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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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基于2011年江苏、四川两省720户中老年农民调查数据，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

结果表明，在对待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

而在子女能否赡养、经济上能否支持、生病时能否照顾上，独生子女父母的担心程度均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年老时是否感到孤独寂寞上，独生子女父母担心程度略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

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婚姻状况、亲子关系、子女婚后支持变化、居住条件及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可能是显著影响研究对象养老心态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农村家庭；养老心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4149（2016）03-0073-10

　　Abstract：

Basedon720surveydataofruralmiddleagedresidentsinJiangsuandSichuanprovincesin2011，takingnononechildparentsofthesameageasareference，thepaperanalyzesoldagesupportattitudeanditsinfluentialfactorsofthefirstgenerationoftheparentswithonechildmarriedinruralareas.Theresultsshowthattheonechildparentsaremoreanxiousaboutoldagesupportthanthenonchildparents.Onechildparentsare

　　lessanxiousaboutthechilden’sabilitytooldagesupportforparents，theeconomysupportforparentsandtakecareofsickofparents

　　thanthenonchildparents，onechildparentsaremoreanxiousaboutthelonelinessinoldage，thanthenonchildparents.Bythemultivariateanalysisofvarianceonoveralloldagesupportattitudeoftheonechildparents，thepaperfoundthatmaritalstatus，paternity，childsupportchangesaftermarriage，livingconditionssatisfactionandlifesatisfaction；mightbetheimportantfactorssignificantlyeffectstheoldagesupportattitudeoftheresearchobjects.

　　Keywords：

parentsofmarriedonechild；ruralfamily；oldagesupportattitude；influentialfactors；empiricalresearch

　　一、背景和问题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其中，农村独生子女已超过3000万[1]。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数以千万计的独生子女父母已经或即将步入老年[2]，独生子女父母将面临独子女养老的不利境况。

数十年来，乡城间青壮年劳动力迁移造成农村家庭空巢化，空巢、类空巢家庭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状况十分严峻。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力不从心[3-4]，政策催生的一个孩子的事实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和压力[5]。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如“新农保”、“新农合”政策），政府为农村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和医疗保障，家庭不再是老人养老的唯一支持，但是我国“未富先老”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家庭养老仍将是农民养老的主要模式。

家庭养老的实质是在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的结合[6]。

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和人们生育观念的现代转变，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传统孝道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日渐衰微，这给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养老造成极大的影响。

俗话说，心态决定成败，说明心态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

养老心态是人们关于养老的一种心理状态，具有鲜明的心理倾向，对于人们的养老行为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

农民的养老心态也是影响政府在农村推行相关养老政策的重要因素。

但是，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如何？

和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他们在依靠子女养老方面是否有所差异？

影响其养老心态的因素有哪些？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知之甚少。

本文拟通过对江苏、四川两省720户中老年农民的问卷调查，以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为参照，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进行探索性研究。

独生子女父母尚未大规模进入老年期，因此对其养老心态的探索分析具有重要的前瞻价值。

弄清楚这些问题，将有助于预测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的发展趋势，为相关部门制定和调整养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人们晚年生活或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两大方面：

一是客观方面，包括宏观的政府养老保障制度、微观的家庭养老支持及与此相关的家庭结构、居住方式等因素；二是主观方面，主要针对老年人对养老的观念认识，涵盖养老意愿、养老心态和对某些具体养老问题的看法和认识等维度[7]。

通过CNKI的搜索发现，学术界对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研究并不多见，上规模、规范性的量化研究仅有几例。

首先看城市实证研究方面，张戈利用2006年在京、鲁、吉三地调查的800多份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数据，得出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对养老的焦虑介于“不太担心”和“一般”之间的结论。

该项研究认为，不同性别、年龄、有无收入的人口的养老焦虑存在差异，独生子女父母最担心的养老问题是“当自己患重病时，独生子女陪护有很大困难”[8]。

其后，王树新等人再次利用该项调查资料，研究得出家庭经济状况、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身体健康的自评水平及有无配偶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担心度均有显著影响的结论[9]。

风笑天利用2008年全国五大城市1005名准老年人的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生活的担心程度基本相同，3/4的被调查者都将生病照料和日常生活照料看作老年生活中的最大担忧。

不过，独生子女父母对生病照料的担心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父母，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子女赡养自己所面临的客观困难的理解[7]。

周元鹏以“上海市闸北区486名60-69岁老年人口状况和意愿调查”和“上海市闸北区984名50-64岁独生子女父母状况和意愿调查”为基础数据，就中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对目前生活状况的心态和认识、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对未来养老的担忧状况三个维度的养老心态特征、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该项研究发现，年龄、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于年老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影响明显[10]。

张鑫利用大庆市278份问卷调查数据，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养老需求和养老担心度进行分析，探讨了相关因素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担心度的影响程度[11]。

