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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这些事件的处理提供新方法

我为这些事件的处理提供新方法

导语

3月7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单光鼐、外交及政治事务专栏作家蒋兆勇做客腾讯思享会,共话群体性事件处置新思维。

“群体性事件大多由底层草根发起,没有诉求、自发的状态或者有诉求,有说法,但组织化程度也比较低。

”违法违规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粗暴执法,四个原因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单光鼐:

大部分群体事件是没有诉求、自发的状态

单光鼐(社科院研究员、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

说到群体性事件,这个内容可能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熟悉是因为时不时在各地都有所发生、有所闻,有的时候还亲眼所见。

很多在基层工作的领导同志感到很害怕,觉得很棘手,不好处理。

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反映什么情况呢?

我认为不管是干部也好,不管群众也好,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很盲目乐观不当一回事,该干吗干吗,只知道把当地的GDP拉起来,其他的不考虑。

还认为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有钱,政府有钱,不怕他们,有警察、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这是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

单光鼐

我们对社会形势的认识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可能都要找准,客观的分析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最要紧的东西。

就跟医生看病一样,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把这个病确诊,弄清楚,后面才知道下什么药。

盲目乐观也好,盲目悲观也好,既熟悉又陌生也好,说明可能对这个事情不一定很清楚。

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我们社会学所说的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初级阶段、初级形态。

初始状态也好,初级阶段也好,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群体性事件群众提没提诉求,有诉求的和没有诉求的两种情况都有。

这个诉求是什么诉求,是经济民生诉求,还是政治诉求,这也是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是原因,出自于主动的一种做法,还是一种被动的反应。

初始的原因是经济的?

还是政治的?

还是社会的等等,其次是琢磨它组织化的程度。

再有一个就是考虑它持续时间的长短,这是一个标识性的标准,最后一个就是与现存制度的关系。

我们如果从这几个维度来看,我感觉现在的群体性事件可能还处在我们所说的集体行为、集体行动这种状态下。

它还不是传统的社会运动,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这种概念。

我们感觉大部分的情况就在于什么,没有诉求、自发的状态或者有诉求,有说法,但是它的组织化程度也比较低,持续时间比较短,几个小时、十来个小时、一天。

现在稍微长一点的两三天,更长的表现出来一两个月或者几个月。

单光鼐:

群体性事件大多为底层草根发起

我们现在看到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底层草根发起,或者是利益受到伤害的群体:

拆迁户、下岗失业的工人、城市贫民阶层、代课教师、包括退伍转业军人等等。

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经济诉求和民生诉求,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尽管有堵马路,采取一些体制外的行动,甚至跟警察发生冲突等等,但是它还不是要做根本性的改变现存制度,就是一些摩擦或者伤及表皮的状况。

还有一个判断是群体性事件里面暗含着结构性治理的便利,可能当事人还不一定意识到,很多人不一定感觉的到,但是结构性的便利表现在哪?

比如说就群众而言,他组织化程度低,一盘散沙,它是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它是局部的社会冲突,它是单个偶然发生的状况,有利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有针对性的办法来消减和平息。

草根阶层他掌握的资源,不管是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信息资源等等,显然是不对称的。

再加上我们这些年确实经济发展了,地方政府也很有钱,所以有的时候有人讲可以用人民币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首先,两个结构性的张力在把社会绷的很紧,一个是贫富差距,一个是贪污腐败。

这两个原因来自于哪,来自于我们这30多年搞下来的片面追求GDP,资源依托型的发展模式。

我们经济主要靠投资,靠外贸拉动,2000多个县在比赛GDP,看谁厉害,谁进入100强,前10强,实际上是一个GDP竞赛,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习惯,其他的可以不管不顾,只要把GDP弄上去,管它资源消耗也好,环境破坏也好,其他的公平正义也好都没有在意,甚至是根本就忽略。

