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形象作为兽类的日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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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形象作为兽类的日本
异国形象：
作为兽类的日本
——四明浮槎客笔下的日本
张哲俊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晚清以来很多中国人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亲身体验文献中早已知道的日本。
可是文献的日本与现实的日本有差距。
四明浮槎客就以想象的日本解读眼前的日本，时时以儒家思想作为解读日本的标准，结果在他眼中呈现的日本是兽类形象。
关键词：
形象、风俗、文化、儒学
从唐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日本形象转变为了人类的形象。
这种人类的形象是建立在对于日本的想象，尽管对于日本也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想象的因素远远大于对日本的真实认识。
从晚清之后，中日的交流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过去不少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却只有极少的中国文人去过日本。
这种现象到晚清之后发生变化，很多中国人东渡扶桑，或经商为计，或留学求知。
这一批人或为日本的民俗而惊疑不解，或能够超越自身的文化，客观地了解日本，描述日本。
四明浮槎客和黄遵宪可以认为是这两类人的代表。
晚清之后，日本的形象再一次发生了剧变。
这一剧变打破了唐代以来的日本形象，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
初唐之前出现过作为兽类的日本形象，到了晚清日本形象又回到了兽类形象。
然而这一次把日本描绘为兽类，却不是来自于想象，而是来自在日本的亲身经历和生活。
晚清时期描绘日本形象的作品，具有着不同以往的自身特点，如果和晚清以前的作品比较，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描写的内容是真实的日本现实生活。
晚清有很多中国人前往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生活，与日本人朝夕相处，对日本有一定的切身了解。
以日本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的作品，大不同于以往的作品。
晚清之前，中国人也去过日本，并写过文学作品。
然而这类作品数量极少，真正成为文学现象是到了晚清之后。
日本生活的切身体验是晚清之前作品之中所缺少的，晚清之前作品多是创作于中国，晚清的作品多是创作于日本。
晚清以后的作品以日本生活为基础创作，捕捉了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也具体可感地再现了日本人的生活习俗。
二，晚清作品对日本社会的描写比较完整，形象较为鲜明，而非片角碎鳞、眉目不清。
晚清作品涉及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文化、习俗、制度等等。
从各个角度描绘日本，使读者能够了解日本的多个侧面。
有些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明显地被扭曲，这与作者的偏见、文化背景相关。
不过被扭曲的形象也是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明浮槎客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人，其生平不详。
他留下的关于日本的诗歌《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刊行于光绪十一年春。
