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重大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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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重大变化
第六章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的重大变化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缔造者和总设计师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时代的主题和中国发展的道路和目标，创造性的实施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
对内改革使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焕然一新，国家的综合国力日渐强大；对外开放则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思维，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外交的纵深，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从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并为内政服务这个的角度上看，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求突变、谋发展、不断崛起的三十多年，亦是是中国外交更新思维、广交朋友、求真务实、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变化的三十多年。
第一节外交战略调整的背景和动因
所谓外交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国家权益，从国际的全局出发，结合自己国家的综合国力而制定的总体的规划和指导。
它包括对一定时期国际社会的总体格局和基本矛盾的认识、对本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的分析和判断、对国家利益的把握，以及对国家的国际活动原则、途径的谋划。
作为带有全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的外交战略，在全部外交活动中始终处于最高的核心地位。
因此，一国的外交战略正确与否，全方位地影响着该国的外交走向、发展态势及其成败。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制定出了不同的外交战略。
可以说，新中国的外交战略的一大显著特点就是依据国家利益，因时而变，突出了“务实”的外交特征。
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以分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战略和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战略。
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是对毛泽东的外交战略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形势下的开拓和创新，至今影响深远。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国际国内环境（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国际环境
1、美苏争霸从互有攻守的僵局逐步转变为缓和的局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同美国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短，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它的军事力量发展更为迅速。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都得到超长发展，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军事上的劣势转为优势，并走上了谋求全球霸权的道路。
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不断扩张，尤其在1979年直接派兵入侵阿富汗和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是其全球称霸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这一时期双方处于苏攻美守阶段。
80年代初，美国已经从越南战争的后遗症中逐渐恢复，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决心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霸主地位，在科技、经济和军事上多管齐下与苏联竞争，拖垮、压垮对方。
苏联本来在综合国力上就落后于美国，而长期的全球扩张战略中，使国内经济发展预算与军事的开支严重失衡，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苏联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很快就出现了美攻苏守的态势。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新思维”的外交理念，主张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倡导在核战争和军备竞赛中保持低水平的战略均势，对外战略从全球扩张转向全面收缩。
1988年5月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
同时，积极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1985年至1991年间，戈尔巴乔夫与布什的首脑会晤多达11次，通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由此双方的关系逐渐走向缓和。
2、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发展
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的全球进攻性战略，处于相对劣势的美国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以此来达到抗衡苏联的战略意图，但是由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两国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
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同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所需要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1980年1月美国对台湾出售了价值28亿美元的武器，这些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出于美国对华战略指导思想中的美、苏、中三角平衡战略的考虑，美国积极寻求双方关系的改善，1982年中美两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美国宣称“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
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稳定。
80年代初，中美双方还在在贸易制裁、限制出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等方面出现诸多分歧和摩擦。
这一期间，中美关系虽有曲折，它仍然是向前发展的。
3、中苏关系的逐渐正常化
80年代，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
1982年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和巴库先后表示，希望通过中苏谈判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随后中国政府接待了苏联来访的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副外长级磋商。
但是，这时开始苏联领导人的频繁更迭，使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受到不利的影响。
8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在全球战略进攻上的的全面收缩，以及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的谈判和解，以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为标志，两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4、世界初显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第二次大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积极进行国内改革，致力于本国经济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与此同时，战后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期望以经济的独立和发展来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政权，谋求国富民强，其中一些地区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区。
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逐步崛起严重冲击到苏美两级对峙下的国际格局，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初显倪端。
（二）外交战略调整的国内环境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具有转折性的会议。
会议决定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正确主张，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同时，会议进一步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些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坚决地拨乱反正，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且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调动了全国人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
二、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
外交政策是主权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外交战略而制定的行动的准则和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和外交风格。
其中作为外交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体现了原则的稳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即对既有的外交政策（如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的继承，又能够依据客观的现实环境及时地进行调整，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为我国进一步打开外交的新局面奠定基础。
1、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改变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调整的重要依据
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依然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国际社会仍充满战争的危险，但是国际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美苏两国由于长期沉迷于的军事竞争和称霸世界的斗争，相互内损严重，致使本国的经济发展滞后，国力衰落。
与此同时，发轫于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加剧了各国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势必引起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国际社会其它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世界上出现了美、苏、中、日和欧五大力量中心，世界格局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国际局势的缓和。
