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方言钩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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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方言钩沉
陕北方言钩沉
陕北方言丰富而复杂，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若从语言学的角度划分，延安南部地区属渭北关中方言区，延安以北内蒙河套和榆林地区属晋北方言区。
古时候，陕北地处边荒，文化传播和变迁的速度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慢了许多，方言中沉淀了一部分古汉语和古代俗语残余。
同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晋西北、内蒙河套、陕北这片晋北方言区的广大区域内，一直是周边少数民族内迁安置的聚居中心，五方杂处，各种外来文化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交流十分频繁，互相影响，陕北方言中的外来文化和异族语言残余，至今仍随处可闻。
大（da）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人们多管父亲叫爸、叫爹。
但在陕北以及甘、宁、青部分地区，人们则呼父亲为“大”（音达）。
佳县、安塞、宜川、富县、洛川、黄陵等大部分地区“呼父曰大”。
甘肃的秦安、渭源等地“呼父曰达达”，政和等县则“呼父曰阿达”。
关中和渭北的大部地区也“呼父曰大”。
追溯这一称谓的来源，当与羌、鲜卑、契丹等民族称其部落首领为“大人”、“部大”、“酋大”有关。
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秦汉之际，主要分布青海南部与甘肃南部交界的地区，东汉时陆续内迁，至魏晋南北朝时，已聚居于关中渭北、陕北大部分地区，“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晋书·江充传》）前秦建元三年（367）的《邓太尉祠碑》有“统和宁戎，鄜城、洛川、定阳五部屠各，上郡夫施黑羌、白羌、高凉西羌………”的记载。
在羌族部落中，称呼其首领为“大”“大人”“部大”“酋大”。
《北史》〈〈宋史〉中都说：
“羌之酋豪曰大”。
《邓太尉祠碑》中有“治下部大钳铒丁比”，是说丁比是羌族部落的“部大”。
前秦建元四年（368）的《广武将军Δ产碑》中，也有不少在题名之前冠以“大人”、“部大”、“酋大”的羌人姓名，如“大人白平君”“酋大夫蒙木犁”“部大张广平”等（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羌族入居陕甘边和关中渭北地区数百年之久，对这里的文化和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村落流传至今，如蒲城的钳铒、罕井、富县的钳铒（今讹为钳二）、曲南、杜甫居住过并留下《羌村三首》《北征》等不朽诗篇的羌村等。
正是因为羌人称呼其主持部族事务的首领为“大”“大人”“部大”，渐渐地居住在陕甘边、关中、渭北的百姓和后来徙居这里的鲜卑、契丹等族也将主持部族、家族和家庭事务的男性称为“大”或“阿达”，取代了父亲这一称谓。
也有的研究者从音韵训诂的角度，考证了“大”“阿达”称谓演变的情况。
据有关文献记载，称父亲为“多多”（即达达，详后），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
而这些佛经的传译者，又多为西域僧人，他们最先接触的便是羌氏文化。
南齐·枷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娑·六》中有“阿摩多多者”句。
他注曰：
“阿摩是母，多多者言父也”。
这一称谓习惯延用到随代。
隋·阇那崛多译的《佛本行集经》四五：
“到已长跪，白父母言：
奄婆、多多，我实不用行世五欲，愿修梵行”。
音韵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古时代，“阿摩”、“奄婆”的读音与阿妈相近，“多”的读音差不多是“搭”，称父亲为“多多”，听上去就“搭搭”。
