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金岷彬关于陶器时代的论证之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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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远金岷彬关于陶器时代的论证之一
关于陶器时代的论证之一
没有陶器技术就没有青铜器时代
——关于“陶器时代”的论证之一
金岷彬（B.Jinmin）陈明远
【内容摘要】
历经250万年的石器时代以后，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旧大陆的六个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最早的陶器。
这是人类文明史前最重大的创造之一。
本文两作者认为，史前先民对陶器的制作，涉及以下四方面：
（1）陶坯泥料的选择和配合，
（2）烧制陶器对火的使用和控制，（3）泥坯的成形技术和艺术——陶钧（慢轮和快轮即陶车），（4）技术装备——陶窑的建造。
这些工艺，都是单纯的石器打制（旧石器）和磨制（新石器）所没有的。
特别要指出：
陶窑和陶钧（以及快轮陶车）已经超越了石器时代简单的手持工具层次，进步到了技术装备层次。
相比之下，后来的青铜冶炼和铸造，需要以下先决条件：
事先制作泥模和陶范，调整铜锡（铅）合金的成分比例，火的加热和温度控制，浇铸前对铸范预热，冶炼和熔铸炉以及预热窑等技术装备。
并非石器的打磨制作方法，而正是陶器的制作方法、装备，为青铜器制作奠定了配料、造型、制范、用火控火的技术基础。
绝大多数青铜器的原型是陶器，或由陶器形制发展而来。
所以，在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陶器技术装备的创始与积累，就不会有后来的铜器时代。
因此，本文两作者认为，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陶器时代”。
【关键词】陶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制陶工艺，陶钧，陶窑，青铜器制作，泥模，陶范。
【作者简介】陈明远，原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人文学者。
现居北京。
金岷彬（B.Jinmin），旅美学者，现居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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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器的发明是史前史的重大突变
迄今的史前考古表明：
从古猿进化到人以后大约250万年之间，历史进程十分缓慢。
其间最主要的进展是人类学会用火，以及使用天然材料制作工具。
“石器时代”并非仅仅使用石质工具，此外还用木质（植物的枝杈、藤条、硬果壳等）、骨质（动物的骨头、角、蚌壳等）制作采集和狩猎的工具。
总之这几十万年之间人类的原始生活变化并不很大。
到了大约一万年多以前，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突变，就是出现了原始的陶器；社会结构开始由游动群体走向半定居或定居生活，这标志着原始群体的解体，氏族社会的开始。
【注1】
1-1，最早的陶器在新石器时期以前就已产生
考古学家们知道日本列岛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例如爱瑗县上黑岩阴遗址第9层的陶器，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万年左右；蒙古和西伯利亚（俄罗斯阿穆尔河中下游）也有一些遗址的陶器年代距今约1万多年。
但这些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仍处于旧石器或中石器时期，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也就是说：
这些地区的陶器时代早于新石器的出现。
近年来考古发现在中国南部陆续有陶片出土，例如广西桂林的庙岩、湖南道县的玉蟾岩，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都出土了陶片或陶器，其中以玉蟾岩的陶器比较完整，它们的年代也距今约1万多年，早于新石器时期。
湖南澧阳平原彭头山遗址（公元前7500年—前6100年）处于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出现了持续发展的陶器。
又，在印度恒河中游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公元前第9千年至第8千年的陶器。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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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陈明远：
修正史前史三分期学说，《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注2】陈明远：
陶器文化传播的源流，《质疑四大文明古国》第210-21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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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最早的陶器是如何制作出来的
最早的陶器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给出这样经典的答案：
“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
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注3】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的影响，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
“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
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