以致于这些年下来以后让社会绷的很紧。

在加入WTO以后,这十多年走下来,发现这种事情难以维系,把老百姓很多的社会不满拱起来了,把整个社会弄的很紧张,所以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出现。

从微观的角度讲有几个直接的因素应该琢磨,一个是这些年征地拆迁,违法违规的征地拆迁,不管旧城改造,或者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上确实弄的矛盾很多。

蒋兆勇

2011年新的拆迁条例颁布下来,开始我还想的很简单,以为新条例下来以后,群体性事件会收敛一些或者少一些,根本不是这个概念,反而在增加,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情况。

到现在为止还看不见它往下落的情况,国土资源部年初的时候讲我们去年卖地卖了4万亿,这个数目真是够厉害的了,土地财政依然是好多地方把它作为拉高我GDP重要的因素和办法。

所以很多情况下,不顾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状况,也不顾及群众的利益等等,各种各样违法违规的做法,这是一个。

单光鼐:

城管里找不到官二代

第二个就是劳动关系的矛盾。

从2008年以来显的比较明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北美和欧洲外需市场在萎缩,人家没钱了,很多客商不来了,或者来的比较少了,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觉得有点吃紧,拿到的订单就少了。

还有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这些年从美元兑换人民币从8块多降到6块多,最近有点往下落,总的趋势是人民币升值,美元在贬值,这让实体经济里面的很多企业利润变薄。

前两年广东一带出了好几个事,比如潮州的那个事情,它内涵这个因素。

紧接着广州增城大墩村的事情依然是这样,我们去调查大墩村它是做牛仔服牛仔裤的,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啊,他们说不怎么样,我说什么叫不怎么样?

他说以前一条牛仔裤可以赚5块人民币,我说现在呢?

他说现在一年不如一年,好的话赚一块钱人民币,不好的话几毛钱。

他说几毛钱的单子根本不敢接了,如果你去年接或者上半年接,下半年交货的时候就更贬值了,更不值钱了,没有利润了,这些因素导致企业的日子很难,且不说贷不到款,还有上游的原材料,燃油费涨价,2010年罢工以后,让劳动力成本提升,所以这些因素加起来,让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觉得日子过起来很艰难,这是一个事实。

你到这些地方走一走就感觉这个问题很明显,很多企业在长三角、珠三角呆不住了,往内地搬,或者往东南搬,往内地搬的企业在珠三角工作了几年或者十几年,跑到那边就不算了,劳动福利,劳动待遇,工龄都没有了,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劳资矛盾就比较多一些。

第二个直接因素就是劳资矛盾和劳动纠纷,这两年显的比较多。

我们有这种感觉,岁末和年初它把群体性事件拉的比较明显,这是一个。

第三就是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这两年越来越明显,还不是说看得见的雾霾。

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表现出来,前些年地方招商引资,开始认为多办几个厂,多解决一些就业,把GDP提起来。

这些年就发现有些企业引进去污染很严重,以前信息又不公开,很多情况不知道,企业悄悄的搞,悄悄的排污,很多废气、废水,对水,对空气,对土地的污染,这两年表现的越来越明显。

群众深受其害,比如重金属中毒,癌症村的出现。

癌症村的出现和群体性事件,以及和重金属、冶炼企业、采矿企业、选矿企业有高度的重合,这些年这个问题比较明显。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感觉相关一些行政执法也好,司法执法也好,有粗暴执法,以罚代管。

城管在公共场合处置一些事情,有些群体性事件,城管确实也是,倒不是抹黑谁,不能怪群众对他有一些看法和意见。

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城市管理法,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管理法》,没有,它是借法执法,法律体系不完善。

管理部门也没有,没有城管部,归地方管。

这种情况下,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人告诉我说城管里找不到官二代、富二代,参差不齐,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加上地方政府管,所以地方色彩很浓厚。

我看过好几个在街上打人,出事了赶过去一看,比如说国家级的贫困县,群众停一个电动车或者停一个自动车,城管可以随意罚款,罚200。

老百姓肯定不满意,不满意就发生争执,发生争执就打架,一打起来就成了一个事。

是不是这几个直接的因素在这些年把很多的社会矛盾拱起来了?

