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申遗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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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申遗稿
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
作者：
覃发扬覃柏洲
关键词：
唐崖土司覃氏渊源考证
摘要：
关于咸丰县唐崖土司属覃氏的渊源，根据唐崖土司属《覃氏族谱》及民间流传，众说纷纭。
有的说是“蒙古族的后裔”，有的说是“改名换姓”而来（由“谭”“去言为覃”）。
特别是2001年以来，有的专著和论文（注）以唐崖土司属《覃氏族谱》中的少量蒙古语遗存，经过他们的分析推论，对唐崖土司属覃氏的渊源作出了唐崖土司属覃氏（以下简称“唐崖覃氏”）的远源是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其近源是元代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即“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结论。
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唐崖覃氏的渊源作了重新考证，现把重新考证的依据和结论写在这里，诚恳地与有关专家和唐崖覃氏族人商榷。
2001年以来，有的专著和论文以唐崖土司属《覃氏族谱》中的少量蒙古语遗存，经过他们的一番分析推论，对唐崖土司属覃氏的渊源作出了唐崖土司属覃氏（以下简称“唐崖覃氏”）的远源是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其近源是元代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即“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结论。
本文对以上结论进行了认真探究，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唐崖覃氏的渊源作了重新考证，旨在进一步澄清唐崖土司属覃氏的渊源及与恩施州境内的其他土著覃氏的关系，因而得出了与上述结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鄂西土著覃氏与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没有“对应关系”
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氏）与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没有“对应关系”。
关于巴人“廪君蛮”五姓之说，源于《世本》、《后汉书·西南蛮夷传》等典籍中的记载。
相关的事项是：
“廪君蛮”发源于武落钟离山的赤黑二穴，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
其中巴氏子务相以“掷剑于穴”、“浮土船于水”的方式，取得“君长”之位，又战胜了“盐水女神”，终于“君乎夷城”，号为“廪君”，其所属部落，在史籍中大都称为“廪君蛮”。
根据上述记载，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巴人”尚处于“自相君长”的原始社会的中末期，即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巴氏子务相为代表的是父系氏族部落，盐水女神为代表的是母系氏族部落。
这就必然引出以下的话题。
（一）、从中国姓氏的起源看“廪君蛮五姓”
翻开一部若大的中国姓氏史，中国的姓氏的命名和起源，都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姓氏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图腾崇拜、女性崇拜、以地名为姓、以国名为姓……，姓的分支为氏，秦汉以前姓氏有别，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即姓也是氏，氏也是姓了。
诸多姓氏研究者认为，“姓”的由来，首先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
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自已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这种图腾崇拜物就逐渐成了本部落的标志，越到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
在“廪君蛮”五姓中，怎么也找不到一点图腾崇拜的痕迹，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的图腾崇拜期。
诸多姓氏研究者还认为，“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崇拜有关外，还与女性崇拜分不开。
在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阶段，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
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
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