晚清之际，四明浮槎客曾去过日本，遍历日本的生活风俗之后，写下了一百首描绘日本人生活的诗歌作品。
四明浮槎客究竟是何许人，现在并不清楚。
从他的《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学者或文人，可能是晚清去日本做生易的商人（周作人的推测）。
四明浮槎客既然不是文人，似乎研究《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的意义不大。
《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艺术价值不高。
文学史上也不可能会提及一位商人，或者是一位普通人的作品。
然而事实也不尽如此，四明浮槎客作品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普通人，作为普通人的特点充分地表现在了他的作品之中。
第一，四明浮槎客作为普通人，接触过一些中国的古代历史书籍，也读过与日本相关的诗文。
《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时时提到古代的中日文化关系，但又没有具体地谈及中日文化关系中的事件。
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普通中国人来到东洋日本，他的所见所闻，应当说带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他代表了普通中国人在去日本之前对日本的集体想象，也代表了来到日本之后的个人认识。
四明浮槎客似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写下了他对日本的感受。
第二，游览的意义。
娄东外史曾为之作序，序曰：
“如生长中原未步东瀛者，购读一过，不啻身入蓬莱，向之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者，犹未足留连一盼也。
”娄东外史的序也准确地说出了四明浮槎客作品的意义。
这个意义就在于作为普通观光者感受的内容，而不是作为学者对日本进行的认真仔细的认识和研究。
正因为是在普通观光者的心态下写作的，他能够自由地记录他的所见所闻，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这是和学者不同之处。
也正因为四明浮槎客不假思索地挥毫而作，直抒胸臆，也使他描绘的形象极为生动。
怪异的异国风俗能够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仿佛借四明浮槎客的作品到日本旅行观光了一番。
第三，作品的文化意义。
四明浮槎客以普通观光者的心态不负责任地随意评判，因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但这最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差异，使人深入地思考四明浮槎客随意评判背后的文化问题。
《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写作于日本明治时期，有一部分内容写了日本维新之后新的社会现象，但也有一部分写了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现象。
四明浮槎客在《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的开头，就写下了他对日本的总体印象，表述了想象的日本与眼前的日本的差异造成的震惊。
东洋风俗话惊人，不是亲来信不真。
海外奇谈今日覩，编成俚句缓敷陈。
我亦曾疑人语狂，怪他说得太荒唐。
谁知果有惊人俗，男女居然共浴堂。
纲目曾书唐代时，使臣航海到京师。
求将圣教诗书去，大道伦常总未知。
这是《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的开场白，从整体上概括地描绘了日本的形象。
四明浮槎客主要写了他来到日本之后受到的极大刺激。
他脑海中的日本与眼睛中的日本相去千里，无法把两者重迭起来，甚至可以说这两个形象是处于两个相反的极点。
两个极点是极度文明的民族和极为野蛮的民族。
极度文明的民族的形象，是来自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描述。