【注4】而摩尔根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戈盖的观点：
“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
这是根据美洲印第安人用木制容器或编织物（篮子）涂上泥土的作法而做出的推论（猜测），并没有科学实验和考古学的证据。
可谓“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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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版，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注4】摩尔根：
《古代社会》，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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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冶炼工艺原理看来，以上猜测是不能成立的。
食物的烧烤温度在200度左右；有水烹煮时，温度在100度以下。
而泥土陶化的最低温度至少要600度以上。
假若在烧食过程中要把泥器烧为陶器，食物早就糊得全部碳化了。
况且，未陶化的泥盆泥罐也不能装水烧煮。
所以，“用篮子涂泥当炊器而获得陶器”的猜想，在烧制温度和烧制时间上都不能成立。
传统的“泥涂容器炊爨而领陶”的说法，是以讹传讹。
考古发掘表明：
在华南及其他地区，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
迄今发现最早的陶器有捏制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
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
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迄今并未见有这样的证据。
那么，最早的陶器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现代考古学的多次发掘表明，先民定居的半地穴房址是与陶器同时出现的。
笔者认为，启发先民烧制陶器的技术诱因，应是穴居室里的火塘灶坑泥土被火烧而硬化甚至陶化现象。
理由如次：
（1）温度——火塘灶坑四周的泥土经常遇到比烧烤食物时高得多的燃烧温度。
（2）保温时间——寒冷季节里的持续烧火取暖，其燃烧和保温时间也比烤食所需要的时间长得不可比拟。
（3）在实际生活中，用火塘灶坑烧火取暖烤食的机会，比“为防火而涂泥的筐篮偶然被火烧硬”（旧说如此认为）的机会，多得多。
（4）实物考古的证据——科学考古所发掘到的大量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史前文化灶坑遗址，周围的泥土都被长期高温烧烤得硬化甚至陶化。
以上理由，令笔者产生如下观点：
由火塘灶坑的烧土硬化甚至陶化，启发了先民制陶灵感。
考古发现表明：
最早的陶器是出自模仿与代替石制、木制的容器（如瓜果外壳葫芦等）而为。
中石器时代贝达遗址文化堆积层中有石制的臼、杵、碗、盆等容器，哈吉拉尔遗址有大理石碗，基罗基蒂亚遗址有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器型有盆、碗、盘、长柄勺等。
但是，石制容器加工比较困难，而先民认识到经火烧烤能够使粘土坚硬、不透水，于是用水揉合粘土成型，然后用高温的火力加工来制作容器。
陶器的起源地是多元的，“远古人类会发现粘土遇火变色而发硬的特性，在考虑制造新的代用品时会有人尝试利用这种特性，有意识地用泥土捏成一定的形状加以烧烤，陶器就会应运而生”。
【注5】
西亚最早的陶器，可上溯到的中石器时代，那时候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
考古学家在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发现了西亚最早的陶器，“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完全代替木石制作的容器”；【注6】在土耳其卡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仍使用木制、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
【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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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6年，北京。
【注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6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注7】《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7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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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明种植农业之前，先民已经认识到火能使粘土坚硬乃至不透水；显然，陶器的出现是因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而不是出自编织物。
这是陶窑前时期，露天堆烧方式的低火候现象。
1-3，陶器的发明与原始人类的定居生活有关
《中国陶瓷史》一书认为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农业的同时出现了陶器。
但是后来发现西亚很早就有农业而没有陶器，日本很早就有陶器而没有农业，但有捕鱼业。
所以，不能认为陶器的起源与农业的发生有必然联系。
【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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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8】叶喆民：
