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反思与批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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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反思与批判

“实践”、“反思”与“批判”

　　近期关于唯物史观研究的学术论文频频出现在理论杂志与报刊上。

《哲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先后以专题与专栏的形式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唯物史观研究的论文，学者们就如何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这样一个并非新的哲学话题）展开了讨论，其中不乏争论之处。

笔者在这里仅就当前唯物史观研究之现状，提出自己的一些不甚成熟之想法，以达到自己弄清问题之目的。

　　一、当前唯物史观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之景象，学者们主要从哲学的基本理论，围绕马克思的几部重要的经典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展开对唯物史观的深入阐发，这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本人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实质。

然而，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与反思。

笔者把这些问题主要归结为：

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式论述过多，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相对滞后。

　　1、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式”论述过多

　　可以说，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而提出的，而他本人的理论旨趣也不在于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唯物史观体系。

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全然否定纯粹理论建构研究的必要性，而只是强调“问题意识”是主导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研究的中枢。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对那种脱离历史、纯粹思辨的理论研究模式给予批评。

他的每一次理论研究的起点都是基于现实领域中的某个问题，而非纯粹的既定理论。

“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作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

”在比较系统地论述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批评了青年黑格尔派纯粹思辨的哲学，“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言明了自己理论研究（经济学研究和法哲学）的旨趣和问题背景。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马克思随后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和《资本论》的研究也是围绕现实社会的不断发展的形势而展开。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文章是马克思围绕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而对唯物史观阐发的经典范例。

　　恩格斯在致康?

施米特的书信中也对德国当时的许多年轻人轻视现实，而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理论标签的做法给予批评：

“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

）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

　　将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融于对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之中，对马克思来说，不存在一种所谓脱离具体现实问题而单纯理论建构的“抽象”的理论探讨，这至少对马克思本人来说是如此。

我们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面，应多一些“问题意识”，而应避免那种为了理论而理论的纯粹思辨的“理论建构”，这样的研究态度至少是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探索精神。

　　2、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相对滞后

　　现阶段唯物史观的研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较之其“理论建构”而言相对滞后。

马克思当时创立的唯物史观，是把它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方法论”的理论工具，而当时他也把该理论运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具体的微观领域。

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也非常正确地阐明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实质及唯物史观将来的发展和研究路径。

“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宗教等等的观点。

”在给康?

施米特的书信中（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从哲学与经济、政治及法律等领域的关系这一角度着手，间接地提出了未来唯物史观研究的方向：

“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

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

　　另外，唯物史观的现实解释力也跟不上时代和发展的形势。

现实经济、政治等领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人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人的“价值”等等，这些问题理应得到富有现实解释力的唯物史观给予说明。

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一方面，“理论建构”和“现实问题”研究有脱节现象，重前者而轻后者。

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缺少必要理论的支撑，只是把现实问题简单罗列，主观地从相关的理论著作中选出相应的言语来做论据，把理论简单地依附现实，这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研究。

当然，唯物史观的现实解释空间理应是开阔的、无限的，我们应该结合各门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来扩展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

　　二、“实践”、“反思”、“批判”：

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实践”、“反思”、“批判”理应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

理解这一点是开展唯物史观研究之重要的理论前提，是我们深刻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说，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解决问题本身两者同样重要。

当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哈贝马斯、吉登斯、布迪厄和丹尼尔?

贝尔的理论思想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笔者在这里尝试结合这些思想家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唯物史观）的反思，来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当代思想大师布迪厄、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的理论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

都把“实践”、“反思”、“批判”作为自己理论的精神实质，这些精神实质不仅贯穿于他们各自的理论思想中，也在一定意义上被运用在他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发上。

　　布迪厄把自己的理论精神实质理解为“实践”与“反思”，这体现在其代表作《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

布迪厄指出三种理论类型的偏见会导致社会学认识的关注点模糊不清。

其中第三点偏见最具代表性。

“唯智主义偏见诱使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种唯智主义偏见比那些根源于分析家的社会出身或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的偏见更显著、更具歪曲性，因为它可能导致我们完全忽视实践逻辑‘种差’。

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未能对那些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就有可能错误地瓦解实践逻辑，使之消解于理论逻辑之中。