依四明浮槎客看来，早在隋朝日本已经派人来到中国，带回了“圣教诗书”，因而“圣教诗书”也早就应当生活习俗化。
“圣教诗书”是指儒学或佛教，也指中国的各种文化。
但四明浮槎客整个的作品思想基调来说，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文化。
既然是接受了儒家思想，那么日本人的生活总该是合乎“大道伦常”，合乎人伦和道德。
可是他看到的日本与儒家伦常毫不相关，是一个野蛮已极的民族。
最刺激他的是日本人的男女混浴，这种风俗不是亲自来到日本，根本就无法相信。
文明与野蛮是两个极点，都是日本的形象。
在两个极点的刺激下，他的想象力完全崩溃，失去了正常的理解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
于是四明浮槎客一方面不能放弃文明极点的日本想象，这一想象成了他观察日本的不变视角。
另一方面四明浮槎客的双眼又紧紧地盯住日本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个，去拚命地捕捉野蛮极点的缩影，在捕捉和描绘之中得到一种奇妙的快感。
这种快感显然是一个观光者猎奇的快感，同时也是文化冲突的快感。
在四明浮槎客的眼中，在两个极点的冲突之中，日本形象又从人类形象走向了异类形象，又成了没有伦常的兽类。
四明浮槎客的日本兽类形象，不同于隋唐之前兽类形体的日本形象。
隋唐之前的兽类形象是伦理和形体综合而成的异类形象，四明浮槎客的兽类形象主要是伦理的异类形象。
四明浮槎客笔下日本的兽类形象，主要表现在如下的方面：
1、缺少文化的兽类形象
在四明浮槎客的笔下，日本是没有文化、缺少修养的民族。
四明浮槎客对于日本文化极为陌生。
日本文化在发展过程之中接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日本文化有自己的独特性。
对于一个不太了解日本，却已经来到了日本的人来说，他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观光者看到的表面现象。
引起四明浮槎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使他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这便是日本的文字。
四明浮槎客不懂日本语，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日文招牌。
如果完全看不懂，他也就会放弃了解的欲望，可是偏偏又多少能够看懂日文。
看懂之余，又必然会碰到看不懂的日本文字。
于是挥笔写下关于日文的感觉，那种感觉完全是主观的感受和想象。
恁君博学举鸿词，能解东洋汉字无，
每见招牌书仕立，谁人想到是衣师。
东洋虽习用汉字，而解义皆多杜撰，绝难想象。
市肆衣店或成衣招牌大书仕立所，不知命意所在。
诗中说中国人不管有多大学问，即使是能举博学鸿词，也无法识得日文。
日文虽然时常使用汉字，但汉字的用法并不与中文完全相同。
有些单词以汉字构成，却是日本人自造的，例如“切手（邮票）”、“大怪我（受伤）”等等。
有时日文汉字词汇虽与中文词汇完全相同，但词意与中文完全无关。
四明浮槎客遇到的正是这类问题，他在诗中讲到的“仕立”是汉字，但是中文没有这一词，完全没有办法望文生义。
等到了解到所谓的“仕立”是成衣店时就大为恼火。
恼火的是日本人胡乱使用汉字，胡乱杜撰字义。
一些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们看报刊以及学校的广告栏上，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召开“交欢会”，留学生为此颇为吃惊。
传闻日本人两性关系颇为自由，但男女老少很多人如此这般经常群交，却也是实在难以想象。
后来才弄明白所谓的“交欢会”并不要性交，只是多人聚会而已。
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历史极为悠久，百济王仁带去《论语》、《千字文》之前，已经有汉字零星地传入。
王仁以后，日本更是大量地引入了中国各种典籍。
到明治时期，日本已有数千年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
可是连中国的词字都没有学好，更没有标志人伦关系的各种称谓。
三党姻亲九族图，毫无分别有称呼。
