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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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案例
1.从大芬的成功看农民画的机缘——城市最佳实践案例的启示
这是一个巨大的铁锈红色的集装箱，他的真容是一幅卧佛般的巨幅“蒙娜丽莎”，而在深圳案例馆，她被称为“大芬丽莎”。
43米长、7米高的“大芬丽莎”是由999块画拼贴而成，它是今年1月28日由深圳大芬村507个画师集体完成的。
在每一块局部画的背后，都有画师的签名和一句自己的梦想：
“我想拥有一个深圳户口”，“我想成为画家”，“我想有一间自己的画廊”……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大芬村能作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缩影而入选世博会城市最佳案例，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大芬村并非天生盛产“油画”，这个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镇的小村庄，1989年前还只是一个客家村落，村民大多以务工为生，原住民300余人。
而一个偶然机会，一个名叫黄江的香港画商看中大芬村位于关口的特殊地理位置，且房租便宜，便带着一批海外油画订单，招来一批画工工作。
从此，“油画”在大芬村安家落户。
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画家画工们纷至沓来，大芬村油画产业开始起步。
一些画家开始租用村里临街的房子开设门店，销售油画。
时至今日，大芬村已经成为占据世界油画市场60%份额的著名油画村。
在大芬村，生产油画就像生产电视机一样，采用的是流水化、标准化、工厂式、企业式的生产模式，村里几乎2/3的村民都从事油画生产或与油画相关的产业，目前，村里的画师多达8000人，画廊700多家。
集聚人气就是集聚商机。
大芬村的发展历程不禁令人联想到金山的中国农民画村。
2006年2月，中国农民画村被命名为“中国特色村”，现有画家工作室15家，其中本地画家共6户，外地画家共9户，作为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和集聚地，中国农民画村集聚了来自全国十个画乡的农民画。
而为了扶持九个画乡在上海的发展，枫泾镇政府为9个画乡的18位外地画家，每人每月提供1000元的生活补贴，其所售作品的收入全归画家自己所有。
可见，在通过集聚画乡集聚人气汇聚商机方面，中国农民画村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中，有一个数字最令人叹服。
据统计，这个只有0.4平方公里的大芬村，因为油画和相关产业，一年的产值超过10亿元。
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是大芬村登顶“世界油画工厂”的重要因由。
相比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发展，中国农民画村的发展历程略显短暂。
中国农民画村起步于2006年，从产生伊始便与农业旅游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四年的发展时间里，中国农民画村取得了一系列殊荣：
“中国十大魅力乡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飞燕奖——最佳民俗文化奖”、首批“上海市文化产业园区”……顶着众多的荣誉光环，金山农民画频频亮相于国内国际的众多舞台，被誉为“东方的毕加索”。
就在前不久，金山农民画受邀参展首届农民艺术节；而继在日本设立农民画销售点后，金山农民画与日本漫画的首度合作，创作出了首部以金山农民画为主要创作手法的漫画，受到了日本画迷的欢迎。
但在影响力扩大的同时，金山农民画的产业化之路却刚刚起步。
事实上，相对于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外接”，土生土长的金山农民画应该更具备产业化发展的优势。
与旅游业相结合是金山农民画产业化的最直接显现，除了作为农业旅游的一个重要内容外，积极开发旅游衍生品也是金山农民画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据了解，农民画丝巾、农民画手表、农民画烟灰缸……这些以金山农民画为题材的礼品已经面市。
不仅如此，将金山农民画和金山黑陶相结合制作的农民画彩盘还被入选为世博礼品。
尽管如此，金山农民画产业化的道路依旧显得不够宽广。
据介绍，大芬村为了推进油画产业化，专门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美术产业协会，对于一个村来说，这样的大手笔或许并不多见。
但对中国农民画村的发展却不无借鉴之义。
诚然，金山农民画的产业化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除了与旅游业相结合，金山农民画和其他产业如何实现“嫁接”都将是农民画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案例选编
江苏华西村：
实事求是是发展的最大“法宝”
实事求是———华西村发展的最大“法宝”
“红旗猎猎飘，小康步步高”，华西村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面红旗。
在华西采访，记者最关注的一点是：
同在一片蓝天下，为什么华西村能够迅速发展、超前发展?
吴仁宝带领华西村民创造中国乡村奇迹的秘诀是什么?
对此，吴仁宝在华西村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答案：
坚持实事求是。
吴仁宝告诉记者：
华西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应对挑战的根本法宝只有四个字：
实事求是!