严珉利用河南新乡市316份调查问卷研究表明，与非独生子女父母相比，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担心的养老问题显著不同；总体上看，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对自己的养老担心并不严重[12]。

　　再来看农村实证研究方面。

崔树义根据2008年对山东省900份中老年父母的调查问卷分析表明，农村计划生育夫妇已经或即将开始进入老年期。

与非计划生育夫妇相比，独生子女家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13]。

利用上述山东调查数据，周德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子女经济供给和日常照料等方面存在明显弱势[14]。

　　唐利平等人基于苏、川调查数据，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养老意愿进行对比分析。

研究发现，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养老意愿的重要因素[15]。

周长洪等人根据2010年全国五区县900多名50岁以上中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结构与空巢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亲子经济互动与养老预期进行了研究[16-18]。

但上述这些调查均不是针对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展开的。

仅有的一项研究来自陶琴对湖北省黄梅县396户村民的调查，该项研究表明，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焦虑没有显著差异，自我养老资源和社会养老资源对养老焦虑没有显著影响；家庭养老资源对独生子女父母无显著影响，对非独生子女父母有显著影响[19]。

但是该项研究的独生子女父母样本比例过低，仅为13.7%，年龄分布较为分散，平均年龄偏低，不足45岁。

　　综上所述，针对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量化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研究较为缺乏。

仅有的一项研究受到样本构成和年龄分布的局限，其研究结论的代表性明显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形成并加重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

城乡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二元化的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决定了城市研究得出的许多结论不宜直接推论至农村，反之亦然。

因此，有必要对农村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重新进行研究设计。

　　三、研究设计

　　1.核心概念界定及操作化

　　目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年岁尚轻，大多数处于中青年时期，仅有部分进入老年初期。

鉴于子女婚姻事件对于父母家庭生活的重要影响[20]，本文拟对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的父母进行调查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农村妇女的平均育龄为23岁左右[21]。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2-23]，以我国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的年龄区间（25-36岁）以及当时农村父母的平均生育年龄为参考，从调查研究的可行性角度出发，本文将我国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界定操作为：

“独生子女已婚且出生于1948-1963年之间的当地农民”，即调查时其年龄在48-63周岁之间。

之所以将调查对象的年龄上限适当放宽，主要是考虑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年龄可能偏大一些，同时兼顾东、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差异。

　　有关养老心态的研究兴于近几年，现有研究对养老心态的理解、命名及操作化不尽相同。

除直接以养老心态为题进行的研究之外，还有以养老担心度、养老焦虑等为测量变量进行的研究。

风笑天在对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和认识研究时，将养老心态和认识操作化为四个不同侧面的指标，即总体性、概括性的主观指标，与传统养老观念相异的针对性指标，与独生子女家庭特征相关的指标以及直接针对独立养老观念的指标[7]。

周元鹏针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将其界定为“年老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的看法和认识等主观的、总体的心理感受”，并将其操作化为对目前生活状况的心态和认识、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对未来养老的担忧状况三个维度，发展出9项指标进行分析[10]。

张戈将养老焦虑界定为“对养老的预期可能出现的担心、忧虑或烦恼的一种主观评价”，并将其操作化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的焦虑[8]。

陶琴在随后的研究中几乎完全借鉴了张戈的界定和操作化方法[19]。

在几项养老担心度的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均未明确给出界定，而是直接按养老内容（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维度将其操作化成若干个变量指标。

例如，王树新等人将其操作化为没有生活来源、收入养活不了自己、生病没有钱治疗、生活无人照料、子女不孝五个变量指标[9]。

张鑫在研究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担心度时，设置了完全相同的五个变量指标[11]。

张冲等人将其操作化为没有生活来源、生病没有钱治疗、需要时没有人照料、社会不安定、子女不孝五个变量指标，与王树新等人的操作化结果也十分接近[24]。

此外，严珉将养老担心度按照养老内容操作化为三类共计13个变量指标[12]。

　　参考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考虑“担心程度”能够集中反映研究对象对养老的一种预期心理状态，因而本文将养老心态界定为“父母对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程度”。

根据大多数已有研究操作化的习惯做法，本文围绕养老的基本内容，将其操作化为五个核心变量指标：

①是否担心自己未来养老问题（总体性指标）；②是否担心未来子女不赡养（依靠对象指标）；③是否担心未来经济上子女不能支持自己（经济供给指标）；④是否担心年老生病时子女不在身边照顾自己（生病照顾指标）；⑤是否担心未来年老时孤独寂寞（精神慰藉指标）。

除总体性指标外（四级选项），其余指标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依次对“非常担心、比较担心、不太担心、完全不担心、没考虑过”选项进行4、3、2、1、0分的赋值。

