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售亲情儿童保险价值追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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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售亲情儿童保险价值追问

贩售亲情儿童保险价值追问

　　无论经济学家如何相信市场的平衡来自于理性决策，现实世界的生意人却并不买账，商业的黄金法则是“三流产品卖功能，二流产品卖服务，一流产品卖感情”，资本的理性反倒迫使生意人适应这个世界的非理性，并且反过来试图利用它。

　　所有的经济推论事实上都是社会性的，明确地打破了市场和超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间的传统对立。

……所有的市场都是一束束关系，涉及确立于不同文化和社会设置之上的消费、生产以及交换。

　　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维维安娜?

泽利泽（VivianaA.Zelizer）认为市场“无法逃避地、持续地、多姿多彩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可变的社会关系的塑造”，各行各业、千姿百态的市场主体都把大众情感作为有助于商业成功的可贵力量。

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大约就是苹果手机了，席卷全球的移动互联网大潮使得苹果的“格调”成为品牌溢价的关键因素，人们将自己的情感投注于一只小小的手机之上，获得产品功能/服务以外的心理满足感。

　　维维安娜通过观察人寿保险行业，发掘作为“强有力地代表了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点。

人寿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地为生命和死亡确立起货币等价性的”，而作为人寿保险行业中一个细分但重要的领域，儿童保险的发展尤为有趣。

维维安娜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获选1985年赖特?

米尔斯奖[C.WrightMillsAward]年度图书）一书中考察了美国社会对儿童情感的心理变迁史，以及儿童劳工立法、儿童保险、儿童事故民事赔偿、儿童收养和看护福利组织等四大社会经济领域随之出现的巨大变化，基于笔者从事保险行业的经验和认知，书中关于儿童保险的部分与市场经济行为的联系最为紧密，对国内公共政策和金融以及民生领域也最有参考价值，值得专门介绍一二。

　　北美有史可查最早的儿童保险产品，由保诚人寿保险公司（Prudential）于一八七五年推出，比英国大约晚了二十年。

这款被称为“基本保险”的产品，最初针对十岁以下儿童，因为瞄准的是当时正在迅速扩张的贫穷劳工阶级，消费能力有限，保单约定的赔付金额很低，平均一百美元，对应的保费则更低，由代理人负责每周上门收取。

“基本保险”初期的成功很快扩展至其他保险公司，儿童保险逐渐变成巨大而成功的生意，到了一八九五年，保费规模达到两亿六千八百万美元，有一百五十万儿童投保，单是保诚人寿一家公司就为此雇用了一万多名保险代理人。

　　当时的保险代理人如何推销儿童保险呢？

主要是说服广大劳工阶层的父母，有责任为自己万一不幸早逝的孩子操办一个“体面的葬礼”，而又不至于因为高昂的费用让整个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儿童保险因此常常被叫作丧葬保险。

现在的人也许难以想象，几亿美元的大生意，居然建立在能否说服贫穷的劳工阶层为早夭的孩子花费一笔葬礼费用，这必须从亲子情感的历史变迁中寻找原因。

　　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和欧洲，一个婴儿或年幼孩子的死亡对家庭而言远非情感大事，家长对此的态度通常混杂着不关心和对事实的无奈接受。

蒙田写道：

“我有两三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不无遗憾，但没有过度的悲痛。

”根据劳伦斯?

斯通对英国家庭的调查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早期，当家庭里非常年幼的孩子死亡时，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花钱办悼念会、会戴黑纱，父母甚至很少参加他们孩子的葬礼。

在法国的一些地方，早夭的孩子很可能被直接埋在后院里，即便是富人家庭的孩子和穷人家相比也并无多大差别。

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父母保持了老欧洲的传统，对于年幼孩子特别是婴儿的死亡，即便哀悼但也只是顺从地接受，对孩子的悼念仪式是冷静而克制的。

　　这样的情感模式直到十九世纪开始出现变化，安?

