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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原创论文文学理论论悲剧的理性意味与社会道德的进步

论悲剧的理性意味与社会道德的进步

杨亚臣

内容摘要：

悲剧艺术是哲学的艺术。

王国维积极主张文学的悲剧精神，他认为悲剧的精神实质是：

作品必须表现人生的痛苦并示以解脱之精神，或者表现主人翁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即“主人翁之意志”1[P75]。

他坚持主张人的解脱精神和人的主体精神的辩证统一。

这种统一所体现出来的形而上的理性因素具有多层面性，既有对人的本体层面的思索，也有对人的认识层面的反思，还有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关系的伦理层面的观照。

与此对应的是，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西方古典悲剧，都是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就是悲剧所具有的巨大历史作用。

本文从本体、认识、伦理等层面通过悲剧的理性意味对这两种统一进行考察。

关键词：

悲剧；精神实质；理性意味；伦理道德；社会进步 

一、   悲剧的理性意味

悲剧艺术是哲学的艺术，悲剧人物的生命激情与生命历程的展开受制于理性控制，它所体现的悲剧意味总要交织着某种形而上的理性因素.悲剧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悲剧作品包含哲人们无不津津乐道、苦苦求索的人生哲理，让人们从中领悟到深邃的生命价值及其存在意义，获取强化人生理想、价值的经验模式和生命激情。

这种交织着理性意味的悲剧既展示了它的精神内涵又强调了它的巨大社会作用。

那么这种悲剧的精神内涵和巨大作用是怎样表现的呢？

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西方古典悲剧，都是通过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来展现。

这种展现表现为悲剧人物生命激情与生命历程显现出来的多层面性理性意味：

既有对人的本体层面的思索，也有对人的认识层面的反思，还有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关系的伦理层面的观照。

（一）悲剧对人本体层面的思索

自古迄今的悲剧作品无不蕴涵着思考人的本质的理性意味。

悲剧艺术产生于人类思维的童年时代，它与人们对人的本体的思考密切相关。

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维之中，无论是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古希腊太阳神庙中的神谕，都标示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表明了古代人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价值的思索。

这种思索的内容突出地体现在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等作品的悲剧形象身上。

埃斯库罗斯描写了许多强有力的、雄伟的、超人的悲剧形象，如《普罗米修斯》中的赫淮斯托斯，赫耳墨斯、大洋神和普罗米修斯自身，《报仇神》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等。

作家描写的是神，却包含着对人的思考：

相信人的力量，尊重人的意志，强调人的责任心和道德感。

索福克勒斯自认为是“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悲剧形象，表明他以对人的思考，特别是对理想的人的思考作为悲剧创作的基础。

他笔下的悲剧人物有自己的坚强性格，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在《俄狄浦斯王》中获得最充分的体现。

欧里庇得斯被一些人描述成“舞台上的哲学家”，他笔下的许多悲剧形象──阿尔刻提斯、伊菲革涅亚、玛卡里亚等去死的时候都意识到生命的宝贵，自我牺牲的意义，显示出作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

悲剧作家对人的本体思考制约着他们的悲剧创作实践，体现在他们的悲剧作品之中。

拉辛的悲剧《安德洛玛克》中，主人公身为女俘，仍不忘为亡夫保全遗孤，将来重建特洛伊城，当这一目的不能达到时，她宁肯牺牲自己的贞节，假如牺牲贞节仍不为理性所容，便毅然决定在婚礼举行后立即自杀。

安德洛玛克有着强烈的感情，但感情始终受理性的支配，作品对那些丧失理性并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的人作了淋漓的揭露。

萨特的《恶心》中主人公罗康丹对荒诞世界“深深厌倦”，他一面控诉“我在这个苦闷的世界的底层窒息”，一面又感到“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认为人的存在是多余的，无聊透顶的，“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

作品揭示了人们无法作出自由选择，不能不陷入孤独无援的深深苦痛之中的人生哲理。

西方荒诞派的创作往往通过人的生存无意义的荒诞性表现出西方人因社会造成对人类命运担忧、惶惑、疑问、不解的思索以及无法实现人的自由选择的悲剧性。

同样在中国，悲惨的社会现实是产生古典悲剧的历史土壤。

中国戏曲史上《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四大悲剧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沉沦于社会最底层的文士选择杂剧这种艺术形式以渲泄其深沉的悲愤与表现其不屈的抗争”2[P79]，创作出一部又一部震撼人心的悲剧作品。

这些悲剧作品展示出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向我们呈现出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并一直被当作反封建、反礼教、反压迫的代表作品广为传颂。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状况的关注从未停止。

人的本质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对自我本质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对人的本体的思考无疑会成为悲剧创作的“永恒的”主题 。

（二）悲剧对人的认识层面的反思

人的感觉经验是认识世界的基础。

但是，人的感觉经验总是会受到各种外在或内在因素的影响而有局限，阻碍着人去正确地认识、把握世界。

能力的局限、认识的偏差往往成为导致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这样，悲剧便与人的认识联系在一起，渗透交融着认识层面上的理性意味。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已经比较深入地论及有关悲剧与人的认识问题，他指出，悲剧人物“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3[P38]。