后来，南方有些地方在“多”字的读音中间加了个介音“i”，发展成dia，北方则在“多”字上加了个“父”字，演变成了die。
宋《广韵》曾用这个字记羌族称呼：
“爹，羌人呼父也”。
元代单音简称，“搭搭”始写作“大”。
元·张国宝杂剧《罗李郡》四：
“还不够一两日，他将唾盂儿不见了，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
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方言》：
“父曰爹，又曰别,又曰大.”（见王克明《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中华书局2007年）如今，陕甘、宁、晋的民众呼父曰大曰爹，呼夫家之母曰婆婆，西南汉藏语系羌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呼母曰阿妈，吴堡、佳县一带群众呼父曰dia，都源出羌语，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这便是呼父曰大的源与流，也是羌、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
婆姨·阿姨
陕北方言的婆姨一词两个意思，一是指妻子、老婆；二是泛指已婚妇女。
这种称谓在全国是很独特的。
关于它的词源，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婆姨一词源出佛教用语，是个外来词。
佛教在东汉末年（公元一世纪初）传入中国，公元四、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已蔚然成风。
佛教初入中土的一段时期内，称女居士为“优婆夷”。
唐·《敦煌变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
“优婆塞者，近佛男也。
优婆夷者，近佛女也”。
优婆夷是梵语upasika的音译，在译经中常作“阿夷”或“阿姨”，三国时已有这种叫法。
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首先在西北地区扎根，由于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开窟造像与修塔建寺之风大盛。
据近来的考古调查证实，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
黄陵的香坊石窟、富县的石泓寺、安塞的云岩寺、大佛寺等石窟，都是北魏至西魏时期所开凿，洛川县也发现了十余通北魏至隋初的造像碑。
可以想见，当初佛教盛行时，人人信佛，家家女居士，很多人的妻子都能称作“优婆夷”，而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其他妇女，也都是“优婆夷”后来略称为婆夷。
随着“婆夷”这个对女人称呼的宗教意义越来越淡，成为一种日常口语，书写时便多了个女字旁，成了“婆姨”。
至于称呼老年女人为老婆，则是唐代的事了。
到了宋代，也开始把妻子称老婆。
老婆这个词也是从老“优婆夷”演变而来。
如今，在老婆、太太、夫人、妻子都满世界叫开的时候，陕北黄土高原上依然保留着“婆姨”这一古老的词汇。
另外，“阿姨”一词，也源出佛教用语，但已没有对女居士尊称的原始意义，而成为对非亲属长辈女性的尊称了（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赫连城家
榆林三边地区和延安城周边的老乡，把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叫作“赫连城家”。
这句俗语的背后，包含了一个一千多年的历史典故。
赫连，指陕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
他本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叫刘勃勃。
其祖先在东汉时期归附中央王朝，内迁到晋北地区，赐姓刘。
他们长期与鲜卑人通婚，北方诸族称匈奴父鲜卑母所生的后代为铁伐（一作铁弗），故此部落以铁伐为号。
西晋永嘉四年（310），铁弗匈奴刘虎部被晋州刺史刘昆所破，刘虎率众迁至朔方（今河套南北陕蒙之地）。
经刘虎、刘豹子、刘卫辰几代，先后接受前、后赵、前、后秦官职，成为朔方一大势力。