作为基层干部，吴仁宝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很朴素，叫做“吃透两头”、“两头一致”。
所谓“吃透两头”，指的是吃透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吃透本地工作实际。
“两头一致”，则是一头与中央保持一致，一头与老百姓保持一致。
因此，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国家方针政策怎样调整，他与华西村都能够启动自己的“响应机制”，一次次抓住发展机遇，实现超前发展、科学发展。
坚持实事求是的事例很多。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轰轰烈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
1980年冬，江阴县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吴仁宝认为，华西人多地少，工业发达，集体家底厚，分田到户不符合华西的实际。
他从实际出发，没有分田到户，而是搞起“集体承包”——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了全村500多亩良田，富余劳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去。
正是这一实事求是的做法，较早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为华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五大以后，苏南乡镇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抓大放小”。
吴仁宝则根据华西村办企业的实际提出“抓大扶小”，“抓小放大”的改革思路，对关系华西经济命脉的毛纺、钢厂等大企业抓住不放，将一些效益较差的小企业转给个人经营，对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予以资金扶持，增强其竞争力，大的工程建设项目果断地“放”给大家参与投资，使大中小各类企业都焕发新活力。
如今，华西没有一家亏损企业，没有一家不赢利的企业。
吴仁宝说，实事求是，并不是不听中央的。
我不搞分田到户，就是吃透了中央精神，中央文件是讲两点，叫“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我们华西是“宜统”，所以我们就没有分，那是听中央的，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结果。
现在回头看，无论是他坚持“集体承包”还是“抓大扶小”等，都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实事求是地将理论与实践、大政方针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衍生出创新之举。
华西村有些做法似乎不合常规，是经济词典上没有的。
但吴仁宝认为它符合华西实际、有利发展就可以试行，在村民分配、村民管理、用人标准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堪称“华西特色”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成功地破解了一系列农村发展遇到的新问题。
共同富裕———华西村的发展之路
走共同致富道路，是华西村最大、也是最宝贵的亮点。
据村干部介绍：
“华西既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
”村民之间的差异没有贫富，只是富裕程度的不同而已。
中心村村民平均年收入达到8000美元，资产最少的人家有100多万元，最多的将近千万元，“住大房子，开小车子”，村民别墅都在400平方米以上，村里仅小轿车就有400多辆。
一个美国游客参观华西村民的生活后说：
“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
走进华西村，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的醒目标语。
吴仁宝强调：
富裕起来的华西村要“三不忘”———“不忘国家、不忘集体、不忘左邻右舍”。
近年来吴仁宝与华西村干部成功规划了两大“共同富裕”工程：
一是实施“智力扶贫”工程，把致富的火种撒向中西部地区。
华西村先后出资近千万元帮助中西部20多个省市区培训县、镇、村干部1万多人，开辟了一条民间智力扶贫的新路子。
1996年起出资在宁夏、黑龙江援建了2个“省外华西村”，经过几年努力，“宁夏华西村”和“黑龙江华西村”建设均取得明显成效。
二是实施了“扩村计划”。
2001年，吴仁宝创造性地提出建设“大华西”举措：
将周围16个村庄纳入华西村共同发展、共同致富，数千户周边村民迁入新建的别墅和公寓，1500多人的小华西扩大为3万多人口的“大华西”，大华西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就业促勤劳，小康步步高”。
山东乐陵：
以旧村改造、土地置换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
在北京盖别墅发了大财，2004年被《新财富》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376名富豪、个人资产2.7亿元的梁希森，这几年仍在不停地建别墅，不过这些别墅的住户不是富人，而是家乡的农民。
据说，乡亲们住他建的别墅“等于白住”；也有人说，他让农民住别墅的目的“是为了换地”。
再建一个新村庄
梁希森老家所在的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如今以梁希森的名字重新命名，叫“梁锥希森新村”，新村被一形状和颜色都与故宫围墙相仿的墙体圈住，村里136户都住进联排别墅。
别墅户型基本一致，分上下两层，计280平方米，有一后院，室内装有有线电视、电话和暖气。
村内有小学、敬老院、村民文化活动室、健身广场、公园、绿地及养鱼池等。
梁希森为梁锥村改造投入4200万元，2003年春开始建别墅。
分配方案是：
如村民老宅与新宅面积一般大，则村民与公司“两不找”；少于新宅的，新宅每多一平方米村民付款100元；多于新宅的，老宅每多出一平方米，公司付给村民100元。
村干部说：
“就等于白住。
”
住别墅是改变生活第一步