在“廪君蛮五姓”中，怎么也找不到一点与“女”有关的痕迹，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也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的母系氏族期。
再来看“氏”的起源。
《通志·氏族略》曰：
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
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
《通志·氏族略》中关于“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的记载表明，人类有了贵贱之分后，才先后出现了“氏”的称谓。
人类分贵贱，是从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廪君蛮”当时尚处于“自相君长”的原始蒙昧时期，是没有贵贱之分的。
这就说明，“廪君蛮五姓”也绝非产生于原始公社时期，或者说“廪君蛮”的五姓之说只能是后人的分析猜想的结论。
（二）、从各家姓氏史看“廪君蛮五姓”的洲源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廪君蛮五姓”是纯属子虚乌有的事。
我们再从现实中“廪君蛮”所涉及的各个姓氏的起源，来进一步证明“‘廪君蛮’五姓”的虚假性。
据现代姓氏起源研究表明，“廪君蛮”中所涉及的姓氏的来源是：
巴氏。
出自凤姓，以水为姓，据《姓氏考略》和《路史》载，上古时伏羲氏有个后裔叫后照，定居于巴水，即今重庆一带。
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据《元和姓纂》以及《通志·氏族略》载，周代有巴国。
出自北方少数民族改姓，明清时期，有不少的满人和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改为单姓“巴”氏。
出自西域巴克尔家族改姓。
樊氏。
出自姬姓，形成于西周，是周文王的后代，其始祖为樊仲山甫，史称姬姓樊氏（见《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
出自子姓，源于商代，是成汤王的后代，史称子姓樊氏（见《左传》）。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信阳平桥樊君墓出土铭文，樊为芈姓。
相氏。
出自姒姓，是夏朝王族的后代，夏朝有帝相。
出自子姓，是商朝王族的后代，商王河禀甲原居于相，后又迁都，留居相地者便以地为姓。
有研究者认为，由相姓衍生出向姓——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后，以先祖名为氏（见《史记》）。
源于子姓，出自殷商末期内史向挚，以先祖名字为氏（见《吕氏春秋·先识》）。
源于姜姓，出自炎帝姜姓后裔，属于以国名为氏（见《通志·氏族略》）。
郑氏。
出自姬姓，据《姓纂》的记载，郑之得姓，是开始于周厉王最小的儿子友，周宣王即位以后，把幼弟友封在郑地即郑桓公，郑桓公的子孙即以国为姓。
也有出自他姓所改，唐郑注本姓鱼，明郑和本姓马。
瞫氏。
瞫氏较为复杂，《后汉书·西南蛮夷传》有的版本也记为“镡氏”。
一般研究者认为，与“瞫”氏有关的姓氏还有镡氏、瞫氏、谭氏、潭氏、覃氏等。
镡氏。
出自镡地，属于以居邑为氏。
镡封县（《读史书方舆纪要·广西》），现在一说在贵州普安州及云南曲靖广南之境，一说在贵州遵义东境。
镡成县，西汉置，故城在今湖南黔阳县西，原属武陵郡。
镡城，今湖南靖县境。
瞫氏。
瞫姓郡望为晋阳，出于姬姓。
也有人分析“沈”姓是由“瞫”变化而来（发音同，同源于姬姓，为从简省）。
谭氏。
出自姒姓，周代有封国为谭（今山东章丘市西），以国为氏。
据《万姓统谱》的考证，巴南（今云南、贵州一带）六姓有谭氏，自称盘古的后代，望出弘农，据《谭氏族谱》载，此支也源出谭国。
潭氏。
成都琴台路有“狮子楼—巴国布衣—潭氏”餐馆，看来确实有“潭氏”存在，但来源不详。
以上资料表明，除“潭氏”自称与出自武落钟离山的“廪君蛮”五姓之“瞫”氏多少有些瓜葛外，其他有关姓氏均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武落钟离山的“廪君蛮五姓”没有联系。
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所谓“廪君蛮五姓”只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当然，源自武落钟离山赤黑二穴的原始部落人群，或者远徙，或者早迟融入了周围的人群，这是自然的。
但这与所谓“廪君蛮五姓”的姓氏渊源，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证可知，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
氏）与巴人“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没有任何“对应关系”，说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氏）的“远源”是“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是没有根据的。
更何况，鄂西土著覃氏（包括唐崖覃氏）中还没有哪一个宗支认可他们是“廪君蛮五姓”中“瞫氏”的后裔。
本文旨在论述“廪君蛮五姓”是一个虚假命题”、
“鄂西土著覃氏与‘廪君蛮五姓’中的‘瞫’氏没有对应关系”，并非否认“廪君蛮”的存在。
故在这里特别指出，以免引起歧义。
二、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
（一）、元代的民族政策是对“唐崖覃氏
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断然否定
