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始祖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现代路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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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始祖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现代路径

中华民族始祖文化产业的伟大使命（下）

中华始祖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现代路径

李泽生

由以上分析可知，民族始祖文化来自于创世神话，是一个民族在文明初创时期形成的文化性格和价值追求的文化萌芽，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断受到人类认知和传播形式的影响，因此，对始祖文化的学术研究还应从历史学、哲学、美学、心理、文学、建筑学等多学科进行研究，以避免在始祖文化研究、解读中出现泛化和狭隘化。

所谓泛化，是指将始祖文化与一切文化内容联合起来，将始祖文化内容无限扩大化，使其陷入包罗万象的大杂烩；所谓狭隘化，是指将始祖文化体系与内容仅限于历史与考古的框架内，将始祖文化无限“神圣化”，使人无所措手足，“动辄得咎”——这正是我国学界目前的状况。

笔者认为，文化的本质内容是“人的去自然化”，特点就是传播与传承，本文旨在论述文化的特点，即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传播是指空间上的含义，传承是指时间上的承续。

能够使文化得以传播与传承的载体很多，现代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

旅游文化是文化，是文化的一个亚类,但绝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叠加,它不是一个组合品,具有自身独立的完整性。

旅游文化是传统文化凝结在旅游中、通过旅游实践才能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文化旅游的实质则是旅游，它的实践就是旅游者对旅游资源文化内涵进行体验的过程，这也是文化旅游的主要功能之一，它给人一种超然的文化感受，这种文化感受以饱含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为载体，体现了审美情趣激发功能、教育启示功能和民族、宗教情感寄托功能。

一、古代旅游文化观念的形成与传统文化在旅游中的传播

（一）旅游历来是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载体之一

尽管我国的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形成热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旅游业的发展也受世界旅游热的影响,逐步形成与世界旅游业接轨的趋势,但是,“旅游”一词却并不是“舶来品”；旅游活动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发展史,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比较起西方学者就旅游所下的定义及阐释,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的旅游；而中国的旅游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部分，几乎人人都知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训。

“旅游”一词,最初出现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诗人沈约的《悲哉行》诗云,“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

徐光旦垂彩,初露晓凝津。

时缨起稚叶,蕙气动初藏”。

到唐代,旅游一词即频繁使用于诗文之中,如韦应物的《送姚孙还河中》诗曰,“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张籍的《岭表逢故人》,“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白居易的《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诗曰,“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等。

“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正义》,“观乎人文以化天下。

”这句中的“观”亦有“观察”、“观光”之义,“人文以化天下”侧重于教化之义,故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文化”指的是倡仁义以兴教化的意思。

将“旅游”活动与“文化”现象结合起来考察,会发现中国的传统旅游活动,具有丰富的众多的形式内容,以及深刻的文化内涵,漫长的发展历史。

中国传统的旅游与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旅游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又丰富着旅游活动。

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及至民俗等等,都与中国的传统旅游活动结合得十分紧密,旅游仅是其外在行为,文化则为其内涵。

它渗透到旅游活动的各方面,使旅游活动充满着浓厚的文化意蕴。

（二）古代旅游观念理论的形成

1.来自于旅游实践的儒家比德观

先秦时代,没有旅游一词，但在文人雅士中却存在早期旅游形式。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思想与道家的“逍遥物外”、“无为而治”的消汲避世思想从两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人的出处去就的行为与立场。

在旅游活动中,儒家和道家的观念也是各有其丰富内容的。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游”的问题上,也强调“经世致用”。

虽然,他一方面说“父母在,不远游”。

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游必有方”，也曾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这话颇有些哲理，因为它将自然界的山水与人的精神活动联系起来,视流水能赋予人的灵性与智慧,山岳能赋予人的宽厚与仁慈,有一种比况、象征的意义。

孔子曾面对滔滔而逝的流水,感慨道：

“逝者如斯夫,不合昼夜”（《论语·子罕》）。

孟子也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

这两例都说明了儒家将登山临水的游的活动与哲理感悟联系起来,从而体味其中的深意。

汉代的刘向在《说苑》中载有孔子和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子贡问孔子,君子为何见江河则一定要驻足观看呢？

