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网络教育西方文化讲义第七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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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网络教育西方文化讲义第七讲
第七讲：
十九世纪欧洲文化主潮
1．欧洲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历史演变：
启蒙运动提出和宣扬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对欧洲社会的影响虽然在一开始是以温和渐进的方式集中在思想领域，但应该看到这些思想对社会影响的程度是巨大且深刻的，特别是其中关于政治体制的论述，使人们开始对政治和政治权力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求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自由和平等将成为随后西方人民斗争的动力和目标。
如果将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这一广阔的背景联系起来研究，那么这个时期其他部分的历史也应该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更为复杂的力量综合中来加以理解。
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植根于广泛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或文化环境的情感．它的特征是一个群体对某种源于这些环境的传统的认同意识，这种传统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传统。
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实施，是情感向权力的转化。
十九世纪英法人民都抱有自由思想以及民族的情感。
1850年，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宣布，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英国公民都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武力手段保护自己不受外国人的侵犯，就像罗马帝国的公民声称“我是一个罗马公民”一样。
他的话在全国上下激起了对祖国实力的自豪。
l840年当法国人为拿破仓的遗骸从圣赫勒拿返葬于巴黎的一处精心建造的圣地而欣喜万分时，他们又重温了已成为部分国家传统的那种凯旋。
帕麦斯顿的夸耀和食破仑的遗都是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传统和情感的产物。
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现象在欧洲其他地区比在英、法两国更明显，作为独特的地理、文化和政治实体存在了数世纪之久；在其他地方，普通的传统和付诸实践的接合并不那么明显，因为不存在能够有助于表明它们的政治统一体。
东普鲁士人和威尼斯人显然就属此类，历史已经赋予他们这种实体。
但除了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历史并没有赋予他们像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的那种实体。
在这些有关民族的术语演化为任何政治现实以前他们要以这些术语考虑自己的事务还得作出审慎的努力。
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并不一定与自由主义相对立，就某种程度上说、民族主义对平民的特定成就的称颂超过了对世界主义的贵族精英业绩的赞美、这反映了自由主义对传统特权的憎恶：
自由主义也承认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获得自由的目标、然而、自由主义是跃跃欲试地迎接未来，民族主义则以对往日的欣赏（如果不是崇敬的话）来作出响应。
自由主义坚决丰张个人主义的价值和重要性．民族国家的创立者们则回答说他们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可能需要牺牲每个公民某种程度的自由。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功建立在总的国际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已经取得这样的成功。
新的国家的涎生——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和德国——需要对这种均衡进行再凋整。
但适应仍然是可能的、只有少量小冲突破坏了维也纳会议后的稳定。
1850年到1870年间的二十年、是西方世界建立民族国家如火如荼的时期。
在主要的建国领导人中，没有人比缔建普鲁士统治下的德意志的奥托·裨斯麦（1815—1898）更高明的了。
裨斯麦出身于容克阶级、1848年至1849年革命期间就以君主制的卫土面目出现。
他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
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鲁士人。
当他实行国内改革时．不是为“公正”而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而是认为他的政策会造就个更统一、因而也是更强大的普鲁士。
当他设法把德意志各邦集中在普鲁士人的管辖下时，不是为了与大德意志的蓝图相一致、而是因为他相信某种形式的联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如果发生了，也准是按照普鲁士的旨意。
他自我标榜为现实主义者，而他也的确成了一个所谓现实政治——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政治的一流的实践家。
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在撒丁王国的统治者维克托·伊曼纽尔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
裨斯麦
欧洲19世纪中后期的普法战争
民族主义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挑战也同样发生在欧洲以东和以西两个具有非自由劳动制度的国家俄国和美国。
从187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西方处于全球事务的中心。
西欧和美国的工业霸主地位使它们拥有的各种权力比以往任何国家或帝国都大。
然而对世界的主宰决不意味着由任何世界总秩序的看法相伴。
西方同家的经济实力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去统治地球上的欠发达地区，也可以使它们专注于如何压倒其他国家。
保卫和平的旧权力均衡体系是靠确保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得对其邻国的优势来维持的，但这种体系由于全球经济竞争而面临崩溃。
同时，各国内部日趋紧张，受到社会动乱威胁的地主阶级和中产阶级试图平息那些要他们做出政治让步的不断高涨的喧嚷。
因为这种要求与他们仍然企图大权在握水火不容。
因国内外压力而最终导致了1914年和1939年两次爆发世界大战。
列强角逐和估计错误所造成的战争及其后果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力量，使它们从昔日的顶峰跌落下来．从此不再是世界命运的惟一主宰者。
欧洲的殖民扩张与文化传播：