勃勃之父刘卫辰曾被前秦封为北单于。
淝水之战以后，刘卫辰被北魏所杀，勃勃侥幸逃脱，投奔后秦，镇守朔方（治所在今内蒙磴口县北）。
他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势力大增，拥有10万之众，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大单于。
公元413年，正式建都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改元凤翔。
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苗裔，故以大夏为国号。
刘勃勃认为自己既为天子，即应与天相连，因此改姓赫连，即匈奴语“天”之意，令其所部旁系部落皆以铁伐为姓，意为钢锐如铁，皆堪伐人。
赫连勃勃久居中原，汉化程度很高，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倒是凶狠暴虐，武功显赫。
他以河套南北为中心，打出了南及秦岭、东到太原、西北接宁夏、甘肃兰州的广大地盘，设立了10个州、2个护军进行军事统治。
《晋书·地理志》记载这10个州是：
幽州（治大城，今河套南）、南台（治长安）、朔州（治三城，今延安城东周家湾）、秦州（治杏城，今黄陵县南）、雍州（治阴密，后治长安）、并州（治蒲坂，今山西永济）、梁（凉）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北秦州（治武功）、豫州（治李闰，今大荔县李闰堡）、荆州（治陕城）；又置吐京、长城二护军。
其中，幽州、朔州、秦州三州在陕北地区。
大夏的州级机构以下，不设郡县。
所谓州，不过是统军的军镇而已，以城为主而统民。
州城中居住者，多为官军兵将，城中之人凶暴蛮横可想而知。
大夏10余个州城中，有两个最有名气。
一个是都城统万城。
它筑于公元413年，不但雄伟坚固，历1600余年仍雄姿犹存，而且还是后来的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
尽管隋唐以至北宋，统万城一直是夏州治所驻地，但人们还是把它叫作赫连城。
唐·许棠《夏州道中》有“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的诗句。
另一个就是延安城东李渠镇周家湾村北的丰林故城。
它本是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兼并三城鲜卑后所筑的朔州城。
因北周时在这里设丰林县，故现在称之为丰林故城。
不过，直到宋代，人们还习惯称它为赫连城。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载：
“延州故丰林县城，赫连勃勃所筑，至今谓之赫连城，紧密如石，剐之皆火出”。
这座古城历千余年风剥雨蚀，城垣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
赫连勃勃的残暴与治国无方，以筑统万城等城池而闻名于后世。
据说，筑统万城时，土要过筛笼蒸，拌以糯米汤，再用夯筑。
若夯窝渗水或被铁锥扎进，筑者就要被处死。
又说，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与甲，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验，若甲被箭射穿，则做甲者死，若射不穿，则做箭者死。
反正蛮横至极，无道理可讲。
赫连勃勃的这些暴行，见诸于文献，也广为流传于民间，现在也仍为陕北老乡所熟知。
赫连勃勃的蛮横无理和赫连城内那些凶狠残暴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
把那些性格执拗，蛮不讲理的人称之为“赫连城家”，反映了他们那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
龟子·吹鼓手
在陕北，龟子一词的意思，一是指吹鼓手，乐人；二是指骂人的话，意为门第不高，门风不好。
考察这个词的本源，当于汉代龟兹人迁居陕北有关。
