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雪苇论文定稿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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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雪苇论文定稿1
编号
学士学位论文
论武则天的暴政
学生姓名：
杜雪苇
学号：
20081006002
系部：
人文系
专业：
历史学
年级：
2008-8班
指导教师：
骆科强副教授
完成日期：
2012年5月10日
中文摘要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她的消极影响的一个方面，即她的暴政，给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她用暴力手段夺取权力；巩固政权；用暴力施政等。
关键词：
武则天；暴政；消极影响
OntheTyrannyofWuZetian
Abstract
WuzetianistheonlyfemaleemperorinChinesehistory，andshehasoneaspecteffectofhernegativeinfluenceishertyranny，atthattimebroughtharmtothepeopleandthesocietythatcannotbeignored，mainlydisplaysin：
sheseizepowerwithviolence，Consolidateregime，Useviolencepolicy，etc.
Keywords：
WuZetian；tyranny；negativeinfluence
目录
中文摘要1
Abstract1
引言1
一.以暴夺权2
二.以暴巩固武周政权5
三.以乱施政背后的危机10
四.结语14
参考文献15
后记17
引言
武则天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人物，近二十年以来，学者们对武则天研究的有关文章，我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有关评价武则天的文章
评价武则天的文章，内容丰富，但又从不同角度对武则天进行评价。
赵文润的《论武则天的功过》主要观点是，论武则天的功过时，应根据确凿的史料加以论述，并且要功过分明，既不能以功绩替代过失；也不可用过失抹煞功绩，全面客观评价武则天；于华东《略述武则天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一文主要观点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对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认为武则天是一位基本上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主要论述武则天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历史人物，但同时也包括武则天的消极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作用。
刘炬、刘鸿雁《武则天是成功者吗？
》主要对史学界的一个共识即武则天是位成功者提出疑问，主要通过对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诸方面进行考察讨论得出：
武则天是个失败者，其最大的失误是改唐为周，失尽民心。
此文的不足之处是未看到武则天的政绩，评价有些片面。
（二）有关论述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的文章
胡如雷的《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生活限于病态，产生了诸多弊端，与贞观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分析了武则天的路线及其政治下场、悲剧结局，认为她并不知道自己实行的究竟是哪家的政治路线，而只重实用，不过，道、法两家的色彩稍微浓重一些。
李治勤《武则天参政原因探析》一文主要阐述了促使武则天参政的两个因素:
隋唐时女子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武则天本身具备强烈的参政愿望。
曹军青、曹司雨《唐朝武举制度及其影响》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论述唐代武举制的创立成为国家网罗武备人才的重要制度。
张先昌的《关于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的几个问题》主要认为评价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把它放在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大环境中考察，才能得出较为科学的正确结论。
