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兴奋剂.docx
《什么是兴奋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什么是兴奋剂.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什么是兴奋剂
什么是兴奋剂
教学目标：
帮助学生了解药物和体育的关系，认识兴奋剂就是在体育运动中被滥用因而被国际体育组织禁止使用的药物和方法，从药物的不良反应特别是被滥用后对身心的损害，进一步看到兴奋剂的风险；全面了解兴奋剂违规的行为，了解禁用清单。
教育重点：
兴奋剂违规
第一节 药物和体育
一、药物及其作用
（一）定义
药物，亦称药、药品，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的特殊物质。
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系列化药品和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二）药物的作用和副作用
防病治病，调节和改善人体机能，恢复和增进健康是药物的基本价值。
药物能够达到防治效果的作用叫治疗作用；药物与治疗目的无关的作用叫不良反应或副作用。
应当指出，任何药物都同时具有治疗作用和不良反应（副作用）。
这是由药物的化学性质和发生作用的机理所决定的。
通常药物都有它的适应症和功能主治，药物进入体内被吸收后，只对特定的病灶器官和组织、细胞产生作用，对其它器官和组织、细胞作用产生较小或无作用，这是药物的选择性，药物选择性的高低决定用药的效果，选择性高的药物，治疗作用明显，而副作用就小，反之，选择性低的药物，副作用就大，治疗作用就受到影响。
在治疗中还存在着一种药物的作用被另一种药物所阻抑的现象，这是药物的拮抗性，利用药物的拮抗性，可以降低主药的副作用，增强主药的治疗作用。
药物通过作用人体内的“靶细胞”，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疾病是与健康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生命过程。
从病理学上说，生病是人的机体在一定致病因素作用下发生机能、代谢和形态改变，打乱了机体内部各系统和器官平衡，破坏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使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工作和劳动能力受到限制和丧失，精神和肉体产生痛苦，生命受到危胁。
人们使用药物治病，就是以病灶和特定部位作为攻击的“靶”，使药物有选择地进入体内，与机体的器官、组织或细胞接触，并同其中某些成分发生物理、化学反应，从而带来机体生理机能、生物化学过程（代谢）和形态学的改变，恢复平衡，回到正常状态。
在药物发生治疗作用的同时，不良反应或副作用始终是存在的。
表现在：
1.药理性副作用。
指在治疗剂量时所产生的与治疗的无关的作用，一般说来药物的选择性越低，作用的器官和组织的面就越大。
如麻黄碱在解除支气管哮喘时，也能兴奋精神中枢系统、引起失眠。
在有些教科书中，“副作用”一词也泛指药物的不良反应。
2.毒性反应。
指的是药物用量过大产生的对机体破坏性的反应。
亦称中毒。
毒性反应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三种形式。
急性毒性反应是指一次或突然使用中毒量，引起危及机体生命机能的严重反应。
如巴比妥类急性中毒可抑制呼吸中枢，导致缺缺氧，甚至呼吸停止、死亡。
亚急性毒性反应，是指反复给予非中毒量，数小时或数天以后积累而中毒者，慢性毒性反应多由于反复长时间用药，进入体内的药量超出排出量所引起反应。
我们把亚急性毒性反应和慢性毒性反应也称作积蓄性反应。
一些药品的副作用较之治疗作用，往往发生的范围小、强度弱，不易察觉，只有经过长期临床观察才会发现它所导致的慢性中毒反应。
个别敏感性高的人即使是在正常治疗量下用药也可能出现中毒反应。
因此必须严格控制剂量用药，不要任意超过。
常见毒性反应有胃肠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等）、中枢神经反应（头晕、耳鸣、听力下降）、心血管反应（血压下降、心搏过速或过缓以至心律不齐）。
应特别注意药物对造血器官及肝、肾的毒性，虽发生率低，但较为严重，往往危及生命。
3.药物过敏，即人体对药物产生的变态反应。
它与人体体质的差异有关，有些人体质特异，药物作用于人体，会产生超常反应。
急性过敏反应通常发生在一小时之内，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缺氧、血压下降、昏迷以及四肢抽搐、死亡。
亚急性反应一般发生在用药24小时之内，主要表现形式是皮疹、皮炎、发热、血管神经性水肿、腺体分泌增加、支气管痉挛、肠平滑肌痉挛，血管扩强及血压下降等。
4.致畸性和致癌性。
有些药物对孕妇体内胚胎的形成和发育有不良影响，被称为致畸原，孕妇慎用。
