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岸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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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岸止
红岸止
我出生的地方，是北中国一条江的西岸。
以前它是一片草原，居住着剽悍的达斡尔族人。
这个地方达斡尔族语的意思是“红色宝石之岸”，简称“红色之岸”，而我们，从小就叫它“红岸”。
我们是汉族人，但是在红岸生，在红岸长，长完我们的少年时代，然后，我们离开。
年少时，我常常在夕阳下坐在红岸的江边，独自哭泣。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但是我常常泪水涟涟。
17岁那年，我离开了红色之岸。
——题记
她的名字叫“苏联”
离开红岸的时候，苏联17岁，准确地说，是17岁半。
17岁半的少女苏联已经170公分，长得纯洁动人，两条粗粗的黑辫子搭在紧绷绷的胸前。
她具有北中国女人所独有的丰满，像饱满欲坠的红高粱，在残阳如血的江边，独自摇曳。
这个时候，如果你走在江边，又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不论年老还是年少，80岁或者18岁，只要你是男人，你就会爱上眼前的这个小姑娘。
她那心不在焉的落寞神情，好像谁来带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跟随而去，这个时候，什么样的男人会抗拒这个即将长成的小女人无意之中摆出的诱惑的姿态呢？
她在铁轨上来来回回地走着，火车还没有开来，阳光把铁轨照得烫人，她的心思却已经被铁轨牵到很远的地方。
她的名字叫“苏联”，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她大体的背景。
是的，她的父母就是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相爱的。
1957年，他们一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大荒支边，来到了红色之岸。
当时远在莫斯科读书的年轻的父亲满怀激情地给在另一座城市的母亲写信说：
“安娜（她的俄文名字），亲爱的，我们一起去建设北大荒吧！
那里是中国的乌拉尔！
”
父亲所说的“乌拉尔”，在苏联是一个著名的重工业之城，而中国的乌拉尔，就是这个刚刚选址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红色之岸”——这里即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
虽然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但是在年轻人火热的心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况且，浪漫的爱情和美丽的草原，总是让人浮想联翩。
直到现在，苏联的手里还保存着这封信，苏联只剩下这一封信了，这是她父母亲曾经存在过的爱情的唯一证明，也是苏联让自己相信的凭据：
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不是她的幻觉。
那些几乎数不过去的日子，还真就过去了。
17岁半的苏联，穿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流行的白色的确良短袖上衣，小方领，藕荷色带白圆点的人造棉百褶裙，露着圆鼓鼓的小腿，脚踝纤细修长，透明的塑料凉鞋里乳白的脚趾像细瓷一样晃动着。
她的身上还斜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草绿色的，颜色退了不少，上面“为人民服务”的字迹都发白了。