将五变量得分累加（1-20分），得分越高表示养老担心度越高。

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58，稳定性较高，表明该组变量的内部信度较好。

　　2.数据来源和样本构成

　　笔者特别感谢宜宾学院法学院张义烈博士对四川问卷的调查组织工作，同时感谢南京大学风笑天教授对本文相关研究内容的指导，文责自负。

　　本文的江苏、四川样本数据来自“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社会保障问题抽样调查研究”项目，该项目调查时间为2011年1-2月。

选择苏、川两省，主要考虑他们是我国目前实行城乡统一生育政策的省份，并兼顾了东部和西部；与其他地区相比，独生子女在这两省农村的比例更大一些，抽样调查相对容易，对于反映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而言，选取这两个

　　省的代表性也相应更强一些[15]。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和同年龄段的非独生子女父母，对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要求其子女中至少有一个已婚。

为了兼顾样本的代表性和调查的可行性，本研究分别在苏、川两地进行多阶段配额抽样。

江苏的抽样程序如下：

首先在江苏省按照经济发展程度选择金湖和高淳两县（高淳县隶属南京，相比苏北淮安市的金湖县发达一些）。

然后在抽中的每个县中，按经济发达和不发达各抽取1个乡镇，总计抽取4个左右乡镇。

在所选中的每个乡镇中，再抽取2-3个行政村，每个村计划调查40-50户。

以独生子女户数为基准，在同一村调查与独生子女户一样多的非独生子女户数。

考虑样本的性别代表性，要求在每个被调查村，独生子女父母与非独生子女父母的比例是1∶1，每类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是1∶1，按照一户男性再一户女性的方式进行调查。

这样，江苏调查的样本数大约在400份左右。

考虑实际的困难和地理障碍，四川的抽样要求相对宽松一些。

兼顾经济发展和地区分布，安排30名调查员在四川的达州、成都、宜宾等14个市（县）农村进行入户调查，涵盖了四川21个市（州）中的2/3地区。

调查组织者要求调查员在实际调查中按照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1∶1进行，同时各类别兼顾1∶1的性别比例。

每名调查员平均调查10户左右，样本数大约在350份左右。

采用结构式访问法入户调查收集相关问卷资料。

调查员皆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分别由两地负责人组织协调展开调查。

　　问卷回收后，在使用SPSS20.0系统输录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清理和核对。

总体上，问卷填答率极高，质量很好。

两地合计发放问卷760份（江苏410份、四川350份），收回问卷753份（江苏406份、四川347份），剔除少量废卷，有效问卷合计720份（江苏404份、四川316份），有效回收率为94.7%。

总体上看，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所占样本的比例接近，均在25%左右，符合预定的配额抽样方案。

　　3.研究思路和相关变量

（1）研究思路。

基于分类的比较分析是社会科学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描述或解释相关事物和现象的基本思路[26]。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主要分为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两大类。

目前，部分研究直接针对独生子女或其父母群体开展相关问题研究，另有部分研究基于两类子女或其父母的比较展开分析。

千百年来，农村社会拥有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微乎其微，人们习惯于多子女的家庭生活。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了数十年，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依然深刻影响着农村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群体。

因此，通过比较分析，从我国农村传统文化视角和城乡二元养老政策现状考量，可以较为充分地了解我国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循此思路，本文将首先对上述五个核心变量与调查对象的子女身份进行交互分析，考察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和同龄的非独生子女父母在相关养老心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别，以期检验已有相关研究的结果在对后面四个变量指标进行交互分析时，为简便起见，将其原有的五个选项整合成新的三类，即担心、不担心和没考虑过。

然后，运用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影响农村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相关变量因素。

（2）方差分析中的因变量。

方差分析是基于变异分解的思想进行的，即将样本的总变异分解为由研究因素造成的部分和由抽样误差所造成的部分，通过比较来自于不同部分的差异，借助F分布做出统计推断[27]。

方差分析模型可以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同时研究特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其适用条件（独立性、正态性、方差齐）具有稳健性，较为适合连续性变量的影响因素分析[28]。

笔者曾对上述五个核心变量进行赋值，但考虑其并非一般的量表计分，因而不能将其得分简单加总。

在此运用因子分析法经检验，KMO统计量为0.786，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效果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1232.341，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各变量间具有相关性，因子分析通过适用条件检验。

　　，对养老担心度的五个相关问题变量确定权重，并相加得到总分，形成一个新的变量，将其命名为“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参见表1数据），对其进行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以便从整体上考察影响研究对象养老心态的具体因素。

　　（3）方差分析中的自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做法，本文拟将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影响养老支持的经济变量（夫妻年纯收入、是否办过医保、是否办过社保）、居住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变量（居住方式、居住条件满意度、闲暇生活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精神生活满意度）、代际关系变量（是否给孙子女花钱或买东西、亲子家庭关系、子女总体性支持、子女婚后总体性支持变化）以及地区变量一并纳入考察。

