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毛泽东与少年儿童合影成就一对幸运伉俪.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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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毛泽东与少年儿童合影成就一对幸运伉俪
一张毛泽东与少年儿童合影成就一对幸运伉俪
2011-06-02作者:
全麦面包
毛主席回到离别32年的韶山，和少先队员们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毛主席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
这张被诗人臧克家称之为“仿佛听出声音”的照片，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被选入小学课本。
毛主席逝世时，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幅经典照片。
谁也不曾想到，这张照片成就了一双美好姻缘——偎依在毛主席身旁一左一右的男孩、女孩，永结同心，被重庆一书法家称为：
“中国第一幸运伉的俪”。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少先队里高大的人，
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
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
“峥嵘岁月”成过去，
故乡山河一片新，
斗争历史作背景，
方才知道这笑意深。
……
这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的题照诗《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被诗人称为“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的照片，是毛主席1959年阔别故乡——韶山32年后，与韶山学校师生的合影照片。
照片上，毛主席一左一右偎依着一男一女两个少先队员，他们像吃了蜜糖一般，笑得甜极了。
小姑娘叫彭淑清，小男孩叫蒋含宇，他们不仅是一双幸运的“金童玉女”，而且12年后，喜结连理，永结同心，被重庆一书法家称为几千年来第一幸运伉俪。
经典照片的前前后后
40年前，蒋含宇还是个天真烂熳的少年郎，彭淑清也是个扎着羊角小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两人都出生于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冲的小村里。
也许是韶山的人杰地灵，也许是他们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的结果，两人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的好学生。
14岁的蒋含宇是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彭淑清担任少先队大队委员。
1959年6月25日下午5点多钟，学校少先队辅导员把蒋含宇、彭淑清叫到大队部，告诉两人：
“有个重要首长要来咱们韶山学校，学校经认真研究，指定你们两个代表韶山少年儿童给首长献花。
”辅导员还特意嘱咐身为学校迎宾团团长的蒋含宇，让他给首长赠送红领巾。
“重要首长会是谁呢?
”蒋含宇、彭淑清两人想。
看着辅导员喜不自胜的表情，他们想这儿是主席的故乡，又是杨开慧办私塾的地方，肯定是毛主席要来韶山学校了。
想起毛主席，两人就激动不已。
按照辅导员的安排，他们像两只欢快的小鹿奔回大队部准备去了。
哪儿的花最香最艳?
反手给主席戴红领巾，怎样才能更熟练?
蒋含宇不停地练习，彭淑清四处寻找鲜艳的花儿。
全校700多名师生，指定他们两人给主席敬献鲜花，戴红领巾，这是何等的幸福和荣耀，由于过于激动，两人一夜没睡。
26日上午，毛主席从他的旧居向着韶山学校方向来了。
韶山学校师生听说了，全校师生夹道欢迎。
蒋含宇、彭淑清怕花蔫了，一直没摘，他们打算把最艳的鲜花敬献给主席，听说毛主席来了，彭淑清放下饭碗（正在吃饭），跑到校园花圃中采来夹竹桃、月季红扎成两束。
等主席在人群中穿行，离学校越来越近，眼看着主席即将走上通往学校的儿童桥，彭淑清、蒋含宇像两只雀跃的小鸟飞到主席面前，把两束带着露珠、满含韶山人民爱戴的鲜花献给了毛主席。
接过鲜花，闻着故乡的芬芳，主席微笑着问他们：
“几岁了?
上几年级?
”
蒋含宇、彭淑清告诉老人家，他们14岁了，刚上初中二年级。
沿坡而上，主席一左一右亲切地拥着两个孩子，一一与学校的师生握手。
站在韶山学校的大门口，凝视着自己亲手题写的校名，主席感慨道：
“学校变样了。
”
主席与教师们边走边聊，兴趣盎然，人们簇拥着主席走到小学至初中的斜坡上——主席要与全校师生在此合影。
蒋含宇从容解下自己鲜红的红领巾，敬献给毛主席，帮他佩戴在胸前。
主席高兴地问：
“你这红领巾还要不?