道格拉斯（AnnDouglas）描述了美国社会在一八二○年至一八七五年间对于儿童过世“哀悼的扩大”，这一新的情感变化首先出现在中产阶级，孩子早夭所带来的情感伤痛成为一个新的大众文学类型―安慰文学―的重要主题，大量的故事和诗歌非常详细地描绘了“痛不欲生”的悲伤。

这是一次情感革命，近亲的死亡被界定为压倒性的悲剧，而年幼孩子的死亡则是其中最为糟糕的事。

情感变化带动了仪式的变化，为小孩举办葬礼很快成为中产阶级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并逐渐扩展至劳工阶层。

劳动阶层不仅全盘接受了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如何养育孩子的思想和模式，也接受了其对于孩子死亡的情感反应，包括筹办一个“体面的葬礼”这样的心理需求，这是新创造的“社会风俗，也是心理事实”。

　　作为儿童丧葬费用支付方案的儿童保险，顺应了大众情感的需要，体面的葬礼之所以被认为重要且必要，并不是因为父母理性地计算了一百美元的葬礼花费物超所值，有精美的小棺材和马车，而是丧葬符号和仪式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以及所传递的情感价值，让接受了这些的父母们想尽办法掏钱来满足自己的感情需求；相反，不接受?

@套社会文化的父母，无论保险代理人如何舌灿莲花，也无法从他们口袋里掏出一分钱。

保险公司用儿童保险这一金融产品形式帮助了渴求爱的表达的劳工阶层父母，为他们提供了象征着“超越社会阶级区隔的新世界”的现实证据―让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如中产阶级般体面的葬礼，而不是像街头小乞丐那样草草下葬了事。

如果说中产阶级主导了整个社会的亲情关系，那么保险公司部分地承担起对劳工阶层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庞大的代理人队伍为“义务教师”不厌其烦地传递“何为正确的亲情关系”的文化理念，引导他们接受、羡慕和模仿中产阶级的生活形式。

在此过程中，劳工阶层现实的贫苦生活暂时消失了，儿童保险作为某种美好生活的象征物，使代表社会文化权威的“正确的亲子情感”得到表达，作为金融产品的刚性的金钱价值退居次要位置。

　　自美洲大陆开卖儿童保险三年后，特伦顿在《真正美国人》（TrueAmerican）中建议宣布儿童保险无效，因为它导致“谋杀的危险动机……它不仅会导致父母的野蛮……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安个保险，然后虐待他们或者置他们于不顾，而且它还有一种导致他们忽视生病的孩子的趋向……而父母们钻营他们自己孩子的生命也容易带来伤风败俗的影响”。

这绝非无中生有的诽谤，据信早在十六世纪欧洲就存在投机儿童死亡的赌博，以生男生女和能否存活为标的下注。

有证据表明，英国的儿童保险最早是由葬仪社于一八三○年至一八四○年之间发明，被认为是肮脏的生意。

杀婴指控的小册子、媒体公开谴责和都市传奇，都是非常容易打动人心的黑白分明的故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全美至少有八十次立法尝试，试图禁止或者限制对儿童生命的保险。

　　美国的儿童救助者反对儿童保险的道德正义之战，基于保护贫穷家庭子女的道德义愤，他们遵循着带有道德优越感的中产阶级观察视角，相信劳工阶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很容易被唯利是图的丑陋人性所污染，父母可能为了非常廉价的贿赂（保险金赔偿）去摧毁他们的孩子，或者至少会“选择小小的葬礼以便省下钱来大吃大喝”。

归根结底，有关儿童保险的争论是对贫穷的劳工阶层家庭儿童价值的争论，是对他们情感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公共评估，劳工阶层的亲子关系被迫接受社会舆论的公开检查，以确保他们全盘接受了“正确”的有关爱的指导，不会对其子女采取不恰?

?

的养育，儿童救助者实际上起到了对社会教化成果进行监督检查的作用。

　　关于儿童保险的道德争论，转变为对儿童保险可保利益上限的确定，十九世纪的美国法院和法官支持孩子的可保利益不限于丧葬带来的金额损失，也包含“合理判断的生命如果持续过程中的所得或获益的合理预期”，这里隐含的社会共识，是父母有权获得他们未成年孩子的劳动收入。

但是随着整个社会对于儿童情感的转变，儿童价值神圣化推动了禁止儿童劳工的立法，未成年孩子的劳动收入变得不再普遍，凡是超过儿童丧葬费用的可保利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论据支持其拥有可接受的道德风险程度，除了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生意。

国内保险行业的未成年人寿险保额曾经长期维持在最高五万元人民币的限额，后期才逐渐突破上限，这一上限的设定所依据的并非未成年子女的劳动收入预期，而是低收入家庭是否会为了获得赔付金额，成为充满恶意的加害者，五万元被法官和政府监管者认为是安全的界限。