孔子答道,君子应用水来附比德行。

你看水流各处而无私心,它像德；水滋润万物生长,它像仁；水由高向低流淌,它像义；水深难测,它像智；水奔深谷而无畏,它像勇；水虽柔弱,而无处不到,它象征明察；水容纳一切而不辞让,它象征宽容；水洗涤不净之物,如仁义以教化人。

这段话,把自然界的流水与社会上的人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赋予了比况意义。

至于山岳,为何为仁者所乐呢？

《尚书·大传》上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子张问孔子,仁者何乐乎山,孔子答道：

山是巍峨崇高的,草木繁茂,禽兽繁衍,人的财用产生于山野,为人所猎伐,无私给予；云雨生于山野,雨露滋润,万物得以生长,百姓得以生存,故仁者乐于山也。

这便是儒家的“比德观”。

孔子将自然界的山水与人的社会品质作类比,是非常生动而形象的。

纵观古今,孔子的“比德观”是立足于儒家的积极入世,经世致用的基础上的。

以儒家的人品美德,社会公德,如仁、义、礼、智、信等来衡量,欣赏自然界的山岳河流,来揭示自然界的美感的社会属性,赋予自然以人间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内容,从而奠定了儒家在“游”的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功利主义基础,进而引导人们在旅游时有关道德问题的思考。

在《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谈志的事情。

在诸生纷纷言志后,曾皙不作正面回答,却描绘出了一幅“春郊游乐图”,“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

这话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为什么呢？

曾皙在这里描绘了一群年轻人在春天里的郊游活动,到大自然里洗浴、乘凉、歌咏,潇洒而愉快,表现出春游活动中的胸襟开阔悠然自得的情趣,向往着一种投身大自然的恬静生活。

这体现着儒家学派的“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朱熹语）的理想境界,因为这种“游必有方”的从容而开朗的精神与孔子的主张相契合,故曾哲深得他的赞赏。

孔子的一生都讲“仁”、讲“礼”,他希望社会和人事都各安其位和各得其所,追求和谐统一,因而他非常羡慕大自然的和谐有序,行而不悖。

所以他常将和谐有序的自然和和谐统一的社会联系起来比况,希望在雄奇壮丽的自然山水中寻求到崇高伟大的人间道德精神,这种象征与比况,旨在揭示自然界对人的道德启迪。

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用《诗经》中的话称赞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2.道家的旅游观：

“至美”与“至乐”

道家在“游”的问题上则另有一番主张。

他们是从旅游现象的本质上去认识和把握的。

儒家的“比德观”比较注重自然美给人的社会属性的启迪；而道家则更注重人们对自然美本身的自然属性欣赏。

庄子在《田子方》中有一段老子与孔子关于“游是”的对话,“孔子曰,‘请问游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庄子借老子之语,说出他对旅游的看法,把“至美”与“至乐”作为旅游的最高旨趣和审美要求。

那么什么是“至美”、“至乐”呢？

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于尘垢之外”。

便是道家的旅游观的论述。

道家学派在社会急剧变革的过程中,对“昏上乱相”极为不满,既不思改革,又无力反抗,便消极避世,主张“绝圣弃智”,顺应自然,物我一指的“逍遥游”,宣传“出世”思想。

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应帝王》。

“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逍遥游》）。

庄子的“逍遥游”是其哲学思想,人生观的体现,所宣传的是消极避世。

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主张返朴归真,顺应自然,以主观精神与客观自然相呼应,即“神与物游”；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却给人们拓宽了一个新的天地,较之于儒家的“比德观”来又从另外一个新的侧面,揭示了旅游活动的本质,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的精神与追求应达到对自然的回归与顺应。

庄子的《秋水》、《逍遥游》、《齐物论》等所描绘的境况就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意境的体现。

