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首钢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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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首钢改革

选自2021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党史研究室、老干部局联合出版的《改革开放话北京》一书。

话说首钢改革

夏祖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率先实行了企业承包制，其成功经验曾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广。

我退休前曾长期在首钢决策的参谋部门工作。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回忆首钢改革的前前后后，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一、首钢在国企改革中一马领先，有其历史必然性。

我考虑有这麽几个因素，一是首钢对高度集权的旧体制有切肤之痛。

改革前的首钢，虽然是北京一家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没有自主权，由国家机关直接经营，连盖一个厕所都要报批。

1960年，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会同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全国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工业七十条》时，市委也组织工业调查组来首钢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蹲点调查。

经过广泛的座谈讨论和数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由远离生产第一线的政府机关直接经营企业，必然是脱离实际、瞎指挥，“一年四季下方案，春夏秋冬调指标〞，朝令夕改，企业无所适从。

那时，首钢的高炉吃的是从数千里外的海南岛调运来的矿石，屡次倒运杂质很多，经过洗选才能使用，本钱很高，造成企业长期亏损。

虽然当时实行的是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企业亏损由国家补贴，所需投资照样可以向国家伸手要，可是，这终究是有责任心的企业领导者的一块心病。

改革旧体制、争得自主权，一直是首钢领导班子所渴望的。

二是首钢尝到过基建投资大包干的甜头。

1957年，当国家批准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时，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实行了基建投资大包干，即国家投资2.4亿元由首钢包干，甲、乙、丙三方都由首钢统一领导，投资怎么花，建设规模、建设方案怎么定，都由首钢自己说了算。

刘少奇同志1958年7月1日至5日在首钢蹲点调查时说：

包干啦，毛主席不再当你们的家，周总理也不当你们的家，这个家由你们自己当。

还说；这种大包干，所有制没变，体制变了，包和不包大不一样。

确实，大包干后，投资、施工、设计各方紧密合作，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木材紧张，就去四川砍竹子，用来代替脚手杆、模板；水泥不够，就用高炉水渣磨碎代用……排除万难，日夜奋战，一年之内就建成了三号高炉、三号焦炉和烧结厂三大工程，创造了冶金建设史上的奇迹。

遗憾的是这种包干1960年后未能继续下去。

基建投资大包干只是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一个小小的让步就产生这么大的效力，人们从中可以预见到全面改革高度集中的方案经济体制，对于解放和开展企业生产力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推动力。

这为日后首钢实行承包制埋下了伏笔。

三是首钢是全市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最早的企业。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两个但凡〞的出台，人们产生了犹疑、彷徨的心态。

大家议论纷纷的是，如果按照“两个但凡〞办，但凡毛主席说过的就不能变，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认，“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动，那还能有什么新局面？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但凡〞予以否认，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各省市领导纷纷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批判“两个但凡〞，可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却迟迟不表态，首钢党委不等市委的部署就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广阔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从而加速了领导班子的调整和企业管理的整顿，为首钢的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

二、企业承包制是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有效形式，功不可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的改革愿望非常强烈，1981年首钢遇到了改革的难得机遇。

那年，国家经济调整，要求首钢减产铁29万吨、钢7万吨，经测算，全年实现利润只能到达2.65亿元，即使全部上缴，也达不到上年上缴利润2.7亿元的水平。

为确保北京市下达的当年首钢上交财政2.7亿元，市里同意首钢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的包干方法。

这对首钢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全体职工振奋精神，背水一战，层层提措施、挖潜力，算了18笔大帐，开辟了111项增收节支门路，制定了全年实现利润3.12亿元的奋斗目标，并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层层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到人的经济责任制。

结果做到了减产也增收，当年实现利润3.16亿元，上缴2.7亿元后，留利4000多万元。

1982年开始，改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每年递增7.2%，超额利润那么由首钢自主支配；方案内钢材有15%自销权，承包期到1995年。

