已变为掠夺对方的财物、人口为主。
为了保护本社会集团的财富和利益，特别是为了保护联合体军事指挥中枢所在地不被侵犯，开始构筑比围墙更利于防守的城堡。
城堡的城墙比围墙更高、更厚。
既可在城墙上居高临下投石、射箭，又可进行观察和指挥，还可以机动兵力。
随着国家的出现，城堡成为国家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或战略要地，汇聚了从事剩余产品交换的经商人员，部队的驻防及其后勤保障等也集聚了大量的永久居民，除了纯军事性质的工事外，各种类型的集市开始涌现，城堡进而形成了规模更大的城市，有的城市还在外围构筑战斗工事和保障设施更为齐备的环形防御工程。
这样城市的起源，从物质形态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围寨、城堡和城市。
一般说来，城池有城墙一至两道，多者三四道，城墙内侧构筑环城马路，城墙外侧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抛射兵器射程之内的地区，均平整一切地物，扫清射界、视界；距城十里左右，设有警戒线；三十里内地区，坚壁清野；城外要地构筑据点，迫敌过早展开，迟滞其进攻行动。
由于冷兵器战争主要依靠机械能量的传递，即使攻城兵器有较大的进步，但城池只要稍加改进，便能占据主动地位。
防御者利用城池凭坚固守，待机反击，便能挫败敌人的进攻。
而明智的将领也不愿投入巨大的资源攻打坚城，因为“攻城则力屈”、“攻城非不得已”，所以城池的克服往往通过谋略来取胜。
在主要依托冷兵器作战的战争中，筑城的优势是明显的，如南宋陈规守德安九战九捷，钓鱼城前后力战36年之久。
由于城池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或经济中心，保护着生活在一方水土上的人们安居乐业，城破往往意味着国亡，所以城池构筑与国防战略紧密联系，富国强兵，安不忘战，主要的战争准备就是构筑金城汤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也正是筑城战略地位的反应。
古代城市的出现，又加剧了战争的产生，并将战争的主要焦点定向为掠城夺地。
城市集中体现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掠夺性战争自然视其为最理想的目标。
围绕城市的攻防战在古代战争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中国境内较大的作战行动共230次，其中2/3以上与攻守城市有关。
恩格斯认为：
“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
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
频繁的城市战，使得城防设施形成了周密的防护体系：
一国之内，以都城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防御，不让敌人轻易逼近国都。
一地之内，以城为中心，形成亭、廓、城三层防御体系。
13世纪以前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以攻城略地、统一城邦、建朝立国为目的，攻防双方的主要对抗形式表现为贴身搏杀和近距投掷。
虽然随着攻守城作战的日益增多和加剧，人们创造了多种攻城兵器和攻城战术，但是在冷兵器时代，没有出现保证攻城必克的有效手段，攻城技术总体上落后于筑城技术。
历史上，筑城工事和筑垒地域为数不少，相比之下，它们被攻占或摧毁的事例并不算多。
这是因为进攻之军的统帅一般都尽可能避免旷日持久、艰难费力而且可能招致重大伤亡的攻城战。
根据沃邦对的统计，“上两个世纪不成功的围城战有200次，而野战仅6次。
”根据《永备筑城史》的统计“在10～12世纪时期内对基辅罗斯城的围攻有51次，只有10次围攻是成功的，42次围攻（即82％）是失败的。
”在现代重炮和空袭手段出现之前，城市防卫所遇到的最大危险往往不在于外敌，而是于城市内部的叛变。
城市能否坚守往往取决于坚守者的意志、物资保障以及友邻援助的程度。
要塞火器出现之初，并未对筑城立即显示出巨大威力。
及至火炮的发明并形成战斗力，高大的城墙成为显著的目标时，才引起城池形状的改变。
新的火器在旧体系的城墙中到处造成裂口，1494年，查理八世攻打意大利时，用新式的机动炮队迅速攻克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城堡，这种推进被形容成手执粉笔式的队列挺进，如同用粉笔在地图上标绘所要行进的路线一样简单。
