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诗心可对天鲁迅与龚自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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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诗心可对天鲁迅与龚自珍
一片诗心可对天：
鲁迅与龚自珍
今年是恩师任访秋先生诞辰105年，驭鹤14周年。
上了年纪容易怀旧，近来不时想起忘不了1984至1985年在任先生家里上“鲁迅研究”课讲“近代人物论”的日子，新文学的思想渊源、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李卓吾的思想史地位、近代大家与鲁迅的关系……在先生左右逢源的讲解中脉络日渐清晰。
记得高度近视的先生开始把讲义贴在脸上，看一下，讲一阵子。
后来干脆不要讲义，引文全靠背诵，而后一字一句解释。
记得最清楚的是解释龚自珍的名篇《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解析：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衰世”：
“？
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
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
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
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
向之伦，聒有辞矣。
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
任先生一字一句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一触即溃”的局面。
说的平平静静而惊心动魄。
的确，大凡到了国民经济乃至“国民政治”将要崩溃的时候，“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好日子”总是洋溢在四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
而天才政治历史学家龚定庵一阵见血：
衰败的社会，文采即外表类似昌盛的社会，名义上类似昌盛的社会，媒体上的声音笑容都类似昌盛的社会。
因为色彩只有黑白相间，不会五彩缤纷（所谓的“首长治下臣民服装一律灰蓝”），好似昌盛的社会崇尚淡雅；旋律淆乱了音调，真正美妙的五音不见了，好似昌盛的社会“舆论一律”（记得文革末期连“样板戏”也不怎么唱了，全是“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道路荒废设施无用，好似昌盛的社会崇尚随意自然（满目皆是“社会主义的草”，真叫“适得返自然”）；人们都在混日子没有口出狂言的，好似昌盛的社会崇尚谦恭。
可是朝廷找不到有才能的宰相、有才能的史官，边疆找不到有才能的将领，学校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学生，田野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农民，作坊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工匠，店铺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街坊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小偷，市场里找不到有才能的掮客，山林里找不到有才能的强盗。
这非但是缺乏有才能的“君子”，就连有才能的“小人”也没有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个有才能的人（鲁迅曰“思想界的战士”）出现了，就会有一百个没有才能的人来监视他、束缚他，甚至要残害他。
残害不是用刀、不是用锯，也不用水火灾害，而是残害文字、残害名声、残害声音面容。
残害的权力不报告皇帝，不通过朝廷，不经过审判，大臣都不负责。
残害的方法也不是砍杀他的身体和头颈，而只是残害他的心灵，残害他的能忧虑的心、能愤怒的心、能思考的心、能有作为的心、能感受廉耻的心、能排斥渣滓的心（活活一个浩劫岁月的“洗脑”）。
而且还不是一次性的残害，而是长期进行，或者是三年、或者是十年、一百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
有才能的人预见自己受残害，日夜盼望大治；但却盼望不到；而叛逆强悍的人则日夜盼望大乱，这些既叛逆又强悍的人，傲视社会，只想着将一切利益收归己有。
这样一来人才就不堪设想了。
而以上提到那些（束缚人才）的人就要振振有辞（以为束缚残害人都是有道理的）了。
可是起来看一下社会，天下大乱已经近在眼前了。
但是，弟子们下了课不无惊诧：
先生的学问自不待言，但那平静中的激情从何而来？