东洋毕竟胡涂甚，不学纲常学耶苏。
宗族亲戚并无分别称呼。
汉书东来数千年，不知纲常至此。
彼国岂一无文士，诚为不解。
今西教盛行，汉学更轻。
昔重汉学，尚无伦理，不知所重何事。
盖强不知为知，妄解字义，愧于求教，虽万年亦终不如也。
“姻亲九族”的称谓一方面是语言现象，另一方面也是人伦关系明确与否的标志。
日文关于亲族关系的称谓的确没有像中文那样丰富。
奶奶与姥姥皆用同一个词，叔叔与舅舅也是一词。
四明浮槎客就是以此来认为日本人无长幼贵贱之别，其实也只是误解而已。
日本社会的长幼之序、等级制度相当严格。
日语是以汉字为基础发明创造的，与汉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无论如何日文是完全有别于中文的外国语言，中文与日文的词义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
但四明浮槎客认为日本人学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连最基本的字词都没有学好。
四明浮槎客斥之为“妄解字义”，又不虚心求教。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学了一万年，也终会是学不好中国文化。
由此四明浮槎客不无慨叹地写到日本“无一文士”。
一个“文士”都没有，更何谈日本有什么文化。
四明浮槎客还写到了日本的艺术。
手抱三弦体态轻，犹如上海女先生。
佳人自有嘤嘤曲，何学粗男俗汉声。
虽非绝色貌倾城，时样新妆也动情。
侬本卖身非卖嘴，唱书捐款可从轻。
妓以唱声为名，自重声价，且捐可轻减。
招贴写女太夫、净瑠璃等名，不知命意所在。
登台唱说，貌亦间有佳者。
但不作春莺娇转之音，反作粗俗男声，殊不可解。
一个野蛮恶鄙、缺文少字的民族，就不可能有精妙的艺术。
净瑠璃等日本的传统艺术也成了四明浮槎客嘲弄的对象。
女人不唱嘤嘤曲，反学男人粗声，使四明浮槎客不忍一听，以为殊不可解。
女人应有女人的艺术，表现女性自有的美，然而女优却模仿男人的粗声。
在四明浮槎客看来，这简直就不是艺术，是糟蹋艺术。
至于“女太夫”、“净瑠璃”之类的字词，更是使四明浮槎客感到莫名其妙。
“净瑠璃”乃是日本江户时期形成的木偶剧。
“太夫”是净瑠璃的主要演员之名，本也无可厚非。
但在四明浮槎客的笔下，也成了日本的一个罪状。
2、婚俗没有人伦的兽类
四明浮槎客在开场白中提到的“伦常大道”，是他审视日本的最基本视角。
四明浮槎客的“伦常大道”不出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
君臣之义，夫妻之纲，父子之序，乃是关系到国家社稷大业的纲常，不可越乱，否则便会天下大乱。
但是在日本的风俗中，长幼之别全无，人伦关系和秩序全无规则。
四明浮槎客从男女婚事认定日本人是没有人伦的民族。
依儒家伦常而言，男女之事以婚嫁之事为大。
可是日本的婚娶大事全无人伦之道，人兽无别。
男女双生共一胎，说他夫妇结将来。
倭邦人兽真无别，举国如斯奇想开。
男女孪生世所常有，东人必配为夫妇，说二人必因前生私合而被阻不得终成伉俪，相约偕死而投双生之胎，真乃奇想天开。
在日本人看来，生双胞胎若是一男一女，兄妹二人及至成人，结为夫妻最为般配。
然而兄妹结婚，岂非乱了人伦大纲。
既然乱了人伦大道，倭邦必是“人兽真无别”。
日本人全然不知兄妹不能有男女肌肤之亲，却要他们合为夫妻。
中国的儒家礼法规定同姓不婚，更不必说兄妹媾合。
同姓禁止结婚，是根源于父权社会制度，姓氏标志着人的血统和身份。
“取妻不取同姓。
”“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
”这是儒家经典《礼记》对于男女婚姻的规定，从儒家传统婚姻规定来看，兄妹结为夫妻实在是无法想象，唯有兽类才会有如此。
日本的男女到了成婚的年龄，也无需有人作媒。
男女相悦，便可自行成婚。
女爱男欢不媒，山盟海誓密安裁。
一朝伉俪终难就，约同亡投共胎。
少年男女互相私合，彼父母固不禁其私情，惟两家或因门户不当，贫富不同，终不能偕老成为夫妇。
竟有相约同时寻死，以冀转世合投一胎，则此愿可偕矣。
余目见男女同投于井。
嘻！
此虽愚人所为，实由不重伦常不端风化故也。
男女私合乃是中国儒家伦常之大忌。
男女成婚必须有媒作合，且要由父母作主，此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常规。
日本男女省去了诸多的伦常条规，父母也不反对男女的私合之举。