在这种打击力作用下，防御工事的高度再也不能提供有利条件，筑垒工事构筑得更靠近地面，有些甚至嵌入地下。
16世纪，出现了“棱堡式要塞”的防御建筑。
最主要的特征便是采用新式材料以低伸坚固的棱形炮台代替高大单薄的城墙。
这些宏伟的工事也被取而代之。
它们未能在作战中得到成功运用，首要原因在于抵挡不住重型攻城炮的威力和效能。
到17世纪，随着炮兵火力的进步，棱堡式要塞逐渐被堡垒式要塞代替。
作为对付攻城炮兵的一种手段，是在实际（主要）要塞或筑垒城市外围构筑一圈小堡垒（小规模要塞）。
由这些堡垒发射的防御火力使敌军炮兵难以逼近，只能位于一定的距离之外。
这一防御配系极大地拓展了筑垒地域。
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炮兵的有效攻击距离为3～4公里（2～3英里）。
到19世纪后半叶，根据火炮射程设计的主要塞和外围小堡垒之间的距离为7～8公里（4～5公里）。
在外围小堡垒和要塞之间的大片空地上，必须清除建筑物和树木，也不能有影响观察和射击的高地。
开始出现野战阵地。
地下工程当战争成为三维空间战争，即当空中攻击使地面出现了新的弱点时，筑垒固守的效能明显下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5月，德军利用空降突击征服了比利时要塞埃本·埃马尔，从而标志着依托地面上城墙已很难实施防御。
防御工事的高度再也不能提供有利条件，筑垒工事构筑得更靠近地面，有些甚至嵌入地下，利用地下空间实施防护成为维持城市生存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设计和建造了伦敦地铁，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于1856年在帕丁顿的法灵顿街和毕晓普路之间动工兴建，“首都线”长6.2公里，1863年10日通车，通过地铁系统使得伦敦城市可以延伸到郊区。
在二战期间，地铁成了防空掩蔽所，使成千上万人避免了遭受轰炸。
苏联在1931年动工兴建第一条长11.6公里的地铁，1935年建成。
运营4年后，二战爆发，地铁作为防空掩蔽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洛夫地铁车站候车厅成了前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通讯枢纽。
战后又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成辐射形构造了九条地铁线路和一条环绕老城的地铁线，现已建成总长255公里的地铁网络。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联进行了紧急的地下工事构筑和地下室的改建，使其最终可容纳165500人。
类似的英雄城市还有列宁格勒、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等。
战后，苏联将改建和建设地下铁道作为大城市民防的重要工程。
目前莫斯科城市不但地铁系统深入地下30米～80米、数量多、分部广，而且整个城市被森林覆盖，林带分割街道，树木簇拥楼房，建筑物、街道之间间距大，20层以上的高楼有限，整个城市具有极大的生存效能。
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
地下铁路和其他地下交通线、地下街、地下公用建筑和地下停车场、地下仓库、地下管线、缆线的共同沟等，在各大城市中相继出现。
这些建筑规模宏伟，工程浩大，耗资甚巨，成了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还成了城市的著名建筑景观。
伦敦已建成9条地铁，总长420km，地铁车站280座。
其它大城市如纽约建成432.4公里、巴黎330公里、东京229.2公里，全世界190个国家已有43个国家的117个城市建有地铁。
日本在26个城市中建成了146条地下街。
美国堪萨斯城利用原来开采矿石的矿区修建了总面积达370万平方米的地下城，旧金山1988年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会堂，可同时容纳2.8万人活动。
美国有23个州的96所学校设在地下。
明尼苏达大学土木工程采矿系，在地下修建的综合教学设施，共有7层，总深度30余米。
日本的大坂和名古屋大量修建地下车库，现已有70%以上的汽车可停放在地下。
法国巴黎修建了一个欧洲最大的地下车库，长500米，宽32米，地下四层，可停车3000余辆，加拿大的温哥华则修建了当今世界上最深的车库，共14层。