这是由于看事不明而犯了认识上的错误而导致了生命的压抑或毁灭。

以《窦娥冤》为例，主人公窦娥有着自身的缺陷（对封建正统的维护），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因而在她遭受到欺辱的时候，她仍然想到要通过对簿公堂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但是她却没有看到当时的官僚已经同黑恶势力沆瀣一气。

窦娥就是因为没有认清社会现实而将自己的冤屈诉诸于黑恶势力的鹰爪们。

这是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相反还会将自己的性命搭上。

同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杜十娘因不能认识李甲的真面目，最终不得不饮恨投江；《红楼梦》贾宝玉不识“掉包计”，林黛玉也不知宝玉误中“掉包计”，认识的迷误加速了黛玉生命的毁灭。

在西方，黑格尔关于悲剧冲突的对立双方各自追求片面的伦理实体的论述则包含本体层面和认识层面两种理性意蕴。

他认为，悲剧冲突双方“尽管他们各有辩护的理由，他们也由于各有特性或片面性，也必然要和他们的同类处于矛盾对立，要陷入罪过和不正义之中了。

”4[P286-287]纵观文艺史上的悲剧人物，他们的生命毁灭都有认识方面的原因：

俄狄浦斯不能认识被他打死在福喀斯境内的三岔路口的是他亲生父亲，也不能认识他被拥立忒拜城国王后所娶的王后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罗密欧不能认识朱丽叶的死是假的，错误地自杀；奥赛罗不能认识埃古的险恶用心，错杀爱妻。

从更加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考察悲剧的产生，悲剧人物未能认识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与必然，是他们无法摆脱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认识自我也是悲剧包含的认识层面的理性内容。

许多悲剧作品通过悲剧人物因缺乏自我意识、不能认识自我的弱点和缺点而导致悲剧命运的描写，显示出自我认识的重要与认识自我的困难。

在西方，这类悲剧多是由于人物自身性格的原因而遭受“原本不该遭受的错误”的性格悲剧。

哈姆莱特立志要担负扭转乾坤的重担，但他认识不到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他要复仇却一再延误时机，认识不到犹豫、忧郁、延宕一类性格弱点会促使他的生命活动的毁灭；奥塞罗不能觉察自身刚愎、嫉妒的致命缺陷，不可避免地被埃古一步步引入毁灭的深渊；麦克佩斯没有认识到自身心灵的贪婪而一步一步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在中国，不少悲剧作品则是悲剧人物不能认识积淀在自我意识中的被统治阶级“教化”的思想，而导致的阶级悲剧。

例如，中国古代悲剧作品中的一些悲剧人物不能认识统治阶级竭力宣扬并存在于思想深处的“忠”对于人的生命活动的危害，盲目地以“忠君”的思想观念规范自己的行动，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往往为他们效忠的对象所毁灭。

屈原自沉汩罗江，岳飞惨死风波亭，周顺昌被“囊首”而死……，这些既是时代的悲剧，又是悲剧人物受统治阶级思想毒害而又不能自我认识的悲剧。

悲剧认识层面的理性意味能够让接受主体在审美感受中提高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能力。

阿瑟·密勒在论述“悲剧的性质”时指出：

“悲剧不仅能激起我们的悲伤、同情和同感，甚至还有恐惧；而且跟怜悯大不一样，它还能给我们带来知识或启迪。

”5[P7] 例如中国古典悲剧表现出来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的压迫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民大众的抗争精神。

这样的悲剧能够昭示人们去认识并努力清除积淀在思想深处的消极落后的统治阶级思想的污垢。

（三）悲剧对现实关系的伦理层面的观照

    伦理观念是调节人类相互交往活动的生命激情的理性力量。

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的善恶观存在差异，甚至相互对立、大相径庭，但人人都会表示求善祛恶，而悲剧人物往往为追求善而宁愿经受生命压抑毁灭的痛苦。

因此，展现悲剧人物性格中的善与悲剧人物对善的追求是古往今来悲剧作品包含的高层次理性内容的伦理意味。

 作品的悲剧人物多是以实践──精神方式追求善的人，所谓对善的追求的实践──精神方式，主要指为具体实践所要求，同具体实践直接联系，并和人的意志欲望紧密结合的对善的追求方式，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以实践──精神方式追求善的人往往善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善，希冀在现实生活中扬善惩恶，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变得更和谐更完善。

他们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悲剧人物被塑造成一个追求善的伦理价值手段的人。

悲剧人物的生命激情、意志行为成为维持伦理关系的手段，甚至以牺牲生命当作达到道德目的的手段。

因此，在某种情况下，牺牲生命成为达到道德的手段，生命就该服从道德才是。

”6[P79]在一些悲剧作品中，悲剧人物为了他们自己所认同的善的伦理关系，可以选择与主体欲求完全相反的行为，可以不娶不嫁、不饮不食，可以赴汤蹈火、冒险犯难，甚至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在那里，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的利益始终对立，主体以内在生命激情的压抑毁灭为代价去保存某种善的伦理关系，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成为维持伦理关系的手段。