二战后获得独立的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股新的力量登上世界的舞台，它们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任务，渴望世界的和平，成为制约世界战争爆发的主要力量。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剧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竞争模式。
世界各国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才能带来综合国力的真正强大，保持和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
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更为突出，而军备竞赛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各国，尤其是一些大国所认识，改变国家的发展战略，以经济的发展来谋求地位的巩固成为先导，这一切都促使世界局势进一步走向缓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并服务于国内的政治经济。
“国内政治因素始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外政策的长期和战略性方针及其参与国际关系系统的性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要求我国的外交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内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对外政策的调整。
而此时主导世界格局的大国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变化：
美苏关系的缓和、中美基本关系的维持和稳定和中苏关系的逐渐正常化，大国间关系的松动，使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的关系中具有了较大的外交回旋空间，有利于中国外交在其中的平衡和发展；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带来的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都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处于变革与发展的拐点，中国的领导核心迅速对此作出反应，以立足国内，放眼全球的眼光重新制定外交政策，不仅有利的配合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世界的舞台中心，成为当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
2、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的外交智慧
众多周知，在国家对外战略和决策的过程中，处于国家领导层面的政治精英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尤其在国家处于国际风云变化和国内改革之际，领导人的个人素养对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中央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重新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党中央的工作理念和实效大为改观。
中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的完善和民主化的发展，为中国外交的创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个人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卓越的能力为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外交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在新中国历史上，邓小平是第一位提出了有别于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和论断的国家领袖。
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对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了如指掌，并且对世界局势变换悉心洞察，练就了实事求是、胸怀全局、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外交战略和眼光。
从50年代初起就参与我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外交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显示了优秀的外交才能。
当时毛泽东称他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中国政坛，直接主持和制定了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和决策。
1978年，他先后访问了亚洲的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朝鲜和日本。
1979年1月底对美国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访问。
同时，还广泛的会见多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民间友好人士，打开了中国外交新的局面。
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通过对国际局势的洞察、分析，他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略的新思维，如70年代末，他提出了世界大战并非迫在眉睫，可能延缓的思想；80年代初，他进一步的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
为适应国内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需要，邓小平指出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思想，以及外交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外交理念。
在其卓越外交智慧的指引下，中国逐渐摆脱了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的创立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航的舵手。
三、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利益的认识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生存、发展和繁荣的根本需要。
自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就是以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做为基本的行动单位，主权国家便成为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寄托者和载体。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以及长期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民族传统思想的定势，在国际关系上，我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历经了曲折发展的过程。
1、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国家利益观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摆脱孤立的处境，中国在外交上实施“一边倒”外交战略。
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60年代中期，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正营的对抗逐渐演变为美苏两个大国全球争霸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度出现了“国家主权有限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个体利益的谬论。
这些理论的核心是要求社会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以苏联的国家利益为马首前瞻，自身个体国家的利益是有限的，国家利益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体利益”，即以牺牲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来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以达到其全球扩张的目的。
中国在这种冷战的国际格局下，虽然对苏联的扩张行径进行抵制和对抗，到了70年代中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但是在主观上我国极左的思想一度甚嚣尘上，认为国家利益时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阶级矛盾在国际上的延伸，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无国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利益。
在国际政治上，中国高举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坚决的站在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正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方面，中国更是从兄弟阶级团结友爱的角度出发，不计国家利益得失无私慷慨援助，很多情况甚至已经超出中国经济承载能力，援助摊子大、不讲求实际经济效益。
新中国在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外关系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决定国际亲疏的标准，以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为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定位，忽视国家存在的其它利益，从而造成自我孤立和封闭，对我国的外交局面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2、改革开放后对国家利益新的认识和定位
（1）“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战略最高准则”
什么是国家利益？
中国的自身国家利益是什么？
在新中国成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党内和学术界不敢碰的一个“盲区”，因为受到当时国内严重左倾思想的支配，讨论和承认“国际利益”很可能会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国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利益提供了思想指南。
随着国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邓小平同志首先从国内政治经济转变的角度阐释我国的国家利益。
1979年，他在党的理论工作会议上指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的指出，外交作为内政的延伸，要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制定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其根本的宗旨是要为国家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和发展国家利益。
他说：
“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不是假话、是真话。
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
（2）国际关系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定亲疏
各国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道路的影响，会选择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因而会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本质上，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的政治利益范畴，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国内都极力维护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上，意识形态就成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通常表现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