龟兹的正确发音为qiuci，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其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大约在汉宣帝时期（前78—前43年），因受到匈奴或周边其它民族的压迫而要求内迁，西汉王朝把龟兹国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市北部的陕蒙交界之地，置龟兹县，并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
《汉书·地理志》在上郡条下有“龟兹县”。
唐·颜思古注曰：
“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
”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一说在今米脂境内），其城垣轮廓尚存。
龟兹人能歌善舞，尤以吹奏唢呐等管乐见长。
他们远徙异地，也可能以此谋生，当地人不知龟兹（guizi）的正确发音，便把他们称为龟子（guizi）,以至后来把乐人吹鼓手也一并称之。
又因为龟兹人为外来户,为当地人所排斥，加之从事乐人这一职业，也为当地人所鄙视，或是有什么坏事，也认为是龟兹人所为，久而久之，龟子或是龟子子，便演变为一句骂人的话，如“你这个龟子子，就不干个正事。
“龟子菘”一词则等于说，某个人就不是正经人（龟兹人）的种儿
麻胡
夜深人静，瞌睡难耐，或是母亲手中活儿正忙，膝下小儿却哭闹不止。
无奈之下，母亲便吓唬道：
“不要哭，一声住了！
你再哭麻胡（音若猫乎儿）就来了。
”母亲的这一招还真灵，孩子的哭闹声果然嘎然而止。
这一幕，是许多稍有年纪的陕北人都经历过的。
麻胡是个什么东西，居然有这么大的震慑力？
有人说，“麻胡就是狼”，母亲吓唬小孩的这句话，等于就是说“你再哭狼就来了！
”其实不然。
麻胡这个吓人的词，从十六国时期就有了，距今已1600多年。
麻胡本是一个人，名叫麻秋，为南匈奴羌渠部落后裔，史称羯人，又称羯胡。
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占有包括陕、甘、蒙、晋、冀、豫和淮水以北的大部分地区。
麻秋为后赵的征东将军，以残暴著称，杀人如麻，令人胆栗。
在麻秋征服的地区，有个习俗，“俗有儿啼，母辄恐之曰：
麻胡来。
啼声遂绝。
”久而久之，麻秋成了杀人恶魔的代名词，因他是胡人，故称麻胡，把真实姓名也湮没了。
这个俗语历代相传，流传到现在，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
又据《列仙全传》记载，残暴将军麻秋经常驱赶民夫服劳役，“筑城严酷，昼夜不止，唯鸡鸣少息。
”麻秋有个女儿人称麻姑，十分同情民夫，常常学鸡叫，引得群鸡齐鸣，民夫便能早点休息。
后来，麻秋知道了，要找女儿算帐，麻姑便逃走，“入仙姑洞学道“，后来得道成仙，便是民间广泛流传的“麻姑献寿”中的著名女寿仙，受到百姓的敬仰。
可见民众的爱憎何等分明。
吹牛皮与拍马屁
吹牛皮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意为吹牛，说大话。
殊不知，这句俗语最先出自陕甘宁和内蒙河套的黄河两岸，与这里的游牧与农耕结合的文化背景有关，与党项族的关系更为密切。
自隋唐以来，党项族就沿河西走廊不断内迁，定居于甘肃、宁夏、陕北、内蒙河套南北的大片地区，并建立西夏王朝。
黄河横贯西夏腹地。
这一段黄河，地势平坦，水面宽阔，水流湍急，成为两岸民众往来交流的障碍。
过去，两岸民众兼农兼牧，牛羊遍野。
人们就地取材，把整个囫囵羊皮阴干，再涂上生漆或桐油，吹上气使它鼓起来，党项语称之为“浑脱”。
至今，陕北方言中仍把整个的东西叫浑笼统，乃留“浑脱”原意。
十来个这样的羊皮囊排列三行，扎在木棍上，做成羊皮筏，上面能坐十来八个人。
用这种羊皮筏渡河，既轻便又安全。
羊皮囊较小、也柔软些，可以用人的气力吹起来。
牛皮又大又厚，以人的力气是吹不起来的。
如果有人说他能把牛皮囊也吹起来，就会被讥为说大话。
天长日久，吹牛皮就成为说大话的代名词，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一句常用口头语。
拍马屁一词，指曲意奉承别人。
那么，拍马屁又怎么能与奉承人联系起来呢？
著名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个词也起源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
秦汉以来，西北和陕甘宁晋交接地区经常作为安置内徙各族的“缘边六郡”，这里不时的被辟做牧场。
