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我的母亲老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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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我的母亲老舍

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

我的母亲（老舍）

　　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

母亲（莫言）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

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

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

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

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

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

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

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

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

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

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

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

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

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

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

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

她追问我为什么哭。

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

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

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

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

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

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

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

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

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

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

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

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

大家都学得很像。

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

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

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

爷爷对我说：

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

人应该有骨气!

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

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

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

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歌颂母亲的著名文章：

我的母亲（胡适）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

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

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

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

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

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

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

“麇先生也掷铜钱吗?

”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

）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

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

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

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

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

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

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

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丢脸，出丑。

）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

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

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

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

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

她是慈母兼任严父。

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

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

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