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任三朝无力回天的清末皇族重臣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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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三朝无力回天的清末皇族重臣奕
历任三朝，无力回天的清末皇族重臣-奕;荣禄：
晚清政坛冷血杀手的斗争人生
恭亲王奕（1832——1898年），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
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首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
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
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
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作为时间的后来者，我们对历史人物任何形式的分析其本质恐怕都只是一种揣测。
而揣测往往又会催生出种种不同的结论。
阅读历史或者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只意味着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
那么说晚清史不甚浏亮应该不算过分，这个朝代像一个走到生命尽头时的老人，他的呼吸缓慢、混浊、衰老。
但是，即使在这种衰微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了这个朝代的生命力。
这个落日中的帝国和他荫蔽下的精英们也远不是完全地坐以待毙、委曲求全、不知所措，事实上它挣扎过。
末世风雨如晦，且看这个叫奕欣的人，同样晦暗如斯。
见过恭亲王奕欣的一张正面照片。
他坐在太师椅上，右手扶于椅把，左手搭在膝头。
面容清矍,表情肃穆；
双眉紧锁，唇线分明。
姿态慎重、悲凉而忧郁。
清初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作《浣纱溪》云：
“残雪凝辉冷画屏。
落梅横笛已三更。
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断肠声里忆平生”。
他与恭亲王一样同出于天潢贵胄之家，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
康熙十五年（1676年）其二十二岁时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循进一等，正三品。
从时间上算，恭亲王奕欣比之晚了两百多年。
并且前者处于康乾盛世，而后者大半生却面对着帝国衰微的窘迫境地。
又或者如此比较实在牵强无理，但是窃以为就心境和人生气质而言，这首词未尝不可作为恭亲王晚年尤其是戒台寺十年的注脚。
究其根底，恭忠亲王忧郁的根源正在于他将时世看的过于清楚，将事理悟得过于透彻。
试想一个人对时局已看得很清楚，残败，艰苦，却还是不得不在这之中寻求希望，以图力挽狂澜。
作为末世栋梁，如履薄冰，举步维艰，难以想象他能在这样的图存中能始终保持青年初期的豪气干云。
一、明白人的忧郁 奕欣的忧郁并不只是一种情绪的状态，这与如今所谓“小资的忧郁”完全大相径庭。
恭忠亲王的忧郁是一种气质，而这种气质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对时世对自身明晰洞察塑造的结果。
顺便提一句，小资的忧郁恐怕更多地对应着对外在对自身都缺乏清晰的认识。
恭亲王是宣宗道光皇帝的第六子，生母孝静皇后。
从小聪明过人，文武全才，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
少年时意气风发，锋芒毕露。
一个年轻人自视较高而又有恃宠而骄的资本，那么恭亲王虽非嫡子但他对于皇位的期待和自信也是可以想象的。
但由于缺乏经验，不善于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在皇位的竞争中败在了杜受田调教的咸丰皇帝的手下。
根据史书记载，道光皇帝一直对二子谁继承大统犹豫不决，有两件事对皇位继承人的决定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其一出于《清史稿》：
“文宗自六岁入学，受田朝夕纳诲，必以正道，历十余年。
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传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
‘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宣宗大悦曰：
‘此真帝者之言！
’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另一则则出于野史笔记《清人逸事》，曰：
“道光之季，宣宗衰病，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
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杜则谓咸丰帝曰：