后来讲鲁迅杂文的艺术方法，说道“战斗性”一节，先生再度强调鲁迅的“求新求变”、像飞箭一般“非著物不止”的勇猛精进。
我们稍稍明白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之下先生着力启蒙的拳拳之心，后来目睹世相变迁，愈发洞若观火。
上引那段龚自珍的名篇《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深沉、悲愤，很有影响。
笔者后来发现，“少时喜学定庵诗”的鲁迅在其古风《赠邬其山》里用漫画是手法做了龚定庵的后续：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从忽而下野的民国政要，到阔而变脸的世相百态，草根下民除了念一声“阿弥陀佛”求上帝保佑还能够怎样呢？
后来，我交给任先生的作业是论文《鲁迅旧体诗与龚自珍诗之比较》，先生有意鼓励，打了93分。
1991年进京考博，请先生写推荐表，先生一边摸索着签名，一边说：
不能都成了梁实秋、林语堂，鲁迅还要继续下功夫，用一辈子的精力去研究都不够。
先生1929年秋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1935年秋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次年完成毕业论文答辩，所作论文题目为《袁中郎研究》（专著1983年由上海古籍社出版），对于小品文绝对是专家。
但是，先生还是希望有更多弟子坚守鲁迅，研究真实的鲁迅。
二、鲁迅旧体诗与龚自珍诗之比较
龚定庵诗“奇境独辟”，“为近代别开生面”。
而鲁迅旧诗则是为后人公认的“中国旧体诗最后的奇葩”。
任访秋先生的导师沈尹默《追怀鲁迅先生六绝句》曾有“少时喜学定庵诗”句，据此可知，鲁迅先生的旧体诗是受到龚自珍诗一定影响的。
但鲁迅研究界对此一直缺乏考察，现为研究提供一些佐证。
我们不妨先选定一些诗，做一番比较：
昨日相逢刘礼部，
高言大局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
甘做东京卖饼家。
--龚自珍：
《杂诗o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其一）
龚氏立志追随刘逢禄研治《公羊》经学，抛弃烦琐考据，借“微言大义”推行变革主张。
在一般读书人慑于淫威、埋头章句之际，龚氏欲开风气，颇似鲁迅的《自题小象》。
且龚氏后来又有“死我信道笃，生我形神空”句。
足见其改造社会的志向。
当然，“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为民请命，与借“公羊”变换学风指向性尚有不同；但两者求新求变的思想却是相通的。
楼阁参差未上灯，
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蔼生。
--龚自珍：
同上诗（其二）
“避席畏闻文字狱”，即使已至嘉到年间，龚氏也难免吞吞吐吐，隐晦曲折。
该诗前二句，那些于未掌灯时分暗中活动者，无论是反清之会党，还是潜逃之平民，都证实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未掌灯”的貌似平静与“有人行”的暗伏杀机覆盖在同一块天幕下。
至此，自然使人记起鲁迅的“地火在地下运行，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记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记起“于无声处听惊雷”等等名句。
这种“衰世”将近、巨变将临的预感，龚鲁二人也是十分近似的。
龚诗末二句中暮色沉沉的景色，确乎叫人失望。
此处“君”乃虚指，而鲁迅却有类似的实写：
“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统治下，正是鬼蜮横行，无可留恋。
此等社会纪实，表达了龚鲁同样的感受。
经济文章磨白昼，
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
去向缠绵可付萧。
心药心灵总心病，
寓言决欲就灯烧。
--龚自珍：
《又忏心一首》
对于龚氏，经邦济世的文章空耗了青春年华，思潮消退，余情付诸萧管诗词。
然而徒有医国之良方，吟咏之灵感，仍然治不了心头忧患，社会依旧疮痍满目。
空言无补，只好“忏心”，欲将文字付之一炬，其悲其愤，跃然纸上。
无独有偶，鲁迅也曾有过文章无用的思想。
他说：
“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这种思想，在其《题<呐喊>》、《题<彷徨>》中亦清晰可见：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新文苑寂寂然，无人赞同亦无人反对，自己扛了“作家”的头衔，走入无人的沙漠。
反动文人偏又谣诼四起，积毁销骨，最后“空留纸上声”而已矣！
但鲁迅并未忏心、悔过。
他亦深通佛经，却未曾学佛逃禅以排遣苦闷，更不曾想过把生命的一部分--文字烧掉。
他是在“荷载”而彷徨，看准了，他仍会依然听“将令”而冲锋陷阵的。
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
--龚自珍：
《琴歌o一解》
我生受于天，哀乐恒过人。
--龚自珍：
《寒月吟》
少年哀乐过于人，