商业经济的扩张，不仅改变了包括教育在内的西方国家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使夺取和开发殖民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走上殖民征服的道路，殖民势力在此6世纪盛极一时。
17世纪初，英、荷、法等国相继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后来居上，经过殖民争夺，英国打败了所有的对手，成为世界殖民霸主。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把19世纪最后一个阶段1875—1914称为“帝国的年代”。
这40年欧洲本土处于一个相对平静期，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殖民征伐和殖民统治而进行的。
到了1900年，除了美洲，因为“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从而确认只有美国有权在西半球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欧洲国家已经控制了全球4／5的土地。
其中，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占据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阿拉伯南部以及非洲的大部分；法国在西非和东南亚建立了殖民统治；俄国在亚洲北部稳步扩张；而美国不仅把边境向西伸展至太平详，还夺取了处于衰落中的西班牙的海外领土——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
就连历史上的东方大国——中国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来侵略。
虽然由于西方各国对彼此野心的疑忌，中国保持了领土的完整和名义上的独立，但却被划割成一块块“势力范围”。
香港成为英国的直接管辖区，澳门归属葡萄牙，俄国占领了不冻港旅顺，日本强迫中国放弃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并割让台湾。
对于20世纪初的欧洲人来说，世界就如同一个庞大的原料市场，为其新兴的工业文明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
马来西亚等同于锡和橡胶，南非是钻石、金矿，智利是铜，巴西是彻啡，印度是香料、茶叶，乌拉圭是肉类，古巴则是糖和雪茄。
欧洲传教士在中国
西方各国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这种殖民侵略，不仅表现为对殖民地国家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掠夺，使其最终丧失经济的自主独立，沦为“国际分工”的一个环节，而且还表现在文化侵略上。
西方各国在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实施它有系统的征伐兼并时，还抱着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要把西方统治的文明传播到整个世界。
拿中国来说，18世纪欧洲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奇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但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把中国看成是在哪方面都不如欧洲文明的“落后国家”。
但现在．不管是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业已进人复杂的都市化社会的国家，还是太平洋群岛上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土著部落，对西方人来说，这之间的差别已经无足轻重，他们都是需要教化的民族，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以及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摆布。
英国诗人及儿童文学家吉卜林曾写了一首诗献给美国，主题就是所谓“白种人的负担”。
但是，一方面西方的经济文明，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和其他民族的能力，在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和权力中，人们的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和扩张。
现在人们非但能够声明信仰进步，而且能够以统计数据来衡量进步。
1851年，英国伦敦旨次举办万国博览会，历时5个多月，吸引了大约600万人。
此后．短短20年里，巴黎、维也纳、费城、哥本哈根、布鲁塞尔…—欧洲各国接连不断地举办了将近15次世界级博览会。
建设超高层、超大型建筑的迫切要求迅速扩展开来，伦敦的水晶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图）、埃及的大水坝…—正如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所说，这些由钢铁、水泥、玻璃构成的庞然大物，与其说有多少重要的实际用途，不如说是具有一种表达人类幻想的神话象征意义。
1912年，号称“不沉之舟”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首航遭遇冰山沉没。
在纪念诗歌《合二而一》里，托马斯·哈代写道；“亦孤独的大海上，人类的虚荣深不可测……”
正当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为工业文明的辉煌成果而骄傲时．另一方面．一些更敏锐，更自主的西方人却感到了怀疑和幻灭。
1918年，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出了一本书，题名《西方的没落》。
书中施本格勒提出，一个社会的文明就像世界万物一样，具有固定的生命周期：
青年、壮年、衰老以及死亡。
而两方已经度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进人了反省和物质享受阶段，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原有风格的丧失；表现在精神上是怀疑主义和无神论流行；表现在道德上是对金钱的崇拜：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一百年或两百年后，四方必将无可挽回地没落。
文明的发展最终是否会如施本格勒所说，还有待验证，但施本格勒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和结论，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
2．科学发展与进化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处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西方社会在科学领域也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变化。
从上往下，第一个重大变革发生在物理学领域。
从19世纪80年代起，西方以物理学为首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进展。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贝克雷尔发现了铀的放射性，居里夫妇发现了镭。
1898年．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在原来一直认为是实心体的原子结构中发现了第一个可分的成分——电子。
