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知识分子的使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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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知识分子的使命
列维：
知识分子的使命
一
列维，是法国当代哲学中一个重要流派“新哲学”领袖人物。
他是一位揭示法兰西思想意识的人、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左派分子、自由悲观主义者。
他着述勤奋，作品频出，影响巨大，至今已出版了以下着作：
《民族主义与革命在孟加拉》、《人面兽行》、《上帝的遗嘱》、《法兰西思想》、《原则问题》、《头脑中的魔鬼》、《亚洲印象》、《知识分子颂》、《夏尔·波德莱尔的最后日子》、《自由的冒险历程》、《最后的审判》、《男人和女人》、《危险的纯洁性》、《萨特的世纪》等。
除了写作，他还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很有萨特的生活风格，一直生活在法国媒体聚焦之下。
《自由的冒险历程》，宣示了列维的知识分子主体史观，反思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追思了知识分子与自由、冒险间的秘密关系，为我们理解“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视角，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它聚集着法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名流：
诗人、作家、画家、教授、历史学家、哲学家……本书一问世就立即在法国引起巨大轰动。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属于我们通常所谓的“脑力劳动者”，是理智的化身。
通常意义上，当我们说某人是知识分子，意思是说，他具有较高文化水平、掌握一定学术文化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律师、建筑师、记者、编辑、工程师等都可归入知识分子这一范畴之中，其中不乏博雅之士。
他们是有才智的人，是聪明人和智者，是天才，不是“大老粗”，有理智、智慧、智力、才智，有精深的知识，有特强的理解力，善于推理和思考，其直接任务是理解、从事智力活动，或脑力活动，或思维活动，或精神活动，使所为之事理智化和打动人的理智，其行为具有理智性。
他们强调理智、理性的重要性，崇尚凭理智行事，主张唯理智论和智力至上。
他们是唯理智论者。
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理智上，都是卓尔不群的。
总之，知识分子是智力、理智、知识的在者、象征或代表。
知识分子一词，在英语中，即intellectual，在法语中，即intellectuel。
法语intellectuel来自拉丁词intellectualis，正式进入法语的时间是1265年，这时还只是一个形容词，意即与智力相关的特性，指“智力的”、“理智的”、“精神的”、“知识的”，与moral，représentatif，spirituel同义；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把它与“脑力的或思维的”明确联系起来，指某人具有过多的智力和精神的东西或智力生活占主导地位，于是，那些献身于智力生活的人被称为“脑力劳动者或思维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
有了这一认识，形容词intellectuel才有向名词intellectuels即“知识分子”这一层含义靠近的可能性。
可见，直到十九世纪末，法国人才把intellectuels看作一个阶层即“知识阶层”。
这是一个十分新近的发现。
至于intellectuelisme和intellectueliste的出现就更晚了，前者出现的时间为1853年，后者为1876年。
intellectuel作为名词，与clerc，intelligentsia，mandarin同义。
不过，clerc一词除了指知识分子外，还指教士、神职人员、文人、学者、书记、文书、办事员；此词来自拉丁词ecclés，clericus和希腊词cleros，十五世纪时指受过教育、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即lettré、savant、expert，即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intellectuel。
能配称为savant的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某学科，在某领域造诣很深。
intelligentsia是个俄语词，在历史上指沙俄时代的知识界和知识分子。
mandarin指中国古代的官、官员，转指名士、要人、闻人。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士人”，即读书人，其中会做文章的人则叫“文人”，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其中出现了“霸权势力”，这一势力横行于文学界、艺术界、政治界。
我们今天称作“学霸”。
中国历史上的“儒”、“士”绝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汉语里，“知识分子”是个译词，即是对intellectuel的翻译。
这表明，它大大晚于法语词intellectuel。
我们中国人对这一现代称谓的意识相当晚。
但究竟起于何时，今已无从考掘。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儒，古时对读书人、学者的称谓，博洽多闻者就是儒，也指分化于巫、史、祝、卜且熟悉诗书礼乐而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人。
儒士是崇信孔子学说者，儒生是通经之士，都可指一般的读书人。
可见，读书人就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儒”，而儒又意谓柔、愚昧、缓慢、懦弱，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柔顺、愚昧、缓慢、懦弱之辈。
士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阶层：
一是指先秦时期贵族的最低等级，位居大夫之下；二是指古代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是四民之一；三则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林、士流、名士，在这一层含义上，士即儒，即智能之士、学问之士。
这三个方面的“士”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同为国家之本、天下之用。
可见，儒和士当是中国人对知识分子的最早称号。