大眼睛双眼皮流行的年代，苏联长着不合时宜的单眼皮，她为此而自卑。
她想不到许多年后人们的审美观会彻底颠覆，当单眼皮也成为美的另一种注解时，苏联觉得自己被时间愚弄了。
她的眼睛细长，飘忽，里面偶尔闪现出茫然，不过稍纵即逝。
光滑的额头散落着几颗红色的小痘痘，像走失的找不到家的小羊在草原上彳亍，没有着落那般寂寞。
大多时候这双眼睛是安详的，平淡的，只是有些向下耷的眼梢暴露了那些不易觉察的忧郁。
她的面孔氤氲着一种气氛，这是许多年后成年的马修突然领悟到的，他在遥远的异国怀想她，怀想她的气味，那一切构成了那个氤氲气氛。
这个气氛让人觉得遥远，触摸不到，夏夜的星空一样，清澈而忧伤。
现在，她一边吹着忧伤的口哨，一边在闪闪发亮的铁轨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荡的心……
这是爸爸常常唱给妈妈的一首歌，用的是俄语。
只是，小时候的她不知道歌词大意。
如今的苏联已经长大，她考上了大学，就要像这两条铁轨一样，远远地跑掉了。
她很高兴自己就要跑掉，再也不回来。
但是17岁的她还不知道，铁轨跑得再远，终是有尽，却更是有头的，她跑得掉现在，却无法跑掉未来，未来总是要被开头逮住的。
这也是许多年后，她才明白的。
17年，在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并不漫长，但是对于苏联，这17年，几乎让她过完了她的一生，她的爱恨情仇，全部留在了这里。
生于红岸，爱于红岸，却又，止于红岸。
一
红岸，年底的第一场雪
瘦脚伶仃的苏联跑在红岸江边的砖石上。
她疯狂地奔跑，满地的落叶哗哗地被她狂乱的脚步卷起，在空中飘荡，又疲惫地落下。
随之而来的是那场大雪。
这是年底的第一场雪，好像蓄谋已久，在星期六的夜晚赶到红岸。
大雪让她跑到了马修家。
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俄罗斯小楼，淡淡的米黄色，窗户里射出两束灯光打在雪地上，这样的颜色给了苏联意外的温暖和胆量。
是的，她是胆怯的，只有8岁，一个害羞腼腆的小姑娘，在冥冥之中，茫然地跑进了这个院子。
夏天的时候，到江边玩耍的苏联被岸边的石头划破了脚趾，旁边的一个男孩跑进这个米黄色的小楼取来一瓶紫药水给她涂上，她记住了他。
苏联听大人们说过，这座小洋楼里住的是红岸有名的资本家，做火磨生意的，主人是最早来到这里的老毛子，这个家族在红岸开了第一家火磨厂。
解放以后，厂子都被国家收了，但是这家人依然住在这里。
他家的三儿子娶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上著名的商人徐老太太的女儿，这姑娘是红岸最美的女人之一，外号“黑牡丹”。
“火磨”是什么？
苏联不知道，好像就是做面粉的（现在面粉都是国家供应了，在粮店可以买到，不需要什么“火磨”了）。
“黑牡丹”什么样？
苏联也没有兴趣，就像她没有兴趣知道自己的妈妈为什么叫“白牡丹”一样。
她只知道这个小男孩被称为“二毛子”，红岸的人大都认识他。
现在，苏联看到了那个“二毛子”——夏天给她涂紫药水的男孩——有着一头浓密卷发的混血儿。
他正倚着床头，安静地读一本书。
他是在“读”而不是在“看”，因为他的嘴在一动一动地开开合合，是朗读，妈妈经常这样给苏联读书，是读出声来的。
想到妈妈，苏联蹲在窗下，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时，她隐约听到窗子被嘎吱嘎吱地打开，有人拍她的头，是那个男孩儿，他在叫她：
“快点儿，上来、上来！
”
窗台上有许多初雪，松滑，她的一条腿刚刚攀上去，就差点出溜下来。
好在男孩子的力气比她大，连拉带拽把她弄进了屋里。
屋里有雪白的床单，在白炽灯下白得耀眼，惊魂未定的苏联哇地哭了出来。
男孩使劲地向她摆手，皱着眉头阻止她。
看到他生气的样子她害怕了，立刻把哭声憋了回去。
男孩子手忙脚乱地拽掉她的棉衣，还有鞋，塞在床底下。
然后把她推到自己的小床上，用被子蒙住她。
有敲门的声音：
“有什么事吗，马修？
”
