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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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

韩少功：

怀念过去读书的日子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

我的问题是这样:

谁读过3本以上的法国文学？

（约1／4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

（约1／5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

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

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

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

或者事情别有原因:

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

即使在30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10本俄国文学、10本法国文学、10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

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

30年前？

天哪，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

不正是“文革”十年浩劫刚过？

……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

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

但你们注意了:

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

“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

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

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

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

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

《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

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联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

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他书籍几近消失。

　　1967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

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

一个墙洞赫然触目。

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

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

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

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

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

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

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扑通一声栽下楼去。

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

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

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软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

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读，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

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

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

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

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未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

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

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

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竟对他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

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

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

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备受冷落。

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儿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遭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

神经病吧？

吃错药了吧？

　　说书

　　毕业后下乡，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

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

　　易某最爱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俨然是个军事行家。

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

多年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重要情节反而错漏了不少。

　　知青中还有故事王，此人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

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

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

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

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基督山伯爵》、《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

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舰船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啊，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挛着。

　　“玛——莎!

”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

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

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

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

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

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

“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

“资本家吧?

开什么铺子的？

”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都不认识了？

”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

有人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

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我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

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

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

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唱歌，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

　　无懈可击。

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

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是指中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

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擦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

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

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这本书很反动的，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

　　“真的有那么反动？

”

　　“我还会骗你？

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

　　“生活作风也要抓啊。

你没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本。

对方很高兴，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是否要去看看？

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中，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

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

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

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

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

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

他后来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

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

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

他下车后第一句话就是：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

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他们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

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的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

　　事情可能是这样：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

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

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致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

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清醒还俗？

　　“文革”远退到30多年前。

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

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

“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啊？

”我终于沉不住气：

“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

　　行还来得及！

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

”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

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