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益于人类、宇宙、往圣、万世、人生、社会的栋梁。
三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特征。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中所描述的法国现代知识分子，是为自由而冒险的战者。
知识分子大多有自由的天性，愿意为这自由冒险。
知识分子冒险的历史也相当漫长。
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必求人格的独立、精神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是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
知识分子是人类的思想文化创造者，人类文化因他们的劳动而产生、发展和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人类思想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部思想史。
他们在精神上占据了人类的制高点，其超前思维引导着常人社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以自身的思想规尺衡量常人社会、社会人、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务。
他们生存于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之间。
这决定了他们在理论和实际两方面都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创建理论与参与社会，或者说，写作与战斗。
写作是冒“理论”或“文本”之险，战斗是冒“实际”或“军事”之险。
社会事件让知识分子卷入其中，让他们成为风云人物。
列维在《自由的冒险历程》一开头就提出知识分子及其命名的问题。
这个问题关涉知识分子的发生史。
知识分子的历史究竟源起于何时？
或者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名称何时出现？
澄清这一问题就是为“知识分子”正名。
法语词intellectuel作为名词，指谓法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还是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的事情。
1898年发表于《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的《知识分子宣言》标志着“知识分子”之名从此确立。
这个宣言是以左拉为首的知识分子发表的。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举动。
这一举动使不同职业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可以广泛和解而具有共同追求，使本具贬义的称谓上升为一种荣光、一种象征、一面旗帜。
和解就是欢乐的婚宴。
“知识分子”的含义是深刻而明确的，不再是肤浅而暧昧的。
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敢于正面承认自己的身份。
他们崇尚知识，知识是和解的基础，即是说，他们正是站在“知识”这一共同基础上接受了“知识分子”这一新称谓。
可以说，左拉一代掀开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或者说，“知识分子”一词开始于左拉时代，在法语史上具有深刻意义。
法国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美好时代”。
在法国知识分子这面伟大旗帜下，聚集着数目惊人的“智识分子”。
如果说，19世纪末采取某种政治和道德立场的作家还只是个案现象，那末，在20世纪则成为普遍现象，而且除了作家外，还有画家、教授、诗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把参与评论国家事务视为分内使命。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新型人物。
他们为自由而战斗，努力使自己回复到自由王国去。
这一回复过程是一个冒险历程。
他们在正义、真理、善良与国家之间调停，在自由王国与政治空间来回奔忙。
为此，他们在哲学、神学、政治、媒介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把各种力量聚集起来，成为勇敢的人。
这意味着作家、画家、教授、诗人“有时能够也应当停止写作或创作”[1]，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可以说，写作或创作有时能够而且应当服从社会政治活动，并为其服务。
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仅仅埋头写作是绝对不够的。
他们要为政治生活创造最大的可能性条件，参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成为道德问题。
战斗与写作一样是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条件。
如果知识分子在某一天失去战斗就像失去写作一样，就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所，失去存在的价值。
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社会”这个居所的“居主”，就必须继续写作和战斗。
写作和战斗都是他们切入社会居所的直接路径。
写作还是战斗？
有时必须作出果断抉择。
写作与战斗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双重在者，有时也使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
四
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何为？
”这个问题。
这表明知识分子对人类、社会、宇宙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对于列维来说，具体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时代何为？
”我们应当如何领会和把握这一问题？
答案应是怎样的？
“时代”在这里具有冒险特征，是指栖身于自由冒险历程中的法国知识分子的时代。
自由冒险时代是令人惧怕的时代，这个时代随着冒险的加剧变得更加令人惧怕。
知识分子在自由冒险历程中必须承受和亲历自由冒险的恐怖绝境。
他们是出入绝境的在者。
战争使世界转入完全的黑夜之中，自由冒险者的冒险也随着进入深渊泥潭。
海德格尔在《林中路·诗人何为》一开始就借用了荷尔德林的问题：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并进一步指出：
“时代”一词在此指的是我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
