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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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
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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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孝经》被列在多件新疆吐鲁番古墓群中出土的陪葬品清单――衣物疏中，此现象是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当地百姓以《孝经》陪葬习俗的反映。
考古资料证实，所列《孝经》并非衣物疏的虚记，而是墓主生前所用、死后随葬的陪葬品。
此俗因袭于汉魏以来中原地区汉人的丧葬习俗。
中原历代统治者推崇《孝经》，以《孝经》等儒家文化教育子弟；另外，统治者还用法令制度确保《孝经》中孝的精神得以严格执行，这是唐西州百姓陪葬《孝经》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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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孝经》；吐鲁番文书；西州；陪葬习俗
中图分类号：
K242；C122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152/ki.xdxbsk.2015-02-003
衣物疏是新疆吐鲁番古墓葬群中出土的一种条列随葬品的清单。
吐鲁番出土衣物疏，据侯灿《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书统计，截至2003年，已刊布有62件。
又据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刊布，新增6件。
又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吐鲁番文献，新增1件，目前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合计有69件之多。
这些衣物疏中有确切纪年的共44件，最早始于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最晚至唐咸亨四年（673），前后有289年的历史。
衣物疏除个别书写于绢帛之上外，其余均为纸质文书，所列物品，有衣衾、玩好、笔砚、车马、财货，甚至奴婢等各种各样。
它们真实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吐鲁番居民的一些社会习俗、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
对这批衣物疏，中外学者们格外关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就衣物疏中条列《孝经》的现象略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衣物疏中条列《孝经》现象
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条列《孝经》者，有五例，按时间顺序，分别如下：
1.72TAM169：
32号《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
2.73TAM517：
24号《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
3.72TAM205：
2号《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
4.73TAM116：
19号《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列有“《孝经》一卷”；
5.2004TMM102：
4号《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移文》列有“孝经一卷”。
例5中所谓“移文”，也称“移书”，是古代各衙署之间、同级官员之间正式使用的一种平行文书。
据刘志安研究可知，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衣物疏与汉代“告地策”和“衣物疏”没有本质区别；而后期衣物疏是严格意义上的“移文”。
以上5例中除例3墓主姓名不详外，其余4例不仅姓名俱全，而且各例同墓都有墓表出土，这为我们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可靠证据。
现依次分析如下：
72TAM169：
32号《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2TAM169：
1《高昌建昌四年（558）张遁墓表》，墓表载：
“建昌四年戊寅岁二月甲子朔九日壬申，王国侍郎，迁殿中将军，追赠凌江将军，屯田司马张遁之墓表。
”此衣物疏和墓表相互印证，可知张孝章即张逼，他生前曾任麴氏高昌王国侍郎、将军等官职。
张孝章名中含“孝”字，又是高昌国高官，因此可以判断，此人或是深受儒家忠孝思想影响的汉人。
73TAM517：
24号《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3TAM517：
17《高昌建昌卅七年张毅墓表》，表文日：
“建昌七年丁巳岁，闰六月丙午朔，十三日戊午。
口口新除朗将，转殿中将军，又迁咨议参军，追赠仓部司马张毅之墓表。