‘阿哥如条陈时政，智识万不敌六爷。
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这两个故事中实际上可以看到，奕欣最初应该是一个相当依赖实际才能而疏于攻心的人，而权利场上心计谋略却也是制胜的法宝。
很可能这对他也是一个打击。
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置立储诏于鐍匣。
绝无仅有的一匣两谕，老皇帝遗嘱封四皇子为皇太子，封他为恭亲王，据说“恭”字正是告戒他能恭慎行事、维护服从皇帝，并且保护自己。
而这个清室的最高封号，后来也使他得以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一展才华。
历史不能改写，我们可以说正是与皇位的失之交臂使得“恭亲王”成为“恭亲王”。
至于这种憾恨是否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就只能揣测而不能求证了。
前面说了，恭亲王的忧郁的根源正是他对于时世洞若观火。
越往后去，条约越多，失败越多，他就越清楚的看到自己在修补着一个前疮百孔尾大不掉的清朝。
从他热心于洋务与洋人多有协作而因此获得“鬼子六”的绰号来看，可以认为他始终是向着自强和复兴的方向努力的。
但即使未至于完全绝望，他却始终抱着忧虑的心理。
最早的八里桥惨败就已经使得他大梦初醒般开始体会到失望的滋味了。
英法联军向京师咽喉要道八里桥发起进攻，他在咸各庄僧格林沁指挥作战。
惨败他真切、绝望地看到了大清朝冷兵器在洋枪洋炮面前的不堪一击。
纵使有何等高远的气魄抱负却也被客观上的弱势牢牢牵制住了，这样的无奈恐怕对一个意图施展才华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了。
养尊处优的地位能够让他在国内保持优越感，而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时候却被彻底的无奈和无措威慑了。
签约，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作为不可一世大清帝国的统治阶层代表，将国土和利益拱手奉给外国人的滋味以换取喘息机会，恭亲王个中苦楚局外人是虽无法切身体会却可以想象得到。
他还长期兼理总理衙门的事务，自1861年1
月20日批准建立前后存在了40年，奕欣任职时间长达28年。
总理衙门总揽外交以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方面大权，在与外国的斡旋和事务处理中，我们同样不难想象他要面临怎样的困顿感。
实际上，他利用掌管总理衙门之便，全力支持李鸿章，张之洞，丁日昌等地方大员以强兵、富国为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强国之举。
这次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算一次大胆的尝试，并为国家培养了像詹天佑这样的人才，也扶植起一批民族工业，已属不易。
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是得咸丰恐慌万分，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肃顺之谋（彭蕴章因当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败而被迫下台，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穆荫已依附肃顺；肃顺、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镇京北”、“将以巡幸之备，作为亲征之举”为名逃往热河（承德），同时任命奕欣为“特授留守京师、督办和局、便宜行事、全权钦差大臣”留京善后。
如果结合之前的中外事态来看，这个所谓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其实是肃顺排挤奕欣的手段，这个职务把恭亲王送进了一个既危险而又难以措手的境况。
他一边想求得和平喘息的机会，一边却又顶着被贬为卖国的唾骂。
明白时局的人完全应该清楚当是时顽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签约并非个人选择，历史使然。
这样理解不是为他们“开脱”责任，事实上把晚清的外交场地上的节节败退完全归咎于个人或者统治集团的昏聩和苟安心理，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读。
只是，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己却为后人尽量接近历史人物的本原增添了很大难度。
恭亲王的忧郁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宿命式的忧郁。
少年时候的意气风发却与帝位失之交臂，中年时候在乱世危城苦苦经营，及至于老境苍凉。
人对于外在看的太清楚，深味斡旋的艰苦，委曲求全的艰苦，无能为力的艰苦，不得不依靠贪污大吏去尝试洋务的无可奈何以及家庭所遭逢的劫难，这样的经历足够使他的忧郁深入骨髓了。
“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
”
他自己的《萃锦吟》中有这么两句，这分明是自觉无法与命运抗争的慨叹。
似乎是定律，在任何一个时代，完全无忧无虑的往往是如在梦中的人，只有他们才能身处乱世而丝毫不自知；而一个人若要无忧，他最好就只有当下感而不会前瞻也不会回忆。