男孩急忙关了灯：
“没事儿妈妈，我困了要睡……”
男孩的声音有些微弱，带着颤音，显然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缺乏准备，他手足无措地呆在那里，刚才的那一系列举动不过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人的本能，现在，他傻傻地站在黑暗之中，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已经12岁了，他勉强跟自己说，我应该可以对付这些。
马修挨着苏联坐了下来，与苏联刚才一样，他也不停地哆嗦着，从来没有这么近地与女孩子在一起过，面对这个大雪般突然降临的小姑娘，他蒙了。
她实在太瘦了，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真可怜！
这样想着，马修的勇气大增。
他勇敢地向她身边靠了靠，有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脸上，那挂着泪痕的苍白的脸，和紧紧闭着的眼睛，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已经睡着了。
这是一间很小的儿童房，小床上方的墙上有一幅油画，一个红衣少年，手拿一柄剑，少年目光炯炯，仿佛要上战场的样子。
现在的马修，就觉得自己是那持剑少年，有将赴沙场的凛然。
朦胧中，靠在床边的马修也睡着了，梦中他的一只胳膊被一只大狮子咬掉了，他挣扎着想跑，却无论如何也挪不动，再一使劲，醒了。
梦里那只被狮子吃掉的胳膊正被女孩的头死死地压着，他拽不出来，也不敢动。
他轻轻地歪过头去看她。
这静谧的雪夜里，月光照进马修忘记拉上窗帘的窗户，很亮，屋里的一切都清晰而疏朗，恍若梦境。
12岁的马修觉得自己是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人物——一个小天使从天而降，她从何而来？
又要到哪里去？
不得而知。
他忽然觉得小姑娘的头是那么温暖，以至于自己竟然想抱一抱她，这样的想法吓了他一大跳，全身像着了火一样烧灼起来。
这时，12岁的马修发现：
自己的睡裤里湿了一片。
苏联醒了，是被吓醒的，她仿佛又听到了恐怖的砸门声。
昨天晚上，她看见爸爸被人从床上拽了下来，爸爸大声嚷着：
“你们为什么抓我？
我不是苏修特务……”
爸爸的声音很怪异，不像平时的爸爸，甚至不像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一个让恐惧锯断了男人声带的声音，尖利、惶恐。
看似愤怒，但是夹杂着颤抖。
苏联惊呆了。
爸爸，她那儒雅的风度翩翩的爸爸从来都是衣冠楚楚的，但是眼前的爸爸，不单是狼狈，在苏联眼中竟然有些不堪了——眼镜被揪掉，睡衣上所有的扣子都脱落了。
他瞪着那双高度近视的双眼，眼球突兀着，茫然而愤恨。
面对强悍的力量，他是那么懦弱、无能为力，活活像一只被人捏在手里的老鼠……
妈妈穿着紫红色的丝绒睡袍，披头散发地哭喊着：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讲不讲道理？
”
“讲啥道理呀？
你们这些臭老九，平时骄傲牛逼的劲头哪儿去啦？
”穿黄军装的人学着妈妈的南方腔调鄙视地说，还用脚使劲儿踢爸爸，“是吧苏若谷？
”
苏若谷的膝盖被踢得弯了下去，他又挺了挺。
爸爸叫苏若谷，“虚怀若谷”，是苏联刚识字时就知道的一个词。
苏联还知道家里面挂的一幅字：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妈妈的名字也藏在里头。
据说这是一个著名书法家写的，而且还是“左笔”。
苏联觉得眼前的这几个人对爸爸妈妈充满了仇恨，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仇恨，她认为一定是妈妈爸爸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不然为什么会这样被人打骂和羞辱？