这又是一大罪恶，虽不及孪生兄妹结婚之恶，但也是一件悖逆人伦之举。
以现今的婚姻观念来看，这才是真正的合理，更符合人性。
两情相悦的男女不能终成眷属，最终双双殉情。
这一现象并非日本独有，然而日本的男女殉情是为了来世共投一胎，作为孪生兄妹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以便结为夫妻。
日本人男女爱情之事固然不守礼法，婚礼大典也是不遵礼法。
婚姻大事极荒唐，不拜翁姑不拜堂。
新妇宾朋团席饮，何殊妓女侑杯觞。
新妇入门并无婚礼，与宾客团坐，不分男女，递杯劝酒弹三弦侑觞，一如妓席无异。
日本人的婚礼有两大罪状：
一是不拜天地，不拜父母。
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拜天地父母是婚礼最重要的仪式，如同得到现今的结婚证。
可是日本的婚礼竟然会不拜天地父母。
男女自由恋爱已经撇开了父母，婚礼不拜天地父母，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二是男男女女混坐一处，推杯换盏，不知男女回避之礼。
这简直形同妓院，而不是婚礼大典。
男女混坐之俗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三国志》载：
“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
”这是中国自古以便以来的礼法，不可僭越。
男女群聚，行酒作乐，不守男女有别之礼，也是坏了人伦大纲。
按照儒家礼法，若是丈夫死亡，妻子再婚虽然算不得贞妇烈女，但也是属于正常现象。
可是在日本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再婚的对象也可能是丈夫的亲人。
因图袭职乱人伦，嫂改称娘父亲。
可笑阿侬身屡改，夫亡又做子夫人。
弟可为子，兄死嫂即嫁叔。
俗恶无伦，恬不为怪。
而世职官家尤多此事。
不到倭邦亲眼目覩，亦万万不信也。
此倭奴之所以倭奴也。
覩
丈夫亡故，妻子居然嫁给丈夫的父亲、弟弟，甚至是儿子。
其身份也可以自由改变，由儿媳为母亲，由母亲为妻子，由嫂嫂为妻子。
此等没有礼法，使得四明浮槎客大感恶鄙，此正谓“乱伦”，非人所为。
在中国人看来，叔嫂不要说结婚，就是说话都有乱了纲常之嫌。
“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
”即使是在同一家里，宅中内外之别也是必须遵守的规则。
如果一个女人由于婚姻的变化，在家庭内部的角色和身份几经变化，那更是无法理解和想象的，此类现象无异于兽行。
3、好色淫荡、不知羞耻的兽类
四明浮槎客写的最多的是男女之事，婚俗没有规约，男女的性关系更是自由随意，放荡淫乱，毫无贞操观念。
男女只欢于男女性关系的技巧，追求更多的性快感为旨。
结婚时女子是否是处女无人关心，新郎们往往不喜欢处女。
因为处女不懂得床第之乐，当然也就谈不到掌握了什么性交技巧。
侬是含苞豆蔻葩，含羞带怯到夫家。
阿郎久惯风流事，恼煞桃源路不赊。
新妇不是处子，例不嫌恶，惟爱精于床第。
遇含贞带怯处子，反说平日不知行乐，必然愚笨。
如若成婚之后不能生育儿女，也自有不合儒家之规的计策。
东洋此俗最相当，远客无悉嗣续荒。
包得良家闺女在，图欢图后计真良。
客游海外，每因嗣续为忧。
包东女为妾，将来买珠还椟，去留随意，此为旅人最便。
华人家无子息，因东女得嗣者甚众。
既然处女的贞洁并不为人所喜，贞洁也不可能是人伦大要，借得女人生儿育女，也是可行之策。
男女混浴曾强烈地刺激了四明浮槎客，在开场诗中已经写到过男女混浴之事。
此后又有几首诗写到男女混浴。
风和云谈正残春，恰喜今朝礼拜辰。
相约太千游玩去，纷纷妓女伴洋人。
太千距神户三里许，东北山中有瀑布。
东人多设茶棚酒肆以供游人。
春秋佳日，士女纷纷。
逢礼拜人尤多。
洋人每往纳凉。
东人多就浴，男女裸身，谓可疗病。
外国人谈及最多的日本风俗是男女混浴，至今也时时成为日本的话题。
四明浮槎客反复描写，混浴成了《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的焦点。
上引的这首诗，单纯的描写多于主观价值判断。
另一首诗表现了明确的价值判断：
“男女裸身浴于溪潭，不知羞愧。
俗谓此处浴身可以逾病，故秋冬之时，洗澡者犹不绝。
”四明浮槎客比较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洗浴：