例如，“孝悌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忠孝节义”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们在人类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维系家庭的和睦、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等方面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具有善的伦理意义。

在中国古典悲剧名作中，不少悲剧人物往往为了维系这种“忠孝节义”的伦理关系而使生命遭受压抑甚至毁灭。

《赵氏孤儿》就突出了一群义士前仆后继拯救赵氏孤儿的抗争。

草泽医生程婴宁愿牺牲自己唯一的小儿子去拯救赵氏孤儿，终于让杀人凶手将孤儿抚养成人，又被孤儿亲手杀死。

戏中强烈的悲剧气氛既使观众产生深深的怜悯和同情，同时也透出一线希望的亮色。

在看完这个悲剧的同时，我们会在心里产生一种疑问：

假如没有这些义士的拯救，社会现实将会把人逼迫成什么样子？

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些义士的拯救使得我们在心里有了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期待和解脱。

这类悲剧表现主人公的理想、意愿与现实的冲突，终以报仇雪恨而结局。

虽然始悲终欢，始离终合的结局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或抑制了人们精神上的恐惧和忧伤，但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深沉的痛定思痛。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我们之所以称它为悲剧，乃在于杜丽娘经历了无法逃遁的悲剧冲突，理想被毁灭后的憧憬有现实的必然性。

这些悲剧并没有宣扬弃绝尘世的精神，也没有示人以淡泊凡尘的解脱之道。

就是王国维推崇的《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实质是封建桎梏之下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传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7悲剧精神的发扬。

正因为如此，宝黛爱情的毁灭才引起异常强烈的悲剧效果。

第二类悲剧人物被塑造成为一个追求善的伦理价值的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人。

仅仅把人当作手段是片面的，把手段和目的对立、割裂开来，仅仅提出人是目的，同样是片面的。

我们认为，人应该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我们在有机体的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碰到同样的关系，就是这里的一切都既是一个手段，又是一个目的，或目的的一部分”8[P180]。

人的生命活动也是如此，悲剧人物对德性和美德的追求，对于生活中善的伦理价值的追求，既是实现人类幸福、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人自身发展的目的。

悲剧人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达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目的，心甘情愿忍受痛苦，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这个角度看，这类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是手段。

但是，悲剧人物的生命活动能够充分显示人的生命与内在本质力量，悲剧人物再也不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9[P50]，而是把为人类的彻底自由解放当作生命本身的需要，悲剧人物行动的结果能够达到人类社会与人自身发展的目的。

这些悲剧英雄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追求着至善的伦理价值，并使之成为生命本身的一种高层次需求，他们追求的是一个能够让个体生命激情与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这种社会能够“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10[P73]。

因此，这些悲剧英雄的生命历程饱涵着至善的伦理意味，他们追求善的生命活动既有手段又有目的的意义。

二、   悲剧的精神实质

考察一部悲剧的实际价值，重要的是要关注悲剧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积极主张文学的悲剧精神，他认为悲剧的精神实质是：

作品必须表现人生的痛苦并示以解脱之精神，或者表现主人翁面对苦难时的抗争精神，即“主人翁之意志”。

他坚持主张人的解脱精神和人的主体精神的辩证统一。

王国维将《窦娥冤》和《赵氏孤儿》视为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并宣称这两部剧作当列于世界悲剧之林，这在我国戏曲理论史上实属洪钟大吕之音。

他给予这两部剧作如此高的评价，乃着眼于“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

”11《窦娥冤》取材于元代社会现实，不仅揭示了元代社会的黑暗，还赋予主人公对现实的否定与决不妥协的性格，表现了窦娥惊天地、泣鬼神的冲天怨气。

《赵氏孤儿》这部历史剧一方面揭示了奸臣屠岸贾凶狠残忍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而品格高尚的悲剧人物群象。

歌颂了韩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舍生冒死、慷慨赴义的侠义精神。

两部悲剧展现的是主人公在邪恶势力逞凶肆虐的情况下赴汤蹈火不屈不挠地追求人生有价值的东西，表现出“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实现”12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激昂慷慨和永不停息的悲壮式矛盾斗争，具有惊天动地的感人力量，这就是《宋元戏曲考》中所强调的悲剧精神实质。

纵观上述两类悲剧人物的特性，（作为一个接受者）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西方古典悲剧，都是追求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的统一。

这种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的统一通过悲剧作品展示给我们的“崇高”，在接受者的内心产生一种“怜悯和恐惧”，并通过这种怜悯和恐惧制约着接受者的行为，达到一种社会和道德的规范！

三、结语

在现实生活中，悲剧作为观赏对象对人们来说是一种评判的对象，人们认为悲剧是美的，唯悲才美，越悲越美。

我们认为，悲剧的审美价值，看来在于它巨大的社会意义。

无论是英雄悲剧还是命运悲剧，在主人公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在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表现了正义和真理不可抗拒的威力，展示了人类美好心灵中所蕴藏的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感。

它唤醒了人们心中这些同样的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感，从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使人们在真善美的毁灭中激起对毁灭者的痛恨，使人们更加深切的理解真善美的巨大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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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04期7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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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理工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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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宋元戏曲考.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12]恩格斯语.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