一些激素类药物长期使用也会引起妇女体内激素分泌失调，给妊娠带来不良影响，成为导致胎儿畸型的因素。
经常接触某些化合物可致癌变，也是不争的事实。
5.药物依赖和或断反应。
一些药物特别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由于连续使用会使身体产生适应性，造成生理和心理上对药物的依赖。
这种不良反应叫做药物依赖；而离开药物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不适则叫戒断反应。
综上所述，药物是用于预防、治疗和诊断疾病的特殊物质，治疗是药物的基本价值功能。
药物是以其生理和生化属性介入人体而发生作用的，药物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有治疗作用又有副作用，因此必然涉及用药安全的问题。
坚持用药的治疗、预防、诊断目的，严格遵守药物的药理特性，按照药物的适应症和功能主治及用法、用量来规范用药行为，是医学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有法律上的依据。
二、药物滥用（DrugAbuse）
药物作用于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生理、生化过程，对人的机体产生多方面的效应，使药物在实现治疗的基本价值功能的同时，出现附加作用，我们曾将这种现象叫做作用“偏移”。
例如有些精神类药物可以兴奋神经，使人感到精力充沛，或由于致幻作用使人产生欣快的心理体验；有些药物可以改变机体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增强人的某些方面的运动素质。
作用“偏移”效应一般是通过药物的副作用实现的。
当着人们基于非治疗目的，背离用药的基本价值，过度追求药物的附加作用时，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的概念，是从滥用麻醉药品而来的，逐渐推延到滥用其他类药品。
药物滥用，一般指的是指违背了公认的医疗用途和社会规范而使用任何一种药物。
这种使用往往是自行给药，因而对用药者的健康和社会都会造成一定损害。
药物滥用，严格说不是药理学和临床医学概念，而是具有伦理学、社会学意义的概念。
药物滥用的基本特征是：
1.人为改变药物的用途，使药物脱离其适应症和功能主治范围，用于非治疗的其他目的。
2.使用药物不受药品的药理性质控制，不考虑药品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长时间、大剂量、多品种用药。
3.一般情况表现为非处方用药，例如吸含毒品，零散使用运动兴奋剂；但有时也通过处方和医务监督来用药，特别在使用运动兴奋剂中表现更为明显。
药物滥用产生两大社会“毒瘤”一是毒品犯罪，二是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
两者尽管目的、手段、后果有所差异，但都带有反社会的性质。
药物滥用是药物的价值功能的“异化”，根源还是人性的“异化”，而人性的“异化”，归根到底也只能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它的原因。
药物的双重性及其药物的附加效应，只不过为药物滥用提供了药理学的前提条件，当然也为解决药物滥用问题带来极大困难。
三、体育与药物
（一）药物和体育的结合
“像奥运会一样古老，像因特网一样新潮”，这是国外一家新闻媒体对体育运动中使用药物现象的描述。
国际奥委会一份关于兴奋剂的白皮书这样写道：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与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历史一样悠久。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内科医生盖仑就已经运用药物解除病人的痛苦，正是他描述了古希腊运动员运用兴奋药物影响竞技者的精神状态来取胜的史实。
在古奥运会上，就有人服用草药或从蘑菇、芝麻等植物中提取出的刺激性物质，并大量摄取动物性蛋白，以发挥更大的运动潜力；还有人嚼可可叶、喝特制的茶来提神健脑，以达到兴奋的目的。
在我国古代体育活动中，也有借助某些天然物质象中草药和酒类饮料来增强体力，取得竞争优势的情况。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代体育运动中，发展成为大规模滥用药物的问题，成为当今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无法摆脱的阴影。
药物能够进入体育生活，是因为药物的药理特性可以满足体育活动中主体的某种需要所致。
体育运动最直接的目的是通过身体有规律的运动改善机体的机能，通过主动调节达到身体健康的功效。
在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以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机体的潜能，向生理极限逼进，通过公平竞争和顽强拼搏，展示身体与精神结合的巨大的美学魅力，为“身体有规律的运动”和“主动调节”提供示范，从而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投身体育锻炼。