接着，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原子内部大部分是空的，它含有一个体积很小，质量很大，带正电的原子核，而带负电的电子就像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沿着轨道绕这个原子核运行。
卢瑟福建构的这一原子模型被人们称作是“自德谟克利特以来在物质观念方而最伟大的变化”。
1912年，索迪又在研究钠和钍的放射性衰变时．发现了使古代炼金术士梦想得以实现的现实依据，即一种元素可能存在化学性质相同，原子量略有不同的同位素。
因此，在自然衰变或人为作用下，一种物质会变成另一种物质。
这一发现成为后来核裂变理论的基础。
而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Planck）通过热辐射研究提出的量子能原理，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能量和时空的认识。
能量和质量不再像19世纪守恒定律中所假设的那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相反，它只是同一概念的两个方面；而宇宙中也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任何运动都是相对的，时间流逝的快慢取决于运动中物体的速度。
与物理学这些革命性的发现相并行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技术的高速发展。
自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卓有成效、极富扩张性的生产制度之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为自由主义经济扫清政治障碍之后，西方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
几乎所有今天人们赖以生活的东西都是那个时代发明并投入使用的。
1825年，英国外通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到1869年美国建成横贯大陆的铁路，俄国1901年建成西伯利亚铁路，西方各国铁路公里数达到一百万以上。
1859年美国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大规模开采石油。
1876年贝尔在费城的世界广场展示电话机。
1878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泡。
1901年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通讯获得成功。
1903年莱特兄弟经过改良，驾驶飞机做了历时59秒距离260公尺的飞行（图），16年后伦敦与巴黎之间开辟民航航线。
1908年合成树脂，即塑料投入生产，取代石头、木材、金属，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工业原料。
同年10月，亨利·福特的“T”型汽车进入市场。
新能源、新材料的使用，新机械、新技术的发明，这些最终直接影响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
以往那种以小规模个人经营为主，劳动产品就地分配的生产形式消失了，取而代之以现代方式的大量生产大量分配。
人们借助便利的通讯设施、快捷的交通运输．建立起了统一的市场。
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大型零售业的出现——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连锁商店……从1880年起，“食品杂货商”、肉贩，就不再单是指一个小零售商．而是指那些有上百家分店的全国性商号。
而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包括那些收入不多的人也有购买商品的能力，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开始出现。
自此，纵容物质欲望，鼓励今天“买吧”、明天“扔吧”的大众消费经济诞生了。
在生物学领域投下了进化论的炸弹。
我们知道、这一学说至少可以上溯至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的阿那克西曼德那里，而且为许多古代大思想家所接受，我们还知道这学说在十八世纪又被科学家布丰和林耐复兴了。
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对进化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提供更多的证据或作出更新的解释。
第一个提出系统的进化学说的是法国生物学家让·拉马克〔1744—1829〕—1809年发表的拉马克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器官获得性状的遗传。
他认为：
动物受环境变化的影响而获得新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接着义在构造变异中得到反映。
他相信，这些身体构造上的获得性状是能够世代遗传的，而其结果则是：
经过好几代以后、一个新的物种就最终产生了。
拉马克的假说遭到了广泛非议、因为它与人们把自然界看成是神灵计划的一种展现的看法产生了严重冲突。
查尔斯·达尔文
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一1882）发表了一种更为可信的器官进化学说。
达尔文出生于英国一个医生的世家，他的祖父ErasmusDarwin是国王的御医，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成功的医生。
他的家人希望他秉承家族的传统，从事医学事业。
在18世纪20年代，达尔文在Edinburgh的医学院学习，然而，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
相反，他对博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而退学。
医生是当不成了，当牧师也是个体面的职业，于是，达尔文的家人把他送到Cambridge去学习神学，希望他成为一个乡村牧师。
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
但是，在Cambridge期间，达尔文对博物学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
在这一时期，达尔文的学习、科学训练主要在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ohnStevensHenslow和地质学家AdamSedgwick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Cambridge浪费了几年的时光后，达尔文又准备退学；就在这时，他听说有机会可以参加英国海军H.M.S.Beagle号的环球海洋学的调查航行。
有趣的是，据说最初雇佣达尔文上船的目的是为了使贵族的船长有一个“共进晚餐的绅士”（gentlemanlydiningcompanion），因为这个船长无法与低级别的水手们交流！
由于Beagle号航行开始后不久，船上的博物学家的退出，达尔文才最终成为船上一名不拿任何报酬的博物学家。
Beagle号的环球考察持续了5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南美海岸外进行测量。
当船在海上测量时，达尔文常常花上数周在陆地上采集动物标本和化石标本。
对于达尔文来说，在厄瓜多尔外海岸的加纳帕格斯群岛上进行的考察是这次航行中最重要的一站。
在这里他发现，每个岛上都有独特的海龟物种，岛上山雀的形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占据了大陆上其他鸟类占据的生活环境。
但是，直到返回英国后，达尔文才认识到他的这些发现的重要性。
1836年，Beagle号完成了航行并最终返回了英国。
达尔文回到家里时，他父亲吃惊的发现，“为什么连他脑袋的模样都发生了变化！
（Whyeventheshapeofhisheadhaschanged!
