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文章有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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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适文章有感
(一)
近日翻看胡适的著作,读到了他的《我们走那条路?
》(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号上。
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一个文化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篇文章(大概收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文集上)。
心境不同,感受也迥异。
当年还是卤莽青年,一心想着反传统;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觉得传统的可爱。
初读胡适文章,为其倾倒;今天再来读,倒更愿意保持距离了。
自晚清以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萦绕国人心头的一个结。
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过时,所以胡适提出的观点仍不失讨论的价值。
胡适提出:
“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
“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
他认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
这是消极目标。
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这是积极的目标”。
问题是胡适找的病根是否准确?
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
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所谓“五大仇敌”,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
不过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
变革也罢,革命也罢,改良也罢,其目标都不是这些,因为它们的存废不过都是结果,而非根源。
鲁迅当年学医改行,就是个例子。
医术固然能够医好人身上的病,但医不好社会的病。
而且这些社会痼疾不是哪个社会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们只是表现不同、程度各异而已。
大同社会当然不在此列。
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一种西医式的思路,即针对的是症状而非根本的原因。
未来的出路何在呢?
胡适说:
“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
还是取革命的路呢?
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
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呢?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问题。
”他认为,所谓演进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进化,其弱点一是不经济、过于缓慢,二是演进的结果总是保留下许多旧制度的残余。
与此相比,革命的路则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借助于“人功促进”,人为的成分为多。
但胡适把革命区分为两种:
一是和平的人功促进,一是暴力的人功促进。
他坚决反对后者,认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破坏,而不能造成建设性的后果。
他说: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
基于这种判断,胡适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既“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种所谓的“自觉的改革”,在胡适看来,“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其实,胡适的改良药方说到底仍然偏重于演进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觉的成分而已。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对其文化态度的影响。
早年去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学,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这种底色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方法和预设。
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义立场,也使其难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选择改良的路。
他的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革命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证伪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呢?
鄙人认为不能轻率地作肯定的回答。
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历史真实性才恰当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告别革命”的观点是革命“幻灭”后向当年胡适立场的一种回归。
但问题是,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误,对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当,但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完全是两码事。
试图把它们捆绑在一块,以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来否定革命本身,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二)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
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
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
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
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
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
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
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
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
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
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
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
“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
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
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
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
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
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
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
有多少仪器?
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
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
“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
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
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
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
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
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
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
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
“你得有一点信心。
”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
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
我要对你们说:
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
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
“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
“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
”你不信吗?
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
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
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
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
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
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
“福不唐捐。
”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
我们也应该说:
“功不唐捐!
”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
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
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
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
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
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
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
(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
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
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
“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
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
你要深信:
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