郝松枝的《论武周时期的酷吏》主要认为武则天时期重用酷吏为了打击敌人，但不能就此认定其人性残忍，应全面评价武则天重用酷吏。
（三）有关武则天时期的宗教、文化的文章
牛志平的《武则天与宗教》一文考察了武则天与佛、道诸教的关系，认为武则天与佛教互为利用，相辅相成，对于佛教和道教的兴趣也颇浓重，只是不同时期有所侧重。
但前提是皇权大于神权。
赵云旗的《武则天崇佛的功过》则认为武则天时代佛教在各个方面都远超前代，但同时也给强盛的唐朝造下了很多知名的隐患。
陈晔、畅翠《武则天与佛教》主要阐述武则天崇尚佛教，从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贯穿于她一生的命运之中，成为她登基和巩固统治的舆论工具与精神支柱。
梁恒唐《武则天时代的天枢》一文描述了武则天时代所造的天枢概貌。
作者认为铸造天枢虽劳民伤财却是当时世界最高技术的发挥。
笔者主要从武则天以暴夺权，以暴巩固武周政权，以乱施政背后的危机三个方面论述武则天时期的暴政，从而得出结论：
武则天虽然在历史上有过贡献，但她的暴政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一.以暴夺权
武曌十四岁入宫，按唐初定令，人之始生至三岁为黄，四岁以上至十五岁为小，十六岁至二十岁为中，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六十岁以上为老。
十四岁在法令尚是“小”的时候，但却是唐人女子结婚的高峰年龄层。
这年武曌被召入宫时，又有条史料记载了她当时的表现，太宗闻士寻蒦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岁，母杨恸泣，与决，后独自如曰：
“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女儿悲乎？
”母韪其意止泣。
既见帝，赐号“武媚”。
从以上这则材料可以看出武曌对入宫的前途并不悲观，显然有家里也不见得比宫中好之意。
反映了少年时期的武瞾对武氏家属和家庭生活有厌恶的心理。
这种状态和反应的表现方式是含蓄的不满和厌恶，这源于武氏子弟对武瞾之母杨氏的失礼，只是这种怨恨和不满没有爆发出来，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压制。
根据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一个人的暴力倾向存在于基因，谋杀动机存在于大脑前叶。
经验会为大脑重新配线，而早期经验似乎特别强而有力。
因此，孩子如果经常遭受诸如虐待、忽视、恐怖的伤害，脑子就会起物质变化，紧张的化学物质源源涌入，会使脑子里“攻击或逃避的荷尔蒙重组，让他们一触即发，容易起犯意。
正是这种家庭背景影响下，武瞾产生一种暴力倾向。
”
根据武后七十六岁时那段回忆,在她青少年时期和太宗文皇帝的那段谈话内容，可以说明武瞾有暴力倾向的表现。
那段谈话是这样的：
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
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
“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
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
”太宗壮朕之志。
师子骢是千里马，据说前朝隋文帝时西域大宛国曾进献一匹，无人能制服它，后来才为将军裴仁基所制服。
这匹宝马身价连城，通常人不会因它不受调驭就将它残害。
因此，可以暴露出武氏此时已有暴力倾向，有虐待动物的征兆，也表示了有反社会价值的人格倾向。
后来被称为“驯骢心理。
”这种心理显示了武氏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
根据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武瞾也就是十岁丧父后，由于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导致长期的怨恨和忍受，产生了压制心理，是其暴力倾向的根源。
十四岁入宫之后，宫中妃嫔众多，武瞾被赐封“武媚”，只是五品才人之一，不足以让皇帝注意到。
于是她乃力求表现，充分展现了她自己的旺盛企图心，显示了她在心里上有很大的成就需要，具有支配、自主、暴力的性格倾向，这种暴力倾向逐渐形成乃至慢慢表现出来。
唐高宗时，武氏再度入宫，被封为“昭仪”，并于永徽三年生下李弘。
在宫中原被宠爱的萧淑妃在短短时间之内失宠，而剩下最主要的敌人就是王皇后了，为了夺权皇后之位，武昭仪以生女暴卒之事陷害王皇后。
记载武则天杀女的材料主要有两处。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
“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
‘皇后适来此’。
上大怒曰：
‘后杀吾女’！
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废立之志。
”《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载：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
又惊问左右，皆曰：