”此衣物疏和墓表相互印证，很明显，武德即张毅，他是阿斯塔那517号墓主，生前担任麴氏高昌王国朗将、将军、参军等官职，应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汉人。
73TAM116：
19号《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随葬衣物疏》同墓出土有73TAM116：
2《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弘震墓表》和73TAM116：
1《高昌重光二年（621）张头子妻孟氏墓表》，可知阿斯塔那116号墓系夫妻合葬墓，张头子即张弘震。
张弘震墓表云：
“重光二年辛巳岁，五月丁巳朔，四日庚申，新除侍郎，转迁祀部司马，追赠祀部长史，故张弘震春秋七十六，殡葬斯墓。
”张弘震生前曾担任麴氏高昌国中央高官，也无疑是汉人。
2004TMM102：
4号《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移文》同墓出土有2004TMM102：
12《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
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此墓志出土于木纳尔1号台地的宋氏家族茔院内102墓，墓志铭文虽未见墓主姓氏，但从其出土地为宋氏家族茔院来看，墓主应是宋武欢。
志文日：
“君讳武欢，字口，西州永安人也。
君，兵曹参军之嫡孙，司马之贵子。
生口口下，有反哺之心；长堪强仕，口尽节之志。
不骄不贵，出自衽生；行恭行敬，廪（禀）兹天性。
我君光武王尚其高行，拜从行参军事。
计当与金石同固，保守长年，掩然迁化。
春秋六十一。
显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永安城北。
呜呼哀哉。
”志文中的“光武王”，是麴氏高昌国王麴文泰之谥号。
志主宋武欢在麴文泰统治时曾任过从行参军事之职，从姓氏、志文、家族茔院综合判断，宋武欢应是麴氏高昌王国土族豪门之后。
张孝章、张毅、张弘震、宋武欢均是麴氏高昌国汉族大姓，世居西州，身居高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其随葬品清单中列有《孝经》，似乎并不奇怪。
那么，清单中所列《孝经》，是确有其书吗？
二、衣物疏中所列的《孝经》确实是陪葬品
事实上，衣物疏中所列物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指实所记的“平生所用之物”，如衣被、绢布、鸡鸣枕、面衣、玉豚等等。
这些物品与吐鲁番各墓葬发掘报告中清理出的实物相互印证，确实是陪葬品。
另一类则是虚记，如“攀天丝万万九千丈”“金钱一万文”“银钱二万文”等等。
实际上，此处所说的虚记，并不是不存在此物，而是有虚夸之嫌。
比如随葬一两文银钱，代替一两万文。
随葬几尺丝线，便号称“攀天丝万万九千丈”。
那么，衣物疏中所列《孝经》是不是虚记呢？
事实证明，衣物疏中所列《孝经》并非虚记，而是真实存在的随葬品。
试举典型一例为证。
前文例1《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出自阿斯塔那169号男女合葬墓，同墓出土即有一件编号为72TAM169：
26（a）的古写本《孝经》，起于开宗明义章至圣治章。
此墓未经盗扰，很显然，这件古写本《孝经》即是张孝章随葬衣物疏中所条列的那一卷《孝经》。
衣物疏记载与考古发掘相互印证，可见，吐鲁番地区确有陪葬《孝经》之事，并非衣物疏虚记。
无独有偶，1997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抢救性清理的洋海l号墓葬（97TSYMl），出土文书多件，其中有一件残片上正反两面分别书写《论语?
尧日》的古注本和《孝经义》的序言。
据朱玉琪考证，此件写本的年代可能在阚氏高昌国时期（460―488）。
又据“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意见，此件残片可能是墓主生前所用，死后又作为陪葬品放置在墓中的。
可见，《孝经》作为陪葬品随葬墓中，在中古吐鲁番是常见之事。
那么，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孝经》是不是都是陪葬品呢？
事实上并非如此。
1968年，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废墟中出土一件《孝经》残卷。
据柳洪亮研究，此件残卷与1967年阿斯塔那363号墓所出卜天寿抄写的《论语》残卷性质相同，都是小学生练习作业之类的东西。
因此，这件《孝经》残卷并非是墓葬出土，肯定不是陪葬品。
据王素先生爬梳，吐鲁番出土的古写本《孝经》，有白文《孝经》、郑注《孝经》、《孝经解》、《御注孝经》以及《孝经义》等五类。
它们都是从吐鲁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可以肯定是随葬品。
多种版本《孝经》流行当地，足见当地百姓对《孝经》的重视。
事实上，内地的考古表明，吐鲁番地区墓葬中放置随葬衣物疏的习俗源于中原，因中原地区早在西晋、北齐就有将死者人葬衣物单昭告地下的传统。
吐鲁番地区不仅沿袭保留了中原随葬衣物疏的习俗，而且还效法内地陪葬《孝经》的做法。
陪葬《孝经》之事，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末晋初著名学者皇甫谧。
据《晋书》记载，皇甫谧曾著《笃终》，示其死后葬制之遗愿。
有云：
“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
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
”皇甫谧以《孝经》陪葬的目的很明确，“示不忘孝道”。
他开了以《孝经》陪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
南齐张融与北魏冯亮步其后尘。
据《南齐书?