大家知道，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他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人）和南人（南方汉人和少数民族）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生活于唐崖地区的土著覃氏，从整体上说当然属于“南人”这个最低的等级，饱受了蒙古人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的磨难，他们对蒙古人的仇视和痛恨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种深重的民族对立和仇视的情况下，高高在上的蒙古族人能改为最低等的土著覃姓，融合于当地土著覃氏吗？
即使当地部分土著覃氏愿意放弃覃姓，融合于蒙古族，蒙古人能答应吗？
元王朝衰亡，蒙古人失去统治优势后，各民族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深受蒙古人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苦难的土著覃氏和其他姓氏（民族），由“弱势群体”逐步上升为“强势群体”，恨不能一举清算蒙古人的罪行，讨还血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地土著覃氏还愿意放弃覃姓，融合于自己的仇家蒙古族吗？
即使蒙古人愿意改为覃姓，已经成为“强势群体”的土著覃氏，能够答应吗？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处于“强势群体”时期，还是蒙古人失去政治优势，处于“弱势群体”时期，或者是蒙古族人改为覃姓，融合于当地土著覃氏，或者是当地部分土著覃氏放弃覃姓，融合于蒙古族，都是万不可能的事。
在这样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还说什么“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这有根据吗？
（二）、唐崖《覃氏族谱》对“唐崖覃氏是
蒙古族后裔”观点的断然否定
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载：
“一世祖覃启处送，随出军门，纳印为顺命，镇夜兰有功，蒙题奉允准，仍给安抚司印篆，授唐崖，赐宣慰使司之职……”。
另据唐崖覃氏后裔，今尖山老鹰岩《覃氏族谱》载：
“……，祖覃公讳起处送，纳印归顺，蒙换给安抚司印纂一颗，即词本官兵随征，因伤亡故……”。
请特别注意这两部族谱中“随出军门，纳印为顺命”和“纳印归顺”几个字，这几个字可以理解为：
覃启处送自小随父从军，元顺帝至正六年向元王朝“纳印”（缴纳印信，即投降），被元王朝命守夜兰……；这里的“顺”字，还可理解为“顺应、归顺”，也就是投降了元王朝。
上文的“纳印为顺命”和“纳印归顺”几个字，就为唐崖覃氏正本清源了，断然否定了“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观点。
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有的文字表明，唐崖覃氏的先祖覃启处送及前代，是带领蒙古族军队驻守唐崖镇压土著反抗的，而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又记载着覃启处送“纳印为顺命”。
请问，原本的蒙古族驻军，又向蒙古族“纳印投降”，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表面看来，真令人啼笑皆非，但它恰恰透露了事情的本来面目：
以覃启处送为代表的唐崖覃氏，本来就不是蒙古族，而是地道的土著民族，在元朝大军的强势压迫下，被迫归顺（“纳印为顺命”）元朝统治者。
两部唐崖覃氏族谱的这些记载，断然否定了“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观点，已为唐崖覃氏正本清源了。
（三）、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
据方志、覃氏族谱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唐崖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均证实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同源，本为一个大宗支的分支。
1、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一样“古”
咸丰县境内原来居住着覃、田、向等土家族强宗大姓，其中覃氏势力最强，从元代中期起陆续设置了散毛、唐崖、金峒等覃氏土司。
清同治《咸丰县志·氏族志》载，“唐崖、金峒覃氏，为本地土人之最古。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散毛土司也应该包括在内。
这一记载证明，唐崖覃氏历来为本地土著，而绝不是外来的蒙古人。
2、关于覃氏渊源的传说
关于唐崖覃氏的渊源，清同治《来凤县志·土司志》中有关于“墨来送，覃姓，谭子之后，齐侯灭谭，谭子奔莒，遂去言为覃”的记载。
原唐崖土司一带也留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唐崖覃氏的祖先本姓谭，后因造反失败，被迫外逃川东避难，因逃时适逢晴天，因“晴”与“覃”音近，故改姓“覃”。
同时，唐崖民间也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相传唐崖覃氏祖先兄弟二人，一日上街游玩，见众多的人围着一张“皇榜”观看，兄弟便顺手撕下皇榜，原来榜上写着“哪人收得夜郎国，朕的家都由他当。
”接着，守榜的军丁便将兄弟二人领到主上（圣上）那儿，主上命其征讨夜郎时，久雨未果。
适逢晴天，才收复夜郎。