改革前，首钢的经济效益低，主要原因是设备能力不配套，铁大于钢，钢大于材。

1978年，首钢生产铁244万吨、钢179万吨、材117万吨，如果扩大炼钢、轧钢的生产能力，把低价卖出的生铁、钢坯轧制成市场稀缺的钢材出售，经济效益就会大增。

因此，承包后，首钢大局部超包留利优先用于改造、扩大炼钢、轧钢设备生产能力。

承包后，企业有了自主权，不再层层报批，办事效率大为提高。

当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许多钢厂设备闲置，首钢就趁机以废钢的价格购入比利时赛兰钢厂，经修、配、改使其到达国际先进水平，炼钢效率创新高，成为“世界最快的转炉〞，投产不到两年就收回全部投资。

首钢仅花1500万元人民币，就从国外拍卖市场买回四条轧材生产线，在进行上百项技术改造后，一次试车成功，一年内收回全部投资，轧制效率創世界同类高速轧机之最。

炼铁高炉也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

由于经济效益持续大幅度增长，用于开展生产的资金也越积越多，使首钢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水平和设备配套能力不断提高。

1994年首钢铁、钢、材产量分别到达697万吨、823万吨、622万吨，比改革前的1978年分别增长453万吨、644万吨、505万吨。

改革前的1978年，首钢的钢产量只有179万吨，在全国八大钢中居于末位，1994年到达823万吨，排在首位。

1983年，国家在全国工业企业推广首钢经验，全国钢铁企业也都实行了承包制，全国钢的年产量由1982年的3716万吨提高到1996年的1亿吨，使我国钢材奇缺的状况得到扭转，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钢铁企业承包后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开展能力不断增强，钢和钢材的市场供应大幅增加。

从历史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方案经济必然是“短缺经济〞，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方案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换，如果采取所谓“休克疗法〞，把价格一下子放开，一夜之间就把企业推向市场，势必失去控制，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倒闭，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

我们国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通过推广首钢经验，实行企业承包制，赋予企业商品生产者的属性，促使他们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效益型转变，努力增加市场的有效供应，伴随着市场供需矛盾的缓和，逐步扩大企业自销产品比重，把市场价格放开。

实践证明，这种渐进式改革是我国从方案经济体制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有效途经。

三、关键是企业要有一个好的经营机制。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首钢人的头脑里都铭记着这样一组数据：

上缴利润递增7.2%；实现利润递增20%；留利按6：

2：

2分配使用；实现利润与工资总额按1：

0.8挂钩浮动；浮动升级面20%……这组数据就好似人类的一组生命密码，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首钢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

在1982到1995年的承包期内，首钢每年的上缴利润都要比上年递增7.2%，这是首钢对国家的承诺，必保的，超额利润那么由首钢自主支配。

由于包干后，原来由国家拨款的基建投资、福利费、医疗费、职工升级、奖金等，都改由企业自己承当，首钢为了在完成上缴任务后，有充足的，能够自主支配的资金，制定了实现利润每年递增20%的奋斗目标。

首钢每年用留利的60%开展生产，包括技术改造、环境治理等，为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留利的20%用于集体福利，包括职工医疗、住房建设及其他福利事业。

企业的实现利润每增长1%，工资总额就增长0.8%，由于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长20%，工资总额每年就增长16%。

增长的工资总额用多种方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那么来增加职工的收入：

经考绩考核、民主评议，每年有20%职工被择优升级；每到年底，都根据每个职工完成承包任务的好坏，进行工资挂率，即在公司完成当年效益目标后，完成承包任务的职工都在原有工资基数上增加一个百分比，平均10%，高的达20%；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提高按月考核发放的奖金水平。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首钢当时实行的这种承包制，使企业既有了自我鼓励、自我约束的机制，也有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开展的能力。

广阔职工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必然会努力完成自己的承包任务，确保公司效益目标的实现；而首钢实现了利润递增20%的目标，把“蛋糕做大〞后，不仅确保了上缴财政递增7.2%任务的完成，由于企业留利的增加，用于企业改造开展和职工生活改善的资金也越聚越多；企业、职工需求的不断满足，又鼓励着大家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种促使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带来的是企业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是国家、企业与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同时快速增长。

1994年与1978年相比：

首钢的实现利税由3.77亿元增加到66亿元，增长16.5倍；北京地区国有资产总值由16.9亿元增加到147亿元，增长7.7倍；企业的装备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到达国内外先进水平；企业的销售总额由17.9亿元增加到223亿元，增长14.5倍；职工的年均收入由920元增加到8240元，增长6.6倍；职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也增加一倍多。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开展为了人民，开展依靠人民，开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现在看来，首钢当年实行的企业承包制所形成的机制，就表达了这个精神，这也是它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之所在。