过去我讲,有三驾马车:

违法违规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这些年城管的问题又出来了一些,就是第四个引擎,粗暴执法

另外一个我也提一下,群体性事件跟时间不是一个函数,不是直接往上走这样的情况,根据我对多年数据的分析,应该讲我们国家在维稳上,前面这些年做了什么,强化社会治安,强力社会政治动员,特别我们又经过了奥运会,60周年大庆,还有世博会,亚运会,还有大运会这些事,安保措施的完善还有立体化跟国际接轨,导致群体性事件要消减很多。

有人对这种东西给予一种否定性评价,主要是在于它表面上看到好像风平浪静,但是下面的矛盾和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很糟糕的。

单光鼐:

死亡与社会抗议有很强的相关性

怎么应对和处理,我从北京去年京温州事件讲起,很多群体性事件,有一个东西要值得关注。

凡是有死人的情况出现,而且就死因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执的时候,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不管是政府部门,不管是公安机关,都应该高度重视。

我看了很多里里外外的一些材料,国内、国外的材料,还有历史上的情况,死亡和社会抗议有很强的相关性。

不管是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抗议或者是现在的,或者国内的、国外的,因为死亡这个事引发的社会抗议很多。

京温事件,那个温州的女孩从楼上掉下来了,怎么死的不知道,相关部门说是自杀,家属不认同。

加上有很多传言和说法,说是老板的儿子和保安怎么样,结果就出了这个事。

社会抗议

这种情况下,家属又提出了经济上的补偿的一些要求,街道工委、居委会、派出所,当时也没有很在意这个事情。

5月3号出的事,到5月8号整整5天的时间白白放过去,没有认真的做工作,按照现在的说法你要认真做群众工作,做家属的工作,没有走这样一个过程。

再加上说法又很多,老板的儿子怎么样,大厦的保安怎么样,导致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安徽老乡就开始了。

我经常给一些基层工作的同志讲,我说像这种情况应该心里有数。

如果讲预防,在自己的辖区出现类似的情况,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注意。

还有一个因素,比如说开发一个什么项目,一个大的工程开始,它是不是一个城中村的改造拆迁,是不是会出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你所辖的管理范围里面它占的比例多大?

比如说三峡水库出的事件,还有金沙江的,看了以后我都感觉到,像这种大型水电站搞起来就有水库移民,这个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群体。

这个群体同质化程度很高,大家都是水库移民,都是失去家乡都要搬迁,面对同样一个政策,所面对的问题一致,遭遇也一致,背景也很相同,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

这种类似的问题,它是一个结构性因素。

咱们不能马虎,就要认真的对待,群众有什么诉求一定要摸准。

风险评估等等这些工作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做在前面。

蒋兆勇:

维吾尔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蒋兆勇(外交及政治事务专栏作家):

我研究新疆时间有十多年,从2001年开始有兴趣,到后来花了很多时间。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南疆准确的说是五地州,我们一般说的是喀什和田阿克苏,其实还有一个克州,就是巴州库尔勒,库尔勒经济条件比喀什和田好一些,我们一般传统的还是说南疆三地州。

我们维吾尔族兄弟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还是很不容易。

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大概有33万平方公里,基本上他们就是围绕在沙漠旁边的绿洲生活,这个绿洲大的可能像一个城市,小的又很小,缺水,干旱,沙漠化很严重。

冰川下来的水就是用来灌溉、吃喝,我2007年去南疆的一个村庄,开始还有点害怕,村庄里面的情景就跟我70年代在四川小镇上长大的地方有点相似。

小镇上就我们几个汉人,从一开始害怕到后来跟他们打交道,发现很多人也是很友善的。

与人相处,微笑、善意,沟通其实很重要。

南疆的维吾尔族我观察到他们的生活不容易,他们对这个社会的适应比我们更痛苦。

为什么呢,比如说绿洲,远隔县城几百公里,小镇子一出去就是戈壁,信息不通,我们对这个社会各种信息的反馈很快,打雷下雨很早就有预警,但是维吾尔族的朋友他们在村庄里面呆着,信息不通,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他很难做出调整和适应。