马是游牧民族的好伙伴和主要财富，一般人家都会养许多骠肥体壮的高头大马，作为征战和代步的工具。
如果有人为了夸赞和讨好主人，就会拍着滚瓜溜圆的马屁股，向主人赞不绝口。
久而久之，拍马屁就成为讨好人，赞扬人的代名词。
这个词经过千百年的流传，词意发生变化，含有曲意奉承别人的贬意。
而个（erge）·如今
陕北乡间口语中，几乎听不到“现在”“如今”“这阵儿”一类的词汇。
表达这个意思时多用“儿个”这个词，让外地人听得一头雾水，不得其解。
其实，“而个”就是人们熟知的“而今”这个词的古音。
宋·徐铉注《说文》对“今”的反切法注音是“居音切”。
宋《广韵》作“居吟切”。
“居”的古汉语声母是g,跟“家”的声母一样。
按这样的反切法，“今”的古音应读作gen,接近“个”的读音。
所以，清代洪亮臣《泾县志》中说“今”曰“庚”。
现在的广州话中把“现在”意思的词用“儿家”两个字记录，这个“家”的声母古音为g,“儿家”的读音便是erga，和陕北话“而个”的读音十分接近。
“而今”这个词两千年前就有了，一直是“现在”的词义，但古音应读作“而个”。
《庄子·寓言》：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
《史记·鲁国公世家》：
“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唐·《毛诗正义》卷五：
“起之早晚，礼有常法，而今漏刻失节，促遽若此，故刺之”。
唐·《敦煌变文·不知名变文》：
“自从浑沌已来，到而今留得几个？
”
宋·普济《五灯会元》卷七《瑞岩师彦禅师》：
“师喝曰：
这老和尚，而今是甚时节？
”又云：
“一人高高山顶上，一人深深海底行。
各自随方而来，同会九重城里。
而今要识此二人么？
”
元·朱廷玉散曲《夜行船·悔悟》：
“他尽是劳成，咱都是志诚。
博得个好儿名，那里施呈。
而今纵有双秀才，谁是苏卿》？
”
可见陕北话中的“而个”是“而今”的古音，且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
如果用陕北话读毛泽东的词《六盘山》中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就应该是“而个迈步从头越”了。
（参见王克明《听见古代》）
歪剌骨·瓦剌国
陕北高原北缘连接蒙地，从宋金以来，两地民众接触日益频繁。
特别是明代，这里成为九边重镇之一，蒙汉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对双方的文化发生深刻影响。
如今，陕北方言中仍保留许多蒙古语成份，歪剌姑、瓦剌国等词汇，也与蒙古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歪剌骨”在陕北方言中指不地道、不好共事者，也引伸为脚腕扭伤，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如“咋你好好价咋歪剌骨儿走路？
”
“歪剌骨”的译音与词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宋金时代，写作“瓦剌国”，是对说话办事不合渠道的妇女的贬称。
南宋·洪容斋《俗考》云：
“瓦剌虏人最丑恶，故俗诋妇女之不正者曰瓦剌国”。
瓦剌系指原游牧于我国西部的蒙古部落，后统一于成吉思汗部。
从西夏天庆十二年至宝义元年（1205-1226），成吉思汗曾先后五次发动对西夏的征讨，曾一度占据兀拉孩城，事见《元史·太祖本纪》。
“兀拉孩”应是“瓦剌海”的异写。
蒙古人把沙漠中的湖泊称海子。
瓦剌海城在今内蒙西部阿拉善旗境内。
瓦剌人的烧杀掳掠，想必对这里的人留下十分惨痛的记忆，故曰“瓦剌虏人最丑恶”，“瓦剌”也成为一句骂人的话。
元代，西部蒙古被称之为“斡亦剌”，“瓦剌国”一词也因音讹转为“歪剌骨”，为元杂剧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语。
如杨显之《酸寒亭》杂剧云：
“我骂你这歪剌骨，我骂你这泼东西。
你生来的兔儿头老鼠嘴，长则待吵寻是非，叫骂过日，怎好做的好人妻”。
明代，“斡亦剌”又被译为“瓦剌”。
元朝灭亡后，其残余势力退居塞北，在今外蒙古地区建立北元。
随着汗朝衰弱，大漠东西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
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的主要是瓦剌和鞑靼两部。