”
蒋含宇爽快地说：
“送给您老人家了。
”
主席开怀大笑：
“我现在变年轻了，成了少先队员啦。
”
掌声雷动，全校师生开心地笑出声来。
毛主席的摄影秘书，我国著名摄影家侯波，捕捉到这感人的瞬间，轻按快门，“咔嚓”—一幅“仿佛听出声音”的场面被定格啦。
很快，这幅“能听出声音”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刊发，这幅照片被许多报纸、画报刊用，后来又被选编在小学课本中。
照片作媒，两人喜结连理
彭淑清、蒋含宇两个偎在毛主席身旁的“金童玉女”，暗暗下定决心更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毛主席老人家的期望，将来考上北京的大学，“呆在”主席的“身边”。
后来韶山学校停办中学，两人又因学习优异被送到湘潭市一中。
在湘潭市一中读书，两人同一年级，虽然不在一个班里，但他们你赶我超，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始终都是班委会和团支部委员。
蒋含宇热心为大家服务，办事积极认真，在彭淑清的心目中，始终有着良好的印象。
彭淑清学习优秀，一个女孩子在工作上、学习上一点不服输的上进心，很让蒋含宇折服。
两人一起从韶山冲出来，工作上相互支持，学习上相互鼓励，加上同为毛主席身边的“金童玉女”共同有着进北京的奋斗目标，两人成了难得的一对好朋友。
1963年，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没有靠任何政治资本，蒋含宇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彭淑清考入北京石油学院机械系攻读炼油机械。
两人终于圆了北京求学梦。
他们那一届韶山学校出来的学生，仅有几个人考取大学，两人能够凭优异学习成绩跨进北京高校的大门，应该说与那幅经典照片不无关系，是它给了他们不尽的力量去学习、去拼搏。
大学生活是忙碌而充实的，尽管两人功课都很繁重，但老乡、同窗、好友的浓浓真情，却使两人越走越近。
朦朦胧胧中，两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心里有什么事都想和对方诉说。
那个年月虽然不如现在开放、浪漫，但大学生活的自由愉快，又为两人提供了许多相聚的机会。
日积月累，一种极美好的情愫，在两人心目中日渐清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相恋了。
1968年，5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蒋含宇、彭淑清均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并且都分配到辽宁省工作。
蒋含宇先在凌源县农村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随后被调往县教育局任干事;彭淑清被分配到锦西石油五厂，成了一名石油战线的科技新兵。
虽然同省，可两人工作地点相距200多公里，由于路途遥远，只能靠鸿雁传书，诉说着相互的思念。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从学校毕业分到辽宁到结婚，两年半的时间，他们才见了3次面。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相恋了四五年时间，两人决定把恋爱情感绾个结，好好过那种牛郎织女般的相思生活。
大喜的日子订在1971年的元月。
没房、没床，彭淑清从锦西来到蒋含宇的单位，利用一个军人家属探亲的空当，借这位军人的家暂作新房。
彭淑清一双新单鞋、蒋含宇一双新棉布鞋，外加一床新床单、一个新枕头，这就是他们新婚的全部家当。
新婚日，由单位领导在会议室主持仪式，花生、糖果一散，彭淑清就成了蒋含宇的新娘了。
苦难岁月也不给主席抹黑
蜜月没过完，彭淑清就惦记着厂里的工作返回锦西，9月份，湖北省荆门炼油厂筹建，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技术力量，彭淑清不顾几个月身孕，毅然报名参加。
如果此事成行，两个人一个辽宁，一个湖北，从此，将真的天各一方。
蒋含宇单位领导想把她调到凌源县。
可那儿没有石油，党培养自己上大学五年，这样岂不是让国家白白遭受损失，自己也白白搭上五年的青春?
彭淑清未予答应。
她单位的领导认为蒋含宇是学政治的，到哪儿都可以，可以调过来。
荆门炼油厂的职工，一大批是部队复员战士，彭淑清是作为一部分技术骨干调来的，这儿原是一片荒野，没有厂房、没有宿舍，没有道路，甚至连买菜都要到三四里外去买，住的是芦席搭成的干打垒（上面芦席下边是黄土搭的房子）。
彭淑清由于路上奔波，儿子早产。
孩子刚满40天，彭淑清就抱着刚满月的孩子，提着小木箱，带着母亲赶往工地报到。
彭淑清不愿因个人生活拖单位后腿，可是来到工地，单位连芦席棚都没有了。
领导给她暂时安排到招待所，单位领导很感动，但是考虑到她的情况，丈夫又不在身边，一个人既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就劝她：
“鉴于你目前情况，干脆回湖南休产假，我们工资给您照发。
”