儒家的“比德观”与道家的“至美”、“至乐”观,在旅游文化上,从“入世”与“出世”两个方面对旅游活动的本质给予认识与把握。

无论是“比德观”还是“至美”、“至乐”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将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联系起来,看成是理解与亲和,都将人的人性美与山川的自然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取向。

“比德观”与“至美”、“至乐”观,十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旅游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三）古代各类旅游实践活动简介

1.帝王诸侯的祭祀与封禅：

典章礼仪融入旅游文化

早在春秋时期,帝王诸侯为了巩固“天授神权”的帝位,经常开展祭祀活动。

由于高山险峻难登,云雾缭绕,登高有如登上天界的神仙境界之感,于是产生登山祭祀的活动。

所谓“封禅”,即“封土于山而禅祭于地也”（《汉书·郊祀志》）,乃是王者告天报地的一种宗教仪式,它分两个步骤,天子亲到泰山顶上筑台潘火以祭天,谓之“封”；再到泰山附近的小山梁甫山设坛扫除以祭地,谓之“禅”。

随着“封禅”活动的开展,为了开展隆重的祭祀活动,便逐步建造了专供祭祀活动的祠庙,设置主管祭祀的官员,这样泰山便出现了人文景观而其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

周天子封禅活动如此,各诸侯国便纷纷效法,便在中原大地上,在自己的领地区域,选择名山而祀祭,故早在春秋时期便有“四岳”之称（四岳原指华山、泰山、衡山与恒山。

汉代的儒学倡导五行之说,把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归纳为“五”的分位来安排,于是便有五音、五味、五色、五德之说,对于中原地区的名山,也在先秦四岳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岳嵩山,这样五岳的称呼便逐渐的盛行起来）。

《尚书》上曾有周天子巡祭四岳活动的记载,可见当时家山祭祀活动之盛行。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并在天子的尊号上加上“皇帝”的称谓,自命“始皇帝”。

他即位后的第三年,便以皇帝的身份隆重地封禅泰山。

那是自周天子以来,历代诸侯、帝王中最隆重、最神圣的一次旷代的大祭典,《史记·封禅书》上作了详细的记载。

这样泰山成为众岳之首的地位便不可动摇。

到了汉武帝时期,封禅的祭祀活动又一次掀起高潮,汉朝历代皇帝,都亲临泰山封禅祭祀,以皇帝的身份推行求仙通神活动,借以达到维护天授神权的尊严,巩固统治地位。

其后随着历史的衍变,虽然封禅祭祀活动逐渐地衰微,但宗教活动却日益地发展起来,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他们都把五岳视作自己修行炼丹的最理想的场所。

在封禅活动的基础上附会了各种修持成佛,得道为仙的传说,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皆建造在名山之上。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和文人学子,乃到平民黎庶,皆以登临游览五岳名胜为幸事,这样帝王诸侯的封禅活动便逐渐地与佛道的宗教活动乃至士人黎庶的游览活动融汇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的旅游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

比较起西方的登山旅游,纯粹是游山玩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来,中国的五岳名山,还具有浓厚的宗教成份和文化教育因素。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是西方名山不可比拟的。

2.魏晋的玄学与“玄游”：

亲近自然思想融入旅游文化

魏晋时代,战乱频仍,士大夫阶层面对动乱的社会无所适从,而统治者又常以名教加以迫害,在思想文化领域,玄学、清谈之风兴起。

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本,提倡论有无,析名理,主清静,重自然,强调万物一体,师友造化。

当时的文人,皆漠视俗务,清谈玄理,适意自然,钟情山水,进而形成陶冶于自然游览于山水的风尚,世称玄游。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旅游观念呈多元化的发展,旅游文化种类也逐渐地丰富,田园诗、山水诗的产生,山水尺犊小品的出现,都表现了中国古代旅游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方面当以“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寄情山水,啸傲林泉,联袂出游,肆意畅饮,“挥座清议”、“们虱而谈”,以任性不羁,清谈玄理为乐事。

