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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青年校稿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为青年校稿

陈洁

在鲁迅的鼓励和指导下,青年知识者开始将翻译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翻译了大量作品。

李霁野等青年知识者进入翻译领域的时候,最初只是视为一种“精神的游戏”。

李霁野在《往星中·后记》中回忆此书的翻译是在1924年夏季,“那时候正和几个朋友同住着消磨困长的日子,拿翻译当作一种精神的游戏,因此,素园也有余暇把我的译稿仔细校正,改了许多因英译而生的错误,使之较近于原文”。

《往星中》的译稿由李霁野的小学同学张目寒转给鲁迅,鲁迅“给我许多热诚的鼓励。

大概他也和我一样,以为翻译虽然只是‘媒婆’,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所绍介的工作罢,就想叫他穿着华服走进世间去。

张目寒,最初是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未名社成员以张目寒为中间人,陆续认识鲁迅,随后成立了未名社。

未名社成员原都是文坛上无名的青年人,因同乡同学的关系而聚集,本身并无文化资本,译书也很难出版。

在鲁迅为他们校稿后,他们的译稿比较成形,逐渐走上文坛,成为终身职业,并逐渐成名成家。

对未名社的形成过程,川岛做了如下追述:

在1924年下半年,有几个穷学生住在沙滩北京大学附近的公寓里,翻译了两部俄国小说,没有地方替他们出版,搁在书架上有半年多。

鲁迅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托人去把这两部稿子拿来,看了一遍,以为“在这个时候,青年中竟有爱好俄国文学的人,而且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译成中文,很是难得”。

就约他们来谈,答应出资给他们印出来;因为鲁迅先生刚得到一笔版税,可以替他们付印刷费,但只够印出一本的,只好等卖完了再印第二本。

并且为他们计划,要他们自己直接交给印刷局去印,自己校对;印好了,自己卖。

鲁迅先生且为译书作了序——这就是“未名社”的形成与产生。

所翻译的两部俄国小说:

一部是韦丛芜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

一部是李霁野译的安得列夫的《往星中》。

李霁野认为未名社成立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随着《新青年》的分化,“鲁迅先生对于脱离阵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觉得不满。

”基本原因之二是培养青年人从事文学译作。

因为未名社、狂飙社的这些青年的成名经历,有不少青年前来拜访鲁迅。

鲁迅为青年人校阅了大量文稿和译稿,1932年4月,在《鲁迅译著书目》中列出的就有:

所选定,校字者,为:

《故乡》(许钦文作短篇小说集。

北新书局印行《乌合丛书》之一。

《心的探险》(长虹作杂文集。

同上。

《飘渺的梦》(向培良作短篇小说集。

同上。

《忘川之水》(真吾诗选。

北新书局印行。

所校订,校字者,为:

《苏俄的文艺论战》(苏联褚沙克等论文,附《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译。

北新书局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个》(苏联A.勃洛克作长诗,胡𢽾译。

同上。

《争自由的波浪》(俄国V.但兼珂等作短篇小说集,董秋芳译。

同上。

《勇敢的约翰》(匈牙利裴多菲·山大作民间故事诗,孙用译。

湖风书局印行。

《夏娃日记》(美国马克·土温作小说,李兰译。

湖风书局印行《世界文学名著译丛》之一。

所校订者,为:

《二月》(柔石作中篇小说。

朝华社印行,今绝版。

《小小十年》(叶永蓁作长篇小说。

春潮书局印行。

《穷人》(俄国F.陀思妥夫斯基作小说,韦丛芜译。

未名社印行《未名丛书》之一。

《黑假面人》(俄国L.安特来夫作戏曲,李霁野译。

同上。

《红笑》(前人作小说,梅川译。

商务印书馆印行。

《小彼得》(匈牙利H.至尔·妙伦作童话,许霞译。

朝华社印行,今绝版。

《进化与退化》(周建人所译生物学的论文选集。

光华书局印行。

《浮士德与城》(苏联A.卢那卡尔斯基作戏曲,柔石译。

神州国光社印行《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静静的顿河》(苏联M.唆罗诃夫作长篇小说,第一卷,贺非译。

同上。

《铁甲列车第一四——六九》(苏联V.伊凡诺夫作小说,侍桁译。

同上,未出。

)”

此外,鲁迅还为青年文稿和译稿做过大量的校阅而没有列入此单。

例如,鲁迅曾校阅李宗武与毛咏棠合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著《人间的生活》;审阅孙席珍《到大连去》;为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前记;为胡𢽾译《十二个》作后记。

