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综合卷总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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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综合卷总报告

制造强国战略研究-综合卷-总报告

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总报告

段促进我国制造业整体上走到世界前列，成为制造强国。

二、我国制造业面临新的战略形势和重要使命

1.步入新的战略阶段

（1）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

近1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总体规模大幅提升，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仅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图12001—2012年四国制造业增加值变化曲线

2013年我国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901941.49亿元（规模以上企业），占全国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87.64%（规模以上企业）；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29.03%；工业制成品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量的95.14%。

我国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提供了以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蛟龙”载人潜水器、歼-15战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铁设备、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为代表的一大批重大装备，为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人提供了丰富的食品和生活消费品，显示出巨大的制造能力和创新潜力。

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和联合国工业统计数据库的数据，201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2.0793万亿美元（现价），美国为1.9121万亿美元（现价），我国成为全球制造大国。

我国22个工业产品大类的7个大类产量位列世界第一。

2010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为13.5%，仅次于欧盟。

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我国制造业企业有40家（含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总数居世界第二位。

（2）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

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

由于在创新能力、产品质量、资源利用、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等方面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存在较大差距，致使在核心技术、附加价值、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能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

例如，我国芯片80%依靠进口，2013年进口用汇2322亿美元，超过石油进口额。

由于创新能力不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工程承包、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缺乏竞争力。

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表明：

一部苹果手机批发价是178.96美元，其中日本、德国、韩国分别占有34%、17%、13%的比例，而中国只占3.6%，约6.5美元，且其主体为中国台资企业。

二是产品质量问题突出，表现为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整体水平不高；国家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10%；我国出口商品长期处于国外通报召回问题产品数量首位，2012年，我国出口产品占欧盟召回通报总数量的57.93%，占美国召回通报总批次的65.17%。

这种状况尽管有技术贸易壁垒的因素，但自身质量不高是主要原因。

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间接损失超过万亿元，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不强，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已成为质量低劣的代名词，损害了国家信誉和形象。

三是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表现为一些地方和企业单纯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获取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造成能源资源利用率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

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的7.5%，但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9.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

2010年我国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10%～20%；造纸行业大部分企业吨浆纸综合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25%～53%；制糖行业平均煤耗是发达国家的近2倍，平均耗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电机运行效率平均比发达国家低10%～20%。

同时，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造成的资源大量开采、污染物大量排放的粗放发展方式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四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服务型制造业比重偏低；部分传统行业集中度相对偏低，产业集聚和集群发展水平不高；空间布局与资源分布不协调，地区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严重；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偏少，能在细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专精特”企业不多。

五是信息化水平不高，表现为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水平亟待提升，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高端核心工业软件（设计、管理、控制、优化等）主要依赖进口。

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开始步入制造业与信息技术全面综合集成，以数字化、网络化应用为特点的新阶段，我国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仍处于以初级或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且不同地区、行业及不同规模企业间信息化水平差距明显。

2.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新形势

（1）制造业新一轮国际分工争夺激烈

金融危机以后，制造业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相介入的新一轮国际分工争夺战，全球制造业分工版图可能因此重构，我国制造业面临“前后夹击”的严峻局面。

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重新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提出了“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强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制造业水平，发展新兴产业，巩固发达国家制造业在技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拉大与我国的距离。

美国于2009年制定《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制定《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2012年2月又出台《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未来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高附加价值方向升级，与发达国家的分工关系将从当前的垂直分工转为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从互补转为互补与竞争并存；另一方面，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价格优势弱化。

而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则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目前，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公司的直营工厂已全部迁出我国；作为本土最大的电商服装品牌的凡客也已经将部分订单交给孟加拉国的代工厂进行生产。

这表明我国制造业在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发展中国家分工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美国有关制造业发展计划

1.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MP）”计划

为了巩固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并确保其在世界制造强国中的领先地位，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1年6月24日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呈交了题为《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的专题报告。

报告呼吁政府、企业与学术界紧密合作，以振兴美国的先进制造业、确保其制造强国霸主地位。

根据该项议案和建议，奥巴马总统提出并启动了美国“先进制造伙伴（AdvancedManufacturingPartnership,AMP）”计划，并投入5亿美元推动这项工作。

AMP计划的主要内容：

第一，强化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本土制造能力。

从2011年夏季开始，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农业部和商务部等部委机构将初期投入3亿美元，与产业界合作投资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产业和支持美国关键产业持续发展的创新技术。

起初的投资方向包括小型大功率电池、先进合成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和替代能源等。

第二，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

美国政府将启动一项名为“材料基因组”的计划，共投入1亿多美元。

部分资金用于通过研究、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使美国企业发现、开发、制造和推广应用先进材料的速度提高一倍。