她与蒋含宇都曾表示，决不能辜负主席的厚望，领导的好心，被她拒绝。
第二年5月份，蒋含宇才从辽宁调到荆门。
在身边没有丈夫的日子里，彭淑清拖老带小，硬是撑了过来。
有几次，雪花飘飞，芦席棚被寒风吹掉，开了天窗，她和母亲自己动手将房修好。
这段极为艰苦的日子，彭淑清从没感到过苦，诉说过累。
在他们心里，国家哪里需要，他们就到哪里。
后来九江要建炼油厂（今日的九江石化总厂），他们又服从需要来到九江。
举案齐眉，一个美满幸福家庭
夫妻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平静的。
两人的老家都在湖南农村，双方父母亲都健在。
早些年，工资不多，他们每月总要从紧巴的生活中抽出些钱寄给家里，后来，他们又常常把双亲接来住一段日子。
有着在毛主席身边“金童玉女”的荣耀，蒋含宇和彭淑清却从不张扬，从不以此作为资本，去谋取个人私利。
毛主席与他们合影的照片及底版，他们一直珍藏在相册里，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这张照片铺天盖地覆盖了全国，人们才知道，这对“金童玉女”原来就在他们身边。
蒋含宇在九江炼油厂先后担任教育科干事、副科长，该厂成立教育中心，被任命为主任。
他一边工作，一边潜心职工教育研究，他和同事合作編著的《职工教育常用词典》曾获中国石化总公司职工教育优秀成果奖;与他人合作编写的《思想修养》一书被江西省电大指定为必修教材。
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并被授予中国石化总公司职工教育先进工作者和江西省新时期职工教育优秀管理者称号。
1991年调任石化总厂党委任宣传部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先后撰写论文30多篇，其中多篇被评为省、市、石化系统优秀论文;1997年他又以最高票数当选为总厂党委委员并兼任组织部长，两年多过去了，他的工作得到广大职工干部一致肯定。
彭淑清是位技术人才，她的工作成绩不逊于丈夫。
作为石化总厂设计部一名高工，多年来潜心钻研，除完成该厂设备设计、改造等大量工作外，还担任几位大学毕业生的导师，为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尽心尽责。
他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儿子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分配到广东顺德市邮电局从事计算机通讯工作;女儿中学毕业后在九江石化总厂职工学校任打字员，两个孩子都努力进取，蒋含宇夫妻都十分满意。
爸爸在厂里也是个权力不小的官，尽管做事公正廉洁，女儿还要经常提醒爸爸：
“咱可不要做违法的事啊!
”
在这个幸福的家里，蒋含宇、彭淑清夫妻俩有个默契的分工。
妻子彭淑清对蒋含宇说：
“你学政治，从政，你就往外多跑点;我搞技术，多负责家里。
”蒋含宇由于工作关系，整日忙得没个礼拜天，妻子理解，把个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尘不染，连做饭、干家务都不让他插手。
他们家被厂里评为“五好家庭”，夫妻俩举案齐眉，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第一伉俪与他们的媒人情结
作为摄影家侯波来说，数十年过去了，极想知道，她作品中的人物如今怎么样了。
1992年，当她知道她在韶山拍摄的那张经典作品中的两个主人翁，如今在江西并且幸福地喜结连理，非常高兴，她很希望能再次见到照片中的两个孩子。
经过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蒋含宇、彭淑清的确切地址。
实际上蒋含宇、彭淑清多年来也在打听，她这位红娘的下落。
1992年7月1日，蒋含宇敲响了侯波家的门。
“都长这么大了”，侯波把他让进屋里，感慨道。
弹指间33年过去了，在她心目中，他们总还是很小很小的孩子，侯波高兴得合不拢嘴。
蒋含宇落座后，她忙不迭地问这问那，语重心长地告诉蒋含宇：
“你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你们不仅要对得起韶山儿童，也要对得起全国少年儿童”。
蒋含宇要走了，她拿出丝巾、被面及1959年他们夫妇和毛主席的合影，作为一个红娘捎给“小彭”和他们家的礼物。
一幅照片，撮合一桩美好姻缘，侯波从心眼里高兴。
自此，他们一去北京必看望这位红娘。
蒋含宇、彭淑清应该有两个媒人，一个是摄影家侯波，另一个则是毛主席了。
从有了那段与主席合影的光荣历史，蒋含宇夫妇一心痴迷上有关毛主席的书籍、画册、字画的收集，凡是与毛泽东主席有关的，他们都一一买回珍藏。
目前他们已收集到全国各界名流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儿媳韶华、孙儿毛新宇给他们的题字题诗。
许多人称赞他们的千年良缘，摄影家吕厚民送他们一幅条幅，题为：
“幸福时刻，结成良缘”;重庆书法家杨昌永称他们为：
“春秋数度，蒋彭喜结连理，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第一对幸运伉俪”。
一幅经典照片，演绎一曲人间幸福良缘，千古难觅!