比如南疆赶毛驴的老乡,他们弄点水,坐在毛驴车上打磕睡,毛驴非常通人性,在哪一个路口转弯,家在哪个村庄,它直接就拉回家了,到了会叫两声,特别通人性,老乡晒着太阳回家。

毛驴跟这些乡亲感情是非常深的,但是有一天在南疆这些偏远的地方出现了摩托车,摩托车就是烧点油,也不需要饲料,摩托车跟毛驴车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毛驴车慢慢的减少,铁匠,做木制品的一些手工相关的行道就慢慢解体,这样有很多人生存的空间减少。

在南疆,河南的农民工、四川的农民、在那包地的、做生意的,擦皮鞋的,跟当地人形成竞争。

族群关系的紧张跟竞争有很大关系。

别说维吾尔族的小生意,汉人的小店也非常艰难,大部分问题的存在,跟社会变迁是连在一起的。

维吾尔人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绿洲上生存不易,才背井离乡,而且他们的生存技巧也仅是烤串切糕。

切糕党所折射的是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现状,对新疆问题不能政治化处理。

作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更应关怀他们,帮助他们。

他们过得不好,我们也过不好。

北京短短的几年援疆都花了一百多亿了。

修了很多医院、学校、幼儿园,但是这个援助有时候非常困难。

困难在哪?

维吾尔族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不一样。

他的宅院是一个生活场所,也是一个宗教场所,还是一个生产场所。

铁匠前面在摆摊,后面是铁匠铺,后面还有羊,还是宗教的场所,大家都住在一起,宅院设计的非常好,非常漂亮。

如果我们援助修房子,修一个房子能养羊吗,能打铁吗?

公共设施方面的援助没有问题,但是帮助到具体个体很困难。

大型活动加快了维汉文化融合

维吾尔族的同胞很有道德感,宗教使他们清洁、勤劳,某种程度比我们过的快乐。

我们比较贪婪,要赚到很多钱才很开心,他们是传统的乡村社会,喝点酒,聊聊天,走走亲戚,不像我们过的这么辛苦。

维吾尔族和藏族对待现代化的事情有一些差别。

我举个例子,在四川如果种一点果树,养一点鱼,农户一定是打一个棚子守在那。

但是在拉萨这一带,藏族也不愿意在蔬菜大棚里面做事。

他们的清洁理念和我们不一样,你看他们的住宅里面,粪便只要排出去,家里没粪便就行。

蔬菜大棚,大粪要关在棚子里,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觉得很脏。

找一个在蔬菜大棚里面打工的藏族人很费劲,搞一段时间就跑了。

维吾尔族的也不干,你说种蔬菜比种庄稼赚的钱多没用,他要走亲戚,他觉得这个事把我拴住了,这是一种文化的差别。

南疆的婚姻,离婚比较多,离了婚以后生了小孩就交给婆婆、爷爷、姥姥,那些人岁数也大了管不了。

我们看到一些小偷,都是一些小孩,全国各地寻访把他们找回去,有一些小孩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犯罪集团把他们弄出来,这背后很多都是破碎的家庭。

社会高速变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更多地帮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让他们能够适应工业生产现代化。

在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事情非常令人悲伤,恐怖分子非常残酷,从具体处置来讲有一些教训,我们国家处理这类恐怖活动应该要程序化。

但是你留意昆明这个事发生在火车站,火车站的警察没有枪,或者说有枪没子弹,来处置的是官渡区公安局特警,他其实差一点也被砍掉了,但是在歹徒离他一米的时候开了枪,央视的画面有一个细节,开枪之前他还请示。