瓦剌部在也先汗时期（1439-1455），曾一度崛起，企图统一蒙古各部。
也先汗死后，瓦剌分裂，逐步迁徙到西域一带。
不久，鞑靼部乘机进入河套地区。
从天顺二年（1458）开始，鞑靼不断南下侵扰延绥、宁夏一线，迫使明王朝任命余子俊巡抚延绥，成化九年（1473），开始修筑榆林以北边墙，“东起清水茗，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
（《明史·余子俊列传》）但仍未有效阻止鞑靼的侵扰，此后百余年里，长城内外战事时有发生，令陕北人对鞑靼深恶痛绝，“瓦剌姑”一词，折射出这一段历史记忆。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俚语》：
“又北人詈妇女之下劣者曰歪剌骨，询其故……云往时宣德间，瓦剌为中国频征，衰弱贫苦，以其妇女售于边人，每口不过酬钱几百，名曰瓦剌姑，以其貌寝而值廉也”。
汤显祖杂剧《牡丹亭·欢娆》三十：
“一天好事，两个瓦剌姑扫兴！
扫兴！
”
清代，“瓦剌姑”一词讹变为“歪赖货”。
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二《妇女·瓦剌国》：
“……今俗转其音曰歪赖货”。
如今，陕北话“歪剌骨”仍保留了自宋元以来的本来含义，不过字音稍有讹转，词义也有所引伸罢了。
圐圙（kulue）·曲连
诗人贺敬之的著名诗篇《回延安》中有“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之句。
这种油馍，用软（糯）、硬两种糜子掺和在一起，捏成中空的圆圈状，再入油锅炸熟，热腾腾，香喷喷，为过年过节和平时待客的上品，老乡还管这种食品叫“油圐圙”，也有人写作“油窟帘”。
陕北老乡也把围圈起来的牲畜圈称作“羊圐圙”、“猪圐圙”。
延安南部富县、洛川、黄陵等县群众，为小孩过生日时做的一种圆圈状的白面烙馍，则称之为“曲连”。
也有人把油馍馍叫作油曲连。
不管圐圙也好，曲连也罢，这些方言俗语的词源，都出自古代蒙古语。
在古代蒙古语中，“圐圙”（kuriah）之意就是圈子，又译“古列延“等。
14世纪波斯人拉斯特丁主编的《史集》中谓“所谓古列延（kuriyan）是圈子的意思。
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作古列延。
在现代（16世纪），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
（美·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源流》，中华书局）。
元《蒙古秘史》中，亦在“古列延”旁注释“圈子”或“营”。
可见“圐圙”为“古列延”的快读音转或异译。
至于“曲连”一词，也见于元杂曲。
如《高祖还乡》中有一段逗趣的话“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
我们按音韵学的办法解读这段话，“胡阑”即环字的慢读，“曲连”亦即圈字的慢读。
反过来，再用反切的方法，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读音，读急一些，“胡阑”就读作环。
迎霜兔即白兔（玉兔），白环即是月亮；“曲连”快读作“圈”字，毕月是“蹩”字的慢读，毕月乌即蹩足的乌鸦（实为三足鸟）。
红曲连，即红圈，指太阳。
古代人经常用玉兔代表月亮，以三足鸟代表太阳，月亮和太阳也分别指代阴阳。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
一面旗上，有白环中的玉兔图案，是月亮旗；一面旗上，有红圈中的三足鸟图案，是太阳旗。
总之，“圐圙”是古代蒙古语“古列延”的译音慢读，本义是圈子，“曲连”是“圈”（子）字的慢读，两者同出一辙，源出古代蒙古人的营地和军阵。
后来，词义逐变发生变化。
陕北方言中的圐圙泛指圆圈状的东西，引伸为围圈起来的畜圈，在蒙古语中，则“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
也译作库伦”。
（见《现代汉语词典》圐圙条）
库勒·栲栳
库勒是陕北民众最喜欢、最常见的一种地方小吃，多用洋芋或萝卜擦成条丝状，或用鲜豆角等蔬菜切成段状，把以上原料拌上面粉、调料，有的也加入肉条，再入锅蒸熟即可食用。
这种食品名称很多，延安及周边各县称之为洋芋擦擦，延安南部各县称之为麦饭、菜疙瘩，延川、清涧等地则称之为库勒，亦有音讹为不拉，晋北、晋西北亦曰库勒或酷累。