‘后适来。
’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
‘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娼，今又尔邪！
’由是昭仪得入其訾。
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昭仪），始有废后之意。
”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武昭仪杀女的事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为了夺得更大的权力，而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嫁祸于王皇后，从而使高宗有废后的意向，但不足以致死王皇后。
因此，就有皇后厌胜之事，厌胜是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或刻作人身，刺心钉眼，系手缚足等方式，欲令此人疾苦及死者,一般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其亲尊长，及外祖父母、夫，或夫之祖父母、父母，则不能减，依律合斩。
即使所为只是为了向尊长及主人求爱媚，也须流刑二千里；如果以此方式求爱媚的对象是皇帝者，则斩。
至于《新唐书》所谓的“挟媚道蛊上”则更为严重。
蛊是指集合诸虫于一器，养而成蛊——如蛇蛊。
猫蛊等——以害人者，依《贼盗律》第十五条，造蛊者和教唆者一律处绞；造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比照里正，坊正，村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
由此而知，诬王皇后以厌胜罪，就是要取她的性命，而诬她造蛊，则更是要罪及其全家，都是非常狠毒的手段。
也证明了武则天的残暴手段。
永徽六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被废，后来与萧淑妃废为庶人，囚于别院。
十一月一日武氏终于被封为皇后。
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某日，高宗因想念王皇后和萧淑妃而闲行时去见王皇后和萧淑妃，后来有人将此事告知武后，武后知道后，大怒，令人前去各杖二人一百下，截去她们的手足，投于酿瓮中，声言要让此二妪骨醉！
二人如是者历经数日才死，武后又令斩其尸。
武后又用谐音废后姓为“蟒”氏，废妃为“枭”氏,以泄其妒恨。
由此，足以表明武则天的残暴、狠毒之举。
除此之外，武后打击了先前反对立她为后的韩瑗与褚遂良、来济和长孙无忌。
武后指使她的宰相心腹许敬宗和李义府诬奏侍中韩瑗与褚遂良，以“潜谋不轨”等理由，在显庆二年（657）八月将韩瑗贬为振洲（今海南三亚市）刺史。
褚遂良则被贬爱州（今越南清化），亦为刺史。
以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朋党构扇”为由，将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终身不许入朝。
伺后，都因不合理之由被杀。
就除了来济，因当初被告“与褚遂良朋党扇构”与无忌案无关，故幸免一死。
第二年该迁徙为庭州刺史，调至西域效力。
龙朔二年（662），突厥来犯，在战争中牺牲。
算是最好的下场。
这些虽然都是许敬宗所为，但如果没有武后作为后盾，也不敢自作主张。
而高宗对此事并没有亲自审问，都是由许敬宗等武后之心腹处理。
除此之外，上官仪、李忠等都被杀。
武后就是用这种残暴的手段，铲除了她夺权的障碍。
从皇后到二圣，获取了她自身的利益。
咸亨五年八月已成为天后的武氏，因对权力的极度需求，在处理亲生子女的关系时，也显得十分残忍，太子李弘在照顾父皇时感染肺病，而天后对他施加压力，最后死于东都西苑内的暑殿。
李贤被定罪为“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随后，被废为庶人，遣兵将他从东都压还京师，幽禁于别所。
他的党羽皆伏诛，所藏皂甲在东都皇城端门外的天津桥焚毁，以公开示众。
后来李哲继位为帝后，与母亲作对，因对母后挑战被母后所废。
对李旦及其儿媳都进行压制、严管，有的儿媳被杀都不知葬身何处。
为了夺得专制权力，不仅虐待嫡子女，而且还采用不同方式的家庭暴力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这足以说明她对权力的极度需求，从而以暴夺权。
二、以暴巩固武周政权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高宗死，十二月六日李哲即位，十二月十一日，李哲正式册封为帝。
因先代嗣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实质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
天皇遗诏并无委托天后临朝之意，裴炎使她得以和宰相沟通。
武太后在此时已经夺去了在守丧时期嗣皇帝的权力。
为了能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武太后采用暴力的手段将嗣帝李哲废除，嗣圣元年，李旦被立为嗣皇帝，嗣皇帝从此便被太后移于别殿，不得有所干预政事。