中国在开展对外关系中，当国家利益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
如何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首先否定了以前以意识形态画线的国家利益观。
他认为首先，意识形态因素并不一定是决定国际关系亲疏的标准，从国际斗争的实践上看，意识形态相近或相同的国家间存在着冲突与合作，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与合作，真正决定国家间关系亲疏的是两国间的国家利益。
其次，意识形态只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不应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定亲疏，意识形态必须服从于国家的整体战略、长远战略。
“考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因此，中国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战略的最高准则，紧紧围绕着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题，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往，开展全方位的外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广阔的外交环境。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正确认识以及国家的外交战略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定位，不仅使人们清醒的认识到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而且进一步为中国外交发展指明了方向，使今后中国外交工作能够更好的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3）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主要的国家利益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国家的定位不同，一个国家对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内涵要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便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以及我国国内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有针对性地重新定位了国家的主要利益。
首先，我国把发展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作为我国新时期最大、最高的国家利益。
经济利益是国家全部利益的物质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
在和平时期，在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确保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追求经济利益就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题。
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也决定着我国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同志指出：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物化生活水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在此基础上，1979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我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经济建设是我国的“最高利益”、“首要利益”、“核心利益”等。
其次，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
国家的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以及对外独立权和防止外来侵犯的自卫权。
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构成独立政治实体的根本标志。
根据主权原则，每一个主权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决定和处理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不受他国干涉，在国际上享有主权平等的权利。
国家安全是指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领土、主权等不受侵犯，保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不受损害和侵犯。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是一国的立国之本，生存之根基。
若国家丧失主权，国家的利益将无从谈起。
因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实现其他国家利益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利益体系中居于首位。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判香港问题时，针对1997年后仍想保留对香港的部分主权，并享有对香港治理的主张时，邓小平回答：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讨论的问题。
……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
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同时，英方质疑中国收回香港后可能会给香港带来经济上的衰退和社会动荡时，中国政府表示，为了国家主权，甚至可以承受对香港发展的暂时的冲击。
这就向英国表明了中国对收回香港主权的严正立场和坚定决心，因此，英国不得不向中国交出主权，而别无他选。
最后，国家安全和主权绝不仅是（对外）防范性的概念，更要有（对内）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内涵。
一定要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国内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和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
新时期，我国的战略重心是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国家政局动乱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能容忍动乱。
……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
道理很简单：
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
稳定压倒一切。
”
第二节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容及特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变化，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外交战略。
不仅赋予中国外交以崭新的理念，更是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锻炼提升着中国外交的能力，对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地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
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重要依据，对此判断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影响到国家的发展重点和目标，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根据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动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完全有别于以往的对世界战争新的认识，其对世界局势正确的估计和判断为我国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方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在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思想统领下。
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前苏联在中苏边境布置重兵，美国则在东南沿海地区对中国形成包操的态势，中国国家安全环境恶化，这一切加重了毛泽东同志对国际形势严峻性的估计。
中国共产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同时，也过高的估计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性”及世界革命形势。
当时中国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全民皆兵、时刻准备好打仗的方针，大搞“山、散、洞”的三线建设布局。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我国从国家的总体战略上忽视了加快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失去了加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指出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和制止，中国可以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家环境，可以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指出：
“我国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
因为我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线路，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
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
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
所以。
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日本、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的扩大，我国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使党中央对世界和平形势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
“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这不仅符合中国人们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这为邓小平进一步将和平作为时代的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3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进一步指出：
“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危险的问题。
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
现在看，担心的过分了。
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这表明邓小平完全改变了以往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的看法。
1984年10月，邓小平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再一次表述了对国际形势缓和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
2、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
到了80年代中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并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论断。
邓小平时代观改变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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