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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论语》观孔子知天下

看《论语》,观孔子,知天下

读书即阅人。

读书是为了让人深刻,陶冶情操,拓宽对世界的看法。

看书的过程,就是与作者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过程。

所有的疑惑都可以通过自己对自己的提问达到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

自己看到的、想到的所有角度的集合即是自己的成就。

通过了解作者的时代背景,所思所想,所处境遇,所站立的高度与角度等来探讨作者的人生经历中所迸发出来的心得与感悟,从而培养自己的阅历与智慧。

通过观看孔子的一生,再看《论语》,挖掘出孔子在战乱年代又是如何传播不太受欢迎的仁爱给我们带来的人生启示。

《论语》是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收集孔子生前与弟子为人处事言论的,有利于修身养性的一部著作,体现了孔子一生为了……,孔子不惜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也要传播仁爱的伟大政治志向,阐述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影响古今中外深远。

孔子是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

他出生在地主家庭里面,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的经历同时证明他是一位自信的理想主义者,性格色彩学上,我认为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加黄(?

),希望对别人施加影响,改变别人,充满了理想主义。

尽管受不到重用,尽管经历生死,尽管饿晕过去无数次,可他依然坚信,推行仁爱是他无悔的选择,没有那份坚毅与善良,没有必胜的信念是做不到的,何况那还是一个极其战乱的年代。

强国遇到弱国就会有吞并,君弱臣强就可能有内乱。

礼崩乐坏,野心促使国与国、君与臣之间不断地吞并、斗争,导致人民困苦不堪、社会凋敝,特别渴望稳定的生活状态。

你可以想象,春秋战国时代的生产力低下,在没有有效的法律的前提下,不经教化的人类,会遭遇饿死、奸杀、偷窃、抢劫、杀死自己的儿女、自私自利的冷漠等各种厄运。

在选择生存还是选择遵循道德的选项面前,民众毅然决然选择前者成为了一种必须。

看到了人们的种种辛酸与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萌发了仁爱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种种困苦磨难,宽容的文化环境激发了仁人志士的百家争鸣,纷纷追思治国之道。

眼界决定境界。

聪颖的孔子仁爱,志向远大,刚毅果断。

这一切注定了他会走向仕途,时代决定了志向远大的孔子要想推广传播仁爱,必须具有国家主义的情怀,必须从国家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从长期稳定、富强的角度考虑问题。

即使不受重用,孔子依然自信地认为,如果用他的话,必然会有所成就。

他有着马克斯洛需求中最高级别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他不可能想的是自己的小情小爱,小天小地,小山小水,这样历史上也不会有孔子的大仁大智了。

但受限于时代的原因,他是封建士大夫代表,维护封建统治。

(?

下面我将从《论语》的治国方略,修身、教学思想的角度来一一阐述孔子。

当然孔子的修身,传播仁爱的教学方法,都是为了使天下大治,天下充满仁爱的治国方略的目的的角度出发的。

(一)先让我们先从治国方略上来归纳孔子的思想。

1、礼治则天下大治。

他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屁股决定脑袋,提倡国家与番邦,君与臣,臣子与民众,老公与老婆,父母亲与子女之间存有礼制的束缚,建立封建等级制度。

建立礼乐,就有了外交与等级制度的规范。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所以孔子认为有了国家礼仪规范,只要国家君主崇尚礼制,以身作则,体态威严,各阶层就会被震慑,得到教化。

(官员敬忠陛下,下级敬重威严的上级,儿女敬重威严的父母,老婆敬重威严的老公)官员得到教化,则人民得到教化,知礼则不敢僭越,人人受礼制束缚,服从等级安排,忠于上级。

如果不听教化,就会被责罚。

所以可永葆国家安定富强。

孔子认为应优先选拔学过礼仪的士子而不是没有学习过礼仪的世袭的官员,以期望礼制能够贯彻,使得官员崇尚礼治。

孔子崇尚礼治到了什么程度了呢?