新嗣君的政事册立标志着太后的正式临朝。
武太后为了打击政敌，巩固统治，不惜采用暴力手段，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混乱。
首先，武则天杀害文武大臣。
关于裴炎被杀。
裴炎明经出生，历任兵部侍郎、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侍郎、中书令。
弘道元年（683）十一月，高宗病重，裴炎奉诏与黄门侍郎刘齐贤、中书侍郎郭正一同为东宫平章事。
十二月，高宗死，中宗李显即位，以裴炎为中书令。
此前，裴炎深得高宗和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
睿宗即位后，武则天仍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军国大权尽操于手中。
其侄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请武则天追王其祖，立五十七庙，武则天同意他的建议。
裴炎谏言：
“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
独不见吕氏之败乎！
”武则天说“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与败。
今吾追尊往者，何伤乎！
”对说：
“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
”太后不悦而止。
这是裴炎第一次得罪太后。
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武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尊位高重为由，多次劝武则天因事杀之。
裴炎每次独自顽固向太后争执，“太后愈不悦。
”这是裴炎第二次得罪武太后。
光宅元年（684）九月，柳州司马徐敬业等人打着匡复庐陵王的旗帜，发动了扬州兵变。
太后长期的临朝称制，不管怎样解释，在体制上就是太后侵夺君权。
裴炎身为宰相，这些行为不但不能表现他该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反而有怠慢军机逼宫之意。
他不但不了解这个老女人的性格和习惯，似乎也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和危险，十月，武则天毫不犹豫把裴炎杀了。
关于程务挺被杀。
永隆（680--681）期间，突厥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博反叛，定襄道行军总管李文暕、曹怀舜等相继战败。
高宗诏礼部尚书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为主将，程务挺为副将率军讨伐，尽平突厥叛乱。
程务挺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
嗣圣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密诏程务挺与右领军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张虔勖率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立预王李旦为帝。
武则天临朝称制，程务挺累受赏赐。
九月，程务挺为左武卫将军、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
程务挺治军严整，善于绥御，将士听命，突厥惧怕他，不敢犯边。
当裴炎下狱时，程务挺密奏申理，为裴炎伸冤，被武则天定为忤旨。
再加上程务挺与叛军头目唐之奇、杜求仁友善，有人告发说“务挺与裴炎、徐敬业通谋。
”武则天立即遣左鹰扬将军裴绍业就军中斩，籍没其家。
武则天以暴治国，残害文武大臣，以残暴的手段巩固其政权。
关于魏玄同被杀。
麟德元年（664）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密谋废后被杀，受其牵连，玄同被流放岭南。
上元元年（674），国家大赦放还。
在工部上书刘审礼的举荐下，拜岐州长史，再迁吏部侍郎。
永淳元年（682年），诏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封钜鹿县男。
上疏言选举之法。
次年，转文昌左丞，兼地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武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
鸾台侍郎，依前知政事。
曾保护一代名臣狄仁杰。
垂拱三年（687），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
玄同与裴炎关系密切，有“耐久朋“之称，而与酷吏周兴不和。
永昌元年（689年），周兴奏诬玄同说：
“太后老矣，当复皇嗣。
”武则天不了解实情，也未进行考察，便将其赐死于家。
魏玄同被杀，是因为他与裴炎的交往甚笃。
武则天怀疑他不与自己一条心。
所以，一旦有了借口，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杀害。