爸爸的脸色像纸一样，蜡黄、苍白，他突然一下子躺在地上，无声无息，像软塌塌的白棉花。
她看见几近哀求的妈妈慢慢跪到了地上。
苏联有些不认识眼前朝夕相处的两个大人了。
这就是316厂最美丽最傲慢最高贵的女人朱淡宁么？
是红岸两朵花之一的“白牡丹”朱淡宁么？
苏联一直觉得妈妈最好看的时候就是穿着这件睡袍时的样子，紫红色的大翻领衬托出修长的脖颈，在家里，妈妈经常将头发高高盘起，像一只高傲的红蜻蜓，苏联每每见到蜻蜓立在树的枝头，就觉得那是她妈妈朱淡宁的样子，以至于她在逮蜻蜓的时候，经常在心里说：
逮住朱淡宁！
苏联不知道从哪里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她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如此勇敢。
她冲过去，抓住一个人就咬。
她大哭大叫——
她又一次听到了杀猪的声音。
她无数次在深夜听到过这样的惨叫。
邻居卫红家圈养了一只老母猪，母猪住在楼下破旧的仓房里，每当快过年的时候，卫红家就要杀猪，将要被杀的母猪上下乱窜，痛苦地哀号。
苏联家的窗子正对着猪圈，每次在深夜里听到杀猪的声音，她就仿佛看到她身边的墙上溅满了鲜红的猪血，以至于她不敢挨着墙壁睡觉。
这幢三层楼的二门共有12户人家，每层4户，苏联家在二层，这一层的邻里之间家家户户和睦，好得像《红灯记》里铁梅家的邻居。
卫红家在二层的另一套房子里，与廖大胡子家合住，他们的大门与苏联家这套房子的大门成为直角，大家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
每当卫红家杀了猪，卫红妈就要挨家挨户给每个邻居送一小块猪肉，虽然少得可怜，但是对于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的邻居来说，这点猪肉足以令人心存感激了。
每每那几天，这个楼门家家户户的锅里都飘着香气，好像过年一般。
邻居的女主人们都赞不绝口地夸赞猪肉的香，或者说卫红又长漂亮了的恭维话。
而那些男人，那些不知所云的男人，只好在见到卫红妈时，露出讪讪的有一点讨好的不自然的微笑。
卫红的妈妈，一个没有文化的理发匠的女儿，这个时候就是她最有尊严的时候。
所以，她宁肯让自己的孩子少吃点猪肉，也愿意享受一下那些厂里的工程师、医生、老师甚至厂长的致敬。
这些天，似乎全楼的人都是欢喜的，哪怕是这一点点猪肉带来的仅仅是舌尖上的满足。
但是只有一个人不高兴，那个人就是苏联。
苏联觉得眼前这个颧骨凹陷的精瘦女人——卫红的妈妈，她是一个刽子手。
所以，苏联一直拒绝吃卫红家的猪肉，尽管那香味实在太诱人了。
为了克制住馋意，她就使劲地回想那头可怜的猪，和那一双像人一样哀求的小眼睛。
苏联不敢和这眼神对视，生怕这头猪把她当成刽子手的同谋。
但是今天，确切地说是这个夜晚，那杀猪时发出的嚎叫声，明明是从苏联自己的嘴巴里发出来的，她觉得这个声音充满了和猪一样的凄凉和绝望。
渐渐地，这个声音变成了鸡在打鸣，是被掐住脖子的悲惨的鸣叫，垂死挣扎的样子，几声呻吟而已。
妈妈拼命把苏联推到两家共用的厨房里，然后声嘶力竭地抱着爸爸……
瘦弱的苏联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她挣脱开混乱，像受惊的小野狼一样跑出了厨房。
她拼命地跑，向东，穿过那片高大的白桦林，往江边跑，她从小就喜欢这个江岸。
这个红色之岸，仿佛是她前世的故乡。
在马修家
早上的阳光是温暖的，尤其是北中国的冬天，这样的温暖很华丽。
此时的苏联就坐在这样的阳光里，安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从她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卫生间，她看到马修家的卫生间贯通着两个卧室。
马修就是从这间屋子穿过卫生间到了另外的一个房间，对他的妈妈说了什么，他的妈妈，一个很沉静的声音响亮地亲吻了一下她的儿子：
“妈妈去上班，这两天街上很乱，红卫兵老抄家，你就在家待着，谁来也不许开门！