他认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连外邦的人都不会放弃,可想而知他对仁爱的坚持是对整个人类的。

(默认人民是愚昧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几千年的礼教确实加剧了人们的奴化思想,使得人们臣服于君王变得理所当然了。

但也不能否定其正面意义,确实有利于人们的社会稳定。

2、治国即治吏。

孔子认为君主要亲君子而远小人。

强调君主以身作则,知人善任,量材而用则政治清明。

政治清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官员则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则天下必然大治。

换句话说,兵怂怂一个,将熊熊一窝,官员们得不到合理的治理就会危害老百姓的利益。

人们就会有各种苛捐杂税。

税负暴增,人民忍受不了就会起来反抗,威胁统治。

所以孔子认为治国就要善于治吏,要以身作则,要使官吏为人民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使得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

惩恶扬善,则好人会变得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少,人人变得善良、社会充满正义,则天下必然大治。

(孔子真是先哲,中国历史的循环,无非是朝代的一次又一次的更迭。

3、民富则国富。

他认为要给百姓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人民才是国家的衣食父母,君主要想壮大国家就必须把人民的安乐、生死放在第一位。

人民富裕,税赋就有了保障,则国库充裕,国力必然大振。

(以拥有土地为傲,客观上使得人们的视野局限于土地之上。

人民的视野相对就会狭窄,客观上无奈地局限了人生自由,同时因为不读书嘛,客观上也限制了人们的精神层次的提高,使得人们只关心生产,自己的个人生活,对国家的关注会不够。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自古以来都是最苦的,历朝历代的贤君都是认识到这点,察民情,才知民生,深受触动,以奋发图强,改善民生。

但王朝中期过后,皇帝都是生于深宫之中,育于妇人之手,(容易)未知其忧,未知其惧。

自己娇生惯养,很难有同理之心,而且手中有着无限的权力,自尊无限被放大。

命令一下,屁大个事都能死很多人。

在这种位置上,没有对权力的敬畏,对于爱护人民的仁德,没有智慧和胸襟是做不了一个好帝王的)

4,民愚则国安。

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只有有钱人才能读书,孔子认为人民只需要发展生产即可。

如果大量的人读书就没有多少人发展生产了,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孔子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顺着老百姓的利益让他们劳作就不会使他们怨恨了(孔子受制于时代的局限可以理解,但要知道民智则国治,人民愚昧则必然被统治阶级压迫,压榨,比如朝鲜。

同时人民愚昧则必然只看眼前利益,容易自私自利,冷漠麻木,趋炎附势。

比如《战国策》中苏秦,没有考上功名,在家读书时被哥哥嫂嫂,父母瞧不起,显达之后,哥哥嫂嫂居然跪地服侍,态度好不恭敬。

所以苏秦感慨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人民没有被教化,哥哥嫂嫂的世俗行为就会是必然啊。

5、仁政需要稳定的环境。

孔子提倡礼教,富民强国,当然要为发展生产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他不希望随便发动不义的战争,拿百姓的生命来满足君王的私欲,荒废生产,同时失去他国的信任。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发展仁政,富民强国,自然会赢得其他仁政国家的交往甚至归附,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归附。

你推行仁政,别国就不会感到威胁,也会推行仁政。

因此不需要不义的战争,当然也不会惧怕战争。

他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国家解决了战争之后,要想国家永久,必然要推行仁政。

(孔子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问题,必然获得了远见卓识。

孔子的军事思想也很出色,善于以正出奇,攻其不备。

这也反映出孔子的灵活应对,从容不迫,有一种追求真理的执着。

同时孔子认为大将必须要有主见,要能灵活应对,不要只有勇敢,要有谋略,比如不能随便侮辱将官以恐哗变等等,因为军人很在乎荣誉与尊严,而且性格直爽,容易冲动、暴躁。

(二)人往往从自己角度出发看待事物以及未来,孔子的报国思想激发了他的修身思想。

他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促使他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问题。

所以孔子的修身主要以仁为主线,以此来发展才华,美好的品德,为国家效力。

《论语》,在修身上有这样的几种方式。

1、学礼,交益友。

孔子认为人要知礼才知仁爱,仁爱了,有了正义的判断标准,就会亲近君子,远离小人。

他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他认为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通过结交君子的一些言行来提高自己的仁德。

因为仁德越好,越能结交君子。

越结交君子,相互影响就越有仁德。

同时,子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这句话说明孔子认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喜爱仁的人一定会因为价值观相同聚集在一起。

孔子把君子与小人分的很清楚,界限非常分明。

孔子认为,在对待错误上面很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他认为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必定要掩饰,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

他认为小人的样子都有一个特点,色厉而内荏,譬如小人,其有穿窬之道也,(外表刚强而内心懦弱,若是拿小人作比方,那就象挖洞翻墙的盗贼一样吧!