先进材料制造将催生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群，从而能应对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和国家安全等方面提出的挑战。

第三，投资发展新一代机器人。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国家卫生健康研究院（NIH）和农业部将总共投入7000万美元来支持新一代机器人研发。

这些机器人将使工人、外科医生、医护人员、士兵和宇航员获得执行关键艰巨任务的能力。

第四，研究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

能源部将整合现有和预算的基金，初期投入1.2亿美元，来开发节能制造工艺和材料，使美国公司能以更少的能源制造更多产品，从而减少制造成本。

2.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于2012年2月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

明确提出了实施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的五大目标，即，加快中小企业投资、提高劳动力技能、建立健全伙伴关系、调整优化政府投资、加大研发投资力度。

为保证目标的有效落实，规定了每个目标的近期和远期指标，明确指定参与每一个目标实施的主要联邦机构，展现了美国政府振兴制造业的决心和愿景。

（2）国内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已成为体量庞大的一个经济巨人，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接近饱和。

我国经济发展已开始告别高歌猛进时代，步入新的运行轨道，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紧迫要求，制造业亟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

（3）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能源需求强劲，物质资源大量快速消耗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逆转。

我国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40%和25%，石油、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17%、17%。

2012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等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

各地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占用了大量耕地，耕地占用已经达到红线。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废物持续增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和土壤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水土流失、草原退化等生态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

2011年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达55%。

随着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及全国各地通过建立“一票否决”保护环境的制度，制造业的发展将受到更为严厉的资源环境约束。

（4）贸易保护主义强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经济徘徊不前、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强化。

2012年，21个国家对我国产品发起77起贸易调查，涉案金额277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6%和369%。

其中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金额高达204亿美元，美国近年来屡次动用第337条款对我国华为、中兴等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行调查和诉讼。

由于我国与美欧贸易顺差总额巨大，与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失衡程度更高，可以预见，未来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贸易摩擦将更为激烈，对我国制成品出口将造成不利影响。

3.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

（1）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酝酿新的重大变革

西方社会有人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观点。

《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制造业数字化；美国经济学家里夫金提出，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使全球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提出，将互联网和制造业结合，实现“创客运动”，将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美国学者瓦德瓦提出：

当我们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相结合，将会产生一场制造业革命，美国注定要获得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些观点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德国近期发布的“工业4.0”战略，被称为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分析这几种观点及国外的一些新的动向，我们认为，将要来临或已经来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建立在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信息物理系统基础上，同时加上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突破而引发的新一轮产业变革。

当前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差异，上述看法还有待实践来检验，我们将继续关注新工业革命的进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将给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革，主要表现在：

一是将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植入产品，使产品的功能极大丰富，性能发生质的变化。

如20世纪出现的数码相机就是成功的案例；二是将数字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于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可实现产品的无图纸化设计制造和虚拟装配。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正是基于此，仅用五年时间，创造了大型军用运输机上天试飞一次成功的佳绩；三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泛在信息的强力支持下，通过制造商、生产服务商、用户在开放、共用的网络平台上的互动，量体裁衣式的单件小批量定制化生产将逐步取代大批量流水线生产，产业形态将从生产型制造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型制造转变；四是在互联网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的情况下，产品销售和服务模式也将越来越多地被电子商务所代替。

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历史性交汇的难得机遇，将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和建设制造强国的进程。

德国“工业4.0”战略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建议和推动下，德国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工业4.0”战略（INDUSTRIE4.0）。

这是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确定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由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联手资助，联邦政府投入达2亿欧元，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被看做是提振德国制造业的有力催化剂。

“工业4.0”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

该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System，CPS）相结合的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工业4.0”战略将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改变创造新价值的过程，重组产业链分工。

通过实施这一战略，将实现小批量定制化生产，提高生产率、降低资源消耗量、提高设计和决策能力、弥补劳动力高成本劣势。

德国将实现双重战略目标：

成为现今工业生产技术（CPS）的供应国和主导市场。

“工业4.0”确定了8个优先行动领域：

标准化和参考架构、复杂系统的管理、一套综合的工业基础宽带设施、安全和安保、工作的组织和设计、培训和持续性的职业发展、法规制度、资源效率。

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德国信息技术、通讯、新媒体协会（BITKOM）、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以及德国电气和电子工业联合会（ZVEI），牵头建立了“工业4.0平台”，并由协会的企业成员组成指导委员会，各大联合会以及组织组成主题工作小组，共同推动“工业4.0”战略的发展。

（2）“四化同步”发展创造巨大需求空间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新需求和新市场。

一方面，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3.7%，未来每年仍将有1000余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

据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和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将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公共服务投资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增加，将成为拉动制造业内需增长的主要动力。