库勒这种食品，最迟在元代已有了。
元·无名氏杂剧《村乐堂》三：
“后兴，同知相公叫我到牢里问事去，着你娘做些酷累来”。
又：
“[正末云]……是甚饭？
[来儿云]打你奶奶的嘴！
胡说！
吃了罢！
什么酷累酷累”。
酷累一词应是库勒的异写，很像一个外来词的音译。
写作库勒，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远在新疆南部的库尔勒。
库勒慢读，中间加个儿音，不就是库尔勒么！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出自蒙古语，是奶酪之意。
（王谦之《也说库累》，北京青年报2006年5月22日）可以为此作注脚的是，南疆的库尔勒，也是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首府,为蒙古人的聚居地。
联系上引元杂剧的记述，库勒一词出自蒙古语，当无大错。
至于库勒一词的含义，王之谦认为是奶酪之意。
王克明认为有失牵强（见《听见古代·酷累》，库尔勒在维吾尔语中则为眺望之意。
这些我们都且不去争论，但它的确是一种食品，则无可非议。
元杂剧中的“酷累”是什么东西，我们无从得知，但它至少比“和和饭”（即如今陕北人常吃的菜粥）耐饱一些，做起来复杂一点儿。
如今，晋陕间的库勒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以洋芋擦擦为代表，是以菜蔬拌面蒸熟即食。
另一类是筱麦面用温水调和，控成花瓣状，上笼蒸熟，佐以辅料即可，陕北和晋西北都管它叫栲栳。
而这个栲栳是库勒的音讹，本是同一个东西，它可能更接近元杂剧中“酷累”的原貌。
我们知道洋芋在十六世纪的明代才传入中国，那么，以洋芋、豆角为主要原料的库勒就是明代以后的事了，倒是出自蒙古语的库勒和栲栳这一食品的古老名称，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忽剌海
忽剌海，又作胡拉海或糊拉，陕北方言中为性格随和，热情开朗，心胸豁达，不拘小节的人。
另外，也指粗心马虎的人，其实，考究起来，这是元代流行的一句蒙古语残留。
元杂剧《陈州粜米》里有个刘衙内的儿子横行不法，人称小衙内。
他到陈州粜米时克扣百姓，被张撇古指责。
这个小衙内恼羞成怒，便骂张撇古：
“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
你的银子又少，怎敢骂我？
”据语言学家考证，虎剌孩也写作忽剌孩或胡拉海，是蒙古语中的一个词，含有骂人为土匪、强盗之意。
在蒙古人统治中原时，势必也把自己的语言混杂在汉语之内，这便是陕北方言中留有不少蒙古语残余的原因。
虎剌孩在长期的使用流传过程中语意发生了变化，汉语音译也出现差异。
另外，陕北人口语中常说的“老爷爷作死你！
“你狗日的作死呀！
”之类的话，在元杂剧中也有类似的句子，说明“作死你”一词，在元代也是蒙汉百姓的一句口头语。
解（hai）·解（xie）·解（gai）及其他
解字，在现代汉语中多发jie音，义项有近10个，构成的词组最多（见《现代汉语词典》）。
在陕北，解字还发hai（害）音、xie（懈）音、和gai（改）音。
特别是发hai音时，构成的词组最多，也最令外地人费解。
如果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同一个陕北乡下老太太拉话，她听不懂，说：
“你说甚哩？
我一满解不下（ha）。
”这时外乡人会一头雾水：
“你说的啥意思？
”老太太又重复一句：
“你解下解不下？
”外乡人很无奈：
“我害怕？
我为啥害怕！
”老太太见状，又来了一句：
“这人一满不解事！
”外乡人更是一脸愕然：
“害死！
我害死谁了？
”
在陕北话中，解字发hai音时，词义同现代汉语相近，含有了解、明白之义。
它组成的词组解下、解不下、解事、解数等，则词义稍有变化。
仔细考究起来，解字发hai音，源自古语。
宋代词书《广韵》训曰：
解，“胡买切。
晓也。
”它的反切读音若“害”，词义为明白、晓得。
陕北话中的解下（hai、ha）保留了古音古义。
《三国志·魏志·贾翊传》：
“（曹操）问翊计策，翊对曰：
‘离之而已’。
太祖（操）曰：
‘解’”。
曹操所说的这个解，即读hai，意即明白了。
古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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