体育学认为，体育运动的生理基础是身体素质，身体素质是人体在体育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性等机能能力。
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肌肉的生理特点、肌肉工作的供能情况，内脏器官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等等。
某些药物的属性恰恰可以介入人体的生理系统，通过对“靶细胞”的作用，使人的肌肉解剖生理结构与机能，神经内分泌系统和能量的供给系统发生有利于竞技的改变。
事实上，人类早已取得了这方面的经验。
如马拉松运动需要持久的耐力和保持一定的速度。
古希腊人就让运动员喝烈性酒、吃羊睾丸。
这是因为酒精中含有刺激剂成分，可以刺激神经中枢，使人亢奋；而羊睾丸有较高的激素成分，能增强人的抗疲劳能力。
现代社会，体育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竞技体育的竞争日趋激烈。
为增强体能，提高竞技能力，驱使运动员、教练员更多地借助药物和生理技术的帮助，来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伴随体育全球化的进程，那些被认为具有提高运动成绩的药物和医学手段大规模进入体坛，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体育成了药物的实验场。
产生大规模使用药物的原因：
一是药物的实验研究得到发展，人们发现了药物的更多功效；二是药物革命的兴起，产生了一批针对性强、作用大、毒性小的高效药物。
在这些新药中，人们发现了提高运动成绩的“捷径”。
五十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使用的精神兴奋剂安他非明（苯丙胺）风靡体坛，之后不同类型的合成类固醇药物问世，六、七十年代不少运动员使用这些雄性激素以促使肌肉增长，力量增强。
八十年代药物革命，从化学制剂发展到生物制剂，红细胞生成素（EPO）和生长激素（HGH）成为新一代“运动药物”。
在不需要剧烈体力活动的项目如射击、射箭、雪橇、摩托车、跳台滑雪等的训练和比赛中，则有人使用β阻断剂等镇静药物来控制情绪激动引起的心率加快。
在举重、摔跤、柔道等按体重分级的项目中，有些运动员使用到尿剂来减体重，利尿剂还被用来稀释尿样药物代谢物的浓度以达到掩蔽用药的目的。
药物和体育的结合，带来药物在使用过程中的功能“异化”，而这种“异化”恰恰具有滥用药物的基本特征。
从运动员使用药物的目的看，大体有七个方面：
①治疗。
②减轻伤病痛苦。
③转移和缓解精神压力。
④恢复疲劳。
⑤改变身体形态如增长肌肉。
⑥改变生理机能如增加血红细胞。
⑦增强攻击性。
⑧欺骗如掩蔽用药意图。
这里不难看出，只有①项符合用药正当性的要求，通过处方给药或严格遵守非处方药的使用规定来体现用药合理性，当然治疗或预防因使用兴奋剂所带来的疾病除外。
②③④项含有治疗的因素，但也存在滥用药物的危险，只有通过处方给药加以判定；凡是脱离处方、或在非处方药使用上违反操作规则、或使用毒品都属于药物滥用。
⑤⑥⑦⑧项是基于治疗目的之外使用药物，完全属于滥用药物的范畴。
从使用药物的行为及其后果看，凡是以直接或间接提高运动成绩为目的而使用药物，都存在违反安全用药规则、操作失当的问题。
例如在药物的选择、用药的给量、配伍、禁忌和药程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给使用者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威胁。
从竞技体育本身来看，滥用药物的后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导致运动员死亡和一系列身心伤害；二是导致体育领域道德失范、骗术成风、失去公平；三是导致当代体育的“信用缺失”。
同时滥用药物还引发违法犯罪和损害国家利益等社会政治问题。
体育运动中的滥用药物现象和引起的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兴奋剂问题。
由此可见，当今体坛，体育与药物的结合造成药物滥用，药物滥用带来兴奋剂问题。
（二）体育运动中药物滥用概述
在体育运动中使用药物虽然由来已久，但大规模地滥用药物出现在上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
按使用药物的主导类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前兴奋剂阶段（上世纪50年代以前）
“兴奋剂”一词在英语中写作“dope”，是从荷兰语“dop”演变过来的，其语源来自南非土著卡菲特人的方言，指的是在祭祀时使用的一种让人兴奋的高度烈性酒。
16世纪人们把在赛马时为马匹注射“鸦片麻醉混合剂”叫做“dope”。
