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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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

陈伟明

[提要]澳门,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以中国内地移民为主。

他们在澳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各自的历史动机和性质不同,形成不同的发展类型,并且作为社会整体,组合分化为各种各样的人口构成。

探讨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与人口构成,可以进一步了解认识澳门内地移民的历史发展状况与基本构成,以充分认识澳门内地移民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澳门内地移民发展类型人口构成

明清时期的澳门,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商业港口,也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城市,澳门从明中叶以来,开始为葡萄牙殖民者所租占,逐步发展成为中外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枢纽,对明清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这方面,中国内地移民功不可没。

明清时期的澳门,其主要的人口来源是中国内地移民,他们不断在这块土地生息奋斗,对推动澳门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过去学术界对于澳门的移民问题,尤其是对澳门中国内地移民的发展状况关注不多,对于澳门内地移民在澳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如何整合分化发展,尚未进行认真的探讨。

本文尝试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从更深的层次和更多的角度,揭示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基本状况与发展特点,以进一步认识澳门内地移民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一、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类型

移民类型,主要是把历史时期的移民,根据他们的历史发展状况,按照一定的标准归纳为若干类型,以更好地总结不同类型的移民在历史上的发展特点或历史作用。

移民类型的划分,或者可以从人口流动的方位四至及移动区域范围归纳之,或可以从人口流动的发展时段而划分之,也可以从移动的历史动机、历史性质及历史影响区别之,并没有很严格的标准。

综观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发展历史,从移民的历史动机或历史性质来划分较为合适。

因此明清澳门内地移民大体可以划分为自发性移民类型与掠夺性移民类型两大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移民,均有不同的历史原因,历史命运和历史结局,对明清澳门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各有不同。

(一)自发性移民类型

明清澳门内地移民的自发性类型,主要是指内地人口的自然性趋向性迁移。

明清时期,内地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地区,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人口增加,由于人多地少,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难以承受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造成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量人口有可能向一些新的经济开发区或海外进行迁移运动。

史载: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

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

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人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

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人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

”不少人开始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移民海外。

而澳门,自明中叶开埠以后,已成为中外交往的重要枢纽港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明中时以后兴起的国际性经贸城市,自然也是东南沿海内地移民的一个重要目标。

或者至澳门从事经贸活动,或者由此为跳板,流移海外。

正如《明史》卷325《佛郎机传》中有谓:

“壕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

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渤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

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

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之;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骛,久之,其来益众。

”清人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6载:

“雍正三年,覆准西洋人附居澳门,如有夹带违禁货物并中之人偷载出洋者,地方官照读资例革职。

”说明了明清时期随着澳门贸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内地民众,不断迁入澳门地区。

所谓:

“漳潮无籍,蚁附而蝇集。

”无籍者,实质也是无业者。

因生活所需,不得不背井离乡,寻找新的生存点。

而澳门,当时乃是移民们心目中的天堂。

据称:

“夷人金钱甚伙;一往而利数十倍,法虽严,不能禁也。

今聚澳中者,闻可万家,已十余万众矣。

”数字或有夸大,但也反映了到澳门梦想寻金的内地移民日益增多的历史事实。

崇祯三年五月(1630),,礼科给事中卢兆龙曾大声疾呼:

“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粤人不得安枕数十余年于兹矣。

”类似的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自发性移民,直至民国前,虽时多时少,潮起潮落,然一直没有平息,成为澳门内地移民的主流。

明清澳门地区自发性的内地移民的不断涌人,并非偶然。

它与当时中国与澳门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经济逐步萎缩,大批失业的农业人口不得不流向城镇或者出洋海外。

而澳门的转口贸易经济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个栖息地或奔赴海外的中转地,让他们暂时具有生存酌环境与条件。

1635年,菩卡罗《东印度一切要塞城、镇设计图集》中曾说到:

“一五五五年贸易移于浪白澳,一五五七年由此转移于澳门,在这里由于做小买卖和大生意的关系,一个人口稠密的居留地发展起来。

”同时,中国内地的改朝换代,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也可能促使部分人迁入澳门地区。

康熙九年(1670),有澳门商民船只往日本长崎经商,因飓风飘至朝鲜境内,朝鲜地方官员查询澳门商民问:

“香山岛今居何者?