”
“知道。
”
妈妈走了，马修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被紧紧地拽着，就像一根弹簧，这边松了，那边却更加地紧，紧得快喘不过气了，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是男子汉，别这么没出息！
”
他又看了一眼墙上的持剑少年。
他悄悄给自己打气，然后到卫生间狠狠地撒了一泡尿，看到自己黄澄澄的尿液滋到马桶里跳出欢乐的小水花，他痛快地打了个激灵，然后，用冷水洗了把脸，走进自己的睡房。
苏联坐在床上，怏怏的，又开始哭。
平时马修最烦女孩子哭，但是今天，他还是耐着性子伸过来一只手：
“我叫马修，你叫什么？
”
苏联两眼发直，愣愣地说：
“我做了一个梦，我的爸爸突然长了两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了。
”
马修扑哧笑了，说：
“你真有意思，肯定喜欢看童话书，一会儿我给你找好看的故事书。
你饿不？
我快饿死了，你等着，我给你弄点吃的。
”
马修来到餐厅，用带碎齿的面包刀切了两片大列巴，涂上黄油和果酱，用托盘端到苏联的面前。
做这一切时，马修突然有一种成就感——他的妈妈经常这样给他送吃的。
现在，他做的是大人做的事，足以说明自己长大了。
马修活泼的天性一下子被点燃了，他那突然的快乐也感染了面前这个忧郁的女孩。
苏联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也突然有了熟悉的快乐。
她大口地吃着，好像这辈子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好吃吗？
”
“嗯……好吃得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啦！
”
“你真逗！
”马修也乐了，给她往杯子里倒牛奶，却一不小心倒洒了，牛奶顺着桌子流到了苏联紫红色的条绒裤子上，一股热流传到她的腿上，但那好像是快乐的河流。
尽管裤子是湿的，有点凉，但是她的心里热乎乎的，因为马修的家里烧着壁炉，里面的柈子发出哔哔剥剥的响声，满屋子都是暖意，还有松木的清香。
马修家转角楼梯上铺着紫红色的地毯，墙上是木质的墙裙，上面错落地排列着许多照片，二楼起居室中的整整一面墙都是马修的照片，从襁褓中闭着眼睛的小婴儿，一直到在红岸江面上滑冰的少年。
苏联喜欢他们家那些高大的窗子，低垂着印有紫红色小花的窗帘，宽阔的窗台上有绿色的植物，大叶子的，委蛇垂下来。
楼上有马修姥姥和姥爷住的房间，马修说他们去哈尔滨的大舅家了。
二楼的书房三面墙都是书，比自己家的还多。
马修特意带她到最大最亮的那间房子里：
“这个是我妈妈的画室。
”
“你妈妈是画家呀？
”
“当然了。
”马修得意地说，“你看，这就是我妈妈！
”马修指着一幅巨大的一人多高的油画上面的女人说。
画面上是一片高高的白桦林，一个女人侧身站着，背影半明半暗，女人身着长及脚踝的长裙，裙裾上的皱褶栩栩如现，她的上身披着一个大披肩，与裙子几乎相近的色彩，都是淡淡的带有花纹的蓝绿色，不过裙子的颜色深一些，披肩浅一些，与眼前的绿树和远处江水的蓝色形成一个同色系的画面。
女人的头发蓬松而随意地向后绾着，早晨的阳光为她的身影染了一层金黄的颜色，她优雅地站在草丛中，微微仰着脸，仿佛在倾听小鸟的歌唱。
苏联不知道这幅画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它很美，很舒服，让她被堵住的胸口有了出气的通道，这画上的树林，让她听到了早晨的露珠在草丛上坠落的声音，还有小鸟的歌唱……
这个画室是一个玻璃房子，三面通明，从落地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江边的风景，还有那个铁架桥，竟然能够清楚地看见铁轨在闪着幽幽的光。
岸边的白桦树林里，早晨的阳光将树影照在雪地上，笔直笔直的，一道道，像用尺子画出来的；冰封的江面，白雪皑皑，逶迤地向南方伸远，然后猛然峰回路转，再向东，一直到地平线……