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
神的末日、上帝之缺席以及神光之熄灭意味着世界进入黑暗时代。
没有上帝的黑暗时代无疑就是贫困时代，也是一个缺乏基础的时代。
世界丧失了基础，就掉进深渊泥潭。
诗人自属知识分子群落。
因此，知识分子的使命自然包括诗人的使命。
冒险时代的知识分子何为与贫困时代的诗人何为，具有一致的意义。
“诗人何为”仅仅是“知识分子何为”的局部性问题。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
因此之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诗的本质。
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运。
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混过关的话——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
由于世界进入黑夜、掉进深渊泥潭，因此，知识分子必然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冒险：
或写作或战斗。
当然，他们最好进行有效的写作和战斗，写出有效的作品，争取胜利的战斗。
他们在黑夜和深渊泥潭中也听任冒险的摆布，他们的存在进入冒险状态。
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冒险，一切以冒险为中心。
冒险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冒险这一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基础。
知识分子作为冒险者，其冒险就是最高的自由意志。
作为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
如若它们被抛弃了，那么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
如若它们仅只被消灭了，那么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只是就所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的无保护之中。
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
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
天平意味着权衡、均衡、摇摆、踌躇，冒险往往把冒险者带向天平，使冒险者处于这种或那种状态，也使冒险者进入游离状态。
因为冒险途中多迷途，迷途就是歧路、岔道，所以天平状态实际上是危险状态。
冒险者必须在天平上把握住自己，因此不能处于不安全之中。
安全地存在是冒险的先决条件，而冒险又是为了获得安全的存在与创造和平环境。
这是一个有目的、有条件的回复过程。
知识分子在冒险过程中必须寻找安全的居所和保护伞。
这种居所不仅指住处，而且指国家、组织、集团，甚至某位要人、某种靠山。
他们在居所相互依靠、相互合作、相互利用。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为这种居所冒险，他们的使命与整个居所及其各个成员息息相关。
五
在政治冒险的苦乐园，阿拉贡是一个突出代表，代表一个自由冒险的时代。
我们可以称这个时代为“阿拉贡时代”。
阿拉贡作为共产党的伟大作家对法国产生过巨大影响。
他的重大问题是共产主义问题，当然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或政治上的问题。
他在法共扮演了半个世纪的重要角色，这完全是他的肉体存在。
列维关心的是，他做了什么事？
想了什么事？
能对此说些什么？
这么重要的大作家以法共为安身立命之所，这是难能可贵的一面。
当然他经历了不断寻觅的冒险，由达达主义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终至共产主义。
20世纪法国的大作家中许多人都在寻找“安居工程”，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就下决心定居下来，如马尔罗象征戴高乐主义，纪德即背叛者，加缪象征正义，萨特象征信仰，莫里亚克只不过是个坏孩子。
阿拉贡为什么最后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居所？
因为布勒东禁止他写小说，而共产党需要他写小说，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以过受到保护的安全生活。
安全生活是当时的人们的梦想。
要获得这种生活，就必须首先投靠某个重要组织：
或法兰西学院、或政府内阁、或议会，但它们对阿拉贡都不合适，于是他选择了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阿拉贡受到保护，可以认真写作，安心生活。
可以说，小说和生活成了他选择共产党的理由。
这种理由同时成了他冒险的动力。
当然，从总体上看，超现实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阿拉贡。
尝试过多种生活成为那个时代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尚，但是难以同时得兼，多数时间只能二者或多者必居其一。
列维关注的关于阿拉贡当时的状况及其所作所言，可以他的朋友埃德蒙德·夏尔－鲁所言为据：
J’aitrouvéAragonprofondémenttroublé,sedemandantcequ’ilfallaitcroireetnepascroire,etdéjàtoutàfaitconscientqueceneseraitpaslesthèsesofficiellesduParticommunistequipourraientleconvaincre.Cesthèses,vouslesconnaissez!
Onparlaitdeprovocation.D’ingérencedelaCIA…Etenfait,grossomodo,delaresponsabilitéaméricainedanscetteintervention.Alors,biensûr,Aragonnemarchaitpas.Ilétaittropeuropéen,tropcivilisé（etbizarrementcivilisé,sivousréfléchissezcombiensonhorizonavaitétélimitéaudébutdesavieàParis,etmêmeàquelquesquartiersdeParis）,ilétaitdenaissancetropeuropéenpournepassentirqu’ilyavaitquelquechosed’autre,là-dessous,d’affreusementgrave.Jecroisqueçaaétéuntournantquinel’apasdéstabilisé,nel’apasrendumoinscommuniste,maisqui,pourlapremièrefois,l’afaitdouterdel’URSS.