梁希森的理想是全方位改造农民生活，任别墅只是这个改造链中的第一环。
梁锥村村民住进别墅后，梁希森的公司利用村民老宅地办起鲁西黄牛育肥场，对农户养肉牛“养二送一”、养母牛“养一送一”，带动周边农民养牛，去年与10300户农民签订了养殖合同，共养肉牛7万头，屠宰6万头。
梁希森搞牛肉分割及冷藏，并利用牛血、牛胆、牛黏膜等研发生物制品，不久可投入生产。
按一位研发人员的说法是：
“光这一块儿，一头牛还能出一头牛的钱。
”至于牛粪便，梁希森用来养蚯蚓，出口日本。
而牛吃的料，主要是青储的玉米秸秆。
公司以每公斤8分钱至1毛钱价格收购鲜玉米秸，附近农民每种一亩玉米因此多收入一二百元。
如今梁锥村人的收入，主要有两块。
一是村民以宅基地和承包地入股，每人每年可获837元的固定补贴。
二是村民到公司上班挣工资，70岁以下的村民如身体允许，都可以在公司上班。
村干部说，人均年收入七八千元。
计划改造全镇109个村
梁希森改造的第二个村是许家。
许家有216户613口人，建联排别墅120套，公寓96套。
别墅每套232平方米，楼上楼下共四室三厅二卫，其他设施与梁锥村别墅大致相同。
公寓每套137平方米。
规定凡户主40岁以上的家庭住别墅，40岁以下的住公寓。
村民于2005年11月20日全部迁入新居，村名同时易为“许家希森新村”。
梁希森投入许家改造的资金是7000万元。
村支书说，以前村民老为宅基地闹纠纷，这家多了，那家少了，现在都是一样的，没有闹的了。
村支书刚从希森三和公司开罢会回村，正准备下通知：
男60岁以下、女55岁以下村民，愿意去公司上班的现在就可以报名，养牛、养蚯蚓，还有肥料厂、饲料厂。
村支书介绍，老村正在推平，按照梁总的计划，搞马铃薯脱毒原种繁殖基地。
梁希森告诉记者，今年计划改造4个村，分别是陈家、孙家、郭子园和麻钱刘，4个村将合并到一个小区。
4个村都于正月初一开过村民大会，一次性通过了改造规划。
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让黄夹镇109个村的村民都住上别墅。
他说，下一步改造重点是村庄合并，合并成一定规模，学校、卫生和文化设施更能发挥作用。
能人利用自己的才智和资金，帮助乡亲们致富，这可称为“希森模式”。
“希森模式”中两点最具实质的内容，一是以生产发展为龙头，形成生态产业链，让农民就业，改善他们居住和生活条件，对农村全方位改造；二是对土地的置换。
因历史的原因，我国农村旧村民居建设土地浪费量较多，有的村加上坑洼、街巷、边角空地等，人均占用宅基地逾一亩。
比如梁锥村，415口人，老宅基地和废弃地却有480亩。
新村占地只有130亩，等于增加了350多亩地。
再如许家，建了新村推平了旧村，也多出了300多亩耕地。
利用置换出来的土地养殖、种植或兴建企业，产业扩大了，耕地反而增加了。
在我国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梁希森以旧村改造、土地置换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可谓是一个创举。
辽宁沈阳：
将提高村党组织书记素质作为新农村建设切入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村支书很重要。
所谓“顶上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我们党所有的政策都要靠基层组织来落实。
因此，沈阳市委将提高村党组织书记素质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入点，规定每年对全市村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一次，时间不少于5天。
在培训内容上，强调注重实际效果，科学合理地设置培训内容，确保每名村干部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大多数村党支部书记具备“双强”（带头致富本领强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本领强）能力。
今年1月21日，《中共沈阳市委关于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意见》正式下发，对建立完善村党组织书记的考核激励机制作出规定。
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作用，沈阳市委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村屯环境，构建和谐农村；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示范作用”三个方面的主要职责任务作为考核村党组织书记的依据；把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实现“一村一业”，确保农民人均纯收入年递增幅度12％以上作为村党组织工作目标；将指标考核结果与村党组织书记的报酬、奖惩挂钩，实行奖优罚劣。
对指标完成好、业绩突出、群众满意的给予补贴和奖励，对达不到指标要求、无所作为的村党组织书记，及时进行调整。
为此，沈阳市提出逐步建立“三向”培养机制，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干部，将建设一支过硬的农村党组织书记队伍，作为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目标的第一步。
《意见》提出的激励措施，让许多村支书兴奋不已。
《意见》规定，从2006年起，沈阳市将对村党支部书记的补贴纳入市财政的转移支付范围；对于连续三年指标完成好的现任村党组织书记，经考核认定，给予办理一次性商业养老保险。
此外，沈阳市还将制定具体办法，将优秀的村党组织书记选任为乡镇领导干部。
江西赣州：
最大程度尊重农民意愿
外出打工一年多的李红生回到家乡江西赣州市大余县水南村时，竟然迷路找不到自己的家。
他没想到，几乎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家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原来的乱坟岗变成了一排排三层小楼，原来的垃圾坑成了水清见底、绿树环绕的池塘，杂乱低矮的老屋不见了，那块地成了一个幽静的小花园，桂花舒展，绿枝摇曳。
变化令人吃惊
赣州市赣县枧田村外出打工的村民，过年回家时不少也像李红生一样闹了笑话，认不得家，坐车坐过了头。