1971年，蒋含宇、彭淑清结婚纪念照
蒋含宇、彭淑清夫妇生活美满
对话蒋含宇
问：
您和夫人是否还保存有那张照片，就是诗人臧克家所说“可以听到笑声”的那张照片？
当年您亲手给毛主席系上红领巾时怀着怎样的心情？
蒋：
那张照片是著名女摄影家侯波现场抓拍的，师生笑得很开心，都是发自内心的，不是由哪一位领导导演的。
诗人臧克家1961年为照片题了一首诗，诗中赞道：
这是一张“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的照片，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据邵华同志生前介绍，这张照片也是毛主席生前最喜爱的一百张合影之一，体现了领袖和师生，和少先队员心心相连的生动情景。
其实这是那天我们与毛主席合影的多张照片中的一张。
这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中国少年报》等报刊杂志上，一些新华书店也印成画片出售。
最早我们是从学校老师那儿得到一张电影胶片，翻印成照片的。
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将之保留在身边，高中毕业和大学毕业时，同学要我们的照片作纪念，我们就选了这一张，后来底片几乎洗废了，只好再用明片去翻印。
当年我们亲手给毛主席献红领巾时，心情是既高兴又紧张。
高兴就不必说了，紧张是因为要给领袖献花、献红领巾，老师告诉我们是“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肩上的担子分量不一般；另外，给首长献红领巾是反手，不像自己来戴，我当时个子很矮，很怕不熟练动作太慢，让首长弯腰很长时间。
我掂量着，这可不是个小事啊。
见到主席后，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方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看到新闻纪录电影里，自己系红领巾的动作还挺麻利的，那中间的结也打得很好，让我好一阵子高兴！
问：
那张照片将你们的幸福，被许多许多中国人羡慕的幸福，广为传播。
也因此，你们戴上了无形的光环，成为红色叙事的一部分。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对你们的生活、工作和内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蒋：
在韶山中学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向毛主席献花和红领巾，又和他老人家合影，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最激动的时刻，当然也是最幸运、最幸福的时刻。
开始我们并没感到多大压力，以平常心对待，也未张扬此事，许多人说我们低调。
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以后，这张照片曾像雪片一样飞遍了祖国各地。
照片流传很广，人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都向我们投以羡慕的眼光，也一起分享我们的幸福，渐渐，我们在感受到幸福喜悦的同时，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回过头去看，50多年来，我们将压力变成了前进的动力。
怎样对待生活、工作，怎样对待困难、荣誉，我们坚守了一条原则：
我们所做一切，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不能给韶山人民丢脸，不能给红领巾抹黑！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是，我们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了。
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我们的生活是向上的，我们的内心是甜蜜的、舒坦的。
问：
那段经历是否在你们心里植根下“红色情结”，如今听到红歌，看到红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故事，你们会否有种特别的亲切感？
蒋：
毛主席建国后第一次回韶山，是人民的儿子回娘家，是大地的儿子回娘家，我们有幸和他老人家会面，留下永恒的合影，也在心里植根下“红色情结”。
1971年1月我们在辽宁结成夫妻，被世人称为“幸福时刻，结成良缘”，“天作之合”，“天下奇缘”。
毛主席的接见，为我们之间系上了一根红线，将我们和人民领袖紧紧联系在一起。
红领巾、红色旗帜、红色歌曲，也给我们心里植根下难以割舍的“红色情结”。
如今，听到、看到这些红色作品，我们总是感觉特别亲切，情有独钟。
当然，我们夫妇由于专业、个人爱好和兴趣的差异，在欣赏口味上也有不同，夫人喜爱法制节目、传奇题材故事片。
上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了“红色收藏”，先后在全国举办过7次展览——藏物藏文藏境界，展珍展艺展情怀——“红色情结”就这样融进了我的血液，赋予我们乐观、自信、美好的情怀。
问：
特殊的缘分，让媒体称你们为“新中国第一幸运伉俪”，但幸运不等于幸福。
这么多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这幸福的根基是什么（共同的信念、爱好，相互的信任，无形的光环）？
蒋：
人们对幸福有着多种多样的理解，也有着多种多样的追求。
乐观、向上、自足、精神的愉悦，是我的幸福观。
我们是幸运的，是幸福的。
虽然我们的家庭生活遇到过不少困难，70年代我们为了祖国的建设，从学校毕业到了基层，到了农村，到了工厂，后来为了石油会战又辗转到了中原；80年代为了老区的建设又放弃了会战后刚刚改善的生活条件投奔新厂，期间夫人因奔波致大儿子早产，女儿因医疗意外和条件所限致听力残疾，生活中的困难和曲折没有压垮我们，而被我们克服。
如今，我们的家庭和睦，儿孙健旺，退休后我们也仍在为发展石化事业，为公益文化事业劳作奔忙，奉献余热。
真是其乐融融，幸福相随！
这幸福的根基是什么？
毛主席曾鼓励我们：
争取做个好学生！
崇高的目标，共同的信念，无穷的动力，相互的激励，社会的期待，这些都是幸福的源泉，也构成了我们前进的牢固基石。
问：
生活不止有甜，有欢悦，还有磨折和艰难，您曾面对的最艰难境况是什么？
蒋：
是的，生活有苦有甜，有坦途也有波折，这是生活的辩证法，这是人生的奋进曲。
要问我们曾面对的最艰难境况是什么？