关于李昭德被杀。
李昭德明经出生，累官御史中丞、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检校内史。
武则天营建洛阳神都，昭德亲自规划设计文昌台以及定鼎、上东诸门和外廓城，又督建落水桥，“积石为脚，锐其前以分水势，自是竟无漂损。
”新桥给洛阳人民带来极大的方便。
长寿元年（692），李昭德密奏武则天说，魏王武承嗣权太重，长期下去恐怕有篡位的危险，武则天恍然大悟，说“朕未之思。
”随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职务，并且降贵戚武攸宁、杨执柔的官职，罢其政事。
在此时，武则天则对李昭德还是十分信任的。
长寿元年以后，李昭德受武则天重用，在朝中权力逐渐强大，这对武则天的权力已经构成威胁。
为了巩固长治久安的统治局面，保证“政由己出”，所以将李昭德杀害。
以上诸大臣被杀，都是武则天为巩固政权而不惜采取暴力屠杀群臣，以逐渐巩固统治。
其次，武则天为了压制“反对派”，对其进行铁血镇压，甚至对臣民的疑忌过于严重，乃至起用酷吏实行恐怖政策。
武周酷吏暴烈在历史上最为有名，而武周酷吏人数之集中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唐代著名的酷吏凡24人，其中武周时期有11人，约占唐代酷吏总数的46％。
太后临朝初时，借嗣圣元年（684）二月的“飞骑案”，揭开告密之端。
所谓“飞骑案”是指嗣圣元年二月七日，太后立新嗣帝那天，有参与废帝的飞骑十几人在坊曲聚饮。
酒间，其中一人说：
“早知别无勋赏，不如仍奉庐陵王！
”一人起，直奔北门告发。
北门便是玄武门，飞骑是天子最亲密的禁军，配属于左右羽林禁军，驻于此门。
座未散，禁军掩至，将聚饮者逮捕，系于羽林狱。
言者，其余以“知反不告”皆处绞。
告密之端自此兴起。
为了进一步鼓励上言，在垂拱二年（686）三月，创设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以接受告密投书。
此外，凡有告密的人，所在官员必须提供食宿交通，将他送至行在，纵使是农夫、樵人也皆可蒙太后召见，所言若合太后的意旨则准例酬以五品之官，非实者也言者无罪。
随后，太后选出一些能办案的人，在性质上是特务，仰承君主的意旨办案，常会用严酷的手段来打击对象，以完成其特别的任务，所以常被视为“酷吏”。
第一酷吏索无礼也就是首按制狱的人，因扬州叛乱“告密起家，用违法的酷刑在洛州牧院治狱以牵引的方式先后杀数千人为后来的周兴、来俊臣等人所效法，世人谓之“来索”。
周兴在革命前先后奉诏按郝象贤入狱；诬杀宰相魏玄同，牵连内外大臣甚众；又诬杀大将黑齿常之；构陷宰相韦方质而使他配流；复奏请除唐宗室之属籍。
还有来俊臣，史谓他主治大狱，审案不问轻重，皆用酷刑。
“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围炙以火；决其糇粮，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
但入新开狱者，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每有制书赦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狱吏杀之，然后宣示。
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与家人诀曰：
‘不知重见否？
’其月，于都城丽景门内别置推事院，作大枷凡有十号：
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
如意元年（即长寿元年，692），来俊臣罗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及包括肃政台中丞魏元忠等七人谋反之案。
酷吏侯思止按鞫魏元忠，事先声明不承反即须吃棒。
元忠不屈，思止命人将他倒曳。
元忠徐起说：
“我薄命，如乘恶驴坠倒，脚为镫所挂而被拖曳！
”思止大怒，再曳他，并说：
“汝拒捍制使，奏斩汝。
”元忠又说：
“侯思止，如必须魏元忠头则截取，无为抑我承反！
”坚持不屈。
狄仁杰乘酷吏对他稍宽，不复严备之时，写信置于棉衣中，以天热为由，请求拿去给家人清理。
家人得衣中书，其子狄光远遂持以告变。
告变者依例得蒙召见，女皇愕然，召问俊臣何故说仁杰等承反，并遣使前往视察。
使者也惧俊臣，不敢视仁杰。
俊臣乃令人带仁杰作谢死表，并代署名而呈进。
恰巧被杀不久的故相乐思晦之子也因上变而蒙召见，指出来俊臣弄法苛毒。
太后稍悟。
由此看出，七人被诬告谋反，后来虽然能活着回来，可能是因为事迹败露。
但是，来俊臣等诬告大臣，严厉酷刑，武则天却没有怪罪之意。
足以说明，武则天是在利用“酷吏”，排除异己。
最后，武则天还利用佛教压制和蛊惑民众。
她崇尚佛教，从小就身后佛教思想的影响，同时，她利用佛教作舆论，乘机登基。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在未婚时，就已经信佛。
武则天父亲去世后，无依无靠，加上丈夫前妻之子及武氏家族成员冷落和欺辱。
为了摆脱痛苦，从而寄托于佛教。
在唐太宗死后，武则天被送入感业寺为尼。
她在感业寺中度过了四年（649--653），对佛教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熟悉了佛教的宗旨。