枧田村原来很脏，家家户户自己建着土厕所，道路被见缝插针搭建的牛栏挤得歪歪斜斜，窄的地方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一下雨满地泥泞，穿上雨鞋才能出门。
一条穿村而过的小河成了垃圾河，生活垃圾和死猪死鸡全往里面扔，到了夏天气味熏人。
而现在，全村建了一个大“牛栏”集中养殖，道路都铺了水泥。
家家户户都有了像城市一样的室内卫生间，地板和墙壁铺着瓷砖，冲水蹲便器、淋浴齐全。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普通农户家的卫生间。
一年多来，在赣州市，像水南村和枧田村这样发生变化的村子很多。
这一切都源于赣州市进行的新农村建设。
江西省的南大门赣州市是一个农业大市，在全市84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就有670多万。
从2004年9月开始，赣州提出建设新村镇、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农民、组建新经济组织、塑新风貌、创建好班子的“五新一好”方针，以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和改水、改厕、改路的“三清三改”为切入点，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2004年9月以来，赣州全市已经有4000多个像水南村、枧田村一样的村开展了新农村建设，约占全市村庄总数的10%。
“搞了这么多基层工作，这件事是真正从上到下形成了共识。
我们不怕看，可以到赣州4000多个点的任何地方去看。
”赣州市宣传部副部长钟家伟这样对记者说。
土厕所消失了，人畜不再混居了，老表颂称“苏区的干部又回来了”。
枧田村村民戴玉胜在大门口贴了一副春联：
三清三改万户春，五新一好千家喜。
农民理事会的诞生
喜的不仅是环境的改善，更是整个改造过程中对农民意愿的尊重。
保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方法是成立农民理事会，由村民自主推选有威望、有能力、公道正派的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和青年积极分子组成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实现村民的自主管理、自主实施、自我教育、自主服务、自我监督。
村庄“三清三改”、基础设施及公益事业的建设，都通过理事会组织实施，做到建设资金由理事会管理、建设合同由理事会签订、工程进度由理事会督促、建设质量由理事会监管。
理事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长期的，每一个自然村都至少成立一个以上的理事会，是地方综合理事会，它不同于村民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是百分之百的民间组织，理事会的会长、成员都是农民自己选的。
政府和一家一户管不好的事情，理事会可以管好。
一种是短期的，以事牵头，比如说修路，成立一个修路理事会，路修完这个理事会也就解散了。
修路是最受百姓欢迎的，政府出一点，但主要是百姓出钱。
原来干什么工作都是村干部出面，现在由理事会出面，不再是上面让你怎么做，而是“咱们一起商量咱们的事怎么做”。
做什么，需要多少钱，什么标准、补助多少，村民负担多少。
由理事挨家挨户做工作，看村民积极性高不高，申报率高的择优先行。
为推动新农村建设，赣州在全市农村组建了1.2万多个“新农村建设理事会”，负责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管理、项目实施。
赣州市在建设新农村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非常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钱、方案、规划等等都是让农民理事会召集农民商量，有积极性的点先搞，没积极性的先放下来，绝不勉强，现在新上的点都是农民主动申请的。
扶助资金每个点有5～10万元，项目资金和财政资金怎么用都是理事会说了算。
所有规划，都经过群众两次讨论。
山东东营：
以外促内，以新替旧破解二元结构难题
东营市原是在三个比较落后的县的基础上成立的，曾一度是山东的“北大荒”，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
城市现代化步伐很快，而农村长期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城乡差距拉大；胜利油田及其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高、待遇好，而地方居民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富悬殊；区域内胜利油田、石油大学等中央直属企业与地方企业、周边农村居民等不同阶层间的社会主体利益纠纷不断。
为了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新问题，东营人脚踏实地，着眼未来，步调一致，不断开拓新思路，实行新举措，建立新体制。
在新思路上，东营人按照“开放、改革、管理”的发展程式，以外促内、以新替旧来破解二元结构难题。
通过开放，学习掌握运用国际规则和惯例，有针对性地改革思维方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然后通过加强管理，把改革的成果巩固提高，扬弃传统的旧的人为分割、城乡分治的体制机制，逐步建立起与国际接轨、运作高效、管理规范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确保各类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从整体上提高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地方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水平。
在新举措上，东营人坚持“用老板的钱干发展的大事，用财政的钱办百姓的实事”，在大力招商引资加快发展的同时，集中人财物力为城乡居民做好事、解难事。
通过全面实施“大开放、大招商、大发展”战略，5年来全市引进外来投资项目1.5万多个，到位总投资897亿元，加快形成了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推动了黄河三角洲的建设。