)相反,他认为君子有三变: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君子的容貌,从外表看起来好象有三种变化,起初远远望见他,觉得很庄重,接近之后又觉得很温和,等到听他说话之后,又觉得他义正辞严,一丝苟且也没有。

从政上,孔子认为做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君子衣冠端正整齐,目光神色都郑重严肃,才会使人望而敬畏;安排劳役,百姓却不怨恨,因为选择百姓能干得了的劳役让他去干,就不会怨恨;希望实行仁义而得到了仁义,所以有欲望,而不贪图财利;安舒矜持,而不骄傲放肆,因为君子无论人多人少,势力大势力小,都不敢轻慢;君子顺着百姓所能得到利益之处而让百姓去获得利益,所以使百姓得到好处而自己却无所耗费。

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事先不进行教育,〔犯了错〕就杀,这叫虐;事先不告诫不打招呼,而要求马上做事成功,这叫暴;很晚才下达命令,却要求限期完成,这叫贼;同样是给人东西,拿出手时显得很吝啬,这叫有司。

做到这几点,孔子认为就可以做官了。

孔子对德治、礼治社会有自己独到的主张,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品行上,子曰:

苟志于人矣,无恶也,君子立志于仁德,就要舍弃不仁不义;舍弃不仁不义,怎会为非作歹?

孔子认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而小人成人之恶,不成人之美。

认为小人总是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眼里面只有利益,没有道德操守,从而也就不会有容人的心胸,就会妒忌以及破坏别人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以及成就;孔子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坦荡而不骄狂,小人骄狂而不坦荡。

君子仁爱,心胸广阔,从不为了好处去做害人的事,心中自然是坦坦荡荡,一身浩然正气。

而小人心里面只有利益,没有独立见解,没有独立人格,受欲望驱使,看重外在浮华,重视感官的刺激,必然不被教化,心中满是苟且之事,定有不少妄念,必然骄狂猥琐不坦荡。

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从来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但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完全一致,而不讲求原则,但他却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

这是在处事为人方面。

)同时孔子认为,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

那么孔子是如何让对待小人的呢?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

少正卯与孔子同处于一个时代。

孔子的学生曾经多次受到少正卯言论的诱惑,而离开学堂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课,导致学堂由满座变为空旷。

于是到了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把他杀了。

子贡向孔子进言说:

“少正卯是鲁国名望很高的人。

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有些不合适啊?

”孔子说:

“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与之相比还算好的行为:

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为人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反常却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无实但却十分雄辩并能动人心,第四种是所记多为怪异之说但是却旁征博引,第五种是顺助别人之错误还为其掩饰辩白。

一个人如果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难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这五种恶行。

正是小人中的奸雄,这是不可不杀的。

”如果小人没有过人的才干,就难以祸乱国家。

如果小人有才能但愿意接受君子的指挥,那么未尝就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该一概摒弃他们。

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年轻人,甚至连孔子的弟子也不能幸免,几乎要胜过孔子,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

孔子狠下杀手,不只阻止了当时因口才雄辩而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作为借口摒除异己祸乱国家者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往往徒具虚名却无实用。

少正卯看上去像有才能堪大用,实际上并不可用。

一般的奸佞小人,贤明的君主就能够发现并杀了他,然而对于一些所谓的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死的理由。

孔子也非常重视礼,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与礼有莫大的关系,认为“礼”具有约束的功能,不学礼就容易出问题。

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即是说:

一味恭敬而不懂礼法就会烦劳、忧愁;过于谨慎而不懂礼法就会显得胆小怕事;只知道勇敢而不懂得礼法的人就会鲁莽惹祸;心直口快的人不懂得礼法就会伤人。

可见,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如果不讲礼貌,不受礼的约束,就会变得不文明,甚至不道德,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破坏了人际之间的和谐。

2、强调榜样的力量,要经常反省。

子曰: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见到贤能的人就要(努力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能的人就要(以他为反面教材)做自省,应该是这个意思。

《论语·里仁》:

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

这是孔子说的话,也是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

“见贤思齐”是说好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断跟别人堕落下去。

(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都说明了这种“榜样的作用。

孔子认为要警惕和反省四种行为,能更好地完善道德:

毋意,毋必,毋故,毋我。

即警惕自己是否有主观猜疑,没有一定要实现的期望,固执己见,自私自利。

孔子认为,要己之不欲,勿施于人。

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那样,那么社会就必然大治了。

(当然那是圣人的自律,一般的人一生可能都不能达到,尽力而为即可。

孔子讲到要三日而省,常常自省自己有没有做到仁和礼。

忙碌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有没有浮躁的想法,闲暇的时候有没有放松自己的要求,一旦放松自己的要求,心不正则邪入,就会有邪念,染上坏毛病。

孔子认为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强调在不违背大的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可以放任一些对细节的苛求;拿侍奉君主来说,先为他处理好国家的大事,然后再接受他的食物,对自己要严格要求,对别人可以少些责备。

主要是强调自省。

与“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是一样的观点。

孔子对君子有三个告诫:

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强调年龄阶段的不同,主要应该戒备的人性的弱点在哪里,以便于自省,少犯错误。

3、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别人不了解我,我还是我,于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

所以,“人不知而不愠”,值不得忧虑,更没有怨天尤人。

相反。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不了解别人,则不知道别人的是非邪正,不能亲近好人,远离坏人,这倒是值得忧虑的。

当然,说是这么说,要真正做到却是不容易。

所以圣人不仅在《学而》打头的一章里告诉我们说: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而且又在这末尾的一章里再次语重心长地说:

“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强调知识的力量,认为要通过大量的学习成为一个智者。

因为智者能够看到本质所在,不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困扰,迷惑。

所以才能学会远见。

眼界决定境界,所以才会去学习仁爱,变成君子。

子曰: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认为,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的人必定是一个小人,小人总是为自己的利益担忧,脸上挂着忧愁。

所以孔子说,知者(智慧的人)不惑,仁者(君子)不忧,勇者不惧。

可见仁在其中是一个最高级别的阶段了。

他认为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他感怀颜回的早逝,说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一个错误不犯第二次,不易愤怒,颜回死后,再也没有人比颜回勤奋、聪敏的人了。

颜回是孔子学生中最聪敏最像孔子的人。

孔子那么刚强的人为颜回的死感到伤心欲绝,反面也说明孔子是强调静心求知以追求仁的。

4、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以夸夸其谈、说得到而做不到为耻。

又认为其言也不怍,则为之也难,这教导我们不要随便开口说些事情,君子要注重自己的言行,说话要考虑清楚。

同时不要相信那些喜欢大言不惭的人,他们往往做不到自己的许诺。

子曰: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不担心没有一个位置让你发挥作用,担心没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在社会上立身。

不用担心没有人知道你,应该努力让人们知道你。

不能出名,没有人赏识,是因为你还没有去做好让人知道你,赏识你,是因为你做的还不够。

他强调,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孔子特别强调行动远远胜于夸夸其谈,毕竟没有执行力的人也不会有人相信你,给你机会,你也就没有未来。

子贡方人。

子曰:

“赐也贤乎哉?

夫我则不暇。

”(方人:

评论、诽谤别人。

赐也贤乎哉:

疑问语气,批评子贡不贤,子贡评论别人的短处。

)孔子说:

“赐啊,你真的就那么贤良吗?

我可没有闲工夫去评论别人。

”他批评子贡好议论他人,有时间才不会批评他人呢。

认为批评别人首先是确定自己够不够好,同时好评论他人的人本身就不够贤良,容易给人一种不够踏实、目中无人、自大的一种感觉。

潜台词有(?

)要专注于提高自己,多做事少说话的意思在学习仁爱的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对仁德的标准:

刚毅木讷近乎仁,即刚强、果敢、朴实、木讷,这样品行的人更接近于仁者。

于是,他认识到,在生活中,工作中,哪怕是在困难中,无处不能体现其对仁爱的追求与热爱。

比如对待朋友的错误如何进行劝谏呢,他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

(开诚布公的,循序渐进地劝导他,如果他还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体现了孔子的果敢与朴实。

他说,侍奉君主太过琐碎就会受到侮辱,对待朋友太过琐碎,就会被疏远。

就是在强调踏实苦干的良好态度上,孔子厚积薄发,在经历了各种事情之后,发现了很多道理,境界也不断的提高,变得更加智慧和宽容。

1、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孔子说:

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那就可以避免别人的怨恨了。

孔子认为做成大事必须要能够忍耐,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要学会忍耐需要恒心,更需要远见。

孔子在实践仁爱的光荣的事业中,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说,人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承其德,或承之羞。

孔子说:

“南方人有句话说:

‘人如果没有恒心,是不能做巫医的。

’这句话真好啊!

”《周易·恒卦》九三爻辞说“不能恒久保持美德,可能蒙受羞辱”,孔子对此议论说:

“这种人不必占卜了啊!

2、子曰:

好勇疾贫,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

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

”也就是说:

“一个人既好勇又怨贫,不安于本分,就一定要作乱。

指责不仁之人而使之无地自容,也一定会引发乱子。

”孔子认为没有恒心的人不会有道德的,也不会做成事业,因为不能忍耐艰难困苦,发展不了才能,捍卫不了自己道德的啊。

3、孔子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他一辈子专心致志于研究为人与为官之道,是为了教导弟子如何做人,如何为官,不是教他们怎样游山玩水。

他把山水的情性比做为人与做官的应有品德。

就是做官要像水如水,像山如山。

像水像山的什么呢?