美国、德国、欧洲,包括香港的警察,这类的事一般两个人处理,一个人盘问你,另外一个人做警戒,始终盯着你,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西方国家,美国反恐或者政暴,一般的规则是你做出摸东西这个动作,他就要对准你,如果你再有进一步动作,他要开枪。

另外一些国家是同等伤害制止,刀逼到脖子这,我可以打你。

伤害制止分情况,有些打脑袋,有些打手,它是对等的。

我们并没有一个处理这类恐怖活动的自动程序,不需要请示,达到标准我就可以制止你。

我们把开枪视为政治性的,需要请示,所以说应该检讨。

应该对暴力的处置程序化,有什么样的情景就应该启动对应的应急机制,而不是去层层汇报。

官方新闻里面没有把昆明事件与特定的宗教民族挂钩,但是很多人对新疆人有情绪,南疆的贫困是有很多的原因,我们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无论是什么民族都应该友善。

我们掌握的资源多一些,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多一些善意。

大规模出现的问题,它是有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独个体道德的问题。

希望民众们不要因为云南昆明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对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包括其信仰的宗教,产生歧视、偏见,因为这恰恰是恐怖主义想要达到的目的,也正是我们在反恐中容易遇到的一个误区。

单光鼐:

族群平等文化无分先进或落后

单光鼐(社科院研究员、群体性事件研究专家):

我们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也涉及民族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处理群体事件问题,一个原则是就事论事,以群众的诉求为中心,要规避民族和宗教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处理的稳妥,新疆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要有这个概念,历史原因,社会背景是另外一回事。

咱们区分不同两种性质的问题,需要划清差异。

谈到昆明的事,我们国家层面这些年反恐立场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反应也很迅速。

地方政府层面相对要差一些,甚至还有很多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

我一直讲,警方他们一直强调情报先行,要花很大的投入把手段现代化,准确预防预报,这是一个。

第二,群体性事件还有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冲突。

比如广东发生的好几个事情,又比如去年北京的5·3京温商城女子坠楼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

台北的政府人员与民众的冲突,引发岛上各地本地人对政府的抗争。

以陈仪为长官的政府,对民众展开了血腥而且非常不必要的镇压。

他们就弄出一个说法,即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强调民族团结,各民族我们都要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相互扶持和尊重,什么时候强调都不为过。

台湾二二八这个事情,1947年开始是陈仪在处理这个事,他炒出一个概念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概念,60多年过去了,台湾还有本省人和外省人这个概念撕裂社会,而且被作为政治议题来炒作,被台独分子利用起来很糟糕。

对我们内地群体性事件看得见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要提出相应的社会政策,否则很麻烦。

对外地人尽可能提供多一点社会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托儿所,上学,社保等等都可以提供一些方便。

地方政府的财政可能有限,不能做到跟本地人一样,但是尽可能提供方便。

不管是两个民族的问题,还是两个族群的问题,都要强调平等、尊重、团结,和平相处。

我认为广义社会运动里面有多种表现的形式。

比如乌合之众的运动,没有什么诉求;也有公益性很强的,像环保运动;弱势群体为了经济民生诉求聚集起来向政府或者相关部门讨要说法,这是最多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反日反美的游行;还有宗教色彩很浓厚的,像地下教会的聚集;再有就是组织化的表达政治诉求,例如东突分裂分子搞出的东西。

我们应该看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怎么样把各个门类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采取相应的社会对策和社会政策来处理,不是混成一块来谈这个事情。

我认为还有一个,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暴力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包括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等都缺乏研究,或者研究得远远不够。

社会学所说的要做田野,要认认真真的去田野调查,跟这个民族的同胞讨论一些事情。

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哪个好哪个不好,跨文化研究就老强调这个观点。

你必须到那去,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琢磨,站在他们的角度,在自然情景里面考虑他如何认识这个社会,他的生活方式是怎么回事,他如何看待所有的一切,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后面的意义读出来,这需要认真的思考和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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