歌泣无端字字真。
既壮周旋杂痴黠，
童心来复梦中身。
--龚自珍：
《已亥杂诗第一七零首》
《琴歌》自比，《寒月吟》自况，《已亥杂诗》深感自愧，且哀乐过人的童心常于梦中复活，正可谓“顽固不化”了。
此番心境，实在和鲁迅毫无二致。
鲁迅说过：
正因为是文人，故爱憎愈发分明。
许广平曾对鲁迅说：
“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
后来，鲁迅也慨叹：
“岂有豪情似旧时”。
但杨栓遇害，他仍然按不下悲愤之情，于是“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周振甫说：
“没有旧时豪情，不关心花开花落，尚且哭得涕泗滂沱，那么有豪情和关心世事的人又将怎样呢？
”许寿裳曰：
“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于龚自珍。
”--极度的憎恶和悲愤，充分证明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
美人沈沈，
山川满心。
吁嗟幽离，
无人可思。
--龚自珍：
《琴歌o四解》
鲁迅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岂不是“山川满心”的扩写么！
“山川”与“故园”，“灵台”与“心”，丝丝入扣。
而“无人可思”又恰是“寄意寒星荃不察”之谓。
龚鲁同在忧虑风雨飘摇的国势，对统治者全然绝望，可以说是心心相印。
《己亥杂诗》第一二零首中，龚氏有“促柱危弦太觉孤”句，言自己关心国事主张改革的言论声急而哀，其心境亦似倾心报国的鲁迅。
仁者不述愚痴之万死，
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
寄言后世艰难子，
白日青天奋臂行。
--龚自珍：
《呜呜硁硁》
真正的仁人志士，不会惧怕讥笑议论，真正的勇者，也绝不贪求明哲保身的“聪明”。
龚氏咏志抒怀，且昭示后人：
即使处境艰困，也要奋力前行，走自己的路。
这种铮铮铁骨在鲁迅的旧诗中同样铿然有声。
1900年，鲁迅写道：
“扫除腻粉逞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1932年有“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名句，更有脍炙人口的“横眉冷对”一联。
联系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篇末的话：
“真正的猛士，将奋然前行”，联系鲁迅先生去追悼杨杏佛出门不带钥匙、且甘冒杀头之险，毅然发表《黑暗的中国文艺界的现状》，足以看出，龚定庵的舍生取义，死而后已的精神，在鲁迅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秋气不惊堂内燕，
夕阳还恋路旁鸦。
--龚自珍：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龚氏的前句喻整个社会似残秋衰飒，而显贵们竟如堂内燕雀，毫无知觉。
后句喻顽固势力抱残守缺，恋恋不舍。
鲁迅曾有《秋夜有感》和《亥年残秋偶作》等咏秋感怀之作，对国民党当权者及其帮闲们的揭露更其直接，笔锋更其犀利。
不似怀人不似禅，
梦回清泪一潸然。
瓶花贴妥炉香定，
觅我童心廿六年。
--龚自珍：
《午夜初觉，怅然诗成》
抛却湖山一笛秋，
人间无地署无愁。
忽闻海水茫茫绿，
自拜东南小子侯。
--龚自珍：
《梦中作四截句》其一
两首记梦诗，一片思乡情。
前者32岁时作，后者36岁时写，直到《已亥杂诗》中，龚氏还有“踏遍中华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的句子，可见其思乡之情，不绝如缕。
且愈是政治上的失意，愈发思念亲人。
因为诗人也是人，也是人之子。
鲁迅的早期旧体诗中，思乡之情同样感人至深。
其1900年的《别诸弟三首》中有云：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乡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一年后的另一组《别诸弟三首》中亦写到梦魂：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尤其是诗末几句跋语，写得苍凉凄切，十分动情：
“嗟乎！
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
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不增怨。
此情此境，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这段话实在堪与其《戛剑生杂记》中“行人于斜日将未堕之时”一段参照互读。
黄庭坚诗曰：
“诗酒一年谈笑隔，江山千里梦魂通”。
游子们记梦之魂亦相通矣！
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
《咏史》
木有文章曾是病，
虫多语言不能天。
--龚自珍《释言四首之一》
清代文字狱之严酷，其后只有两个时期可比。
一是30年代，几句杂感，足以丧命。
一是“文革”十年，忌讳之繁，令人发指。