”这里关键在于理解布迪厄指出的“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进行系统的批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结构可以理解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有关以生产方式为理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学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归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句经典名言：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我们长期以来用这句经典名言来说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实质，这从马克思的显性文本来看是合理的，然而，当我们概括唯物史观之时，缺少对“生产方式”等代表唯物史观之重要概念的深入反思。

尤其是传统教科书，更是缺失对“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的“反思”维度。

一提到唯物史观，就会想到“生产方式”等概念，这已经成为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用“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的一切现象，如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我认为，“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就是布迪厄所指的“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预设”。

以往我们缺乏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反思（注：

并不是意味着放弃“生产方式”这个概念）。

如此丰富的社会现实内容（包括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被简单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的附属物，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和生活的“指南”被完全消融于单一的“生产方式”这一理论框框之中，唯物史观的“实践逻辑”也被消融于“理论逻辑”之中。

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说：

“反思性概念要求对‘那些思想的未被思考的范畴’进行系统的探索，因为正是这些范畴‘界定出可以思考的范围，并预先确定思想的内容’，而且还要引导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执行过程。

”可以说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内容更为全面和合理地把握。

此外，布迪厄还明确提出了“实践反思学”，即：

他所说的反对“唯理主义”和“唯方主义”，并以“总体性社会科学”命名。

将他的“实践反思学”用一段解释性的话语来概括，即“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中，只做一个参与性观察者是有愧疚的，我想有所作为，以消除我在良心上的愧疚……这种多少有些令人不悦的感受在学术领域也有所表现。

我无法满足于仅仅阅读几份左翼报纸或签署几份请愿书；我必须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些事……”这句话体现了布迪厄理论强烈的“实践关怀”维度，他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要着眼于实践。

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精神极其相近。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对“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反思”（注：

哈氏并没有放弃生产方式这一提法），他对马克思用“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历史阶段的分期产生质疑，并指出：

“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准确地表达社会发展水平的普遍性上不够抽象。

……生产方式的概念也许不是一把错误的钥匙，而是一把尚未充分打磨的钥匙。

”我认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仅仅从“生产力”层面来理解，而排除了“生产方式”概念的“生产关系”层面。

对此，笔者是不能同意的。

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也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和“人的自由发展状态”来界定社会发展的阶段。

但是，哈氏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反思这一研究路径值得我们重视。

哈氏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态势，试图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内涵进行补充，即“衡量社会的再生产，不能以再生产率为标准，这就是说，不能以这些社会的成员生活的长久的可能性为标准，而要以保障用规范加以确定的社会的同一性，即以保障能够用文化加以解释的‘美好的’生活或者‘可以忍受的’生活为标准。

”哈氏把“道德实践”（实践理性）补充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之中。

他的理论旨趣是“重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他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批判的理论，理解为一种需要不断“实践”和“反思”的社会学说，这些方面都与布迪厄对社会学本身的认识相同。

这一点，我认为，哈氏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精神实质概括得相当准确。

这对我们研究唯物史观指出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即在坚持“生产方式”概念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重内涵的同时，研究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交往”等领域的内容。

对这一点，他指出：

“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

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

”

　　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各种现象及其之间的关联（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我们必须探索各种可能的理论形式来丰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丹尼尔?

贝尔与哈贝马斯一样，也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生产方式概念）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了影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各领域相互关联的两点障碍：

其一是以往的关于历史时间的扭曲（关于“虚无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其二就是他所指出的有关已有社会历史理论的缺陷。

他着重指出：

“第二项问题就是把社会视为磐石一块的整体观。

……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决定所有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

于是历史的或社会的变革被确认为本质上不同的单项统一文化的连续过程，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时代’意识，或特定的生产方式，每一种文化又分别依赖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

”他不满意马克思把每一个社会的特征都用单一的“生产方式”给予概括。

显然，贝尔想通过“文化”范畴来取代“生产方式”范畴，并把“文化”范畴（这个概念相当宽泛，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文化、思想文化等方面）作为理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的钥匙。

“与社会统一观相反，我认为较有益的方法是把现代社会看作由三个特殊领域组成，每个领域都服从于不同的轴心原则。

我把整个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和文化。

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

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特模式……正是这种领域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

”贝尔所指的以上三个领域的模式特征分别为：

“工具理性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及其“表象的象征主义”模式。

贝尔的这一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使我们更为具体地理解社会各个领域不同的发生机制（文化学意义上的）。

因为，当今社会领域分化日益加快，如果我们用一套固有的理论模式审视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我们必将四处碰壁。

然而，我的疑惑是，社会仅仅就可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吗?