现在，企业承包制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国有企业正在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前进。

但是，当年形成的企业机制也不是完全无可借鉴。

在目前企业税赋过重的情况下，当年“放水养鱼〞、“藏富于企〞的财政方针就有借鉴意义。

现在，大型国企除去依法纳税以外，也要上缴利润，能否借鉴当年企业承包的某些做法，以鼓励企业多創，值得认真思考。

四、确立职工群众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

当年，首钢把“职工当家作主〞作为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响亮地提了出来。

为此，曾进行了一些企业制度的改革，如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职代会选举产生常设机构工厂委员会，负责企业日常重大决策；实行工厂委员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建立和实行情况通报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考试与考核制度等，试图使职工更多地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

更重要的是，首钢对国家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后，在企业内部建立并实行了一套层层责、权、利相结合，劳动成果与劳动报酬挂钩的内部承包体系，这对于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发挥职工的主人翁积极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是首钢职工靠集体智慧，在原有岗位责任制的根底上，按照责、权、利相结合的原那么设计而成的宝塔型指标体系。

塔尖上是首钢对国家的承包任务和企业的经营目标，下边是为确保这个总目标的实现，从二级公司到厂矿、车间、班组直到每个岗位，逐级分解落实下来的承包任务。

责、权、利相结合原那么是通过“包、保、核〞来表达的，“包〞就是每个层级直到每个岗位，都要确保落实到自己身上的承包任务的完成；“保〞就是要确保企业内部单位、部门、岗位之间协作任务的完成；“核〞就是对每项“包〞、“保〞任务都定出明确的考核标准和考核方法，严格考核并同分配挂钩。

逐级的“包、保、核〞方案，都是领导、专业管理人员与职工群众一起民主讨论决定的。

这种以责、权、利相结合与包、保、核到人为特征的企业内部承包制，受到广阔职工的热烈欢送，正如有的职工所说“打破‘大锅饭’，专门治懒汉；多劳能多得，自己说了算〞，它促使大家从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上，来关心企业的效益，自觉为企业开展操心尽力。

当职工们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岗位的真正主人时，很多人把居家过日子的那种精打细算，搬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一名高炉上料工，看到上料速度慢，就主动观测上料时间，他发现有的上料程序只需19秒，而计算机程序却设定为40秒，于是，他通过精确计算，缩短了每批料的上料时间，使供料效率提高15%。

运输部的吊车司机，过去钢丝绳磨损就换新的，承包后，他们为降低本钱，钢丝绳一头磨损了就掉头用，两头都磨损了，就截短了拿到推土机上再用。

焦化厂洗煤车间工人发现运煤皮带消耗量大是本钱高的主要原因，就自己动手，把皮带磨坏的局部截去后，用皮带卡子把两头连接起来再用。

自从他们采用这个方法后，连续一、两个月不领新皮带。

职工当家作主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

当年万里同志来首钢座谈时曾动情地说，现在的首钢，人人都是“财政部长〞，工人把首钢的日子过得比自家的日子还好。

1992年5月22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亲临首钢视察，在听取首钢实行承包制情况汇报后说：

“你们这个路走得对，走得好。

〞

企业承包到期后，陆续进行了股份制改造，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遭到置疑。

有人认为，股改后，企业的所有者是股东，企业职工包括高层管理人员，都是雇佣劳动者。

从理论上讲，确实如此。

可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并非如此。

当前，我国的股市还很不标准，股票的市值往往并不反映企业的业绩。

股东们最关心的往往也不是持股企业的业绩，而是它的炒作价值。

真正关心企业兴衰的还是本企业的员工，他们与企业有着休戚与共、共存共荣的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

马克思说过：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93页〕，首钢实行企业承包制的时候，产权关系并没有明确到人，只是分配关系中表达了按劳分配，职工就有了主人意识，主人翁精神就迸发出来。

同样道理，股改后，虽然，股东成了企业的所有者，实行按资分配、按股分红，但是只要企业内部继续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原那么，做到企业效益与分配挂钩，分配与奉献挂钩，仍然会激发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积极性，确立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

按劳分配就要公开、公平、公正。

企业高管与员工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不利于调发动工的积极性，特别是在高管人员仍由上级行政委任，竞争上岗的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我们应当注意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但也不能无视土生土长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