水最活跃灵动,最开阔和不断更新。

夫子说的智者乐水,就是要求弟子的知识要像水那般活跃灵动,要像水那样开阔和不断更新。

山最能包容,不管普通的花草还是奇花异草,不论平常动物还是珍禽异兽。

夫子说仁者乐山,就是要求弟子为官以后,要像山那样能包容,对百姓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街谚俚语叫做“一碗水端平”。

夫子反对结党营私、党同伐异。

山爱平平和和,孔子也主张平平和和,反对争争斗斗。

所以爱争爱斗的人最讨厌孔子,所以总想把孔子打倒批臭。

根据孔子的说法,我联想到,圣人乐修身,文人乐诗文,美人乐修饰,孩子乐游戏,贪婪者乐金,恶欲者乐权,残暴者乐斗,淫荡者乐色,小偷乐盗钩,大盗乐窃国。

百姓呢?

乐丰衣足食,乐人寿年丰,乐风调雨顺,乐和谐太平。

(在老子与孔子师徒二人之间依依惜别的那段生动感人的场景中,乃师老子送给孔子那三句话。

一句是“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其意思是说,一个人虽然“聪明深察”,但后来却又几“近于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聪明深察”,为人既冰雪聪明又善于深入观察问题有何不好?

为何最终竟要落到“死”这步天地呢?

这是因为他“好议人者也”,因为他好议论人、好评价人,因此被议论和被评价的人才要去陷害他、弄死他或至少说要置他于死地。

这里的关键是“好议人者也”中的一个“人”字。

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而且很有可能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最有可能的是既有权又有势的当官儿的人;最起码也是或者有权、或者有势的人——要知道,普普通通的人,一般来说,是不被人议论的,因为这种普普通通的人往往并不能进入议论者们的视线,因而是不屑一顾、不足挂齿的;也就是说,被议论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至少是二者必居其一。

否则,他们不可能就把“好议人者”怎么样;当然,也就不可能要将他置于死地了。

第二句是“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其意思是说,“博辩广大”的人,既博学强识而又志向远大的人,往往却又会使自己的身家性命遭遇危险、自身难保。

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发人之恶者也”,那是因为他经常要揭发别人的缺点和短处。

而“揭短”往往却又是最不得人心的。

所以《弟子规》上面才说,“扬人恶,即是恶”。

你说别人的短处就意味着,那其实也是你的短处;你说人家不怎么样,其实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再说你揭人之短、“发人之恶”,要是真让人家给知道了的话,那还不报复你、收拾你么?

而且这种报复最通常的表现就是,你“发”我,我就“发”你;你不“发”我,我就不发你——一句话,谁发我,我发谁。

若极而言之,走上了极端,甚至还有可能要危及“发人之恶”者的身家性命。

但这两点,一般地说,却往往又是小孩子、年轻人最爱犯也最致命的毛病。

当然,哲人也常犯这种毛病,他们往往就像小孩子、年轻人,“聪明深察”而“好议人”,“博辩广大”而“发人之恶”,甚至于还可能会因此而走火入魔。

要知道,惟其“聪明深察”、惟其“博辩广大”,他们对这个世界才充满好奇同时也才对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的各色人等,看得太清了,看得太透了。

既如此,不“好议人”、不“发人之恶”,又怎么可能呢?

让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哲人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岂非咄咄怪事?

太难为他们了。

看到了,还不让人说么?

既然你已经做出来,还不让人去说么?

有什么事情怕说呢?

但是这不行,这行不通——要知道,如此作为那是自以为是、不负责任的,只管自己嘴上快活、快活快活嘴而不管他人或他者的内心感受,这自然不行,而且也行不通。

要知道,一个人既是个体的生命,同时又是群体的生命;若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说,人既是自然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

因此不应当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着,或至少说不应当为自己的嘴上快活而快活。

于是乎,我们在这里看到,老子最后又说,“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从字面意思上看,不过是说,“为人子者”不要总是老想着自己,而且还要想到别人尤其是自己的父母。

试问: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同时,“为人臣者”也不要总是老想着自己,而且还要想到在你上面还有你的国君、你的上司领导,还有管得了你的人——而这大概应当说是中国古人的一点基本共识。

我们知道,《庄子•人间世》尝有言曰:

“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义也。

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

”——在此,庄子竟将“子之爱亲”称为“不可解于心”的“命也”,并将“臣之事君”视作“无适而非君也”的“义也”;同时,又将它说成生于天地之间、处于天地之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的两条“大戒”。

什么叫“大戒”?

它就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根本不可背离和逾越的边界,就像佛学上说的“大限”,没有人可以逃脱得掉。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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