从生活上来讲，参加江汉油田会战初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并不觉得是什么苦，主要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支撑我们，是大庆、铁人精神在激励我们！
调到九江炼油厂、江西省石油公司工作，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这时我感到最艰难的在工作层面上，在新与旧的思想观念的撞击上。
在两个单位我曾从事，后来分管思想宣传教育和人事组织工作。
现实生活中那种不重视知识，不重视人才，甚至埋没人才、压制人才的事时有发生，我和同事们一起与这种现象作了坚决斗争，做到用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公平公正选人用人。
许多同志说：
你这样做，有魄力，有眼光。
现在是“坚冰已经打破”，事业后继有人，让人高兴。
问：
每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结婚纪念日，纪念毛主席？
蒋：
我们的结合，有人说是机缘，是天意。
我们把甜蜜记在心上，把幸福藏在胸间，对结婚纪念日倒不是十分看重，但毛主席的诞辰，和毛主席会见的日子，成了我们最难忘的“节日”。
我们会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讲当年难忘的情景。
“6·26”已成为母校韶山学校的校庆日，这些年我们多次回家乡与母校师生、家乡父老共同纪念这个日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开始关于毛主席的专题收藏，还常常在这些日子办展览，写研究文章，广泛传播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问：
你们可曾刻意给孩子讲述过那段经历，他们如何看待？
而他们的终身大事，你们又是如何看待和对待的？
蒋：
我们的孩子都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处于“文革”后期，当时他们的年龄很小，对父母的经历不是很了解。
随着年龄的增加，他们慢慢懂事了，社会上的一些媒体报道，他们也看到了。
对父母小时候的这个幸运经历，他们开始也感到诧异，也会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为什么会正好选中你们两个？
你们那时是不是成绩特别好？
作为父母，我们不会向孩子夸饰，只是教育他们要做一个诚信的人，正直的人，不要给父母丢脸！
孩子们长大了，现在也已经做了父母，有时我们偶尔发生口角矛盾时，孩子们会劝我们，说你们可是和毛主席合过影的人，吵嘴可是影响不好啊，请你们改正！
孩子们的终身大事，我们并不干预，只是谈出我们的看法，向他们宣传我们理解的婚姻幸福观，并特别指出在婚姻问题上一定要讲诚信，绝不能欺骗对方，捉弄对方，要互敬互爱，相爱和谐，永远相伴！
实际上，他们的终身大事完全是他们个人作主的，是自由的，幸福美满的。
问：
佩戴着“红色光环”，您经历了强调公平、均分的毛泽东时代，也经历了偏重效率、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可否从个人经验出发，谈谈对这两个时代的看法？
蒋：
你的这个问题，许多记者也问过。
应当说，毛泽东时代，当今的市场经济时代，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但它们又是彼此相联系的，是不能截然分割的。
它们还是继往开来的关系，彼此都不能够，也不应当完全否定对方。
这样看待，用理论性的语言讲，就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坚持了唯物的辩证法。
也许我的回答，让你觉得太过原则，太过抽象了。
我觉得“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平、均分”的说法不完全准确。
我们党强调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两极分化，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保持。
当然，共同富裕不等于均分。
均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发展的。
但应该看到，这种客观存在仍是有历史依据的，比如解放初期，新中国在旧中国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时物资匮乏，人民生活贫困，当时的经济、历史条件也不允许人们之间差别太大，当然也有长期对社会主义的凝固式、僵化式理解，打破这种禁锢是艰难的，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经过改革开放，国家逐步建立了重视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它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人们从实践经验中认识到这种体制的活力。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
我们强调资源在社会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但我们也要重视宏观调控，既重视效率，也要关注公平，任何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都须反对。
一句话，两个时代都是承前启后的，继往开来的，各有优点，也都有历史的不足。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一代人完成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尊重历史，不能苛求前人，但又不能停滞不前，而要与时并进（这是毛泽东同志上个世纪40年代说过的话），超越前人。
这也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内核。
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与韶山学校师生集体合影原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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