《中国陶瓷史》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店2006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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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陶器的发明与原始人类的定居生活息息相关。
定居生活标志着原始群体的解体，氏族社会的开始。
陶器主要作为容器和炊具之用，有的是为了储存食物和种子等，有的是为了装盛水或酒，有的是为了烧煮食品。
总之，与相对定居的生活和集约化的采集经济有关。
当然，农业生产也促进了陶器的发展。
假如我们把印度河和恒河的分界线向北延伸，把欧亚大陆分成两半，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西边的广大地区，包括西亚、北非和欧洲在内，是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起源地，陶器起源较晚，一些地方有所谓前陶新石器。
这些地区，原始的陶器主要用来作为容器，而未见用作炊具；当地先民用面粉和水做成面团，依靠阳光与火烘烤成面包；饮用凉水、啤酒与葡萄酒等，而不习惯喝热水。
东边的广大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东北亚在内，是种植粟（小米）、黍（黄米）和稻米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区，陶器起源早于西方，有的同稻作农业一起出现，有的早于农业出现。
这些地区，原始陶器不仅用作容器，而且用来烧热水、煮粟（小米）、黍（黄米）、稻米等不便于烧烤的小粒性食物，以及煮食鱼虾之类。
而且两边的人种也不相同，西边基本上是欧罗巴人种，东边基本上是蒙古人种。
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分界线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形成不同的饮食习惯，以后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
2，对陶器制造的工艺分析
2-1，先民从陶器的制作过程，积累了陶土配料技术
从考古发掘出的史前陶器来看，在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经出现了纯泥土的陶器（泥陶）、泥土掺和合有砂粒的夹砂陶、泥土掺和合有贝壳粉末的陶器。
特别应该强调指出，陶器的萌芽，要早于新石器时期。
对陶器原料土的预先处理，采用不同的原料比例来配制烧器的“料土”，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不同性能的陶器。
比如，制作钵釜鼎鬲等一类炊煮陶器，要求陶器能经得住火的反复炙烧而不裂不炸，多半是用夹砂陶，为了控制泥坯的变形或皴裂而加进了比例不同的其它羼料；而追求造型细緻的装盛类容器，兼有美化、摆设的作用，就采用了淘洗过的纯净泥土来制作。
调节陶土的成分配比，来达到不同的制陶目的，这是制造石器工具所没有的技术内容，这为后世的先民获得不同原料配比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作，掌握“金有六齐”的生产技能和理性知识，奠定了技术基础。
2-2，陶器的造型技术与造型艺术
人们利用湿态泥土柔软易于成形的特性，塑造了各式各样的陶器。
而对于石料，很难加工，只能制成一些外形简单的工具。
把泥土塑造成各种实用的器具，先民经历了简单的捏塑法、胎模靠贴法、泥条盘筑法、陶轮（陶钧）修制法等不同的造型技术阶段，积累起了陶器制作的造型技术。
而且，在追求陶器功能实用性的同时，先民们也追求陶器造型的艺术性。
即使是石质料的工具和礼器（如河姆渡文化的玉琮、红山文化的玉龙），先民们也是努力追求造型的艺术性。
然而，能够普遍推广和影响到后世青铜器造型艺术的，则是陶器的造型艺术。
笔者以为，这是因为陶器坯的艺术造型手法，比石器玉器的造型手法容易实现和变更，也较容易普及和被后世继承。
2-3，陶窑烧制的火控技术
陶器被誉为“土水火的文明结晶”，是人类在进化历程的早期，用水调和泥土再以火烧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
陶器制作中，火技术是最关键的环节。
陶器的制造显示了人类有意识地用火来造物，具备了一定能力来控制火势，以达到自己造物目的，是火技术的新阶段。
火技术与石器制作技术，是两个等级不同的技术。
而陶窑这种人类先期的技术装备，使用陶窑来烧制陶器的技术实践和技术理念，则明显高于单纯的石器工具徒手制造。
用火使泥土陶化烧成陶器，一开始就要求掌握两项基本的技术参数：
其一，最低限度的烧制温度；低于这个低限温度泥土就不会发生陶化，只能是烧成“硬化土”的泥器。
其二，在可陶化温度下最低限度的保温时间。
即使达到了最佳的陶化温度，如果没有足够的保温时间，泥土坯子也不会完全陶化。
这两个要素的综合表现就是一个术语“火候”——只有烧够了火候，才能得到真正的陶器；否则就只会是泥器或则夹生陶。
显然，无论是中国北部在公元前4800-前2900的仰韶文化彩陶制作，还是江南杭州湾公元前5000-前4000的河姆渡文化黑陶制作，或者长江中游公元前4400-前3300的大溪文化白陶和薄胎彩陶制作，这些成熟了的陶器类型，都共同显示出先民们掌握了烧陶的两个基本技术要素。
烧制陶器的火技术，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燃烧技术，要求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燃烧过程获得尽可能高的温度，火候高的陶器质量好；而且先民还能够控制陶火的氧化气氛或者还原气氛，分别获得红陶或者灰陶。
其二，加热技术，要求对陶坯的加热均匀避免变形开裂，要烧透，还要避免局部过热烧塌烧熔。
陶窑的发明，妥善地分析和综合了燃烧与加热——陶窑由火膛与窑室两部分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由多条火道连通起来。
陕西西安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注9】、姜寨遗址【注10】，陕西华阴横阵遗址【注11】、马家窑文化甘肃东乡林家遗址【注12】，分别发现了多座陶窑；此外，广阔的华夏地域里还有更多的史前陶窑被考古发现。
考古发掘出陶窑遗迹，证明了先民是在专门的制陶火技术装备里烧制出陶器的。
如果没有陶窑装备，就不会有发展成熟的陶器。