鲁迅曾为李霁野修改小说《生活》,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以尊重作者的口吻道出自己的意见:

“结末一句说:

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

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

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

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鲁迅为青年文稿做了大量细致的校阅,有些校稿珍藏至今。

现存鲁迅为青年人校稿的目录如下:

篇名

著者

译者

备注

《黑假面人》

(俄)安特列夫著;

李霁野

出版

《外套》

(俄)果戈理著;

韦素园

出版

《看了<春雨的主人公>以后》

引名。

作者曾在《莽原》周刊第六期发表过《乐观与悲观》

这是作者引名看了《语丝》第三十期静贞和周作人的一篇通信后,所写的文章。

《春雨》是韦素园所作,登载于《语丝》第二十七期。

鲁迅在校稿时加入“《语丝》三十期中”,指明发表期刊,原文为“当我看了静贞先生的《春雨的主人公》的一篇通信”。

《漫骂栏中的杂话》

亚侠。

作者曾在《莽原》周刊第17期发表过《“反感”?

《三一八》

天织

《落花集》

王誌之

原名《血泪英雄》,1929年9月北平东方书店出版,后作者将其中的历史剧《血泪英雄》抽去,保留小说五篇和诗二首,改名《落花集》,鲁迅曾为之校订,但未能出版。

《城与年》概要

《爱国志士》

勷扬

文章

《弦上》

未署名,高长虹在《莽原》周刊发表过同名系列文章,疑为高长虹所作。

《乱说》

《迷信与误解》

梦苇

《杂话一束》

曲广均

《中国的前途》(十七)

有麟

《战胜一切?

有麟

《女神的姿态》

天庐

《髑髅》

都介涅夫著

孝嵩译

《读了“罗曼罗兰评鲁迅以后”》

敬隐渔

  

川岛曾回忆鲁迅为青年看稿校稿的情况:

鲁迅先生在北京时,除担任教育部的工作之外,还在北大、师大、女师大和世界语学校等校教课,已经很够忙的了,但是如果青年们有事给他去信,他一定写回信;有去找他的,他也总接见。

有些青年还拿了译稿或者自己写的文章,请他去校、去改,他也从不推托的。

如果白天没有功夫校改,又怕搁的日子多了耽误了他们,就在夜里来替他们校改,看稿子又看的极仔细,翻书,查字典,甚至稿子中的一个错别字都给改正了;他喝着很浓的茶,不断的吸着纸烟,一直到深夜不息。

有时困了在他的木板床上躺一下,再起来工作。

等到把稿子还给他们时,也不过淡淡的说一句,“我看过了。

”或者说:

“有和原意不大符合的地方,我已经改了一些。

李霁野回忆,抗日战争爆发时,“未名社各种译著,鲁迅先生改过的我们的原稿,都在我手边;”存放在天津,天津忽然盛传日本宪兵队要逐户搜查的流言,李霁野只好把不便存留的都扔弃或烧毁,多年的书信也一同付之一炬。

“侥幸存留下来的,只有鲁迅先生改过的《外套》和《黑假面人》译稿,现在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在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收有日文版的《外套》和《黑假面人》,鲁迅在校稿过程中,还可以参阅日文的译本。

鲁迅在信中也谈到对《外套》的校阅:

“《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

号标在上面。

由现存的鲁迅为韦素园翻译的《外套》和李霁野翻译的《黑假面人》进行校稿的手稿,可以看出经过鲁迅的修改后,青年译者译作中的错误、含混和幼稚之处得到了校正,原著的本来面目更清晰了。

青年译作的初稿远没有达到出版水平,经过鲁迅的指导、修改和润色,并提供了出版条件,终于成为出版的翻译作品。

而这些青年也在鲁迅的指导下成为翻译家。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总结了未名社的成绩:

“未名社……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

”鲁迅回忆未名社道: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

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

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

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在鲁迅的指导下,未名社所译介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和战斗性。

未名社是中国最早致力介绍苏联文学的一个社团。

高长虹指出“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与时流的翻译决不一样,”所举的例是《苏俄文艺论战》与《十二个》。

未名社的翻译是在鲁迅的指导下开展的,因此在翻译作家作品的选择,对作家的评价,译文的风格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鲁迅的指导,并受到影响。

韦素园在《序<往星中>》中列出的多位俄国作家均为鲁迅所重视的作家: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开场的俄国文学界有两个代表的人物——戈理奇与安特列夫。