因“晴”与“覃”谐音，故改姓覃。
当然，这些仅传说而已，现无从考证。
鄂西各地土著覃氏关于覃氏的渊源，也有与《来凤县志·氏族志》的记载和原唐崖土司一带的传说相同或相近的记载和传说，这也是唐崖覃氏与鄂西土著覃氏本为一支的又一有力证据。
3、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所载唐崖
覃氏的来源与其他土著覃氏如出一辙
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记载唐崖覃氏的来源，是“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猪市街朱家巷”，据唐崖覃氏族人说，他们的堂号为“金陵堂”或“京国堂诰封世家”。
利川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对其来源，也有相应的记载。
原忠路宣慰司副使覃洪化于明万历戊午岁（1618年）撰写的《楚藩寺钟序》中，就有“溯我先世，以应天上元籍入楚”的记载；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康熙版）序言中也有“覃氏先世起自金陵”的记载（见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民国版〉和《中华覃氏志·利川卷》）。
也因为如此，忠路土司属覃氏还把自己的堂号命名为“金陵堂”（金陵是古“应天”的另一名称）。
两个土司属覃氏，对其来源和堂号的记载如出一辙，这难道不是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的又一确凿证据吗？
4、从唐崖土司与其他土司的关系，
看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的血缘关系
原咸丰境内，在建立大田千户所之前，散毛土司位于今咸丰、来凤两县境内，与唐崖、金峒紧密相连，构成了咸丰境内范围广大的覃氏土司区域，三者之间本来就有紧密的地缘关系。
在咸丰境内土司的历史上，唐崖土司与散毛土司、金峒土司长期友好相处，而与田姓建立的龙潭土司则长期攻伐，直到唐崖土司主覃鼎娶龙潭安抚使田氏之女（大约为明天启年间）后才停战言和，这从一个侧面又证明了唐崖覃氏与散毛、金峒覃氏的密切的亲情关系。
唐崖土司覃氏和散毛土司、金峒土司覃氏之间，还存在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其依据是：
其一，来凤、咸丰《覃氏族谱》多处有关于“我祖覃行璋生墨来送、启处送”以及“墨来送守散毛，为散毛始祖；覃启处送镇唐崖为唐崖始祖”的记载。
其二，来凤、咸丰《覃氏族谱》中皆有覃氏“七子分授七司”（长子安毛分授金峒司、次子耳毛分授唐崖司、三子散毛分授散毛司……）。
尽管这些记载有含混矛盾之处，但从中可以折射出唐崖土司覃氏和散毛土司、金峒土司覃氏确实存在着血缘纽带关系。
5、唐崖覃氏在族谱中也反复肯定了自己
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的血缘纽带关系
咸丰朝阳寺镇平桥村唐崖土司属宗支族贤覃小阳所藏的《覃氏历代动叙》（实为“族谱”）载：
“福寿木更名覃汝先、（福寿花）更名覃汝恒，号伯坚、（伯）圭，传生二子，覃启杼送、覃启舒送”。
又载：
“四世祖覃忠孝号川龙”，“五世祖覃斌号大胜”，“八世祖覃天富、天贵、天荣、天华”。
覃小阳在他新修的“覃氏族谱”中说：
“福寿木花祖生伯坚、伯圭”，（进入柳州城后），“我祖改姓覃启处，号伯坚，改姓覃启送，号伯圭”。
另据唐崖土司属宗支尖山老鹰岩《覃氏族谱》载：
“我祖世坤娶刘氏迁陕西汉中府南镇（郑）县覃家街住业，生三子覃汝先、机、权。
汝先公生二子覃伯坚、圭……坚公所生二子覃谱珠（诸）、照……谱珠（诸）祖田氏所生三子更名覃耳毛、次子野毛（散毛）、三子花（化）毛……野毛公授宣慰印迁贵州铜仁府省溪司，花毛（实为化毛）公授宣慰印住唐崖，东乡金峝施南系耳毛公分派后裔是也。
……”
在这里，我们对上述史实的真伪暂不加议论。
但引文中的覃汝先、覃伯坚、覃伯圭……覃川龙、覃大胜、覃天富……等这些名字，只要见过鄂西其他土著覃氏的族谱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其他土著覃氏的先祖。
特别是“花毛（实为化毛）公授宣慰印住唐崖”这句，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唐崖覃氏与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同祖同源，本为一家。
由上所述，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本为一支，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三、关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论据种种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也列举了一些论据。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的真伪，以进一步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虚假性。
（一）、“木雕神像说”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引述，解放前唐崖覃氏有的家庭在其神龛上除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外，还特地供奉木雕的“铁木乃耳”神像，并且认为这是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最可靠的证据。