其诗作亦多模山范水,玄理深奥,虽然他们之中少有善终者,但名士风度却成为历代文人自视清高的风范；稍晚一点的王羲之,首创的兰亭游集,便是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一次盛大的玄游集会。

他们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兰亭,集名士四十一人,“流觞曲水”,“一筋一咏”,“畅叙幽静”,“游目骋怀”,何其乐哉。

记叙其事的《兰亭集序》也成为旅游文学中流芳百世的美文。

晋代的陶渊明“性本爱丘山”,他在仕途上不愿与流俗为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躬耕自资。

他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在怡情山水田园之乐中,深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他开创的田园诗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在旅游文学中居重要地位。

谢灵运是南朝时期另外一位着名的玄游家与诗人,他素爱山水,为永嘉太守时,不理政务“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蹄旬朔。

理人听讼,不复簧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南史·谢灵运传》）。

他旅游兴会时写下大量的山水诗,开了我国诗坛山水诗之先河,在旅游文学上视为奇葩。

这一时期,文人名士常流连于山水之间,把自己的感受以书信的形式告之友人,在魏晋以来许多名家尺犊中,都有对山水自然的描绘,后人称之为山水尺犊小品。

清代诗人沈德潜在《芳庄诗序》中说得明确：

“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

江山不遇诗人,则巉岩渊沦,天地纵与以壮观,终莫能昭着于天下古人之心目。

诗人不遇江山,则虽有灵秀之心,俊伟之笔,而孑然独处,寂无见闻,何由激发心胸,一吐其堆阜灏瀚之气？

”的确如此,山川胜景,靠诗人的锦秀之笔而传播,诗人则以自然美所触发灵感而写出瑰丽篇什,遂以诗文扬名天下,自然与人,两相谐合。

在玄学、玄游观念的影响下,山水诗、田园诗、山水尺犊既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题材,也使旅游文学得以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3.佛之释游与道之仙游：

宗教哲理思想融入旅游文化

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都给传统文化增添了新内容,同时宗教文化得以长足的发展,使得与之相关的古代诗文与旅游文化也随之有所进步。

首先,佛道教义与封建文人人生哲学相得益彰。

佛教追求“内心澄静”的境界,道教追求的“虚极静笃”的仙境,与中国士大夫文人在现实生活中历经坷坎的追求,功名利禄失意后的困惑的心态非常契合,常引起强烈的共鸣,以为找到了知音,于是士大夫们便纷纷的信佛崇道,皈依佛法或隐居山林,面壁修持,啸歌吟咏,以求在宁静闲适中荣辱俱忘。

士大夫们的参与,再加上当权者为自身利益的倡导,从而又促进了佛、道宗教文化的发展。

其次,佛、道二教主张修持,多在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处兴建寺庙、宫观,使之成为名胜。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杜牧的诗中可见唐代寺庙建筑之盛。

名山必有古刹、道观,黄墙绿瓦,晨钟暮鼓,香烟缭绕,给秀美的山林增添了绚烂的色彩；同时幽谷荒寺,闲云野鹤,清风明月,寒松肃涧又给僧道们的生活平添许多诗意,也给厌恶尘嚣,追求自然淡泊的文人们失落的心态多少以慰藉,给学佛信道的善男信女们提供了朝拜进香、游览的场所。

所以,从旅游角度讲,宗教的昌盛,寺庙宫观的兴建,无疑是旅游场所的扩大,旅游文化的丰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代都是大有禅益的。

第三,和文人学士们讲究宦游、玄游、漫游一样,僧侣道士们也讲究释游与仙游,这是古代旅游形式的发展。

僧侣们为弘扬佛法,取经求佛,常不辞辛劳,万里跋涉。

晋代的竺法护,是着名的佛学家兼释游大师,原籍月氏,世居敦煌,他曾东游长安,在白马寺向信徒口授佛经,漫游各地,宣讲佛法,最后返回敦煌,译述梵文；唐代的玄奖去西天取经,更是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一般僧侣,仅一瓶一钵,即可周游全国,去南海朝拜，这种做法，即使当代“背包一族”的驴友也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僧侣们在自然山水中寻觅幽静之处,静居修持,清谈禅理更是不失名僧风范。