所以说奕欣的忧郁也是前瞻式的，反映着他看不到帝国明晰前途的深深忧虑和力挽狂澜的垂死挣扎。
二、戒台寺十年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
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统领朝政，慈禧深感政治危机甚至杀身之祸。
慈禧利用奕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彻底剪除了顾命八大臣，消灭了政敌，掌握了中国最高统治权。
慈禧授奕议政王大臣、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统领神机营。
此时的奕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地位仅在慈禧太后一人之下。
权力日益膨胀的奕成了慈禧的心腹大患，他对慈禧的统治根基构成极大的威胁。
光绪十年（1884年）春，慈禧借清军在中法越南战争中失利之名，借机撤销奕的一切职务。
懿旨云：
“……恭亲王奕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进年爵禄日崇，因徇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
……奕欣著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事，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清史编年》光绪十年）其时，奕欣的确是身体欠佳。
如此内外双重失去平衡，加之年岁已大此时他已经五十一岁，他放不下的又东西太多，如何得有隐退的快感？
失去权力的奕深知慈禧的狡诈与阴狠，为躲避杀身之祸，他以养病为由离开政治漩涡，躲在西山戒台寺不问政事隐居长达十年。
即使远离了混乱龃龉的官场，他也远离开不了对于衰微国运的思考。
所以这十年对恭亲王来说绝对不是坐禅入道、夜读吟诗、优游不迫、超脱尘俗的十年。
相反，在戒台寺十年恐怕是不堪于往事老境孤苦的十年，是他隔绝于时局命运却又残存希望的十年，是他尝尽与亲人聚散之痛的十年。
纵使这十年间或也给予他隐逸闲适的短暂快慰，但这也一定是以他思虑大清江山的忧郁为背景的。
戒台寺坐落在北京西部的马鞍山麓，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称“慧聚寺”。
寺内有建于辽代的戒坛，辽代法均大师在此设坛。
戒台寺的戒坛有“天下第一坛”之称。
因乾隆皇帝曾作“戒台六韵”诗，故俗称戒台寺。
戒台寺有五大名松（卧龙松、自在松、梅花松、九龙松、抱塔松），皆倚壁凌云，傲然有帝王之相。
卧龙松的名碑即为奕所题，想他题写此碑时候难免要触景生情了，其中也难免要寄托着他对回到朝廷的希翼。
这其间必然有过斗争：
一方面他对着自然寂静的寺庙，希望能求取自身的宁静和高洁。
他自勉诗云：
“檀心标素质，数朵殿芳春。
玉树亭亭立，银花片片断。
琼葩谁与伍？
明月是前身体。
洁白同冰雪，清芬不染尘。
”（“玉兰花”——《萃锦吟》）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对清廷事务毫无知觉，否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时他不会以衰老之身重出。
尝过大荣大辱，他自然可以慨叹出“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猛拍栏杆追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元夕独酌寄怀宝佩蘅相国》）然而尴尬和不能自主的时代往往把人也推入尴尬与不能自主的境地。
也正是奕大荣大辱的经历和先赋身份使他难于根绝对皇朝命运的牵挂。
需要强调的是，他的是身份始终是统治阶级的一员。
他写玉兰花如此超尘脱俗，洁身自爱，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分裂的。
他的脱俗里浮现着悲苦，高傲里郁结着无奈。
三、关于复出 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从平壤到威海，北洋舰队节节败退。
已经亲政的光绪帝王主战，要求起用三朝元老恭亲王奕。
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光绪有点而天真，他大概以为奕还是那个罢黜前独担一切可以与西太后相抗衡的恭亲王。
事实上，六十一岁的奕已然不能胜任了。
他对日主和，反而在群臣中落得畏缩之名。
其后的三年中，他并未能在清廷中发挥什么实际作用。
清史编年之类粗粗浏览，这其间绝少见到关于他的文字。
这是命运跟奕开的一个玩笑，让一个风烛残年的人眼睁睁看着国家衰亡，而又只能在无能为力中走向自己的死亡。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1898年三月二日），恭亲王奕病故。
光绪为其丧辍朝五日，渝“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
谥“恭忠亲王”。
满清历十君267年，其间宗室诸王参政辅佐有多位，而参政诸王以身前之功获身后之谥，其中得谥“忠”者二人只有睿忠亲王多尔衮和恭忠亲王奕欣了。
二人各处于大清朝首尾，很有呼应之趣。
忠勤谋国数十年，宵旰公明从头拾河山，功高齐日月，名垂史册败不朽。
清正持躬身如一日，弼辅亮直诚肯兴办洋务，业大盖山海，光耀后人成辉煌。
这是宝
悼其挽联。