“华人浴必屏去东人。
女使执巾侍浴，不避裸赤。
东人男女无嫌，且处处必役女使。
”在这种对比之中，日本混浴的习俗越发得显得丑陋不堪。
4、衣食住行的文化意义
日常生活习俗极为陋鄙是日本兽类形象形成的又一原因。
没有伦常、没有文化的兽类，日常生活的习俗也必然是陋鄙不堪，不可能具有文明民族的精致习俗。
由日常习俗来看，日本人只能是异类，不可能是中国人的同类。
日本的衣食住行，也都成了四明浮槎客描写的对象。
先来看看在四明浮槎客笔下的日本饮食。
笑煞肥肠脑满人，熏鳗滋味说津津。
问何不让锅烧美，想带腥涎气味真。
东洋内河皆溪滩，所生鳗鲡多肥大。
东人不知烹（火而）之法，亦不知杀而去血泡沃腥涎，唯用铁筋一支戳之，使直渍酱油，旋渍旋熏。
腥秽之气，令人欲呕。
东人为上品美味，因不知烹调之法也。
不料华人亦津说美，奇哉！
尝命庖人以中法治之，不拘清炖锅烧，殊有风味。
日本鱼产丰富，故多食用鱼类。
可是日本人不懂得烹饪之法，吃鳗鱼不知道去腥血之臭，直接用铁条烧烤。
结果把美味烧得腥臭难闻，令人欲呕。
日本人以为腥臭之气，正是味道鲜美。
使四明浮槎客更为不解的不是日本人的烧菜之法，而是华人亦对日本菜肴赞不绝口。
本来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烹饪之法，各有自己的饮食要求，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
四明浮槎客之所以对于日本的饮食也是横加伐挞，是因为儒家文化对于饮食也是颇有详细规定：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割不正，不食。
”“食不语，寝不言。
”饮食之物越是精细越好，精工细作才会出美味。
可是日本熏鳗之法，完全背离于中国饮食文化传统，这在四明浮槎客看来形同兽类。
日本的衣着也是四明浮槎客的一个着力描绘的内容。
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
”孟子曰：
“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
”《礼记》曰：
“礼乐制度衣服正之。
”着衣之完备，是儒家礼教之重要组成，孟子以为“衣服不备”就不具有祭祀的权利，衣饰是八政之一。
不知道为人者应当穿裤子，日本人用布片一围就告大吉。
于是女人的白晰大腿展露于外，煞是街头巷尾的景观。
不穿裤子两便当，内系猩红帕一方。
好似衣裳风揭起，爱他两股白于霜。
男女皆不着袴。
妇女爱穿红色，下体多围红帕一方。
衣裳行路时不能遮敝两股。
遇风扬起，下体毕露。
日本人的衣着比食物更是粗陋不堪。
日本人不管男女，都不知道穿裤子。
穿裤子是为了保暖温身和活动方便，也是为了不露肉体。
尤其是女人的肉体如被男人看到，便是大伤风俗。
日本男女皆不穿裤子，于是女子的白晰大腿便成为男人大饱眼福的风景。
这与儒家礼教的衣饰规定大不同相同。
日本人衣衫不整，有伤风化。
那么日本的住又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下面这首诗写了日本的房间和塌塌米（草席）。
无须解带脱衣裳，席地便成风月场，
为问南京男女乐，可能随意似东洋。
奸淫之事，恬不为怪。
室内皆席地，无闺房床榻，而巫山云雨随处可行。
略闻汉俗者，每说中国男女之事何必如此严正。
斯倭奴之所以倭奴也。
传统的日本房屋不设床帐，起居都在塌塌米上。
其实无论是睡在塌塌米上，还是睡在床上，只是民族的习惯而已。
然而在四明浮槎客的笔下，塌塌米与日本人的性生活联系起来，塌塌米也成了淫荡的罪证。
由于不设床帐，塌塌米又铺满了整个房间，于是满屋随处都成为性交的场所。
日本人之所以不设床帐，就是为了性交之便。
如果摆设床帐，必须要到床上去，这显然不如满屋都可性交来得方便。
不穿裤子，再加上满屋的塌塌米，随处都可巫山云雨了。
日本人的坐姿本来也只是生活习惯，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意义。
然而在四明浮槎客的眼里，日本人的坐姿也是一个颇有文化意义的姿势。
坐里两脚底朝天，屈膝双趺作座填。
岂是前生多作孽，终身罚跪到黄泉。
东人席地而坐，非盘膝趺跏，实是长跪。
孩时其母不抱于怀，而负于背，已先屈其双膝，至死时尸装木桶，仍（路左，右忌）跪也。
今学中西人坐椅据桌，反觉不适多病。
虽因习惯，思之实造物有深意也。
早在《论语》之中就对坐立行卧都有了规定：