在西晋时期,名见经传的高僧和释游大家者就有于法兰、支道林、释道安、释慧远等,他们的游踪遍及全国名山大川,而且佛理着述也十分卓着。

道家提倡仙游,为得道成仙,道士们养气服食,寻觅奇山异水,炼制丹药,为此,深山幽谷,洞天石府,荒岛海滨都有他们的游踪。

在仙游中,名山大川的旖旎风光也曾陶冶他们性情,增添他们的灵感。

晋代的葛洪为觅神仙方术,游踪遍及大江南北,遂有《神仙传》传世；南朝的陶弘景,更是出类拔萃的仙游大家,他的山水尺犊在中国旅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他的《答谢中书书》就是旅游文学中的至美之文。

佛之释游与道之仙游,在南北朝时代不仅增添了旅游样式,在旅游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以及旅游着述,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的旅游文化。

4.唐宋以来文人雅士的漫游：

情理交融思想融入旅游文化

封建时代的文人,在求学致仕的过程中,有条件的除了“读书破万卷”外,还要漫游交友,访名山大川,以增添胸中的沟壑块垒,拜谒权臣以求举荐致仕。

比如大诗人李白,就曾将漫游作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手段。

李白成长于蜀中,少年时,他便漫游蜀中名山大川,增长见识,曾写下吟咏峨眉仙山的诗作。

25岁时,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为实现理想,他游江陵,泛洞庭,登庐山,下扬州；安家于安陆后,他以安陆为中心,西入长安,东游梁宋、齐鲁,曾隐居于山林。

其后,诗人又北游燕蓟,南返梁园,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游历山川,炼丹隐遁。

这种“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的行为,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见识,因而诗人能写出光耀千古的瑰丽诗篇。

与李白齐名的诗人杜甫,年轻时,为致仕以实现理想,也曾壮游,当其家境尚好时,他也曾前后三次漫游吴越、齐鲁、梁宋等地,“放荡齐越间,裘马颇轻狂”（《壮游》）,漫游使他饱览祖国山川的壮丽,陶冶了性情,接触了广阔社会,开阔了视野,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诗人游历泰山,写下了这样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诗句,可见其时诗人的胸襟,何等广阔,这对于他后来走向人民,成为“诗圣”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白居易16岁那年,带着他写的诗来到都城长安，拜访着名诗人顾况。

顾况曾道“京师米贵，居大不易。

”可见，白居易首次游学见顾况就留下千古佳话。

漫游可以成就一个伟大的诗人,而隐逸却又可以慰藉在仕途坎坷中孤寂的心灵。

唐代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中年以后,无意于仕进,笃志奉佛,隐居终南山中,筑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他的诗,诗中有画,又透着禅意佛理,描绘山川景物,寄托隐逸之志,别具一格。

锐意革新的柳宗元,被滴居永州后,以山水为慰藉,以自然为归宿,遍游永州山水,写下了着名的《永州八记》,其文记叙了诗人游山寄情的生活：

“自余为戮（lu）人（罪人）,居是州,恒惴栗。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逝。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

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

意有所极,梦亦同趣。

觉而起,起而归。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就是迁客谪臣在贬谪之中的寄兴之作。

山水之灵秀,慰藉了诗人孤寂的心灵。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独具风格,在旅游文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人们常说,唐诗重情,宋诗重理,在宋代文人所写的有关旅游内容的诗文中,常常把山水风景与哲学理趣联系起来,这表明宋代文人在旅游中注重理趣的特点。

例如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不仅记叙了他们冒险寻幽,探险深人华山洞的经过,还得出一个哲理结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人之所罕至也。

”范仲掩在《岳阳楼记》中,描绘了“岳阳楼之大观”后,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

欧阳修自号醉翁,他的《醉翁亭记》素来脍炙人口,在描绘了醉翁亭周围山水景色和滁州人民熙来攘往之后,他慨叹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乎山水之间也”,寄托了“与民同乐”的理想,其理趣令人回味无穷。