近年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进展步伐很快。
北京地铁动工较早，现已建成两条地铁运营线，全长42千米，正在兴建的第三条线长11千米。
天津已运营地铁线长7.4千米。
上海已建成的地铁一号线，全长16.1千米。
现在南京、青岛、广州等城市的地铁也正在修建之中。
此外，地下街、地下宾馆、地下会堂、地下娱乐中心、地下停车场、地下仓库、冷库等在各大中型城市纷纷涌现。
许多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甚至数万平方米的大型地下建筑在一些大城市相继建成。
这些工程大部分是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产物。
目前世界各国利用的城市地下空间大多离地面只有5-10米，如地下街、地下停车场等，和市民生活密切相连的地下建筑物一般建于土基中。
今后地下空间利用深度可以达到40米以上，形成多层的地下空间。
而地下发电厂、石油储备库一般建于地表下数十米至数百米的深岩基内。
除了利用地下空间外，人们还专门发展了民防工程，建设高效的民防系统用以在战争条件下和救灾条件下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经济部门稳定运行。
民防工程按构建形式分为永久性掩蔽部、就便构筑掩蔽部、现有结构加固改造以及利用洞穴和矿井等现有设施的掩蔽部。
美国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民防系统十分有效，美国人口受到核杀伤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例如，在没有民防准备情况下，美国只有30％的人可以生存下来；备有防核沉降物掩蔽部，有50％的人可以生存下来，如加上人口疏散（转移）计划，疏散地区也修有充分的掩蔽设施，则有80％的人可以生存下来；如果再加上美国城市都备有防冲击波和防辐射掩蔽部，则90％的人可以生存下来；有效的民防系统和战略防御计划相结合，会使美国生存下来的人达到98％。
图3.2.1-2防御的效率
美国已建4140个民防指挥所，20多万个公共掩蔽部。
通过对各种建筑物改造，完成了57000个掩蔽部的建造。
1983年美全国普查发现有11.9万间房屋建筑可作为防核沉降掩蔽部。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民防工程可保护全国人口的50％以上。
美国已经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将构筑1亿6千万个防冲击波掩蔽位置。
按照抗多灾掩蔽部规划，今后每年将构筑1100万个掩蔽位置。
苏联大力推行工业化生产预制构件，构筑大量标准型掩蔽部，已为党政军领导构筑1500多个坚固掩蔽部，可容纳17.5万人。
前苏联在城郊构筑了15000多个防冲击波掩蔽部，能容纳2000多万居民，其民防工程已可掩蔽全国人口的70％以上。
瑞典，已建有6万个掩蔽部，有500万个掩蔽位置，可为80％的居民提供掩蔽。
在全国最大的一些城市中有15个岩洞掩蔽部，可容纳10万人，其中斯德哥尔摩地区就有4个。
瑞典计划到2000年实现1100~1200万个掩蔽位置。
瑞士已建居民掩蔽部有600万个掩蔽位置，达目标的90％。
丹麦有公共掩蔽部4000个以上，能容25万人。
已建掩蔽位置有340万个，可供全国68％以上居民掩蔽。
荷兰已建的掩蔽部可供650万人使用，可掩蔽全国人口的50％。
挪威，已为城市70％以上的居民修建防冲击波掩蔽部。
3.2.1.2城市建筑与道路规划是城市战可突防性的基本条件
为降低建墙费用，最好是尽量限制要包围的区域，这就决定了城市建筑物要密集、布局要紧凑。
冷兵器时代从防卫角度考虑城市规划，主要表现在城市核心区的建设、军队出击的道路系统建设等方面。
公元前32～22年间的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威从城市防卫的角度对城市的规划提出了基本的概念，他在《建筑十书》中写到“城市不应当设计成为方形的或突出棱角形的，而应当设计成为圆形的，以便能从各处了望敌人。
如果菱角突出，防卫就困难了。
因为棱角保卫敌人甚于保卫市民的缘故。
”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理论系和研究生院教授王受之提到古代：
“从防御的角度考虑，城市的布局最好是八角形，道路设计采用中心放射式，中心是神殿；八角形的城市应该用城墙包围。
”中心放射式的道路便于守卫部队快速机动出击到城市受到威胁的方向。