苏联第一次看见这条江的全貌，她被震惊了，一股北中国的凛冽之美灌满了她稚嫩的心胸。
8岁的孩子实在是容易忘记。
大雪盖住泥土，也盖住了了昨天发生的一切，包括记忆。
白色的萨摩狗拉着雪橇，马修和苏联坐在上面，在红岸冰封的江面上狂野地奔跑，男孩女孩的一声声尖叫，划破了上午的宁静。
这个上午，牢牢地印在了8岁小姑娘苏联的人生画布上，一生挥之不去。
爸爸真的飞到了天上？
快吃午饭时，苏联才告别了马修，告别了这个小洋楼，也告别了虽然短暂却好像有一万年之长久的快乐。
她走在北中国冬阳下的雪野上，听着双脚踩在雪地上的“噗噗”声，从未感到冬天的太阳这般欢喜。
早晨的红岸，晶莹洁白，所有的红色楼房，都成了白房顶的童话。
北中国的冬天，出奇地寒冷，尽管冷，但是北方出生的苏联仍然最喜欢冬天，有被冻透了的特殊滋味，苏联感到自己浑身上下都是透明的，就像那江边的冰灯。
苏联喜欢冰灯水晶般的透明，她常常让爸爸带她到江边看冰灯，当然，还看那架横跨江面的铁路桥，她喜欢列车拉出长长的汽笛声，喜欢绿皮火车不知道开向哪里的神秘背影。
苏联向往远方，那冒着白烟的火车带给了她关于远方的所有遐想。
有时，独自一人在外面玩耍，她会趴在地上，在火车道的附近，用耳朵细细地聆听火车从远方开过来的声音。
“呜——库哧库哧库哧库哧——”
那从地底下传来的声音，让她迷恋。
红宝石大街两侧楼房的墙上，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有的字迹整齐，像书法作品，有的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刚刚会写字。
昨天的大雪并没有濡湿它们，只是有些纸张因为粘得不够贴实，耷拉下一角。
大字报上有许多字，苏联看不懂，但是那些字她是认识的。
几乎每张大字报的结尾都有“打倒×××”的字样，苏联想起了她们的课本，第一课是：
“毛主席万岁！
”第二课是：
“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所以她知道被打倒的人就是坏人。
她看到有几张大字报上写着“赵宁绪”，那是他们厂的厂长。
赵厂长住在苏联家的楼上。
因为是工厂的建设初期，全国各地来了许多年轻人和家属，房屋奇缺，所以家属楼的每套房子都住有两户人家，有的甚至是三家，但是赵厂长家却是独住一套。
跟苏联的爸爸苏若谷一样，赵厂长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
他们家很少和别人家来往，但是赵厂长特别愿意和苏若谷聊天，他们经常用俄语谈笑风生，那有点炫耀的样子让人羡慕，又让人生气，苏联就听见过卫红妈说他们是臭显摆。
据说赵厂长家的孩子都在北京的姥姥家，苏联有时候会想一下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
还有天安门，听说天安门前有个金水桥，如果有机会去北京，她第一就到天安门，看看那金水桥的水是不是金水。
苏联又看到那个“大背头”了，他也在看大字报。
苏联认识他，他是红岸为数不多的拾荒人之一，50多岁，跛脚。
“大背头”是人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他的头发长，总是向后梳着，光滑锃亮。
虽然每天东游西荡地捡破烂，但是他比别人显得干净，甚至可以说非常干净；他的样子有点傲慢，每每从人前走过，他都视而不见，好像眼前空无一物，见不到那眼睛会看人，死人的眼珠一般。
但是，这双眼睛很会发现宝贝，一旦在垃圾中发现好东西，他的眼睛立刻放射出狼一样的贪婪和兴奋的光芒。
这一刻，他一脸陶醉的样子，既幸福又满足。
每天，他走来走去，一崴一崴的，用一个钩子在垃圾堆上划拉，翻找他需要的东西，然后把那个钩子往背后一甩，那被捡的东西就飞到了他身后的筐里。
那个动作随意潇洒，很让苏联羡慕，其实她最羡慕的，是他脸上那种闲云野鹤般的神情，无拘无束，好像天塌了都不会在乎。
正在看大字报的“大背头”看见有人过来，下意识警觉地转身走开，装作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继续东张西望，看看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可捡。