大家知道，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个民族深层意识的层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传承性。
作为一个民族，蒙古族的图腾崇拜，主要是“狼图腾”、“鹿图腾”和“鹰图腾”，祖先崇拜主要是供奉“成吉思汗”（铁木真），信奉的宗教是萨满教并主张对宗教兼收并蓄，日常祭祀主要是“祭敖包”（以土堆代表天地），没有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的。
这就说明，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不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尊重蒙古族的民族传统。
至于唐崖覃氏中有人家中曾供奉木雕的“铁木乃耳”像，这只能作两种解释：
一是“铁木乃耳”一词，本身是唐崖覃氏某个祖先的蒙古语翻译（后文还要说到），家中供奉他的像以示不忘记这个覃氏祖先；二是唐崖覃氏中个别支系，可能曾与元代驻守唐崖的蒙古族中个别人有某种恩惠关系，覃氏族人本来是很讲究感恩的，供奉这个人的木雕像以示不忘记他的恩德。
这两种解释都是说得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表明，以解放前个别唐崖覃氏族人家中曾供奉“铁木乃耳”木雕像，作为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最可靠的证据”，由于它不符合蒙古族的民族传统，这个证据就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了，何况还有上述说明的其它可能呢。
（二）、“语言说”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提到，唐崖覃氏在语言方面，客观上存在着由蒙古语向土家语转化，再由土家语向汉语转化的历史链条。
勿容讳言，在唐崖《覃氏族谱》（手抄本）中，确实存在着蒙古语——土家语——汉语的痕迹，难道这就能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人后裔”吗？
前面谈到，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语是其官方语言，他们强迫“南人”运用蒙古语言，这是在所难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这样，在覃氏族人和覃氏族谱中留下某些记忆中蒙古语的痕迹，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在蒙古人的高压统治下，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南人”被迫使用蒙古语，在历史上留下了某些蒙古语的痕迹，论者就以此为据，说这人是“蒙古族的后裔”，这道理成立吗？
这个道理如果一旦成立，岂不是要闹出很多的令人不可言状的笑话？
（三）、“碑文材料说”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又提到，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墓葬群中，早期的墓葬基本上没有碑文，后期的皆有碑文，它说明这支蒙古族与当地土著覃氏融合时，汉文化水平还很低，并以此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观点。
关于碑文问题，大家去考察一下吧：
各土司的土司主墓在前期大抵都是没有碑文的，这一方面是某一个几个时代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密。
这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并且还进一步证明他们是“蒙古族后裔”呢？
忠路土司第十二任司主覃进孝（明末清初人），是明朝皇帝封授的“太子太保、忠义侯、威武上将军”，他去世时，民间传说是48驾灵轿上路，埋葬了48个地方，但都没有碑文。
忠路土司属《覃氏族谱》上记载的覃进孝葬地墓，也没有碑文，解放后当地人都看到的。
请问：
能够以此为据，就说忠路土司属覃氏的汉文化水平很低，并以此证明忠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吗？
即使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难道就不能采用他们蒙古族的文字吗？
何况他们在一定时期还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征服者”呢。
在这里，还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如果说唐崖覃氏真是“蒙古族后裔”，在元、明时代，土司墓葬也一定会保留蒙古族的习俗。
从现有的资料记载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
几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帝王陵墓地址，在其死后不到一百年便会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并且大多也会受到盗墓者的“光顾”。
唯独有一个朝代的帝王陵墓例外，这就是元代的帝王陵墓。
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一座元代帝王陵墓，这并不代表元代帝王没有陵墓，相反，其陵墓的规格与封建社会其他帝王陵墓相比，丝毫也不会逊色，只是由于其特殊的防盗功能，使得后世考古学家摸不清头脑。
那么，元代陵墓究竟采取了什么特别的防盗措施呢？
元朝皇帝陵墓的第一种防盗措施是“万马踏平”。
明朝叶子奇对元朝帝王墓葬文化进行了研究，在他所写的《草木子》中有关于元朝墓葬风俗的记载：