）”。
但是，达尔文思想上的变化则更大。
在船上时，达尔文读完了刚刚出版的莱伊尔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ofGeology），并且开始用莱伊尔均变论的思想来思考地质学、生物学的问题。
回到英国后，达尔文在伦敦住了下来，开始发表他在航行中考察的一些结果，同时进行自己的研究。
在这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尔萨斯的学说。
他对培养家鸽品种也非常感兴趣，这使他得以深入细致地观察到不同品种之间的变异，并观察到由培养者进行的人工选择能取得的各种结果。
到1842年，达尔文完成了他的进化论的大致的初稿，但是，他把手稿封存起来，并嘱咐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再将其发表。
考虑到达尔文所处的历史世代的特殊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达尔文为什么会这么做了。
虽然在法国生物学和演化论学说的影响下，有关演化的概念在伦敦一些激进的医学院里相当流行，但是，在当时英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演化的学说被看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概念，是对社会和宗教的一种挑战，贵族社会和牛津、剑桥的学者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压制有关演化观念的传播。
因此，作为一个富有的、在剑桥受过教育的绅士，达尔文显然顾忌到了他的学说发表后将会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和反对。
达尔文将其演化论的初稿搁置了15年之久，但继续进行他的生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在藤壶的系统分类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如果不是出于一次不同寻常的、历史性的巧合的话，达尔文也许永远不会发表他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著作。
在这期间，一个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AlfredRusselWallace:
1823-1913）独立地形成了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
华莱士在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采集动物标本时感染了痢疾，据说他在发烧的时候产生了灵感。
华莱士写下了自己的想法并把它寄给了达尔文，当时他并不知道达尔文近20年来同样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华莱士的信让达尔文非常震惊，他既不想抹煞华莱士在自然选择学说研究中所作的工作和应当得到的评价，同时也不想失去自己首先发现了自然选择的功劳（credit）。
他向两位好朋友求教，一位是地质学家莱伊尔，另一位是植物学家JosephHooker，他们建议在1858年林奈学会的年会上同时宣读（报告）达尔文1842年的大纲和华莱士的来信，这样他们两人可以得到相同的评价。
然而，这两篇论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1858年的年度总结中，林奈学会的主席写道：
本年度没有重要的发现需要报告。
然而，达尔文却意识到了他不能再耽搁了，很快他便放弃了计划进行的有关物种系统分类的研究工作，发表了《物种起源》（OntheOriginofSpeciesbyMeansofNaturalSelection）一书，对自己有关自然选择的思想进行了总结。
该书发行的第一天，第一版的125本即销售一空，在他的有生之年，《物种起源》一书共发行了六版。
达尔文的论证其实非常简单，但也非常聪明。
首先，他用家畜培育者进行的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进行类比。
如果这些品种的培育人能够将原先的野狗培养、改良成德国猎狗或丹麦大狗这样如此不同的家养狗，那么这就证明物种可能产生的变化就比博物学家们所承认的要大得多。
然后，他援引了马尔萨斯的理论，即动物的居群能够呈指数形式增长，然而，在自然界大多数动物的居群仍然保持稳定。
据此，达尔文推论，动物所繁殖后代的数目比能够存活的后代数目大得多；随后，他描述了自然居群同样也是有高度的变异，并指出在家养动物中进行的实验实际上表明了这些变异是如何遗传的。
达尔文的主要结论是：
“那些继承了（遗传了）对其直接生活的环境是有利的变异的个体通常比其它个体有更高的存活率”（Organismsthatinheritedfavorablevariationsfortheirimmediateenvironmentwilltendtosurvivemoreoftenthanothers.）。
达尔文将他的这一思想称未“自然选择”。
要使达尔文的假说成为科学有两个主要障碍：
一是变异过程发生的精确机理；二是物种通过这种渐变而导致一个新物种的最终出现需要一个极长的时间跨度。
德国的奥古斯都·魏斯曼（1834—1914）公开否定关于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观点。
他通过多次试验表明，体质细胞和种质细胞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变化不可能对后者产生影响，因而，他得出结论，惟一能够遗传给后代的就是那些始终存在于母体种质细胞内的性状。
这个结论似乎否认了从一个物种向另一个物种进化的任何可能性。
直到1900年，荷兰植物学家雨果·德·佛里斯（1848一1935）发表了他著名的突变学说，这个学说是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大部分是以奥地利神父格雷戈·孟德尔（1822一]884）发现的遗传规律为基础的。