史前陶窑的多量发现，证明了陶器时代是比石器时代徒手技术更为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级的新的历史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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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西安半坡》。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注10】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编：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注11】《考古》编辑部编：
考古学集刊·第四集《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注12】《考古》编辑部编：
考古学集刊·第四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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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耐火陶土
陶器时代的先民掌握了制作炊煮陶器（陶炊具）与制作普通盛装陶器（陶容器）的配料差别。
陶炊具必须耐火，耐高温，在陶坯泥土里掺入一定量的细砂粒，可以提高炊煮陶器经历火焰反复炙烧随后冷却的抗受能力，华夏史前先民的陶炊具都是夹砂陶质料。
而陶容器不必耐高温，但除了装盛物品的实用之外还有美观的要求，以及祭祀用具的要求。
陶容器是单纯的粘土质料；至于一些造型精美、作工细腻、带有装饰性质或者成为最初礼器性质（祭祀用）的装盛器，甚至要挑选优质泥土品种，并且事先淘洗泥料，从质料上预处理成为“澄泥陶土”。
砂子的掺入虽然提高了陶器的耐火性及反复冷热循环的抗疲劳性（借用金属材料学的术语），但是降低了陶泥的可塑性。
陶火技术的发展，促使先民要追求某一类陶器的高耐火性，于是逐渐出现了石英砂含量高的耐火陶土。
耐火陶土是后世青铜熔炼坩埚的制作原材料，也是青铜炼炉铸炉的筑炉材料。
陶器技术对青铜技术的探索与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因此，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必须划分出一个关键的“陶器时代”。
2-5，陶钧和陶窑是人类最早突破手持工具的技术装备
石器时代的工具，是一些结构简单的手持器具，如石斧、石锛、石箭簇之类。
早期人类从使用简单手持工具，到摸索出较复杂的组合的装置，进一步制作综合的技术装备。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制陶的机械工具和设备相继发明，一部分先民集合起来从事具体而专业的生产活动，成为史前所有生产领域的先锋，从而达到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大飞跃。
史前时代最早的技术装备之一，是由陶钧和陶窑复合成的制陶装备。
陶窑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在陶钧之先。
陶钧（又作陶均、陶轮），是制造陶器坯的转轮；陶钧后来从慢轮进步为陶车（快轮），成为后世研究陶器时代技术分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记载，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出现了轮制技术。
但是，迄今的考古发掘里，还没有发现史前陶钧的完整遗物。
依据《辞海》1999版的“陶钧”词条，《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使用了“陶钧”这个词，裴駰《集解》注：
“陶家名模下圆转者为钧。
”司马贞《索隐》注“陶，冶；钧，范也。
作器下转者为钧。
”《说文解字》释：
“钧，三十斤也，从金匀声。
古文钧，从旬。
”
《说文》里对“钧”字的硕大重量注释，符合陶钧的工作原理——陶钧是一个较大质量的旋转轮盘，才能有较大的转动惯量，实现制陶时的持续高速旋转功能。
陶钧，显然是比徒手工具技术含量高出许多的技术装置。
如前所述，现代考古已发现了仰韶文化阶段的多座陶窑。
陶窑由燃烧室（火膛）和加热室（窑室）两大部分组成。
火膛的修筑，便于添加燃料，便于通风助燃，便于火焰和燃气的聚集与保温，获得当时尽可能高的燃烧温度。
把窑室与火室分隔开来，首先是避免了添加燃料、翻动柴火时对陶器制品的损伤；火道和窑箅的布置与讲究，可以使陶坯在窑室里均匀受热，避免陶坯的开裂变形，提高了烧陶的成品率；火室与窑室进气的调节与配合，可以得到氧化性的或者还原性的窑内气氛，分别烧成红陶和灰陶。
仰韶文化的竖型陶窑是比横型陶窑更先进的装备。
陶钧制坯和陶窑烧制陶器的方式，为后世的精美青铜器具造型，奠定了可靠的技术设备基础。
2-6，陶器的礼制组合是青铜礼器的前驱
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陶盉、陶爵，以及饮酒用的陶觚等。
这些酒器当时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过淘洗的黏土精心制作而成，有的用白陶，有的用黑陶。
它们很少出土于日常生活场所，而大多随葬于墓中。
古代华夏号称“礼仪之邦”，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
“礼（禮）”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
古代社交礼仪中伴有饮酒礼。
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遗址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表现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
黑陶的特点是纯黑、精致、薄、轻、光亮、尊贵，一般不作日用，而成为礼器。
在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黑陶礼器。
白陶是火候较高的白色陶土器皿，属于硬陶，比红陶、灰陶的质地都优秀。
考古发掘的白陶遗物显示，白陶器物颜色洁白，制作精美，品味高于其它陶器。
公元前4400—3300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就出现了白陶。
山东泰安和宁阳一带的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的白陶器皿有数十件之多。
白陶在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多处遗址里都有发现。