”答:

“香澳乃广东海外之大山,青黎国之邻界。

”问:

“何人主管?

”则答曰:

“本南蛮地,蛮人甲必丹主之,其后寖弱,故明之遗民,多人居之。

”类似的明代遗民,或是逃避政治迫害,迁入澳门地区,或是以澳门为跳板,违禁出洋,逃亡海外从事经商活动。

所以1644年明朝灭亡之际,大量人口流人澳门,“四方商贾,辐辏咸集。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宗教方面的原因。

随着西方宗教的渗人,中国内地信奉西方宗教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明清封建政权对西方宗教在内地的传播一向采取敌视的态度,坚决反对中国内地民众信仰西方宗教。

中国内地的一些西方宗教的信徒们,也有可能为逃避明清政权的宗教敌视与迫害,需要寻求庇护所。

澳门作为葡萄牙殖民者特殊的租借地,虽然明清政权对澳门与中国内地信奉西方宗教同样持否定态度,但毕竟有点投鼠忌器,,或者鞭长莫及,禁而不止。

相对于内地。

澳门华人信奉西方宗教,应该说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自然会吸引千些内地移民迁入澳门地区。

如嘉庆十四年(1809),“有一批新近受洗人教的天主教徒,为了逃避清政府的禁令,在一名西班牙奥斯定会士的招集下,从内部迁到澳门,在水坑屋门的入口处搭盖棚屋,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一个约三四百人的聚居地。

”正是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内地移民自发性迁入澳门的人数逐渐增多。

上述的澳门内地自发性类型移民,具有主动性、直接性,直接由中国内地迁入。

也有一些自发性移民,则可能是属于被动性、间接性。

康熙晚年,实行禁通南洋;南洋地区大批从事工商业活动中国移民的生计大受打击,被迫重新返回中国。

由于当时中国船只禁止远航海外,类似的中国移民,只能乘外国船或澳门船经澳门返国。

康熙五十七年,据《两广总督杨琳奏报续到西洋船数据闻红票已传到教化王等情折》载:

“本年五、六、七月内,香山澳回棹夷舡在柔佛国咖喇吧陆续侯搭回共三十九名,内广东人十一名,福建人二十八名。

奴才同护巡抚印务布政使王朝恩传到亲询,俱系未定例以前贸易在外,并称在外国贸易汉人知道禁止南洋,俱思想回家。

等语。

奴才等将福建人移送福建督抚去讫,仍劝谕澳门西洋人令其回帆之时,听汉人附搭,不得多索舡钱,各西洋人感戴皇上不禁他们贸易,俱认搭载,以图报效,将来留住外国之人自然陆续得归。

俟年终将搭回人数汇册题报。

”可知当时回流的中国移民数字并不少,令地方政府机关需汇总上报,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规模。

类似的海外回流移民,大部分经清朝地方政府的安排,返回内地原籍,但也有部分人可能留居澳门地区,特别是广东籍的移民。

另外,有些已娶外国人为妻的中国移民,他们也应愿意留居澳门地区,等待时机,重新下南洋。

我们可以从当时两广总督杨琳的有关奏章中分析。

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杨琳又奏报《战船被风击碎捐修及西洋兵头到澳门换班并华商回国人数折》,有谓:

“在外国贸易逗留汉人,闻南洋禁止,无可贸易,各思回籍,陆续搭载夷舡到粤,有合伙在外国自买夷舡,并挈其在外国所娶之妻妾儿女而回者,本年已共三百余人,内福建人居多;奴才现在遣发回籍,俟年终汇报。

”而在康熙五十八年八月,杨琳又有奏报《续到澳门洋船数目及晚禾雨水等情折》,其载:

“又在外国贸易住居汉人搭载澳门夷舡回籍,及合伙买舡共驾回籍者,本年共有十四起,男妇大小计五百九名口,此内有所娶番妇不肯远来,止挈其所生幼小子女而归。

奴才细察番情,无不感戴圣恩;畏威怀德,所以番舶年多一年,而在外国暂住之人,久沐皇上休养深思,宁使弃其妻子,搭舡远归,人心固结,一至于此。

”在康熙五十七年的奏报中,说明了那些回归的福建移民,把在外国所娶妻子及儿女一齐带回国,并明确遣回原籍。

而在康熙五十八年的奏报中,则指明有中国移民所娶外国妻子不肯弃国随夫远来,却没有说明这批移民被安排回原籍。

在地方高级官员的向上奏章中,类似的问题不可能只是文字上的疏略,只能是地方官员尚未找到合适的安排,可能暂时留居澳门。

因为那些娶了外国人为妻的中国移民,未能携妻同归,只能暂时留居澳门,以方便将来有机会重返南洋,合家团聚。

这些移民,本无意移民澳门,因客观原因造成他们间接地自发性移迁澳门,成为内地移民的一部分。

澳门自发性类型移民,也有部分可能是属于流动性人口。

特别是那些从事商贸活动之人,一有机会,更是身不由己,来去不定。

澳门地处珠江沿海,中外交通贸易航线多由此而过。

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曾谓:

“离澳门十余里为十字门,乃海中山也。

形如攒指,中多支港,通洋往来之舟,皆聚于此,彼此交易。

故有时不必由澳门也。

”因此不少中外船只,有时需补充给养淡水或购物,也自然以澳门为临时栖息地。

道光八年(1828)七月,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报:

“兹据署广东澳门同知鹿亢宗,香山县刘开城禀报,有佛兰西国夷人十四名,并福建客民十二名,同搭福建厦门绿头船,自越南开行放洋,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驶到澳门。

”也有部分商人则在朝廷海禁之时,潜居澳门,伺机出洋,类似的商人,也是属于暂时性栖居澳门。

有载:

“国朝康熙五十七年,覆准澳门夷船,往南洋贸易及内地商船往安南贸易,准其行走,不在禁例,仍行文该督严饬地方文武各官,不时巡查,如有澳门夷人夹带中国之人并内地商人偷往别国贸易者,查出之日,照例治罪。

如该管官盘查不实,恂情疏纵,事发从重治罪。

”这些商民,多为流动性人口,逗留澳门时间长短不一,也有可能定居较长时间,不一而足。

所以明清澳门内地自发性移民类型,除了那些固定性移民外,也包括一少部分流动性较大的移民。

(二)掠夺性移民类型

掠夺性移民,是指从内地被拐骗抢掠至澳门的移民人口,他们可能并非自发性地离开原居地,而是由于各种因素,或被诱骗,或被拐抢而迁入澳门地区。

类似的掠夺性移民类型,大体上也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固定性移民类型,在澳门定居时间较长。

一种是流动性移民类型,或以澳门为临时中转站,被迫转赴他处。

掠夺性移民类型,在明中叶以后愈演愈烈,直至清光绪年间才开始逐渐平息。

如明代闽广地区,“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成为明清澳门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都带来了深刻影响。

固定性类型移民,是指那些在中国内地被诱骗拐卖至澳门的移民,最后留居澳门,成为新的移民群体。

他们多数是作为家仆、保姆一类的职业。

明人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中曾指出:

“迄今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役使华人妻奴子女。

”这些诱拐掠夺而来的移民,甚至包括幼童。

“日余在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

曰:

‘非,是今年人从东莞拐来卖者,思父母哭耳。

’番人多者养五六人,女子多者十余人,俱此类也。

男子衣服如其状,女子总发垂后,裹以白布,上衣西洋布单衫,下以布横围,无内衣,赤脚,时十二月甚寒,亦止衣此。

岛中男女为夷仆妾,何下千数,悉中国良家子,可恨可叹。

”直到清代,类此的掠夺性固定移民仍为数不少,引起了地方政权的高度重视。

雍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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