问题在于，在儿童价值神圣化的社会里，对于被取消了劳动价值的子女，父母到底为什么要为子女购买儿童保险呢？

父母既没有实际的财产损失（除了葬礼支出），早逝的孩子也不需要承担任何家庭责任，早在一九七四年美国《人寿保险消费者协会报告》（ConsumersUnionReportonLifeInsurance）就曾指出：

“儿童保险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即便是高收入家庭，儿童保险也会降低收入和州税款，这点放在今天也可以认为是精明有效的判断。

”

　　最终，资本逻辑通过保险公司说服社会大众关于儿童保险的公共利益边界，即从数据上证明道德风险是“可控”的。

儿童死亡的赔偿意味着保险公司的亏损，所谓可控就是儿童保险能够持续产生利润，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道德风险导致的亏损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即儿童的非正常死亡率没有那么高；要么那些好心眼的父母为儿童保险掏了更多不公平的钱，帮着保险公司覆盖了坏父母所导致的亏损，或者保险公司勤奋的代理人找到了足够多的好心眼的父母，让坏父母的比例始终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保险公司回避了儿童保险存在的理性价值，如果说儿童保险在十九世纪被用来表达对去世孩子的尊重，那么在二十世纪则转而表达对活着的孩子的爱，买保险是对子女的爱和保护，一九五一年的一份代理人销售指南上这样写道：

　　给你的儿子购买人寿保险只有很少的实际好处……但你可以购买人寿保险以回报他的爱、他的信任、他的尊重、他的依赖，你能够被报之以美妙难忘的时刻，只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亲才能够分享。

　　这段话即使放在今天，印在中国内地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儿童保险宣传手册上，都不会显得突兀―我们在学习西方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时，也不知不觉地吸收了他们的社会文化、情感模式和价值判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是一个比儿童保险合理性本身更微妙，也更危险的问题。

　　和维维安娜?

泽利泽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过的弗兰克?

道宾（FrankDobbin）在其著作《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获199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马克斯?

韦伯学术奖）中写道：

　　经济效用最大化这样的概念，“客观的”利益也随着各地对效率的社会建构的差异而不同；因此，由于利益受到各国关于理性和自利的不同文化表达的影响，所以，“客观”利益实际上是高度主观的。

……关于自利的观点是明显取决于国家背景（context）的。

　　考察一国的经济实践，例如儿童保险的发展好坏，简单地与发达国家比较产品和服务是完全不够的，必须结合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

换言之，市场行为的好坏对错，并不应该由貌似客观的经济效率或者资本回报来评判，任何发展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不仅会清楚指示如何实现社会目标，而且会明确警告哪些社会实践是破坏性的和低效率的。

这些指示和警告是各国政策话语战略的基石，而政策话语战略本身也是高度制度化的。

　　当下整个社会对于孩子的感情是真实的，无论这份感情来自传统还是输入，孩子的神圣化是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中真实存在的心理事实，借由这份对子女的关爱，所有由保险代理人销售出去的寿险保单里，超过三分之一是儿童类保险，九成的寿险消费需求出于父母对子女的关爱。

但是，属于中国的正确的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是什么样的？

行业监管和政府政策又是否清晰地指出了发展方向呢？

作为儿童保险供应者的保险公司是否正确地传递了这一社会教化功能，其产品是否满足了父母的需求呢？

专家学者们是否提出了切中肯綮的建议呢？

根据笔者的行业经验，答案不容乐观。

包括儿童保险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被规模和质量这类资本逻辑所支撑的价值判断霸占了话语权，也因此独占了最大利益，代表着社会大众利益的声音被当作不专业的、外行的和非理性的言辞而被无视了，这一金融精英主义的态度使得儿童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因为支付问题产生了巨大扭曲而得不到修正，只有代理人喋喋不休地贩售着关于“爱与责任”的保单。

　　正如儿童保险曾经靠着贩售“中产阶级的体面葬礼”变成一门大生意，支撑一个市场存在的基础并非资本逻辑的收益/亏损，而是社会公众所愿意坚信的正确，愿意抗争的不公，以及愿意付出的美好情感。

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任何社会实践都建筑在当下社会文化所赋予的意义和价值之上，无需因为诉诸非理性的情感而感觉理亏，人类的情感永远需要得到最多的关注，即便它总是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