或者因为是至友，同处末世惺惺相惜，又或者出于礼仪的需要，这副挽联可能有过誉的嫌疑。
且看宝
其人，满洲镶白旗人，家境贫寒，祖上无官，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咸丰二年，荣升内阁学士，次年调任礼部侍郎，官至正二品。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军进逼北京，朝中临时成立巡防处，他为任命为该衙门大臣之一。
从而与时任军机大臣、主持巡防处的恭亲王一同运筹帷幄，成为至交。
此人性情耿直，由此看他的挽联仍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身为皇子、亲王、议政王、军机揆首，一生五起四落,断断续续执政三十一年。
当是时，列强环向，虎视眈眈，民变不断，烽烟四起。
清帝国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操纵时局，扭转危机，延缓了大清朝的覆亡。
这就是文字抽象出来的恭亲王。
荣禄：
晚清政坛冷血杀手的斗争人生
在政治上，荣禄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是一匹野狼。
与他竞争的对手一个个被他踢出局，他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就连袁世凯这个大枭雄，如果不是在最后关头痛哭流涕地出卖维新派，向荣禄表决心，恐怕也早是人头落地了。
在斗争中，荣禄只认一个字－“狠”，任何对他有威胁的人他都要想尽办法弄掉，维新派自然就不用说了，就连李鸿章，最后也被他逼得靠边站。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连慈禧也敢忽悠，慈禧想废光绪另立端郡王载漪之子为帝，被他忽悠得只立为“大阿哥”（太子），然后他纵容载漪父子上窜下跳与八国联军对抗，而他却在战争中做小动作，最终载漪父子灰飞烟灭，他荣禄却是护驾有功，更加重用。
荣禄是一个名气小于实力的人。
他的面孔模糊，他的形象含糊，他的一切，都似乎是个谜，但没人能绕开他。
他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对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是这样，对读者是这样，对当时的巨头们更是这样。
“诛荣禄如诛一狗耳”，这句抑扬顿挫的话，是袁世凯拿来晃点愤怒青年谭嗣同的，本当不得真，不过老袁却说对了一点，那就是：
荣禄确实是条狗，一条很厉害的狗。
在维新派眼里，奕?
死后，荣禄这个“后党”是他们最头疼、最痛恨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荣禄狡猾而有能力（用清政府的“正面语言”来评价，是“翊赞纶扉，竭力尽心，调和中外，老成持重，匡济时艰”），总之，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物——他要是像载沣那样无能或者奕匡那样既贪财又无能，那事情还好办。
因此，维新派认定，荣禄不除，变法势必难成。
而且，荣禄还当着康有为的面对光绪皇帝说姓康的不可用，更加招致了维新派们的忌恨。
康有为所谓的“杀一两个一品大员，变法即成矣”，恐怕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
然而，造化捉弄人，变法的事儿弄崩了之后，极力平息老佛爷愤怒，保护光绪和维新派人士的也是荣禄。
有证据云：
“现今风浪胥平，皆中堂保全善领之力。
” 而且，荣禄还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
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屏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
（《国闻报》，1898年10月23日。
）与顽固派相比，我们的荣中堂，俨然一维新党人！
因此时人评价“荣禄是一善恶中间人，其一生黾勉诚恳，以事太后，赞成太后所持之主义，即斟酌与执中主义也”。
不过，评价荣禄一生的功过是非、忠奸善恶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荣禄是好是坏跟笔者和读者都没有关系，笔者只想通过叙述荣禄这个晚清特殊人物的一些经历使读者有所感受，有所收获。
目的达到那是最好，否则诸位大可一笑了之。
荣禄的官场经历就很有代表性。
古人常号召“任人唯贤”，可荣禄是“中人之资”，他是怎么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呢？
原来在大清这样的“宗法氏族”专制体制下，“任人唯贤”有猫腻。
什么叫“贤”？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是当权者说了算。
所以你得有机会向说了算的人证明自己的“贤”，你得进入当权者视野，让他给你机会办办差，历练历练。
否则，大清国好几亿人，凭什么就让你当这个官？
到最后，“任人唯贤”只能是“任人唯亲”，即任用亲者中的“贤”人。
因此，你如果自认为是个“贤”人，想干一番事业，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和当权者“亲”起来，找到机会，否则只能被讥笑为“眼高手低，不切实际”。
康有为，搞搞西方那一套还成，搁大清，就差得不是一点点了。