在中国古代城市一般均以统治者的宫殿为核心防护目标进行整个城市的布局。
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中就有基于宫城为核心的规划理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西汉长安城的建设，主要是围绕未央宫进行布置。
未央宫构筑在全城西南的制高点上，便于瞰制全城活动。
明北京城的布局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个特点，围绕紫金城（宫城）一层套一层，布置了皇城、内城和外城。
统治者为了便于对城市的管理，实行里坊制，一方面可以严格控制市民的出行，另一方面也具有军事意义。
如隋唐长安城城内坊巷布局整齐，除宫城、皇城和东西市外，将廓城内分为108坊，各坊的面积大小不一。
坊有坊墙和坊门，坊的设置比较完善，当攻城者突破外廓城后，坊墙的障碍功能使其不能迅速占领全城，而且坊墙上也有战斗设备，守卫人员可以在坊墙上用首先准备好的擂石、弓弩居高临下阻杀敌人。
火器出现后从战争角度出发考虑城市规划主要突出地下设施的建设以及城市的分散化。
英国各个主要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均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工业停顿，居民和商业中心大部分遭到几乎是彻底的破坏，包括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文物建筑，伦敦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
英国早在诺曼底登陆前后已经开始准备重建的计划，1944年英国设计家在政府的规划和重建组领导下提出了“大伦敦计划”，是准备战后重建和扩建伦敦的规划草案。
这个计划的最大特点是总结了伦敦在战争期间由于建筑密度太高而遭到轰炸的极大破坏问题，把城市分散开，建立市中心区域和附近的所谓“辅助区域（assistedareas）”的卫星城市模式，并且把这个规划模式用于其他城市的重建和扩建之中。
伦敦外围设计了绿化带，环绕伦敦，在这个绿化带上尽量控制建筑，高层建筑完全禁止。
法国政府在巴黎外围规划了五个新开发区，把市中心的工业、商业设施迁移到那里去。
二战后，苏联在城市规划上必须符合城市防卫要求，城市建设主要发展中小城市，限制大城市规模，把新建城市人口控制在10万～30万之间。
大城市在50～80公里外建立若干不超过3万人的卫星城，将改建和建设地下铁道作为大城市民防的重要工程。
目前莫斯科城市不但地铁系统深入地下30米～80米、数量多、分部广，而且整个城市被森林覆盖，林带分割街道，树木簇拥楼房，建筑物、街道之间间距大，20层以上的高楼有限，整个城市具有极大的生存效能。
城市战中可机动性与城市建筑规划的密度成反比，与城市道路的密度成正比。
防御速度是建筑物密度的函数，进攻速度是道路密度的函数。
考察城市战的机动性不仅仅是一个从攻击出发点到目标的路线是否畅通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这些路线的运输承受能力问题，它也取决于如果在某一进攻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时可否很容易地采取其它路线。
对同一敌军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简单的交通网密度的机能问题。
道路网越密就越方便，因此就越容易绕过对方抵抗，或越容易进行翼侧包围。
举最简单的方格网为例，假如在此网格中的某一路线上遭到敌人顽强抵抗，但能将其包围，那么，穿过这一既定区域所需多花的时间，等于某一环节的长度。
道路的格子越细和网络越密，距离显然将越短。
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假如速度是核心问题，哪儿通往市中心的道路越密，进攻者就可能将接近路选在哪儿。
机动性与至市中心的距离间的
关系是反比关系，如图3.2.1-3所示：
图3.2.1-3可突防性与道路和建筑密度的关系
从防御的观点看，同样兵力在道路网稀疏的农村环境下较之在道路网密集的城市地形条件下，能防御更大的正面。
从防御者的角度看，城市地形显然可提供更多的掩蔽物和封锁前进路线的材料。
市中心的大量材料可用以构筑巨大障碍物，而各种建筑物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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