德·佛里斯断言，进化并不像达尔文所讲的那样起因于微小的变异，而是起因于根本性的或戏剧性的突变。
而这种突变多少是按一定的比例出现在物种后代之中的。
当这种突变在有利于物种于某种特定的环境中生存时，含有这种突变的个别物种也就理所当然地在生存斗争中顺利地产生了。
这些物种的后代不但承袭了突变中得到的特性，而是还不时出现新的突变体，其中有比它们的母体更能适应生存者。
这样、经过有限次数的传种接代，一个新的物种就可能诞生了。
德·佛里斯的突变理论也解决了进化所需要的时间跨度问题。
这个问题在1860年以后，即当物理学家佛来明·金肯（1833一1885）和威廉·汤姆逊·凯尔文爵士（1824一1907）证明地球的年龄要比过去想像的年轻得多的时候、变得更加尖锐。
德·佛里斯使人们有可能把演化想像为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的一种飞跃，
人们相信，在一个既定的、有目的的宁宙中，进步是线性的，有着确定目标的、不管这种信仰是否立基于《圣经》的经文之上，现在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还是动摇了这种信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圣经》看成是神话、传说、历史和相当重要的道德箴言的复合体。
德国神学家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和法国历史学家恩斯特·勒南（1832—1892）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怀疑《圣经》中历史记载的准确性，并指出《圣经》中前后矛盾的地方。
这些作家为《圣经》经文的作者们所怀有的各种企图进行辩护，但同时又坚定地认为这些作者也会犯错误。
他们那种容易招惹批评的学术研究有助于人们树立这样的看法，即尽管达尔文主张世界和生活于其中的生命是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才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如《圣经》所言是在六天之内造出来的，但人们不必仅仅因此就放弃基督教信仰。
但达尔文公开表明的观点中还有令基督教更难对付的观点，即自然并不是一个毫无变化的和谐体，而是处在不断的而且显然是毫无确定方向的竞争之中，统治着宇宙的是偶然性，而不是确定的秩序。
没有任何事物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任何事物是完美无缺的，世间的一切都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
确定好坏的标淮仅仅在于它们的生存能力的大小。
一个物种中谁能战胜那些相对弱小的竞争者谁就是“最好的”。
突然之间，宇宙变成了一个充满冲突和不和谐的场所，达尔文以前人们所拥有的那种确定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有关上帝仁慈的信念也变得更难以支撑了。
门捷列夫居里夫妇
3．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1）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9世纪30一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日益暴露，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
16、17世纪的尼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使欧洲社会历史从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而从18世纪60年代起，由于珍妮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使一系列工业部门逐步实现了大机器生产。
到19世纪30一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基本完成，法、德等国也先后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
工业革命是生产技术领域中的一次伟大革命，它使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为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开辟了广阔途径；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得到迅速增长，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工业革命同时又是社会关系领域中的一次巨大变革，它不仅创造了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而且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工业无产阶级。
这两大阶级由于根本利益的对立，经常处于矛盾相斗争之中。
工业革命还大大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
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资本家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盲目扩大生产．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时由于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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