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余秋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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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余秋雨

◎主编徐宏艺彭永成

编审何玉明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中学校本课程编写组

目录

1.走进余秋雨

（一）--------------------------------------------03

2.走进余秋雨

（二）----------------------------------------------13

3.余秋雨经典语录-------------------------------------------------14

4.散文集《文化苦旅》-------------------------------------------18

5.《千年一叹》-----------------------------------------------------34

6.其它散文及赏读------------------------------------------------39

走进余秋雨

（一）

美好的童年时光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

其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

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方式实地考察文化。

从国内走到国外，足迹延展到亚非欧。

这期间，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

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

　　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国际著名学者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在大陆学界，能够拥有在公众范围内的高知名度，或许无人能出其之右。

他是公认的文化学者，因为他著作等身的学人成就，因为他那行云流水的文笔。

正是这文笔，让学者的严肃文化思考每每成为读者欣然领受的思想盛宴。

明星般的公众位置是余秋雨足以傲视同群的骄傲，但也是他倍受流言之苦的牵累。

　　鲁豫：

认识余秋雨是因为千禧之旅。

当时我们一起走过了以色列，约旦，伊拉克，伊朗，一路上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有过一个月左右的共患难的日子。

这以后我和余秋雨、马兰夫妇成了好朋友，可就因为是朋友，我一直没有采访他，总觉得有一些障碍。

直到我看了他写的《借我一生》，我才发现虽然是朋友，其实我对他的人生故事完全不了解，就因为不了解，我才决定要采访他。

　　1946年，正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一个平静而安宁的年份。

这一年，余秋雨出生在大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基层公务员，而母亲则是一个没落大家族的小姐。

尽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香门第，但正是因为母亲的缘故，余秋雨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同龄孩子并不完全相同的生活。

　　余秋雨：

我很早就识字了，这个识字要感谢我妈妈，因为她其实是作为一个很有文化的人去到农村的，这也是因为二战以后，要在上海维持家庭所需要的经济能力是我的爸爸妈妈没法支撑的，所以就必须到农村去过日子，又因为我们借住在在农村，所以我母亲就给全村乡亲们写信和读信，而且教他们识字。

整个过程当中我就趴在桌子上看妈妈写字，完全像是闹着玩一样地学会了好多字。

我记得第一天上学的时候我就把老师吓了一跳，老师教我们写一二三四甲乙丙，结果我写了封信给老师，说这些字太没有意思了，我不写了。

老师觉得我才四岁就能写封信，他就觉得非常好玩，其实都是妈妈写信的时候学到的。

　　鲁豫：

那你四岁不仅已经认字，而且已经具备作文的能力了。

　　余秋雨：

已经有了用文字表达的能力，所以我7岁的时候就接过妈妈的那个接力棒开始为全村写信，这和我后期写作不无关系。

因为第一你的文字表达几乎是没有障碍的，很擅于拿起笔来写东西；再者我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是，我写任何一篇文章，我眼前永远有收信人，读者是非常明确的，我是以写信的方式来写每一篇文章的。

对余秋雨来说，童年时光一直是他记忆中最美好的一段。

初尝写作愉快 在余秋雨11岁的时候，为了能让这个家中的长子有更好的前途，尽管家境不济，但父亲还是坚持全家搬离了农村，借住到上海市区，让余秋雨在这里报考中学。

那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说着一口乡下土话，穿着破旧的孩子，几年之后会在上海全市作文大奖赛上榜上有名。

　　鲁豫：

刚到城市会有那种城乡差别，即便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对你内心来讲，会有冲突吗？

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完全不适应？

　　余秋雨：

会有，但非常短。

　　鲁豫：

那你小时候的语言呢？

　　余秋雨：

我的语言到底还是乡下话，因为我爸爸到上海来得比较少，只是探亲，所以我不可能学他的上海话，但是我自己到了上海以后，极短的时间就学会上海话了。

原因可能也是小孩子在语言学习的时候毫无障碍，毫无羞怯一类的东西，以至于和孩子们吵吵闹闹的过程里就学会了。

我第一天上中学，老师点名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当时我讲的纯粹是乡下话，老师完全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凭我的流利，他说"很好！

很好！

"，他并不说我听不懂，他说很好，其实那时候我能听懂爸爸的话也就能听懂上海话，但是我不会讲，所以我很流利地对答乡下话。

后来我听我同学讲，当时把他们吓坏了，觉得原来上中学就要讲这么奇怪的话，我们都不会讲，但老师说很好，其实老师也完全没听懂。

　　鲁豫：

你是那种每次上语文课老师肯定念你的作文当作范文的学生吗？

　　余秋雨：

对，每次都会读，特别是高中。

我高中有个非常美丽的老师，现在是老太太了，我叫她刁老师，她是每次都会说"大家看，这本美丽的作文本是谁的？

"下面所有的眼光都看向我，然后她就开始念作文了。

我始终觉得她的教育方法非常好，她每次都能把欣赏从朗读的声调里体现出来，如果她觉得哪段写得不好，或是完全多余，也会从她的声调里体现出来，我完全听得懂她念时的全部表情，这教育方式真是很高明。

而且由于整体上她都是兴高采烈地念，所以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喜悦感，觉得写作是很喜悦的一件事，这种愉悦就是这个老师给我种下的。

　　余秋雨：

我那时每次写完就等着下个礼拜老师读作文，因为那会儿不会想到作家不作家，完全不会想，就是单纯等着老师的表扬，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所以老是等作文课，每天都在等似的。