张融传》记载，张融生前曾留下遗言：
“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
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可见，张融对死后随葬之物不重衣衾，只重《孝经》等书籍。
又据《魏书?
冯亮传》记载，冯亮卒于北魏延昌二年（513）冬，他曾“遗诫兄子综，敛以衣幅，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
积十余日，乃焚于山。
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唐史典籍未见随葬《孝经》者，但宋代有类似记载。
如《宋史?
王嗣宗传》：
“嗣宗尤睦宗族，抚诸侄如己子，著遗戒以训子孙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经》、弓剑、笔砚置圹中。
”王嗣宗告诫子孙不得分家，在自己死后把《孝经》、弓剑、笔砚放在墓中陪葬，也是这一风俗的延续。
三、陪葬《孝经》的深层原因
（一）中原历代统治者推崇《孝经》，以《孝经》等儒家文化教育弟子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孝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孝经》成为学生必读之书。
《汉书?
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三年，安国公奏立学官“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即在公办学校设置专门教师教授《孝经》。
随后民间私学也争相效法。
汉末邴原入私学，就学于书舍，“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
这种风气致使汉代孝的教育范围极广。
东汉明帝时，期门、羽林、介胄之士也要通读《孝经》，一般平民更是如此。
《四民月令》说：
“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
”在此基础上，汉代初步确立了养老制度和“告宁”制度，生前孝养，死后居丧成为汉代以孝治国的重要国策之一。
晋元帝大兴年间（318-321），复置《论语》《孝经》传记博士于学宫，而所立为郑注。
南朝齐因袭之。
梁时，孔传、郑注《孝经》并立。
后孔传亡于梁末战乱。
北朝郑注《孝经》流行天下。
前文论及皇甫谧、张融、冯亮陪葬《孝经》之事，显然与汉魏以来，朝野重视《孝经》密切相关。
高昌国麴坚时《孝经》传人高昌。
公元520年（北魏正光元年），麴嘉（501-525年在位）向北魏孝明帝“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肃宗许之”。
在统治者崇儒理念的推动下，麴氏高昌王国上下都研习传播儒学，史称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
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
此时，虽有《五经》传授，但并未见《孝经》。
数年之后，至麴嘉之子麴坚（531-548年在位）时，高昌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
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
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习读《孝经》者，不仅有汉人儒生，也有当地胡人。
胡人与汉人都可以就读于学官，使用统一的汉文本教材《孝经》《论语》等。
不同的是，胡人是用胡语而非汉语习读《孝经》和《论语》等儒家经典。
既然，胡人也学习《孝经》，那么，胡人是不是也效法汉人，死后随葬《孝经》呢？
目前的考古资料有限，尚不能解答这一疑问。
从传播史的角度看，如果把麴嘉向北魏孝明帝“求借《五经》”看作是儒家经典从中原向西北传播的上层传播线路的话，那么，在汉唐间，中原汉人大规模向西北迁徙的过程中，随身携带着以《论语》《孝经》等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典籍进入吐鲁番地区就可以看作是《孝经》从中原向西北传播的民间传播线路。
这两条线路并存，《五经》、诸史得以在吐鲁番地区广泛传播，逐渐使高昌成为汉文化社会。
那么，麴氏高昌王国中笃信儒学者，生前习读《孝经》，死后陪葬《孝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入唐，统治者更加重视对《孝经》的研读，高祖和太宗曾亲自参加两次国家级研讨活动。
《旧唐书?