有关宗教、语言、习俗、信仰、网络道德的问题该如何安置呢?

这些方面能分别安置在上述三个不同的领域吗?

我以为，也许这样划分社会领域并不具有绝对终极性，随着将来社会领域分化的加快，其他问题层出不穷，这样的划分肯定要进一步思考。

　　除布迪厄、哈贝马斯、丹尼尔?

贝尔用他们固有的“实践”、“反思”和“批判”精神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外，吉登斯也从自己的“实践”、“反思”和“批判”的理论精神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三部曲之一的《社会的构成》一书，是吉登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一部力作。

吉登斯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启发，这可以从吉登斯自己的说法中得到证实：

“确切地说，本书其实是对马克思那里时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的深切反省。

他指出：

‘人们（或让我们直接用人类这个词）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这句话说得不错，他们就是这样创造着。

可当我们把这表面上没什么毛病的见解运用到社会研究中去时，引发出的问题又是多么的纷繁复杂!

”显然，吉登斯在肯定的同时也不满意以往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用语，对它有好几种主要的理解方式；但根据这些标准，至少有一种使我认为它正是进化论的某种翻版。

如果这么理解，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只不过是体现着更具普遍意义进化论本身及其所引发后果的某些局限，故此也应该同样予以扬弃。

”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纯粹理论视域内进行思辨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还应把它运用于当下的具体经验问题的研究，“如果思想确实具有重大的启迪，那么，更重要的任务不是穷究它们的根源，而是进一步对这些思想加以磨砺，展示它广泛的用途，哪怕所采用的概念框架截然不同于原先孕育它们的那种。

”这体现了吉登斯理论研究鲜明的“反思”和“批判”维度。

本着这样一种“反思”和“批判”精神，吉登斯把他的结构化理论的旨趣归结为：

“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

”结构化理论的“结构”一词，吉登斯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启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然而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视角，即：

“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我们说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

我们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要素。

（“道德伦理实践”和“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文化习俗等范畴――笔者加）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

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

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生产关系范畴――笔者加），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生产力范畴――笔者加）。

”这里的所谓“规则”主要是指道德文化层面的，而非经济领域中的。

就是说，要解释某一社会现象不能限于经济领域，文化、习俗等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

可见，吉登斯试图扬弃并超越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他自己一套特有的概念术语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趋势。

总之，他的理论指向主要是“实践”（经验问题的领域）。

他试图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经验，并以此来解释经验中存在的问题，“结构化理论如果无助于阐明经验研究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就不会有太大的价值。

”

　　以上，我大体概要地阐述了布迪厄、哈贝马斯、丹尼尔?

贝尔和吉登斯的理论特点，并以此说明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思想为我们当下唯物史观的研究可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共同的特征就是：

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既有概念、范畴和框架（主要包括生产方式等概念）进行理论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一些体现现实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新概念（包括“实践反思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化理论”和“文化范式学”等），并将这些新概念及时运用于解释和说明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以此做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

他们在理论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共同地体现了一种理论研究所应有的“实践”、“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本应体现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之中。

　　在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探索其理论的新形态过程中，除了借鉴本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之外，还应积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最新理论成果。

唯物史观研究应关注那些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发展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紧密相关的问题，比如：

经济领域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和“道德取向”问题；政治领域中，人的“政治自由”和“人身自由”问题；文化领域中，“人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信仰”问题。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本身也具体地体现了他积极借鉴各学科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及时将自己理论研究得来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当下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最后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实践的检验。

所以，“实践”、“反思”和“批判”是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特质，这样的精神实质一方面体现了唯物史观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探索精神从事唯物史观的研究。

　　结论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唯物史观的研究和探索应体现“实践”、“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唯物史观研究的问题领域，应该反映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问题（人的发展和自由问题至关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路径应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应积极吸取各门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唯物史观的研究要体现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探索精神（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其“实践批判”意识）。

这也许可以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概括：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

　　责任编辑：

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