首钢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并在全国推广，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应当在吸收国内外其他先进管理方法的根底上，不断开展和完善。

不应在外部承包终止后，内部承包即岗位经济责任制也弃之不用。

五、贯彻落实科学开展观，首钢的明天更辉煌

1995年底首钢承包到期，1996年开始，由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改行国家统一税制。

同时，劳保、医疗、住房等制度也进行相应的改革，与社会接轨。

不久，又在企业内部进行了集团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

首钢开始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前进。

这时，在首钢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长期以来，首钢产品以长材为主，品种单一，高附加值的板材比重很小，企业利润率低，市场竞争力差。

而要在北京地区进行扩建改造，上大型板材轧机，又受到水资源和环境瓶颈的限制。

特别是北京申报奥运成功后，对环境治理要求更高，首钢的钢铁业在北京已没有生存与开展的空间。

很久以来首钢都在谋求到外地开展钢铁业，但始终未能如愿。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21年2月，国务院审批通过了国家发改委关于首钢搬迁调整的方案，首钢从此进入了科学开展的新时期。

国家“十一五〞开展规划纲要以科学开展观为指导，把首钢搬迁与优化开展冶金工业和开展环渤海经济圈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结合首钢等城市钢铁业搬迁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建设曹妃甸等钢铁基地。

〞方案要求，一是逐步停止北京石景山厂区800万吨钢铁生产，2021年底开始压缩400万吨，2021年底全部停产；二是结合河北唐山地区钢铁工业结构调整，表达循环经济要求，联合唐钢，在河北曹妃甸建设21世纪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精品生产基地〔首钢京唐钢铁厂〕；三是在北京顺义建设冷轧工程，在石景山开展首钢总部经济、优势非钢产业、环保产业、研发体系等。

党中央、国务院对首钢搬迁调整高度重视。

2006年7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到曹妃甸和首钢京唐钢铁厂视察时指出，一定要高起点、高质量、高水平地把曹妃甸工业园区规划好、建设好、使用好，使之成为科学开展的示范区。

温家宝总理2021年、2021年连续两年“五一〞劳动节到首钢视察并指出，搬迁调整使首钢站在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的机遇。

要把首钢京唐钢铁厂建设成为产品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效益一流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工厂，成为节能减排和开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工厂。

首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从城市搬迁到沿海，国内未曾有过，国外也无先例。

为实现搬迁调整的战略目标，首钢正在分三步走，第一步：

先期启动局部工程建设，进行试验。

从2021年3月开始，在河北迁安依托首钢矿山基地，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建设迁安钢铁公司，在秦皇岛市与原首钢中板厂配套建设首秦钢铁公司，分别建设炼铁、炼钢和1条热轧板生产线、1条宽厚板生产线，技术装备到达了国际先进水平。

这两家企业已成为首钢搬迁调整的试验场和练兵场，成为积累经验、提升技术、锻炼队伍、培养人才的重要载体；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已安置首钢职工5000多人；2021年两家企业合计销售收入285亿元，实现利润22.6亿元，为首钢集团总体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步：

推进北京顺义冷轧厂建设，于2021年底投产；同时开始压缩北京石景山厂区400万吨钢产量；2021年10月首钢京唐钢铁厂第一步工程建成投产，形成480万吨钢生产能力。

第三步：

2021年底首钢京唐钢铁厂全部建成投产，形成970万吨钢生产能力；届时北京石景山剩余的400万吨钢铁生产能力全部停产。

那时，首钢将在石景山厂区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发现代效劳业、旅游休闲业和总部经济、工业主题公园、文化創意产业等，打造适合首都城市功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首钢在科学开展观的指引下，正在演绎一场威武雄壮的风凰涅槃的活剧：

通过搬迁调整，石景山下近百年的老钢厂将从地平线上消失；而冀东大地上迁安和秦皇岛两座现代化的新钢城已经崛起；位于曹妃甸的首钢京唐钢铁公司正在打造成环渤海经济圈的一颗耀眼明珠；石景山下、永定河畔的首钢旧址将展现出首都另一片迷人的新天地，这就是首钢人将要创造出的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作者为首钢退休职工曾任首钢党委办公室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与开发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