在体育运动中最初使用的药物都是带有刺激神经中枢的精神药品或物质，所以把运动药物称为“兴奋剂”（dope），至少在1869年的一本英语辞典已经这样释义了，1933年德国出版的《贝克曼体育辞典》明确把“兴奋剂”列入词条。
19世纪中叶已有游泳、自行车、足球、拳击等项目的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可卡因、士的宁、咖啡因等药物。
1865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横渡运河的比赛中，一名荷兰运动员使用了兴奋剂类药物，这是现代体育史上第一次关于使用兴奋剂的报道。
另有资料显示，那时欧洲自行车运动员为增强耐力服用一种有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制成的饮料speedbll。
当时欧洲举行一种叫做“六日赛”的自行车比赛，选手需要日夜不停、持续骑行144小时，体力消耗极大。
为增强体力，比利时运动员在比赛时吃一种药物浸过的糖片，法国车手服用咖啡因片，而英国人则吸纯氧并用白兰地送服士的宁、海洛因和可卡因。
自行车运动员的“取胜秘诀”很快传遍体坛。
19世纪末，拳击选手在上场比赛前都要喝酒使用士的宁、可卡因和白兰地混合饮剂。
大约在1910年前后，比利时和英国在进行足球比赛时，运动员流行吸纯氧的时尚。
首例致命的案件发生在1879年巴黎自行车赛上，一名叫做林顿的英国选手使用了其经纪人提供的兴奋剂trmethyl而导致死亡。
兴奋剂也出现在早期现代奥运会的赛场上。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第三届奥运会上，美国马拉松运动员希克斯因服用混合着鸡蛋清的士的宁，在冲过终点处昏倒在地，经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
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利在进入场地冲刺区后便神志不清，由别人搀扶通过终点后昏倒，也被认为是服用了士的宁。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1）在运动员中使用的药剂和物质有士的宁、酒精以及可卡因、海洛因等等。
一般都是在比赛前甚至在比赛进行中使用。
这些药剂和物质虽然称为“兴奋剂”，但其内涵没有禁用的含义，还不具有今天使用“兴奋剂”一词的意义，所以这个阶段叫前兴奋剂阶段。
（2）体育界和整个社会对使用兴奋剂是相当宽容的，人们对依赖某些药物来强化体能和提高运动成绩企图和做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或许是因为用药来提高成绩做法符合人们的一般心理习惯。
既然靠服药来维持健康，也就能靠药物来增强体能，不涉及更多的社会问题。
此外早期的兴奋剂是一般医疗上使用的常规药物，针对性不强，运动员使用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兴奋剂使用后，对运动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的损害，正负效应均不明显，加之体育运动还处在全球化的初期，没有形成象今天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规模，体育问题也就仅仅局限在自身范围内。
也就是说，体育界还没有产生关于使用药物的道德规范。
（3）滥用药物的迹象和恶果已初见端倪。
比如使用药物缺乏节制，将多种毒品与兴奋剂物质混合使用含有危及运动员身体健康的安全隐患，已经有了用药致死的事件发生。
运动员“身边的人”参与提供药物、运动员不择手段地攀比用药，都后来兴奋剂泛滥的祸根。
2.精神药品阶段（上世纪50－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减轻疲劳袭击，人们使用了一种叫苯丙胺（安他非命）的兴奋药物，后来逐渐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民间，一时成为时尚，连考试前拼命用功的学生、夜间赶路的卡车司机和工厂上夜班的工人在身体疲劳时都经常用它来驱赶睡意、焕发精神。
这种兴奋剂迅速进入体坛，成为运动员被选择、滥用最严重的药物，一些自行车选手在山地和谷地骑车都带着苯丙胺。
兴奋剂泛滥于体坛由此开端。
1952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冬奥会滑冰比赛发生了与苯丙胺有关的兴奋剂案件，几名滑冰运动员因服用苯丙胺在预赛中虚脱，经抢救方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其它有利于提高成绩的药物甚至是毒品也开始被尝试使用，引人注目的是激素类药物合成类固醇。
体育比赛一时成为肮脏的药物实验场。
在奥运会和一些大型比赛的运动员驻地，人们经常可以发现更衣室内丢弃了大量空的针剂药瓶和注射器，一片狼藉，触目惊心。
60年代有数起由于直接或间接使用苯丙胺、海洛因等兴奋剂造成运动员死亡的事件发生。