2000年以来，全市共筹集资金65亿元投向“三农”，其中市县区转移支付32亿元，招商引资24亿元，争取支持资金9亿元。
2004年用于支持“三农”的资金占市级财政支出的29.6%。
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基本实现了“三免五通五保五救助”，群众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广大农村居民分享到了改革开放成果。
在新体制上，东营市加快政府从传统体制下的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建立起新型公共管理体制。
如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督查考核方式，对每项重要工作都实行“四个环节工作法”，明确干什么事、谁去干、什么时候干到什么程度，干好干不好有个什么说法，做到事前有目标，事中有督促，事后有奖惩。
与责任督查制度相配套，改革会议和检查办法，实行“一会”、“一检”制，推行和完善政务公开、公告制度。
真心实意倾情于“三农”、还帐于“三农”，建立起倾斜“三农”的领导机制、统筹发展的推进机制、全社会参与的投入机制和激发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在安排财政预算、规划实施重点项目和工程、兴办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时都优先考虑“三农”需要。
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公民道德建设，努力建设一个政治稳定、诚实信用的社会环境。
山东寿光：
反哺“三农”，让农民找到幸福感
被称作“中国蔬菜之乡”的山东省寿光市，近年来按照农业富民、以工补农、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发展思路，创新对“三农”的“反哺路径”，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心理心灵两个层面上，让农民找到幸福感。
全市初步形成了城乡协调发展、社会融洽和谐的局面。
让农民分享城市文明
寿光市人口108万，农业比较发达，蔬菜种植面积80万亩，仅此一项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就达3000多元。
同时，通过“反弹琵琶”强抓工业，城乡经济实现了同步快速增长。
去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3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12.8亿元，连续六届跻身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5016元。
许多农民生活比原来富裕了，为什么还缺乏幸福感?
寿光市委、市政府调查后认识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太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居民所能够享受到的城市功能、福利、教育、医疗等，农民也要求分享。
鉴于此，寿光市加快了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进程。
寿光市以财政投入为导向，建立财政投入、外资投入、民资投入、金融信贷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逐步建立起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体系。
近三年来寿光市先后投入40多亿元，加强农村道路、电网改造、通信、环保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等级柏油路，基本实现了户户通自来水、有线电视和电话。
目前寿光农民拥有农用车、轿车、卡车等各类车辆30多万辆，平均一户一辆。
由于交通便利，形成了“半小时交通圈”，市区到所有乡、村约需半小时，许多农民都到城区买东西。
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基本铺开。
90%以上的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已有40多万农民入保，入保面达到50%以上。
为了“让城乡孩子同享一片蓝天”，从2001年开始，寿光投资6000万元建起山东省第一家宽带教育城域网，让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同堂上课”。
同时，他们在每个村投入1万元建设村村通远程电视教学系统，实现了现代化的宣传教育网络。
目前，寿光市教育、科技、环保、治安等工作均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给农民以“心理反哺”
对农民进行“心理反哺”，去除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存在的自卑感和逆反心理，营造尊重农民、互敬互爱的社会氛围。
这是寿光市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去年起，寿光市实施了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村户口，将市民、农民统一为居民身份，人口流动更加自由，从而从制度政策上打破城乡、身份壁垒，让农民在身份认同上有了平等感。
为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落户城镇，寿光市统筹产业、城镇发展。
在加强市区建设的同时，重点建设了3个省级中心镇、1个全国小城镇建设明星镇和13处重点建制镇。
以特色鲜明、日趋活跃的城镇经济，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
据这个市有关部门统计，全市10万个体私营业户2500多家民营企业的17万从业人员约80%集中在城镇。
寿光市目前城市化水平已达40%左右。
寿光农民是大棚蔬菜的“主创者”。
寿光市委、市政府着力培育、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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