他就不明白这一点，不亲近当权者不说，竟然一开始就要改革官制，摆明要将荣禄他们扫地出门，其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要接近当权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是旗人，也有好几百万，也不是个个都能接近当权者。
方法之一是你得有个“好”爹，而荣禄不仅有个“好”爹，还有个“好”爷爷。
他的祖父在镇压叛乱中捐了躯，父亲在围剿洪秀全的马仔时捐了躯。
这个躯可不是白捐的，是有血酬的——皇帝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也以此弄了个好出身，属于朝廷信得过的自家人一类。
咸丰曾亲自召见“忠烈之后”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
询问就是关怀。
皇帝是一脸的慈祥，一脸的亲切；荣禄是一脸的感激，一脸的自豪。
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
凭这个，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打60分。
荣禄旧照但“忠烈之后”也多了去了，弄个处级干部一般没问题，要想往宫殿里爬，还得想点儿辙。
于是，荣禄又有了另外一招：
“结亲”，说白了，就是走枕头风路线。
诸位看家，一定要切记啊，枕头风永远是世界上最彪悍的风。
荣禄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晚清旗人中唯一的状元崇绮，另一个嫁给宗室昆冈。
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
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
就凭这俩妹妹，就得给荣禄的人脉指数加10分。
（这招虽然很俗，但是屡试不爽，实在不行，没有妹妹可嫁的话，给人做媒也行。
） 荣禄不仅有妹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即晚清最后一位摄政王，光绪皇帝之父）的福晋。
好，给老荣再加10分。
荣禄不仅有妹子，有女儿，还有老婆。
他找了个老婆也牛得很，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
再加10分。
这一下子，荣禄靠着老婆、妹妹以及两个女儿，都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
人脉指数一路飚升，90分！
剩那10分在哪里呢？
呵呵，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0分，没这10分，你这壶水，就开不了。
剩那10分，就在于“经常走动”。
没有前面那90分，你连权贵的面都见不着，一切想法都只能是“意淫”。
而有了这些关系，还得走动走动，只有多结交掌握权贵，有好事好差才能轮到自己，有坏事才能逢凶化吉，不至于一辈子不得翻身。
荣禄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在官场结交甚多。
他与两朝帝师李鸿藻换帖，结金兰之好。
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荣禄借此拉上了关系。
牛人办事，总是找最直接最省力的办法。
荣禄下基层锻炼期间，就是请帝师写信给陕西巡抚鹿传霖，两人才得以和睦相处。
庚子那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
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
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做过渡，交情就不同泛泛了。
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工作评价就格外看好。
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为荣禄编织人际关系网的能力惊叹了。
清朝官场讲究的是官官相护，大家都是在皇帝家做官，虽说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风光得很，但也不无风险，说不定哪天就下来了，因此得“互相帮助”“相互照应”，而“交情”也就在这样你来我往中形成了。
当然，这种交情也得你自己有本钱才能建立，你手中要是没有资源，不能为别人办事的话，那么也不会有人愿意和你玩。
只有手中有资源，能够使众官锦上添花，大家才会认为你有能力。
当然，这层关系网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大内总管李莲英李公公了。
李公公作为慈禧最宠信的太监，天天陪伴在慈禧的周围，因此对老佛爷的脾气和她对某人某事的态度非常了解。
对于大臣们来说，这种态度非常重要。
因为，大清朝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
老佛爷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
老佛爷也是情绪化的动物，如果没有像李莲英这样的局内人的指点，偏偏在她心情不爽的时候说了她不爱听的话，那就不是官有没有得做的问题了，搞不好脑袋就要和身体说拜拜了。
所以荣禄对李莲英非常巴结，送了不少银子。
如此一来，荣禄便是朝中有同党，宫中有耳目，皇帝家里有亲戚，如果这样还做不好官，那真是无能弱智了。