如前所述，1960年在罗马举行的第17届奥运会上，丹麦选手詹森在公路自行车赛上猝死，专家报道，他服用了大量苯丙胺和尼古丁酸，1963年一名拳击选手因服用过量的毒品麻醉剂――海洛因而丧生，后来奥运会400米银牌获得者狄克•哈费你也因为同样原因导致死亡。
更令人震惊的是1967年在环法自行车赛上1965年世界冠军、英国杰出的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死于赛程中，致死原因又是与使用过量的苯丙胺有关。
这为国际体坛敲响了警钟。
引起国际奥委会率先展开反兴奋剂工作。
1968年国际奥委会公布禁药名单，列为禁药的都是精神兴奋剂。
同年，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冬奥会和墨西哥城第19届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进行了药物检测，处罚了违禁运动员。
兴奋剂检测的有效性使苯丙胺等精神兴奋剂得到遏制，到了70年代初，服用苯丙胺的运动员明显减少。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1）运动员使用的药物主要是精神类兴奋剂，以苯丙胺为代表，但其它类型的药物和技术开始出现在赛场。
运动员使用药物大都在比赛开始前。
（2）药物滥用已达到相当规模，引起体育界的警觉；苯丙胺对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损害和一系列的死亡案件产生了禁用兴奋剂的观念，新的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的体育道德准则开始形成。
（3）国际奥委会公布违禁药物名单和实施兴奋剂检查，标志着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开始。
3.合成类固醇阶段（上世纪70－90年代）
基本遏制了苯丙胺等精神兴奋剂后，国际奥委会面临的新问题是激素类药物的使用。
早在50年代就有苏联运动员在使用雄性激素――合成类固醇，60年代中期已经被更多的运动员采用。
70年代初，类固醇药物的使用在美国泛滥，风靡一时，这种60年代在东欧运动员中盛行的时尚越洋传到美洲大陆，美国的某些运动项目如铅球、铁饼、链球等服药选手的比例超过51%以上。
1973年前奥运会链球冠军海尔•康诺利承认，“从1964年到1972年作为我投掷的组成部分，我象我的所有竞争对手一样，一直在所有合成类固醇”。
合成类固醇可以增加人体年蛋白质的合成，从而提高力量和耐力。
更主要的是当时没有可靠的检测手段，致使它取代了苯丙胺的地位，成为主导7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兴奋剂。
最初合成类固醇只在田径的投掷、举重以及搏斗项目上使用，那些重量级的运动员靠雄性激素的作用增大肌肉块头。
然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很快发现，合成类固醇能使他们在大运动量训练后更快地得到恢复，从中受益，于是从长跑到游泳、从短跑到自行车各个项目几乎都受到合成类固醇的污染，并且随着这个时期体育运动的全球化而蔓延到世界各地，我国体坛最早的兴奋剂违禁就是与这类雄性激素有关。
前美国奥委会运动医学科学部主任、医学博士罗伯特•沃伊认为在所有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样滑冰和女子体操没有受到合成类固醇污染。
80年代，几乎是是兴奋剂的“类固醇时代”。
各种人工合成的类固醇制品层出不穷，象大力补、康力龙、苯乙酸诺龙、乙诺酮等。
它们被一些教练员和运动员炒得火热，甚至奉为“冠军的早点”。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似乎运动员已经成为体现兴奋剂生理生化和药理效应的“高级实验动物”。
虽然缺乏可靠的检测手段，但使用合成类固醇却可以从运动员的生理和形态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例如肌肉超常发达、力量和耐力突然增强、女子出现男性化症状。
但由于无法检测，致使国际奥委会长期没有将合成类固醇列为禁药。
从而导致了有些运动员明目张胆地使用。
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一些国家的体育组织出于政治目的甚至把研究和使用合成类固醇作为赛场取胜的“秘密武器”，加剧了兴奋剂的泛滥，使兴奋剂问题更加突出。
当年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记录了药检滞后于药物研制和使用的尴尬。
1976年在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有记者问一个民主德国游泳队官员，为什么在赛场上所向披靡的民主德国女游泳运动员讲起话来都嗓音低沉。
这个官员竟得意地说：
因为她们是来比赛游泳的，不是来唱歌的。