“元朝皇帝死亡后，用啰木两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箍两头、中间）。
然后，掘深沟一道埋葬，以万马蹂之使平。
杀骆驼于其上，以千骑守之。
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这本身就是蒙古族一种传统的帝王墓葬风俗。
其二是民间所流传的“天葬”，也就是通过牛车来决定陵墓之选址。
相传唐崖土司12任司主覃鼎在他去世时也是48驾灵轿上路，埋葬了48个地方，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以防盗墓。
很显然，这一墓葬方式与元代帝王的墓葬方式是根本不同的。
这就说明，唐崖覃氏的墓葬方式，与蒙古族帝王的墓葬方式，没有丝毫的传承联系。
因此，企图用“碑文材料”之类来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观点，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
（四）、“能征善战说”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还提到，唐崖土司是我国西南地区以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尤其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颇具影响，从唐崖土司能征善战来看，其一世祖为将门之后真实可信，并以此作为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证据之一。
不可否认，以成吉思汗、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当年确实是能征善战的。
《唐崖覃氏族谱》载：
唐崖土司为朝廷征战大小战役近20余次，的确也能说明其能征善战。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当初鄂西各土司都是“以武功著称”、“能征善战”而打出了自己的一片领地，从而获得历代封建王朝认可的。
当明王朝的军队在倭寇面前无所作为的时候，而以容美土司主为头领、鄂西各土司土兵参与的鄂西土兵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立下了“东南第一功”，受到了明王朝的特别嘉奖。
这能证明他们都是“蒙古族后裔”吗？
要说到武功，唐崖土司的确有一定建树，特别是覃鼎时期，他是唐崖土司的一代天骄，曾多次获得明王朝的嘉奖，并赐“大坊平西将军”和牌楼上“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
但是，这些封赏可以与忠路土司第十二任司主覃进孝获封的“太子太保、忠义侯、威武上将军”相提并论吗？
因此，就以武功论，唐崖土司也不一定是最强的。
说到底，以“能征善战”的武功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的后裔”的观点，首先是论据失实，其次这个论据也是不充分的。
（五）、与其他土著覃氏的“对比说”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在论述中还用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关于“世系”和“字派”的对比，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如此的“对比说”，就更不值得一谈了。
就“世系”而说，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先代同出一源，当然相同。
而唐崖覃氏的先代名字用的是记忆中的蒙古语，当然就不好比了，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若以“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而论，在元史及相关的典籍中，都没有铁木乃耳（任平肩之职）、颜伯占儿、脱音贴儿（任宣慰使之职）和福寿木花的名字。
仅有一个文殊海牙的名字，但他却在元末陈友凉割据闽中八郡时任陈的“参政”，这与唐崖土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从这点出发，也可以论断唐崖覃氏不是“蒙古族的后裔”。
至于“字派”，鄂西土著覃氏的各土司属宗支，在创修和续修族谱时，都是立足于自己的宗支，没有联络相关宗支，致使各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各不相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只有施南土司属宗支在乾隆45年续修族谱时，因为湖南石门覃氏有人与之联络，施南土司属宗支的字派才借用了石门覃氏的字派。
同时，据唐崖土司属尖山老鹰岩《覃氏族谱》载：
咸丰元年，湖南石门、慈利、永定、永顺、桑植等县，曾合族修谱，改派大同。
即为“良上宗光祚，家声庆远长。
文章遵正大，基业綮荣昌。
定国勋名永，承先世德扬。
万传敦本绪，佑啟自联芳。
”此亦为唐崖覃氏“老派”。
尔后，唐崖覃氏字派改为20字，即“宗单泽梓光，世锦绣春芳。
文运昌祖德，忠孝建大邦。
”后一句，有的分支族谱记载为“永远定大邦”，其意大同。
如果用“字派”不同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这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提出“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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