　　1962年，余秋雨正是16岁风华少年。

已经读到高三的他这时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

正是这次选择让他与上海戏剧学院有了一段长达31年的缘分。

但这次缘分却是来自孩子之间的一句戏言。

　　鲁豫：

你那时候给自个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余秋雨：

作家是初中时给自己的规划，但到了高中的时候就没有人生规划了，觉得好像什么都可以。

我曾经有三个最要好的小朋友，因为成绩的关系我那时在三个同学当中很骄傲，事实上我们成绩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中国的高校有三类，第一类是理工科，第二类是医科，第三类是文科，那么我们三个人既然成绩都那么好，我们干脆分了工，一人考一类，这样20年以后见时，全世界的知识我们就都懂了。

当时小孩的想法就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抓阄，写上一二三，代表类别，结果我就很不幸抓到了三。

那么下面的任务就是选这个里面最难考的学校，当时我就觉得像是北大中文系这些学校出来可能就做老师了，而我那会又觉得自己看了这么多年老师了，做这个没意思。

于是就打听到有个学校叫上海戏剧学院，在此之前从来没听到过，但如何证明它是最难考的呢？

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是巴金有一个女儿在考这个学校，还有郭沫若在他的中国科技大学里边发现了一个快毕业的化学系学生能写剧本，于是郭沫若中断他的学业立即叫他到戏剧学院读这个班，甚至就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些消息也都还有，包括说上海有几个很有名的教授和有名的作家，他们的孩子都在考这个学校云云，这些对我们小孩的虚荣心是形成一种最大的刺激。

风华少年结识上戏

鲁豫：

你父母那时赞成你考上海戏剧学院吗？

　　余秋雨：

坚决反对，特别是我爸爸，他觉得简直听都没听到过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学校。

他说你不是成绩最好吗？

我说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要考这么个奇怪的学校？

后来他打听说这是全上海面积最小的学校，更是他坚决反对，每天写给上海市招生委员会写一封信。

　　鲁豫：

他写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希望你们允许他报别的地方？

　　余秋雨：

意思就是戏剧学院是误考，是完全不懂事去报了名，千万不能读戏剧学院等等，他就不断地写这样的信，不断的写。

后来我爸爸说，这样写信没用，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次吧，你要表达非常明确的态度。

于是我就去了，那时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来到了同济大学，招生委员会所在地。

去了以后一个人说，"哦，你就是余秋雨啊？

你爸爸每天一封信啊！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的问题比较复杂"，于是他就是请了主任出来，当时主任是姚理先生，光头，一个非常威武的领导人，我想他应该是军人出身。

当时我看到他就感到很害怕，你想我只是一个16岁的小孩，面对他那么威武的一个人，他当时说"我们国家战争的历史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艺术人才缺乏，到戏剧学院去。

"，就那么平静两句话，听完我说好，然后就走了，但现在想想这句话还是对的。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红色浪潮席卷整个中国。

在这个泱泱大国之中，政治热情已经被鼓噪到了极点。

这一年，二十岁的余秋雨正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二年级学生。

像所有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余秋雨响应号召、满怀激情地加入其中。

那时，几乎所有的革命小将们都坚信，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直到有一天，直到厄运降临到自己的父亲身上。

　　鲁豫：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余秋雨：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国家干部，在上海的一个商业局里边工作，按照现在讲就叫公务员。

　　第五节厄运来袭

　　鲁豫：

我很奇怪，你爸爸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务员，为什么会受到那么猛烈的冲击？

　　余秋雨：

文革的灾难就在于使很多非政治人物受到了政治迫害。

我觉得文革的灾难本意是这个。

　　鲁豫：

总会有些什么直接的原因或者间接的原因吧。

　　余秋雨：

直接原因就是朋友们揭发，其实没有直接的原因，你只要问老一代就会知道其实是没有原因的，就是把社会各个单位的恶都释放出来了，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审判者的时候大量善良的人就成了审判对象。

　　鲁豫：

那他们揭发你爸爸总得有一些罪证或者他做过些什么，说了一些什么话？

　　余秋雨：

他的朋友揭发，所谓的罪证就是说他在解放以后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家宁路海防路的路口上在拣一条反动标语，我爸爸看到了却没有把他扭送到公安局。

　　鲁豫：

那看到你爸爸的人也没有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啊？

　　余秋雨：

我的祖母当时就问说看到的人为什么也不送到公安局？

我爸爸跟她说，你不知道，只要是揭发就成了革命群众，就是看谁早揭发，一揭发就成了革命群众，最多讲一句话了。

就是同样的一件事，当时只分揭发者和被揭发者这两边，而不是好人坏人。

　　鲁豫：

只要这话我先说了，我就站在有利的一面？

　　余秋雨：

对，这就叫"揭发文化"，或者叫"大批判文化"，或者说是文革文化的最大特点。

　　在余秋雨的记忆中，这是一段他最不愿再度想起的日子，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弥漫着太多的酸涩。

在他的想法中，那段日子里全家人共同承受的煎熬，正是灾难的核心；纵使多年之后，依然难以忘却。

　　鲁豫：

在你爸爸出事之前，你们家在上海那样一个城市属于特别普通的那种人家吗？

余秋雨：

非常普通。

我有三个弟弟，还有一个领养的表妹，又有祖母，又有爸爸妈妈，一共八个人，后来文革当中爸爸一关起来以后是26块钱的生活费，爸爸即便关在那，但吃饭钱还得自己付，所以就是说26块要养活8个人，此外没有其它任何经济来源了。

灾难岁月倍感恩情

  余秋雨：

我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数字像"26"一样对我有过控制力，好在仅仅几年。

由于我是大儿子，那时我每个月算下来每个人的生活费就是七分钱，而且我最大的困难是还不能在我同学面前暴露出我只有几分钱，因为如果暴露出来就表示我爸爸被打倒了，那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就会去找打倒我爸爸的造反派联手，联手的结果一定是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