我发现阿拉贡极度不安，寻思应该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他已完全意识到他无法信服法共官方论点。
这些论点，您是知道的。
他们谈论过挑衅、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等。
事实上，大概是指美国在这次干预中的责任。
当然，阿拉贡没有跟上这种论点。
他过于欧化，过于开化，他生来就过于欧化，以至无法觉察出其中玄机，并且极其严重。
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没有使他发生任何动摇，他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可是，这使他开始怀疑苏联。
形势把阿拉贡带到了乡下别墅，阿拉贡是孤独的。
孤独使阿拉贡置身于不安状态：
把他带上了信与不信的天平上。
他站在这一天平上摇晃不定，一不小心就从一端滑向另一端，甚至摔倒。
这是人生重心的偏离。
信与不信都是一个信仰或信念问题。
信此还是信彼，是应当认真寻思的，因为这是一个居所、家族、路线问题。
站在天平上的阿拉贡是够呛的。
信与不信的天平意味着冒险、危险、摆动、抛弃、解雇、均衡、比较、补偿、悬而不决、犹豫。
不安的阿拉贡正处于这种种情形构成的复杂状态，眼前一片混浊紊乱，思想昏昧，心绪不宁，已经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不知道往那里走，法共官方言论也不足信。
他成为一个整天慌张发窘的在者。
在关于挑衅、干预和美国责任的讨论中，阿拉贡因过于欧化而显得格格不入。
这种格格不入恰恰是他的转折点。
转折点联结着之字形弯道或曲折迂回的弯路，也联结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反方向，标志着车削、转动、转向、翻转、绕过、转变、表达、变成等。
它标志着方向、重心和意志的分配，分配不同，结果就不同，犹如转动钥匙，对转动的方向、重心和意志作出左右不同的分配，其结果要么开要么关。
分配应当符合意愿的要求，不能与要求相背离，否则结果必与要求相左。
这个转折点虽不能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已使他开始对苏联抱持怀疑态度。
阿拉贡行游于天平上，是一位超现实更甚者或冒险更甚者，即超-超现实主义者，在超现实派的道路上比统治者布勒东走得更远更快。
他也许是冒险时代的作家、诗人的先行者，他的命运可以证明这一点。
政治性自由冒险把知识分子引入“出”与“不出”的矛盾境地。
自由冒险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无可选择地参与时代，投身政治，必须忘记所知的一切，如德苏条约、集中营……这是为了某种形势的需要。
因为他们认为政治事务成了唯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必须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
为此，他们以前确立起来的原则倾刻化为乌有。
不过，他们一旦成为战斗作家，其想象力、创造力、智慧和才华就会荡然无存。
政治事务偷走了作家的时间。
时间失去，年华飞逝。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明知如此，却执意想继续当作家，只是免强写作而已。
他们已经失去了写真小说的权利和时间。
最明智的选择是退笔从政。
作家在政治介入期的作品量少而质劣，介入期即作家作品的萧条期。
作家只有摆脱介入，才能恢复行使自己的完整权利，才能重返自由的精神领域。
不然，时至晚年会真正感到气怒和烦心，因为逝水年华永不复现，一生中最想做的事业被延搁而终无实现之日，青春曾为政务而耗尽，中年和晚年悄悄来到了面前。
人生充满幻灭。
六
另一位冒险者马尔罗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即“知识分子何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列维是马尔罗的崇拜者。
这不奇怪，因为马尔罗迷恋冒险，令人着迷，恰恰符合作者胃口。
马尔罗何许人？
他生于1901年，死于1976年。
其正式身份是法国作家。
他除了写作外，还从事社会政治活动。
1927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广州起义时访问了中国。
小说《征服者》反映亚洲人民的觉醒，《人类处境》描写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希望》则反映了他亲身参加的西班牙内战。
还有作品《反回忆录》、《蔑视的时代》、《沉默的声音》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领导阿尔萨斯游击队。
在戴高乐执政期间，他担任新闻部长和文化部长。
他在西班牙飞行中队的某些战役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作为一位作家获得了战争体验，并梦想成为战争领袖。
当年在马尔罗身边工作的人、飞行中队最后的幸存者诺通认为，马尔罗神气而有才华，举止非凡。
马尔罗就是马尔罗。
他所领导的西班牙空军中队人员都是左派分子，处于无政府状态。
中队运作不靠任何纪律、任何强制，其成员充分体验了自由。
他还充当过前机枪手，这种躬亲实践是一种冒险。
他带领空军中队去西班牙的目的是革命，至少使革命成为可能。
他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如奥尔维尔、帕索斯之间的立场相反。
他比他们勇敢，但没有他们清醒。
马尔罗的一生充满传奇、神秘、冒险色彩，犹如历史画面中的阴影。
人们对马尔罗在西班牙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
有人认为，马尔罗是个撒谎大王，去西班牙仅仅是为了积累传记素材，对其参战的实效性和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但也有人认为他在西班牙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忘却的。
列维显然是站在马尔罗一边的，认为不少人心存偏见和恶意，并为他辩护：
Elleajouéunrôle,parfoiscrucial,dansquelques-unesdesesbatailles.HonneuràMalrauxlecombattant.HonneuràMalrauxlecondottiere.Connaissez-vousunautreécrivainquisesoitrêve-etvécu-chefdeguerre?