“席不正，不坐。
”“父子不同席。
”《三国志》描述的日本人坐姿与四明浮槎客相同：
“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
”日本人的坐姿在四明浮槎客的笔下，被描绘为谢罪或受罚的形象。
“跪”本来在中文之中有两种意思。
一种意思是表示恭敬，一种意思是谢罪或惩罚。
四明浮槎客是以后一种意思来用的。
冯梦龙《双雄记·公庭初枉》：
“我等饥民，特来跪门。
”《三侠五义》第五十五回：
“那怕你们上陷空岛跪门去。
”这里的“跪”便是一种谢罪、自我惩罚的意思。
为了对罪过或错失表示忏悔，常常是要长跪。
长跪的姿势是“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
”“直身而起而尻离于踵，名为长跪，亦名为长跽。
”长跪的姿势有时表示谢罪，《战国策·魏策四》：
“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曰：
‘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免。
’”《乐府诗集》：
“长跪读索书，书上意何如？
”长跪也有被别人强迫惩罚的情况，要点香，根据香的根数，来计算跪的时间长短。
跪和坐是不同的两种坐姿，趺跏盘膝则是佛教僧侣的坐姿，亦无谢罪受惩之意。
四明浮槎客一定要从日本人的坐姿中寻找出受罚的文化意义出来，是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作孽”多端，是一个淫乱污秽、没有伦常的兽类。
因此日本人世世代代必须为自己的兽行谢罪，为没有人伦的行为受罚。
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文明，有的人改坐椅子。
可是改坐椅子之后便会生病，这是“造物之深意”。
意思是说日本人只能长跪，只能一生一世，世世代代，为自己的兽行谢罪和受罚。
这是四明浮槎客给日本人坐姿赋予的文化意义。
5、兽类形象形成的原因
四明浮槎客眼中的日本成为了兽类形象，这当然是四明浮槎客个人的原因。
四明浮槎客的《东洋神户日本竹枝词》发表于光绪十一年，是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发表六年之后。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已经介绍了很多日本的风俗，也讲述了有关日本风俗的形成根源。
此后中国文学中还出现了很多模仿《日本杂事诗》的作品，但没有出现类似四明浮槎客那样的作品。
周作人曾说：
“见识与趣味均极卑下，……当是华商之略识之无者欤？
诗中多着眼裸浴等事，良由居心不净，故所见亦是滓（艹止威）也。
”周作人所言自然不差，这里存在着四明浮槎客“居心不净”的原因。
然而这不能说明所有的原因，其原因是多重的。
其一、文化中心主义者的观光者心态。
四明浮槎客不是学者，也不是真正的文人。
从诗中的内容来看，有可能是上海的商人，诗中时而使用上海方言。
他略通文墨，对中国古代典籍略有了解。
作为普通人自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却能够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某些因素。
四明浮槎客是以观光者的心态审视日本的。
这是日本成为兽类形象的根源之一。
观光者的心态是一种寻求文化猎奇快感的态度，寻求的是文化怪物，并在观赏文化怪物中不无居高临下俯视的快感。
四明浮槎客完全凭主观感受，去解读日本文化。
经过他的解读，涂抹变形，日本形象究竟多大程度上符合原像，多大程度上属于变形，完全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在寻猎文化怪物之中，能否得到文化优越的快感。
自身的快感是最重要的，为了快感使对象扭曲变形为了异类。
四明浮槎客对于日本人的衣着、坐姿、食物的描写，充分地表现了这种观光者的快感。
在这种快感的催发下，想象的翅膀再次飞扬，日本形象随意地被塑造。
在这种观光者感觉方式的背后存在的是文化中心主义，而非仅仅是普通观光者的心态问题。
文化中心主义实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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