“一句顶一万句”，凡人只有缄口。
正是“虫多语言不能天”，使庶民近乎“虫”，近乎“木”，说话已失了“本性”。
为文字狱之酷，龚氏曾几度发誓戒诗，宁可才尽，不写一字。
鲁迅则有“吟罢低眉无写处”、“抗世违世情”的慨叹，更有“天地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使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和“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等名句。
彼诗彼情，与龚定庵的感叹何其相似！
当然，鲁迅绝非怯懦，畏惧，而是表示了对黑暗统治的一腔愤懑。
且不说后来“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
”正如龚氏戒来戒去，终于戒出了可作史诗读的300余首“杂诗”一样。
鲁迅曾鼓励他人写一部中国文祸史，倘真有此史，龚鲁两家，当是拆“狱”的两员骁将了。
龚诗中最感人的，是其忧国忧民的篇什，尤其是那些关心人民疾苦的诗句。
读了《馎饦谣》，总觉得那似乎平平淡淡的语调中，含着一股激情。
那种无可奈何，只好“呼儿语若：
后五百岁，俾饱而玄孙”的描写，叫人哭笑不得。
读了“看花忆黄河，对月死西秦。
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笔者感到龚氏毕竟不只是闻鸡流泪、见月伤心的才子，看花赏月亦能虑及黄水成灾，边境不宁，可见平时思虑之多，考虑之深，以至于“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了。
龚氏的“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靡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亦表现出忧民的深情和自我解剖的精神。
对待人民的态度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柄铁尺。
从为数不多的鲁迅旧体诗中。
亦可见不少忧民的佳句。
如“万家墨面没蒿莱”，“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泪痕”、“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等，都是为人传颂的佳句。
其他如《无题o杀人有将》、《无题二首o故乡黯黯锁玄云》、《无题o禹域多飞将》等，也是为民鼓与呼的慷慨陈词。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
龚鲁诗作为相通之处，有时已至“神似”地步。
相比之下，应该说鲁迅站得更高些。
如龚自珍的《乙亥杂诗o五七》：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乃龚氏名篇。
作者借题发挥，指斥社会死气沉沉而人才罹难，殷切希望风雷激荡，摧枯拉朽，打破限制人才的桎梏，实现改造社会的美好理想。
全诗气势恢宏，可谓力作。
该诗与鲁迅的名篇《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相比，在政治内容、思想感情、表现手法上均有相通之处。
但鲁迅的诗显得思想更深宏，主题更鲜明。
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寄希望于哲人、政治家的开明。
而鲁迅既看到了黑暗现实的一面，又看到了地火在运行的一面。
他相信人民的力量，预言在“无声处”一定会响起“惊雷”。
诗的力度与悲愤程度都超过了龚自珍。
从艺术上看：
无论是恢宏的气势，还是丰满的形象，无论是浪漫的笔法，还是写实的基调，无论是对庄骚的继承，还是独特个性的体现，鲁迅对于龚氏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甚至字句亦有借用、化用之处。
当然鲁迅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在承接中创造、发展。
龚诗鉴师法庄骚，一在感情磅礴浩瀚，二在想象奇特丰富，三在象征和寓言手法的运用，四在其预言的瑰丽--任访秋先生已有专论，此不赘述。
另外，在词语的选用上，龚氏亦多处用骚句和屈赋。
如：
“灵均出高阳”、“平生不蓄湘累问”、“《天问》有灵难置对”等，都是直接源于骚句屈赋的。
鲁迅之喜好庄骚，亦为人所共知，郭老《鲁迅与庄子》曾将鲁迅文中惯用的庄子词句一一罗列以证实之。
许寿裳亦论及过屈原对鲁迅的影响，且将鲁迅旧诗中用骚句处列出，计有“全用骚词的”的一首：
《无题o一枝清采妥相灵》，词句借用骚词的计十八处，（细细统计，共有20余处），足见鲁迅对庄骚的精通和继承。
至于“老虎尾巴”壁上集的骚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鸹之先鸣”，在日本对许寿裳不假思索，随口背诵的最喜爱的骚句，均可为明证。
可以说，庄骚的影响正是龚鲁两家诗作思想、艺术多有相通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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