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技术装备水平，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等，这些目标的实现为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随着“四化同步”发展的深入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正在形成一个13亿多人口的消费大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都未曾有过的，是我国制造业发展所拥有的最大优势。

（3）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支撑制造业由大到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制造业将在新一轮改革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涉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有助于破除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深层次矛盾，激发市场活力，为制造业由大到强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有力保障。

（4）中国装备迎来走出去的绝佳机遇

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通过引进技术及消化吸收与再创新，实现了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

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超过20万亿元，占全球装备制造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居于世界首位。

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到今天，许多重大装备，如高铁、通信设备等具有技术先进、性价比高等竞争优势，完全具有了走出去的底气和条件。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议，对我国先进的高铁、通信设备、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港口设备有巨大的需求，因此，中国装备迎来了走出去的大好时机。

推动中国装备走向国际市场，是扩大开放、优化外贸结构的重要之举，更是推动自主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4.肩负新的战略使命

（1）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是制造业的双重任务

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引发了人类社会的几次工业革命，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导者，在经过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后，顺利地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

日本、韩国也分别于1973年、1995年完成了工业化，这些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工业发展并未停滞，而是随着技术不断更新而继续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没有成为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主动参与者，错失了前几次工业革命为我国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良机。

改革开放30余年，我国工业得以快速发展，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逐年增加。

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但也应该看到后发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

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大大加快。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要吸收应用当代最新技术，而不会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因此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是工业现代化的过程。

制造业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的主体，同时也是加速实现以自动化信息化为特点的工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只要我国利用好后发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机会，就有可能依靠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确保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同时带动早日实现工业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阶段性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

我国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必然是一个“并行式”的发展过程，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叠加发展。

（2）由大变强是制造业的新使命

纵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强国之路可以看出，具备规模雄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能力强、发展质量好、产业链国际主导地位突出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及国家安全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导力量，我国制造业肩负着依靠创新驱动、实现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新的历史使命。

在过去200余年的全球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我们不能再错失良机。

中国和发达国家掌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的机会是均等的，通过掌握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可以使我们成为新的产业竞赛规则制定和新的竞赛场地创建的重要参与者，依靠工程科技创新和“并联式”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加快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使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

（3）坚持发展制造业不动摇

历史上，荷兰、英国、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曾令世界瞩目，在他们相继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后，都将发展重心转向了赚钱更快的贸易、金融、服务业，忽视了对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重视，从而使这些国家在面对世界经济危机时，或是失去了昔日世界强国的雄风，或是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态。

世界制造强国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后，还要不要重视发展制造业？

纵观世界各国，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阶段是不可逾越的。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的发展。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即便在工业化完成后，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会有所下降，但制造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基础。

近年来，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加，这是可喜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重要地位降低了。

制造业为人民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为工农业发展提供生产资料，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提供各种装备和材料，为国防建设提供武器装备，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物质条件。

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是制造业，只有制造业发达了，从业者的收入提高了、税收增加了，才能发展公共服务业和个人服务业；而市场前景巨大的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物流服务业、汽车后服务业，只有发达的制造业才能为其提供先进的工具、装备和载体。

飞机、船舶、轨道交通设备支撑了年增加值2.７万亿元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服务业；2014年先进的通信设备带动了约2.8万亿元的信息消费额；汽车制造业将带动2倍汽车售价的汽车后服务业。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唯有实体经济，方是富国之基；唯有制造业，方是强国之本。

尽管当前出现了部分制造业有效需求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的困难局面，但也应该看到：

城乡一体化是拉动制造业内需增长的巨大动力，我国产品结构性短缺依然突出，一些战略必争领域的产品还不能自主研发制造，如，2013年仍需进口8179亿美元的高端装备、电子设备、仪器仪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巨大。

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有着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今后20年，将是我国制造业实现由大到强，成为制造强国的绝佳发展机遇期，我们要坚持发展制造业不动摇。

未来20～30年，我国仍然要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特别是其中的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国防实力的象征，是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加速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以制造业的繁荣和强大，托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三、制造强国战略指导方针与战略目标

1.制造强国发展经验借鉴

为了提出我国制造强国的战略思路，有必要分析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发展制造业，走向制造强国的路径和经验。

这些经验对于解决我国制造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很有借鉴价值。

典型制造强国发展经验借鉴

美国

1.大量移民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

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府对外来移民都采取“来者不拒”的政策。

1790年，美国只有393万人，1920年达到10570万人。

大量的外来移民不仅解决了工业发展急需的劳动力问题，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和资本。

2.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生产率

美国在19世纪劳动力和资金都非常短缺，通过大力普及和发展教育、引进人才、发明劳动节约型技术、发展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等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