陶制礼器出现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还没有青铜礼器。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约公元前1700年）。
青铜礼器的制作与白陶器的器形有极大关系，白陶与青铜礼器和玉器构成了二里头文化的独特器物组合【注13】。
白陶器的烧成温度较高，是后来瓷器的先驱。
【注14】青铜器的造型继承了白陶器的造型，而没有仿造玉器的造型。
白陶与黑陶的礼器乃是最初的礼器它们跟青铜礼器一同，逐渐成为了从史前文化历夏商而至两周的礼器主体。
礼器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外观和质料独特的白陶礼器与黑陶礼器，则是华夏礼制文明起源的最初物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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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3】陈国梁：
《二里头铜器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99页，第209页。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8年。
【注14】冯先铭主编：
《中国陶瓷》。
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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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铜器技术与陶器技术的相互促进
后世的青铜器制造过程中，许多工艺就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冶金史表明，制陶技术是冶金技术里火技术、造型技术、铸造技术的基础；反过来，金属冶炼和熔铸技术的发展，又把先进工艺反馈给制陶技术。
金属技术和金属工具的出现，淘汰了旧时的石器工具和石器工具制造技术；而金属工具的出现却加强了传统的制陶技术；这是石器技术与制陶技术的本质差别，也是本文两位作者主张史前史应独立划分出陶器时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陶器时代夏家店文化遗址彩绘陶上的纹饰有饕餮纹、切曲纹、夔纹、云纹、二方连续的卷曲纹等，这些纹饰与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相同。
有学者认为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是来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彩绘陶。
从器形看，陶器时代夏家店文化遗址的陶鬲、陶甗、陶罍、陶豆等，都重现于商代青铜器，在制作技术上也是一脉相承。
3-1，陶器技术提供了青铜器的“模”与“范”
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与同时代的陶器形状非常相近，有力地说明了：
青铜器形制继承了先期的陶器形制。
要制作青铜器铸件，必须先有目标铜器的“模”，先民充分利用了泥土良好的塑性，制作出未来铜器的模子。
有了未来铜器的模子（形状），还必须再次翻制成“范”，目的是用“范”所围成的空腔来承接熔融的铜液，冷却以后成为实在的铜器。
用模型来翻制“范”，这仍然应用了陶器技艺。
铜器模子（泥型）和铜器范的使用性质不同，工作条件也各不相同。
“模”是在常温下使用，只需要泥土有良好的塑性和充分表现未来铜器细节的能力，要求泥型在随后的翻范工艺过程里不要变形和开裂。
而对于“范”，则除了有上述模子泥料的性能外，还要求能承受铜液的极高温而不裂、不炸、不化（融），要能承受浇注铜液时的冲刷和对范腔的挤胀力（铜的比重是水比重的近九倍）而“范”不破损不跑铜水。
于是，泥模的配料与泥范的配料有很大区别，这些都出于长期制陶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制作陶器的粘土其强度比金属低得多。
所以见到的史前陶器尺寸都比较小，长宽高在30厘米以内，比如炊器“鬲”，所煮的饭或米汤只够一个人吃一顿，因而农夫需要每人携带一鬲去野外炊煮，于是古代文献里用“鬲”来计数劳动力。
铜器的强度和刚度都比陶器大，于是制作大型青铜器物有了新的材料基础，产生了商代后母辛鼎（0.8米高、128公斤重）、后母戊鼎1.3米高、875公斤重（按：
原名“司母辛鼎”、“司母戊鼎”2011年3月国家博物馆正式更名），那样特大型青铜器铸件。
大型器的制作技术反过来又促进了大型陶器的制作。
有了大型陶器的制作技术基础，才促成了后世秦始皇兵马俑那种大型陶塑群的创造。
3-2，范的干燥与烘烤、焙烧
在二里头文化遗址的青铜器作坊墟里，集中发掘出大量的陶范【注15】，考古证据表明，夏商时代青铜器的制造，已大量采用了陶范。
用于浇注青铜器的范具不能含有水分，否则高温的铜液会使水分迅速气化撑坏型范。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青铜重器，更是先要把泥范烧成陶范，再用于浇注。
形状复杂的青铜器要用复合范来铸造，也就是用多个的范块（包括范芯）来组装成为整体范。
显而易见，陶范比泥范更能胜任复合范的组合要求。
【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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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陈国梁：
《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论文集，第161页。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注16】华觉明：
《殷墟出土商代青铜觚铸造工艺的复原研究》。
载《中国冶铸史论集》第81-8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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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制好的陶范不一定马上就用于铜器浇注，这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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