其中，除上述“亲子家庭关系”、“子女总体性支持”和“子女婚后总体性支持变化”为连续性变量外，其他各变量均为分类变量（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亲子家庭关系”、“子女总体性支持”、“子女婚后总体性支持变化”均是对原有相关变量进行均值函数（MEAN）计算得出的新的连续性变量（参见表1数据）。

“亲子家庭关系”原变量包含父母和子/女/媳/婿的关系，分别设置非常好、比较好、一般、不太好和很不好五个选项；“子女总体性支持”原变量涵盖养老内容的三个方面，询问子女是否为父母提供如下十项支持，即“干家务活、种田种地、给生活费、给零用钱、给买东西、照顾日常起居、生病时照顾、常回家看望、打电话问候、和父母交谈”，分别设置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五个选项；“子女婚后总体性支持变化”原变量也包括上述十项支持，询问子女婚后支持在这些方面的变化情况，设置的选项依次为增加、没变和减少。

限于篇幅，上述相关具体变量分布情况略去。

　　四、结果与分析

　　1.养老心态核心变量和子女身份的交互分析本文将父母的养老心态操作化为“父母对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对子女不能赡养的担心”等五个核心变量指标。

将其与子女身份进行交互分析和卡方检验后发现，只有“父母对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存在子女身份上的显著差别，而其他四个变量均无显著差异。

首先来看父母对自己养老问题的担心与子女身份的交互分析（见表3）。

　　两类父母表示担心或比较担心的比例合计超过1/4，表明目前大多数父母对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并不是太担心，这与研究对象年龄尚轻不无关系。

相比较而言，在担心方面，两类父母差别很小，在不太担心方面，独生子女父母略多一些，而在根本不担心方面，非独生子女父母明显多于独生子女父母，超出近7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虽然两类父母在养老问题上的担心具有显著差异，但差别并不悬殊。

这和媒体有关独生子女父母十分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报道不相符合。

　　再来看其余四个变量和子女身份的交互分析结果（见表4）。

在对子女是否赡养的心态上，超过七成的研究对象表示不担心，仅有1/6的人表示担心，另有少部分人没有考虑过。

两类父母差别很小。

在对子女能否经济支持的心态上，表示担心的比例超过前一个变量，接近20%，而表示不担心也在七成以上。

两类父母相比，独生子女父母表示不担心的比例反而少于非独生子女父母。

这和周长洪等人利用全国五县调查得出的结果较为接近，周长洪等的结果显示，八成多独生子女父母相信子女会在经济上支持自己[18]。

在对生病时子女能否照顾的心态上，表示担心的比例明显上升，超过了三成，表示不担心和没考虑过的比例都有所下降。

两类父母相比，还是独生子女父母乐观一些。

在对年老时是否感到孤独寂寞的心态上，表示担心的比例进一步上升，超过了四成，而表示不担心的比例随之下降，不足半数。

两类父母相比，独生子女父母担心比例略多一点。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养老心态即对相关养老问题的担心上，两类父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本文的研究结果和唐利平等人利用江苏、四川四县调查以及陶琴利用湖北黄梅县调查获得的结果较为相似，两者的研究均表明，两类父母在养老问题的担心度或焦虑上并无显著差别[15，19]。

从上述具体维度的比较上可以看出，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的担心程度反而低于非独生子女父母，说明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更加积极和乐观。

这或许和独生子女父母当前经济负担和年龄相对轻有关。

这一调查结果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号：

即对于独生子女父母来说，目前他们并没有外界所想象的那样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

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无疑有助于他们未来的养老实践和晚年生活。

　　2.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上述养老心态核心变量与子女身份的交互分析表明，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心态上具有趋同的特点。

对养老总体心态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也表明，养老总体心态在子女身份上没有显著差别（P=0.909）。

养老心态将直接影响独生子女父母未来的养老安排及晚年生活质量，本文拟进一步考察影响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心态的具体因素。

根据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总体心态的变量特征，决定采用单变量多因素方差分析。

　　输出结果显示（见表5），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来看，在纳入的18个自变量中，按照显著性水平0.05的常用标准，仅有“婚姻状况”、“居住条件满意度”、“物质生活满意度”和“子女婚后总体性支持变化”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总体心态。

另外，“亲子家庭关系”、“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1。

这意味着，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心态存在着群内差异。

这种群体内部的差异可能来自于独生子女父母的婚姻状况及其对家庭代际关系、生活条件等方面认知评价的影响。

换言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同为农村第一代已婚独生子女父母，在婚者养老总体心态好于离异者和丧偶者；独生子女婚后对父母的总体性支持变化越积极、独生子女家庭亲子关系越和谐，父母的养老总体心态则越乐观；对居住条件越满意、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满意度越高，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总体心态就越好。

　　五、结论和思考

　　1.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