李鸿章认为天底下就数做官最容易了，如果连官都做不好，那就是无能的表现了。
笔者猜想是李鸿章多年为官，已颇有心得，自认为已颇有“领导艺术”了，故有此说。
不过像荣禄有这么好的外部条件，要是还做不好官，那可真是不可思议了。
荣禄的维新态度也很有意思，说实话，在晚清做领导干部，面对内忧外患的“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点“领导艺术”是不行的。
直接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既能保住官位又能使大清帝国强大起来。
平心而论，谁不愿意有一个强大国家做后盾，在洋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做人。
这时候，衡量晚清官员优劣的尺度就出来了。
那就是，有的官员，像李鸿章、张之洞、荣禄等，认为能够处理好既得利益和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倾向于循序渐进进行改革，以图有所作为；而有的官员，像刚毅等，害怕自己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损害，因此拼命反对改革。
有时候要想改变既得利益比要某些人的脑袋还难。
有学者认为，满清的守旧大臣们反对改革是因为思想转变不过来，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太过于草率。
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慈禧当政直接违背了“三纲五常”中的“母以子为纲”，但是大臣们谁不是乖乖地承认这一现实，拼命巴结慈禧。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保住荣华富贵。
因此，就算是慈禧想进行变革，也得考虑这个问题，利益格局根深蒂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然，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早就成功了。
荣禄为什么要改革呢？
这跟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众所周知，虽然荣禄最后把李鸿章排挤掉了，但是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大清帝国的大事几乎都是他一手操办，哪一点都比荣禄强。
荣禄是因为“只知有后，不知有帝”才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的，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李鸿章打的，外交是李鸿章办的，实业是李鸿章搞的，他荣禄干过什么？
作为一个首席军机大臣，官至宰相，却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政绩，危机感可想而知，而且，作为“忠烈之后”，荣禄还得考虑下自己的“历史地位”问题，因此他必须做点什么。
荣禄的变法思想，核心部分在军事，这是一扬长避短之举，因为荣禄先后担任过神机营翼长、总兵、步军统领、将军、兵部尚书，并参加过指挥作战，有多年军事实践的基础。
因而，荣禄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折，请设立武备特科，参酌中外兵制造就人才。
为什么要设武备特科呢？
荣禄认为当时武科考试出现了如时文试帖一般的弊端，要选拔折冲御侮之才，并做到“稍裁各国狡焉思逞之心”，武科考试非改不可。
荣禄拿出了周详的计划书，认为按每县每年二百名应试武童统计，那么全国有三四十万，如果教练得法，其利有五：
年富力强，无老弱滥竽之数；弓马娴习，教练易成；有志上进，与谋衣食者不同；姓名乡里，有籍可稽，无逃亡之弊；有室有家，散则归农，不至流为盗匪。
武备特科的开设办法是每省延聘兼通西法、精于操练的教习数十人就地教练，一年后能够随军充役，二年后挑选才武聪颖武生入各省所设武备学堂学习重学、化学、格致、舆地等，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三年后由各省督抚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
武举人入京师大学堂学习，三年后由兵部奏请派大臣考试，考列优等者为武进士。
然后由高中的武举人、武进士充补各路军营哨长以上将官，以改变军营积习。
在设立武备特科的同时，荣禄考虑到旧制在短期内难以骤然全变，因而主张原有武试仍照旧举行，但裁减一半名额。
如果试办有效再停罢旧制。
（由此可见荣禄与康有为之区别，康要一下子废除科举和六部）早在任西安将军时，荣禄就上奏请添练洋枪部队，酌筹饷项。
荣禄看到昔日劲旅因日久废弛，种种积弱习气已不堪言状，为破除积习，荣禄在戊戌维新期间再次上折，指出拯救危局必须要练成劲旅，而要练成劲旅，就必须从改练洋操下手。
即“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练兵第一要著”。
而练兵首先要统筹全局，全计饷需，先由朝廷定议，然后责成于各省督抚。
荣禄认为改练洋操是为了达到步伐整齐、号令统一、枪炮精良、施放有准的目的，不能够徒袭皮毛。
因而各省要慎选教习，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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