它是起了作用的，有时在一些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荣誉归于战士马尔罗。
荣誉归于雇佣兵队长马尔罗。
您还见到过另一位梦想并亲身体验过担当战争首领的作家吗？
我们不得不佩服马尔罗的勇气和胆识，像这样的作家只有他一人，因为他领导的飞行中队是临时组成的，装备极其简陋——飞机破旧，状态不好，孤立无援，在战争初期差点全部阵亡。
然而，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表现出英雄本色，为战争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所起的作用有时是十字路口上路标性的。
可以说，马尔罗及其飞行中队成员是冒险的代表，他们的冒险已经达到了极致，因此，荣誉归于马尔罗，是应该的，它也属于他所领导的飞行中队全体队员。
荣誉是对有功者的奖赏，象征着体面、光荣、敬意、贞节、礼遇、地位、等级、伟大，是对耻辱、讽刺、贬低、怀疑、偏见、恶意的清算和颠倒。
只有立功者才能撞开荣誉之门而获得荣誉，才能被载入西班牙战争史册。
立功者只有告别耻辱才能亲近荣誉。
亲近意味着告别的就绪，意味着从撒谎家向大英雄的过渡，是对战斗事实的证明。
后来的马尔罗背弃了青年时代的理想。
他经过苦心经营，已成为勇士、红人、上校、演说家、抵抗战士、战斗员、革命者、叛逆者、左派知识分子的化身。
最令人熟悉的形象是出色的小说家、伟大的反叛知识分子。
可是，他当上了政府部长，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
他改宗了。
这引起了失望者和愤怒者的咒骂：
恶棍、变节者、法西斯分子，但对马尔罗来说，只过知识分子生活是不够的。
人的一生就是经营荣誉的历史。
马尔罗十分明白，20世纪的历史是民族力量与国际主义力量对峙的历史，于是，冒险地选择了通往国际主义英雄的道路。
然而，他的算计出现了严重失误。
共产主义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才是国际的。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民族优先原则。
他为自己塑造的国际使者形象实际上是冒险的影子，在国与国之间奔波忙碌。
战争让他看到了和听见了一切可怕的冒险故事。
他与戴高乐结好，把自己视为诗人、奴仆、作家，而把戴高乐看作君王、领主、伟人。
在法国，多数作家是失败的政治家，而多数政治家是失败的作家。
知识分子不是当政治家的料，政治家不是当知识分子的料，否则，必然都是半瓶醋。
行为的作家与着书的政治家之间难以存在永久和谐。
只能以一个领域的失败换取另一个领域的胜利。
知识分子最终发现自己选定的对象的凶恶面目时，会感到失望和痛苦。
但一切已成定局，裂痕和伤口都有了，够痛的。
我们还可找到另一改宗的例子，即巴莱斯的情况。
巴莱斯是马尔罗的导师，也是布鲁姆和普鲁斯特的导师，在政治与文学倾向上从一端走向了另一端，长着民族主义的头像和面孔，成为当时巴黎最受推崇的作家，冒着史无前例的危险。
他从世界主义者立即转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公开反对德雷福斯，只相信土地、死者、根、种族、血统。
这令他的信奉者们极度失望。
他从崇拜者们中间溜走了。
“巴莱斯”简直是冒险的代名词。
这就是着名的“巴莱斯效应”。
冒险是知识分子成为显要人物的必经之路，冒险世界是专名的战场。
知识分子是自由冒险的存在者。
在冒险的支配下，使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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