”“安特列夫初年的著作中显然有着契诃夫与戈理奇的影响在。

”“在另一方面,他是继承着陀思妥夫斯基的精神的,他被称为俄国文学上的伊万喀拉玛若夫。

”伊万喀拉玛若夫是陀思妥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喀拉玛若夫兄弟》的主人公,怀疑思想的代表者。

韦素园《校了稿后》所谈到的梭罗古勃、卜宁(蒲宁),也为鲁迅所常述及。

“就以对于文学上的事来说罢,我很爱那已经装在架柜里的梭罗古勃和那拼(摒)弃在现代文坛桌下的卜宁。

”这句话是针对《新俄文坛的现势漫画》(画室译解说)而发言。

在《外套》的校稿中,鲁迅修改的地方主要有:

1、这本小说涉及到俄国的官职系统,这是青年人所不了解的。

鲁迅帮助韦素园确立了官衔的译法。

韦素园原文采取的是意译的方法,而鲁迅则采取了直译。

首先,鲁迅将韦素园所译的“爵位”改为“品位”。

再将各意译的官职改为按品位命名的官职。

例如,韦素园的原文为:

倘若在不仅是挂名的(意译为九等),甚至连机密的(意译为三等),实任的(意译为四等),宫廷的(意译为七等),和其他各种的顾问。

这样的翻译使得官职含混不清。

鲁迅将此段括号及其里面的文字都删除,在旁做注释来指导译法:

注:

挂名顾问应译为九品官,机密顾问是三品官,实任顾问是四品官,宫廷顾问是七品官,在此处不便意译,故直译之。

此后,在韦素园的译文中,再出现“挂名顾问”时,鲁迅将“挂名顾问”改为“九品官”。

将“文事顾问”改为“五品官”。

“记录员”改为“十四品官”,“地方政府书记”改为“十二品官”,将“区长”改为“署长”;鲁迅还为译文中出现的官衔,土耳其的“巴沙”加入注释:

“注:

土耳其省长和都督等的爵衔。

”将韦译“将军的爵位”改为“将军品位”,并加注:

“在俄国,不论文武官,品位比较最高些的,都可呼之为将军,其品位亦可称之为将军品位。

”这样,译文中的俄国官职系统不仅清晰,而且易为中国读者理解。

2、在文中加入注释,介绍相关的外国背景资料。

例如“法易珂纳纪念碑”:

“法易珂纳(Falconer1716-91)是法国十八世纪有名的雕刻师,循俄女皇加德鄰第二之请,在一千七百六十六年,造成大彼得跨着骏马的黄铜立像,因此一般人遂呼为法易珂纳纪念碑。

3、人名的翻译。

鲁迅在所有翻译的人名后加入括号,将原文中的俄文人名写出。

对外国人名的译法,鲁迅在1922年11月所写的《不懂的音译》一文中,曾专门讨论过。

4、字句的修改。

年轻人生涩的译文经过鲁迅的改校,变得语调从容而又能表达原文的语意。

例如,韦素园的原译文为

嗓音简短而且严厉,这是他还在没得现在的位置和将军爵位之前,用一礼拜工夫在自己屋里私人对着镜子老早故意学会的。

经过鲁迅的修改后,这句话改为:

嗓音简短而且严厉,这是他还在没有得到现在的位置和将军品位之前,用一礼拜工夫在自己屋里独自对着镜子老早故意学会的。

另外的例句是鲁迅将韦译“在青年人们中怎么这样放肆□□反对长官”改为“你们青年人对长官真是放肆得太过分了!

”将“嗓音调到这么高”的“调”改为“提”。

鲁迅对李霁野所译《黑假面人》校正的突出之处,一是大量修改了原译文中人名的译法。

李霁野回忆了鲁迅对自己译文的看改:

《黑假面人》的人物译名,几乎全给先生改正了,他笑着解释说,以中国的名姓译外国人的名字也许在懒惰的读者看着很顺眼,但在译者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黑假面人》的校稿中,鲁迅将李霁野所译的剧中人名进行了修改,使它们更符合这些人物在剧中的身份。

例如,将主角斯巴达路的公爵译名“罗软饒”(Lorenyo)改译为“罗连卓”;公爵夫人“杜娜”(Donna)改译为“堂娜”;公爵的酒的经理人“柯锐斯陶法路”(Christofaro)改译为“克理斯多法路”;管事“白厨克佐”(Petruccio)改译为“彼德盧佐”;歌者“罗玛杜”(Romauldo)改译为“罗马陀”。

二是在李霁野译稿中,鲁迅增加了注释。

例如,对“隋普烈”和“费拉勒”酒,增加注释道:

“Cyprus和Falernus是两个古时出酒著名的地方,酒名是从这两个字变出的。

三、鲁迅在校稿中,还注意修正原译中容易产生歧义之处。

例如,李霁野原译中罗连卓所说的一句话为:

“原谅我,我必得先来这个厚脸的匪棍,路易治!