苏联看到他的背篓里有几本书，黄黄的旧书。
苏联家也有许多这样的书。
好像红宝石大街两侧楼里的孩子都出来玩了。
街角处有几个男孩子在打雪仗，那个大眼睛黑眉毛的男孩叫克飞，是邻居廖大胡子的儿子，其他几个，苏联都认识。
这个街区的孩子们，都在316厂子弟小学上学，有些人甚至还在同一个班。
远远地跑过来两个女孩，手里攥着雪球，不由分说加入到打雪仗的队伍。
苏联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个穿红色条绒棉猴的是卫红，另一个女孩是苏联家隔壁的老四利美。
卫红与苏联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卫红是个假小子，比男孩子跑得还欢，上蹿下跳的红色衣服在雪地里特别好看。
苏联羡慕地停下来，看他们那么开心，很想和他们一起玩，但是想起爸爸妈妈的话，就不敢了。
爸爸常说他们都是野孩子：
“你要做个好姑娘！
”
苏联不知道“好姑娘”什么样，但是大致知道不能太放肆，就比如：
不能像卫红、利美这样和男孩子一起疯。
苏联是个听话的孩子，也胆小，爸爸妈妈不让做的事，从来不做。
一路看着热闹就快到家了，苏联好像不愿意这么快就到家，她的欢乐还没有体会够。
远远地，苏联看到自己家那栋楼房的拐角处聚了许多人。
即使是许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苏联回想起那天的情景，仍然不寒而栗，她永远都不肯相信：
人可以从瞬间的大欢乐一下子掉到大悲伤的万丈深渊。
苏联还没走近，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女人，疯子一样扑上来抱住了她：
“我可怜的孩子啊！
你跑到哪儿去啦？
”
这个女人不是妈妈，是方姨，苏联家隔壁的女主人，白白胖胖心地善良的女人。
她家与苏联家合住在一套房子里，合用同一个厨房和同一个厕所。
苏联知道，只要家里有事儿，方姨是一定要到场的。
但是今天，这么多人……连毛姥姥也来了。
毛姥姥是街道委员会主任，和毛主席一个姓，在这个楼里，
她特别有威信。
苏联突然有要呕吐的感觉，这是她在遇到最难过最恐惧的事情时就会发生的生理反应。
毛姥姥像和方姨抢东西一样，迫不及待地把苏联拉到一边，抚摸着她的头，用呜咽而凝重的语气对她说：
“孩子，你爸……他死了！
”她好像要说“去世了”，但是怕苏联听不懂，就直接说那个字了。
苏联好像没听见一样，她冲过人群跑上楼，看到妈妈坐在房间角落的地板上。
朱淡宁平常最喜欢这个角落，她说那是属于她自己的地方，丈夫苏若谷、女儿苏联和儿子苏正正谁都不许进入。
她在那里放了一个小书架，铺了一块在苏联留学时买的小地毯，她经常在忙完姐弟二人的洗漱之后悠闲地坐在那里，慢慢地呷一小杯咖啡，或一杯葡萄酒。
有时还和苏若谷一起，听俄语的木纹唱片——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无法向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说出来……
此刻的朱淡宁就坐在那里，穿着黑色的毛衣，黑色长裤，双腿紧紧地并在一起，弯曲的腿与地板形成一个三角形。
她双肘架在膝盖上，两手紧紧地抱着头，不，是紧紧地抓着头发，铅笔般纤细修长的手指，惨白地伸进黑发间，这黑与白的对比，触目惊心。
苏联的胃又一次搅动起来。
她不愿意看到妈妈这样，别看她年纪这么小，但是她知道妈妈都在想什么。
朱淡宁是想把自己深埋到地底下去——她不想这样吸引众人的目光，这不是她朱淡宁的风格。
虽然她平时是个招惹人的角色，但是此刻她不想，这是个悲惨的时刻，她每一个举手投足，都使得现场的情怀更加惨烈。
任何人都看不到朱淡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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