再度入宫，与唐高宗朝夕相处，高宗信佛。
显庆二年（657），高宗建西明寺，廊院式，楼台廊庑四千区，并赐给“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
”可见，这为唐后期佛教昌盛奠定了基础。
高宗死后，武则天想要夺取政权，称帝。
她利用佛教，愚弄百姓。
女皇以官爵酬庸用《大云经》来吹捧她的僧人，新译《大云经》是天授元年（690）七月公布的。
封拜薛师为国公和三品职事官，开创了僧官。
僧尼人数与日俱增。
至延载元年（694）敕令“天下僧尼隶祠部”，全国统计僧75524人，尼50570人，合计126094人。
僧侣拜托了赋税，不再上交户税和人口税。
但是，也增加了国家赋税负担。
除此之外，广建寺塔佛像。
据姚崇《十事要说》所言，女皇单造福先寺就花了钜百万。
僧侣大增，寺院、佛像的建造也随着增加。
根据韦嗣立说，“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从瑰丽。
大则废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
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谘。
”营造佛塔寺院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百姓在赋役上沉重，才会导致中后期出现逼民造反。
寺院广占田地，而且不用交赋税，这无疑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后来，百姓干脆将田宅布施给寺观，或者假布施的名义而行逃避赋税劳役，有的索性逃亡，变成游离人口。
可见，佛教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武则天为了其政权的稳固不惜采用残害生命、宗教舆论等残暴手段，使权力全部集于自己一人手中。
三.以乱施政背后的危机
武则天执政后期，由于实行重役，导致人民负担过重，人民流离失所社会混乱。
加上后期宦官专权，朝政内部部分宦官横行不法，滥杀无辜，扰乱民心，
从而使得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逐渐加剧。
（一）重役下的社会危机
大周一如大唐的传统社会，主结构是士、农、工、商四民，为了避文皇帝李世民之讳，“良民”改“良人”，此外也有贱人阶级的奴隶。
作为大唐建国时期的子民，在文皇藏富于民的政策，以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管理下，人民有田可耕——虽然乡里每人所分到的土地不足法定的百亩，而仅负担轻徭薄赋，因此人民乐于当国家公民，激发了他们的生产意志，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得家给人足。
古人说：
“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犯法作乱确实极少。
轻徭薄赋和恤刑慎罚事关百姓的生存权与人权，是社会安全的两大支柱，天皇李治从小被文皇亲自教育，深明其理。
到了永徽五年五月，天皇觉得近来狱讼繁多，于是质问侍臣：
“进天下无事，四海乂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
今日刑罚，得无枉滥乎？
三个月后，大理奏决死囚实有七十余人。
”两年后的四月，天皇又要求侍臣：
“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
”宰相来济先向他说了一个老人教齐桓公不夺农时蚕桑，则国人自然富裕的故事，然后乃直陈说：
“今山东役丁岁别万数，役之则人大劳，取庸则人大费，臣愿陛下量公家所须外，余悉免之。
”由于去年天皇发兵分攻高丽和西突厥，来济可能因此而言，不过，天皇仍然从之，可见轻徭之心至此尚未大变。
所谓正课、别徭，是指庸役而言，是唐朝赋役项目之一。
据《赋役令》，大唐正式赋役原有租、调、役三个项目，男子从21至59岁为丁，政府依丁口均田，为他们制产后始向他们征收赋役；租是指田租，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调是产调，每产每年纳绢、绵或布、麻若干；役是丁役，每丁每年给政府服劳役20天。
但是劳役有时不能如期完成，所以政府得加役于服役者，规定若加役15天则免该年之调，若加役30天则租调皆免；连20天的正役计算，全年不能让人民赋役超过50天。
据此，服劳役不能超过50天，显然是为了不妨碍役丁的农功；因加役而免调或者免租调，其实就等同政府以调或租调来支付所加役的薪水。
政府也允许丁口可以“以庸代役”。
所谓庸，是指役丁服役时，得以每日折绢三尺来代之，此即为庸。
大唐自国初以来就全面推动此代役制度。
此外，还有杂徭。
所以，根据唐人的看法，国家的赋役实际有四个项目，即租、庸（役），调与杂徭。
正役和杂徭合起来就称之为徭役。
到隋末，因虐民服役而致丧乱，国初吸收教训，且因户口稀少，政府乃大力推动均田，重建货币经济，取消各地关税，主要目的就是稳定丧乱后的社会，重建经济秩序，所以政府厉行节俭，不轻易役用民力。
在这种背景下，人民连正役也征收，更何况加役？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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