儒学上》载：
“后高祖亲临释奠，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
高祖善之，赐帛五十匹。
”又，唐太宗亲临释奠礼，听孔颖达讲《孝经》，并与之就曾子和闵子谁更孝的问题展开辩论。
公元690年，武则天以武周代唐，“其年二月，则天又御明堂，大开三教。
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
” 开元元年（713）三月，唐玄宗下《令诸儒质定古文孝经尚书诏》：
“《孝经》《尚书》有古文本孔郑注，其中指趣，颇多舛驳，精义妙理。
若无所归，作业用心，复何所适宜。
令诸儒并访后进达解者，质定奏闻。
”为止息今古文《孝经》之争，唐玄宗曾两度御注《孝经》。
一次在开元十年，有两条正史材料记载此事。
其一：
《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条记：
“上（玄宗）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
”其二：
《旧唐书》卷一百零二《元行冲传》载：
“上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经》疏义，列于学官。
”从以上记载来看，首度注经是在开元十年，完成后，于当年六月颁行天下，也作为国子学的必修书。
此后，唐玄宗又命大臣元行冲为御注孝经书写疏义，列于学官，成为教材。
另一次在天宝二年，也有两段正史材料略载其事。
其一：
《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开元十年（722）六月二日条下记日：
“至天宝二年（743）五月二十二日，上（玄宗）重注（《孝经》），亦颁于天下。
”其二，《册府元龟》卷四十《帝王部?
文学》天宝二年（743）五月条记：
“以重注《孝经》颁天下。
”并}己玄宗诏日：
“化人成俗，率由于德本；移忠教敬，实在于《孝经》。
朕思畅微言，以理天下；先为注释，寻亦颁行。
犹恐至赜难明，群疑未尽；近更探讨，因而笔削；兼为叙述，以究源流。
将发明于大顺，庶开悟于来学。
宜付所司，颁示中外。
”
从以上记载来看，重注孝经，目的是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约文敷义，“将发明于大顺，庶开悟于来学”。
经过唐玄宗时期这次大规模的经典整理活动，再加上玄宗本人的研究探讨与注释，《孝经》的内容和版本基本确定了下来，我们今天常见的《孝经》就是唐朝整理的。
（二）法令制度确保《孝经》中孝的精神得以严格执行
有鉴于《孝经》的道德教化作用，唐玄宗还诏令天下，令每家每户必须收藏一本《孝经》，要求人人“精勤诵习”，在乡学中，也要加倍教授，使人人恪守孝道，尊礼行孝。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四《典礼?
九宫贵神》天宝三载（744）十二月《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日：
“自古圣人，皆以孝理；五帝之本，百行莫先。
移于国而为忠，长于长而为顺，永言要道，实在人弘。
自今以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
”
唐时吐鲁番地区的乡学教育严格遵照此令，教授《孝经》。
这从吐鲁番文献中可以得到证实。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9件吐鲁番文献，编号分别为Peald7a、7d、7k-2、7m、70、7r、lla、lld、Framela。
根据其内容可知，9件残片是儒生的《孝经》策问习作。
对策是唐代进士、明经考试的主要形式之一。
策问卷的策题出自《孝经》，这与唐制各类儒生必须兼通《论语》《孝经》相合。
可见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儒生在学校也必须学习《孝经》，而且要通过策问考试。
天宝四载（745），也就是唐玄宗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的第二年，唐玄宗亲自御书《孝经》，刻碑以示天下，即《石台孝经》。
唐朝不仅继承了前朝孝道思想，重视《孝经》，而且在封建立法中用法律细则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孝的纲常伦理。
“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严。
”古代官吏“丁忧”解官，回家守丧之制，有明确法律条文记载的，即始于唐律。
《唐律疏议》卷25载：
“诸父母死应解官，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
若诈称祖父母、父母及夫死以求假及有所避者，徒三年。
”疏议日：
“父母之丧，解官居丧，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
”这条律文开创了丁忧解官的先河，此后，宋、明、清各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沿袭此制。
在孝的精神指导下，唐代确立了侍丁养老制度和孝假制度。
《新唐书?
食货志一》载：
“以民间户高丁多者，率与父母别籍异居，以避征戍，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
”又“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
八十以上令式从事。
”又《唐令拾遗?