因为当时场上有多人,这句话这样翻译就很含混不清。

需要说明这句话所指向的对象,以及增补这句话中动作的动词。

鲁迅将之修改为:

“原谅我,迷人的女嘲笑家,我必得先来惩戒这个厚脸的匪棍,路易治!

又例如,将原译中一个假面人所说的话“罗软饒,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改译为“罗连卓公爵,是一个杀人的凶手!

”用“罗连卓公爵”与“凶手”形成鲜明的对比,原剧的讽刺效果得以言传。

对李霁野的两本译作《往星中》、《黑假面人》的出版,鲁迅亲自写信给许钦文和陶元庆,托陶元庆设计封面。

为了使陶元庆对这两本书有深入的了解,鲁迅还在致许钦文、陶元庆的信里,写了这两本书的故事梗概。

未名社,1925年夏成立于北京,是由鲁迅建议成立的,并由他领导,主要负审稿和编辑的责任。

鲁迅在日记中记载1925年8月30日,“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

”“是夜李霁野等来访时鲁迅发起组织未名社。

”“鲁迅筹印费400元,曹靖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各筹50元。

”据李霁野统计,鲁迅日记中关于未名社的记事约有七百则,寄成员的书信共三百几十封,互相访问的次数也不少,而全体六个成员相聚却只有一次。

1928年4月,因为未名社出版《文学与革命》,北洋军阀查封未名社并逮捕李霁野、台静农。

李霁野、台静农第一次被捕时,鲁迅曾写信给汤尔和,请他帮忙;台静农第三次被捕时,李霁野通过鲁迅去找蔡元培帮忙。

未名社的主要成员还有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

这五个主要成员除曹靖华外,都是安徽霍邱人。

未名社的组成成员的情况如下:

曹靖华,1896年生于河南盧氏县,与韦素园同时去苏俄入东方大学,1921年夏护送一个病友回国,在安庆与韦丛芜、李霁野晤面。

1922年到北京大学旁听俄文课。

在开封时,助俄人王希礼译《阿Q正传》,与鲁迅通讯,并从韦素园的信知道成立未名社,也加入未名社。

韦素园,1902年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入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未终离开,约1920-21年去苏俄入东方大学。

1922年到北京,入俄文专科学校续学俄文,未名社成立后,首先由他担任实际工作。

台静农,1903年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在汉口上过一段时间中学,未毕业即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后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边工作,边学习。

韦丛芜,1905年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先入阜阳第三师范,继到岳州湖滨中学,终于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后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

李霁野,1904年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在明强小学毕业后,入阜阳第三师范,三年后退学,到安庆转学未成,1922年到北京,入崇实中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

李霁野1975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中,谈到未名社与地下党的关系,指出实际上未名社当时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

鲁迅和陈沂(反右前解放军总政文化部主任)在台静农家见面交谈过。

任国桢是作为地下党员牺牲的。

地下党员赵赤坪在《莽原半月刊》第12期(1926年6月25日)发表诗歌《赠礼》,署名“赤坪”。

地下党员李云鹤因党的工作关系路过北京,住在未名社。

地下党员戴铸义,即戴映东,也在未名社住过。

王青士、李何林、王冶秋到未名社,他们那时似是地下党员。

1926年,台静农编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列为“未名社丛书”之一。

这本书收录自1923年至1926年间发表于全国各主要报刊的有关评论鲁迅的文章,共十二篇;并收入《鲁迅自叙传略》,和景宋《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另附四图片。

这本书收入的《鲁迅自叙传略》,是鲁迅自觉为一位文学家的自传。

1920年代,《阿Q正传》被译为英语、俄语,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里对自己的创作生涯做了初步总结: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

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

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

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

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这本书首次对鲁迅的文学创作做了一个总结。

书中收入了张定璜《鲁迅先生》,中国鲁研界很多人都认为,这篇文章“是这个时期最有分量的一篇鲁迅小说的评论文章。

”在这本书的书末,还附录了鲁迅编《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的广告,为鲁迅所写:

“现在将这分为两部分了。

《未名丛刊》专收译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叫作《乌合丛书》。

 

(登载于《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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