在那届奥运会上，尽管人们猜测民主德国女选手使用了雄性激素，、但由于无法通过药检证明，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们在13项女子游泳项目中夺走11枚金牌、6枚银牌和1枚铜牌。
使用兴奋剂就是欺骗，一种新的道德认识开始产生，人们注意到，使用兴奋剂行为破坏了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光明磊落地获取胜利的原则，成为骗取成绩和荣誉的肮脏手段。
1974年美国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教授雷蒙德•布鲁克博士发明了一种既简单又可靠的分析方法，攻克了对合成类固醇检测的难关。
当年在新西兰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采用了这个方法。
国际奥委会对其检测结果表示满意，遂于1975年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有8名运动员药检结果有问题，其中7人被证明使用了合成类固醇。
检测技术的突破并没有压抑住使用这类兴奋剂的势头。
首先，合成类固醇不同于精神兴奋剂，其作用持续时间长，运动员可以在训练时使用，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比赛前一星期左右停药，这样他在比赛时至少可以保持服药带来的力量优势，但检测比赛后采集的尿样又显示不出阳性结果。
即使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全年的各种比赛中进行随意抽查，也不过运动员连续服用合成类固醇的日程安排造成一些困难，起到一些威慑作用，不能根本解除兴奋剂的威胁。
前述民主德国游泳运动员的情况就属于此列。
其次，合成类固醇本身也不断更新换代，60年代已开始生产出针对性较强的人工合成的药物，专门用作兴奋剂。
东欧某些国家的运动员已经开始使用类固醇了。
特别是对兴奋剂的生产、使用的研究进展很快，新产品不断出现，从最初的大力补到纯度性能更高、副作用不易马上显现的康利龙、苯乙酸诺龙。
使用的范围和对象进一步扩大，剂量逐步增加。
某些以使用兴奋剂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机构建立起来，使作弊有了科学帮手。
而且象诺龙这样的物质人体内也能正常产生，即使检测出来，运动员也会以个体差异加以辩解，引起人们对检测技术的怀疑，降低兴奋剂检查的威慑效果。
有些合成类固醇类药品在药物管理上是非处方药，象19－去甲雄烯二酮和19－去甲雄烯二醇在某些国家的超市随意可以买到，一些大众食品、营养补剂中也含有激素成分，给运动员提供了“误服”的口实。
再次，为对付兴奋剂检测，有些运动员开始使用作弊手段篡改尿样和检测结果。
最典型的就是利用药物的拮抗性，把利尿剂类药物作为掩蔽剂，降低尿样中合成类固醇及其代谢物的浓度以致掩盖使用药物的“痕迹”，给兴奋剂检测增加了难度。
为此，国际奥委会及有关国际体育组织加强检测技术的研究和改进，药检实验室装备了更先进的仪器设备，并相应建立更完善的药检制度如赛外检查，建立体育仲裁法庭，把一些新的药物列入兴奋剂名单，对滥用药物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同兴奋剂的斗争达到顶点，在这届运动会上，6名运动员因使用兴奋剂被取消已获得的奖牌，3名金牌选手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加拿大短跑名将本•约翰逊；东欧某国举重队因多人服用兴奋剂被撵出场，提前打道回府。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1）以合成类固醇为主，其它各类兴奋剂全面登场，使用的药物针对性和选择性更强、方法更高明、手段更隐蔽、更加普遍化和高科技化，形成对竞技体育的全面冲击。
由于检测手段滞后于药物使用，更使得使用兴奋剂的丑恶行为明目张胆、愈演愈烈。
（2）由于合成类固醇的药理特性，使其有条件作为训练用药，兴奋剂的使用由赛内延伸到赛外。
（3）使用兴奋剂的欺骗本质和对竞技体育公平竞争原则的损害已经被体育界充分认识，人们对使用兴奋剂行为有了明确的是非评价标准。
（4）反兴奋剂斗争的基本格局形成，包括兴奋剂检查、行业处罚、政府和社会参与、国际合作、信息与教育等等。
4、生物兴奋剂阶段（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
早在70年代，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军事目的的血液兴奋剂（自血回输）在重大比赛中被使用，这是生物技术应用于体育的开始。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血液兴奋剂引起人们的重视。
据美国奥委会透露，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至少有7人赛前进行了自血回输，而且其中4人还获得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