户令》第十二条《老疾应侍》引《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日：
“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
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皆先轻色。
无近亲外取白丁，若欲取家内中男者，并听。
”除了令的规定外，唐代皇帝还用赦文规定对普通百姓在丧假期间免除一切劳役赋税。
唐玄宗《改元天宝赦》：
“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
侍丁者，令其养老。
孝假者，矜其在丧，此王政优容，俾申情礼。
”侍丁养老的目的就是顿风厉俗。
在中央王朝以制度、诏令、赦文等形式确保孝行能够实施的背景下，唐代各州都依法实行。
远在边陲的西州也不例外，严格执行着侍丁养老制度和孝假制度。
试举二例，以示说明：
阿斯塔那325号墓出土有一件《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高昌县下宁戎乡符为当乡次男侯子隆充侍及上烽事》文书，为方便分析，移录残文如下：
l今见缺侍人某，宁戎乡侯子隆身充次男，【下缺】
2【上缺】望请充侍者。
又闻怀才孓以得顺
3【上缺】今年新【下缺】
4八十，自回充侍父者。
又得宁戎乡里口口
5定护款，其侯子隆见是中男，随番上烽，【下缺】
6【上缺】者。
前侍己亲侍父，后请宜【下缺】
7式，关司兵任判者。
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
8到奉行。
准式【中缺】史张
9付身【下残】
10户主香【下缺】
11尉准淮史史口
12史况感
13录事沙龙朔三年三月二日下
这是一件西州高昌县下达宁戎乡有关侯子隆充侍的符。
从残存文字看，此符大意是某老的侍丁“怀相”要回家侍养他自己年满八十的老父，某老上牒请“侯子隆”代替“怀相”充侍，县司下符通知乡里。
“怀相”舍某老而就亲父侍养，也是遵照“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的唐令条文而行的。
某老因没有子孙，又无近亲，因此外取白丁“侯子隆”充侍。
可见，西州高年百姓的养老实际与唐令规定完全相符。
唐令能在西州得以严格执行，也显示了唐中央政治统治的威力。
又，阿斯塔那191号墓出土一件文书，由多件片段缀合而成，题名为《唐永隆元年（680）军团牒为记注所属卫士征镇样人勋官?
R符诸色事》（下称《军团牒》），为便于分析，摘录相关残文如下：
（二）7白欢进年卅一送波斯王，样人康文义。
进上轻车，?
R符到府。
8赵力相年卅五送波斯王，样人康昙住。
（三）2冯石师年卅四孝假。
5翟阿达年卅八孝假。
（四）6口憧仁年卅五侍丁残疾。
（八）1口口口年卅一孝假。
此件《军团牒》记注“样人”者20人，其中白欢进、赵力相等四人标明“送波斯王”。
唐高宗朝，唐与吐蕃、西突厥争夺安西。
仪凤三年（678）九月，高宗以裴行俭为安抚大使，册送波斯王，奇袭西突厥十姓可汗，“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给其下日：
‘今正炎蒸，热极难冒；凉秋之后，方可渐行。
’都支觇之，遂不设备。
”裴行俭因此奇袭成功。
《旧唐书?
裴行俭传》记裴行俭在西州“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
《军团牒》中有四人不能随裴行俭送波斯王西行，分别是34岁的冯石师、38岁的翟阿达和31岁的某卫士，此三人均是因为“孝假”在身，而35岁的憧仁则是因为“侍丁残疾”。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即使在边州战事吃紧的非常时期，西州府兵也会依照唐令规定，享有“孝假”。
也同样根据唐侍丁养老制，为笃疾者安排府兵充侍左右。
唐代“孝假”制度和侍丁养老制度能在西州严格实施，也充分说明孝的观念在西州边陲的百姓中已经深入人心。
综上所述，高昌国至西州时期，吐鲁番当地的居民深受中原孝道思想影响，死后不仅以《孝经》陪葬，而且在衣物疏中开列《孝经》，昭告冥界。
这显然是汉魏以来中原汉人葬俗的遗风。
麴坚时，《孝经》传人高昌。
经过官方推动和民间交流两条路线，《孝经》最终得以广泛播迁于西北边疆。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西域的势力日渐式微，丝绸之路阻绝，文化传播之路中断，吐鲁番地区陪葬《孝经》的现象也便逐渐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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