哲学大家程颢的诗，在对自然山水的描述中揉进理性思维的元素，不但让人对自然风光赏心悦目，对其中的“道理”也一并笑纳：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秋日》）。

而大诗人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他为人正直,性格旷达豪放,面对一次次贬滴命运的打击,他笑谈“一蓑烟雨任平生”；被贬黄州,泛舟赤壁游,在游伴怀古伤今,慨叹人生短暂渺茫,而自然永恒无穷之际,他从“变”与“不变”的角度,畅谈自然万物之变化与永恒,并提出达观的见解,“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前赤壁赋》）。

何其旷达洒脱,既无矫饰虚情,也不悲观厌世,态度从容,潇洒自适,故其虽多次贬滴而能处之泰然。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庐山西林壁之诗,从极为寻常的游山现象,引申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发人深思,诗趣盎然。

南宋着名的诗人陆游,曾两度入蜀,游踪遍及西蜀、川东。

他在《游山西村》中,写出了山行的见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既是客观现实景物与猜疑不定心情的描绘,又是人生道路,生活际遇的变化哲理,给人以联想的启迪。

宋人善游,文人学士在旅游中留连山水,徜徉名胜时,常浮想联翩,探求理趣,因而，他们记游山水的文章、诗词名句迭出,画龙点睛,揭示题旨而意蕴深远。

明清以降,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在山水间,放开眼光,饱览名山大川奇伟的景色；纵情笔墨,书写在自然中独特的感受与见闻。

这当中,“独抒性灵”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皆有名篇传世。

以游记散文着称的张岱,在《西湖寻梦》中,描绘了明亡后他的“旧梦”,西湖月夜雪中的景色和七月半赏月盛况；江南着名才子袁枚游览桂林山水,描绘了“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奇山异水的景象,表达了他独特的眼光、胸襟与独奇的艺术情趣。

然而,历代的文人学士的旅游,多在人们早发现的自然山水,风景名胜处游乐,他们所描绘和抒写山水风光的诗文,虽然多着力于山水给人的启迪,感悟其哲理,但毕竟主观想象多而缺少真正涉险考察,以旅行家身份出现者,属于另一类旅游形式。

5.专业旅行家的涉险之游：

科学思想融入旅游文化

北魏时期的郦道元,自幼喜游,博览群书,他为汉代桑钦所着的地理书《水经》作注,以自己跋山涉水的游历见闻为依据,引用书典,详细考释,记叙河道两岸地理,名胜古迹,神话风俗,对各地景色作了生动的描绘。

他的文笔简洁精美,描摹准确生动,其中“龙门”、“三峡”等章节尤为脍炙人口。

杨衡之,北魏人,他有感于统治者崇信佛教,大兴寺院,劳民伤财,所作《洛阳伽蓝记》,记叙洛阳佛寺兴废经过,兼及有关风俗景物,人物故事,也揭露统治者的豪奢与崇佛危害。

全书语言明快,描写细致,记载各寺院建筑情况。

如《永宁寺》等尤为详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他们开辟了实地旅游,甚至冒险考察研究的先例。

历代的文人学士,在旅游中也多推崇此道,如宋代的王安石、苏轼,在游览中也考察研究了华山洞的奇瑰景色和石钟山命名的原因。

真正称为旅行家的亘古第一人者,当数明代的徐霞客,他从22岁起,开始遍游全国,专门从事地貌、溶洞的实地考察,对比研究历代地理书宝己叙的真实与误讹,他曾多次冒生命之危险登高山,探幽洞,涉深谷,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穷毕生之精力,历尽千辛万苦,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地学经典《禹贡》关于长江源出眠山之论断,指出金沙江乃长江之上游,这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徐霞客游记》是他以日记体形式写出的地理专着,该书60万字,以丰富的资料记录见闻,探索奥秘,纠正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