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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素材

2015年8月高考作文素材

　　1.立法规范网络募捐方能终结“信任危机”

　　2.“18年未发工资”是市场化改革的插曲

　　3.头胎反二胎，不能简单归责于父母太失败

　　4.“救助变敲诈”是变相“钓鱼执法”

　　5.博物馆成“纳凉地”不妨宽容以待

　　6.滞纳金还要乱到何时，亟需立法给出答案

　　7.杜绝村官腐败，如何“布防”是关键

　　8.景区“限流”应有预警机制

　　9.用环保意识留住萤火虫之光

　　10.国企薪酬和效益挂钩开了个好头

　　11.养老机构结构失衡需要政府破解

　　12.别对“中国失掉奥数冠军”阐释虚幻的意义

　　13.反腐剧归来期待中更添信心

　　14.壶口瀑布附近搞违建必须追责到底

　　1.立法规范网络募捐方能终结“信任危机”

　　汪昌莲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173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但仅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在网络募捐中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

（7月16日《中国青年报》）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募捐、微慈善等异军突起，成为民间公益慈善新的阵营。

相比传统的募捐方式，网络募捐门槛低、传播快、影响大、互动强、效率高，使善款畅通无阻，让募捐者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救助，感受爱心的温暖和慈善的伟力。

比如，四川乐山市夹江县漹城镇7岁女孩小薇被查出身患胚胎性横纹肌肉瘤，2013年底，父亲王某在网上求助募捐，先后收到13万元善款。

　　按照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可以依法接受捐赠，但网上众多募捐活动都是以私人、家庭或志愿者的名义进行，并没有取得合法的募捐主体资格。

在身份模糊、信任缺乏、监管不力的情况下，网络募捐活动的合法性常常遭到网友猛烈“拍砖”。

有网友认为，网络毕竟有其虚拟性，只凭网友的一面之词或几张照片，不足以证明其真实；为了博得网民的同情，让网友们伸出援助之手，此做法不妥，容易欺骗广大善良的网友。

由此，62.4%的受访者对网络募捐产生了“信任危机”。

　　然而，网络募捐的风生水起，说明这种慈善形式在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市场，也说明了公益机构在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的一种缺失。

可见，网络募捐是民间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一种有益探索和补充，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需要政府以包容的心态给予它一定的发展空间，同时从立法、行政等多个角度加强对网络募捐的规范，使之趋利避害，真正为民行善。

　　因此，若想网络募捐走出“信任危机”，尚须立法规范。

首先，网络慈善相关的立法，可以更加规范和完备，让网络募捐的阵地更加有序、更加有效、更加有力。

同时，对网络募捐的主体资格设定必要的门槛，给予合乎条件的个人和团体必要的募捐主体地位，对参与网络公益募捐的行为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和定性。

再者，不管是网络募捐主体，还是受助对象，均要公开善款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只有网络募捐安全可靠，真正让受助对象获益，才能广泛传播公益慈善理念，营造人人关爱、人人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使网络慈善成为大众的普遍情怀。

　　2.“18年未发工资”是市场化改革的插曲

　　堂吉伟德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衡南县原花鼓戏剧团部分演职人员在衡阳市专业剧团新创剧评比汇演上，突然打出横幅，称18年未拿工资。

当地官方16日回应称，“18年未发工资”的说法并不妥当。

（7月17日中国新闻网）

　　“18年未发工资”的说法值得商榷，如果以传统方式由单位发放，确实有18年的中断；然而在剧团人员脱离单位而步入市场化之后，工资的概念已不复存在，所以不发放也就不足为怪。

此时借演出的机会进行所谓的维权，这样的极端方式并不恰当，也有失职业演员应有的职业素养。

　　自改革开放以后，戏团、剧团的商业化、市场化已然不可逆转，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文化单位，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制，并逐步脱离单位而自谋出路。

一方面，其财政拔款越来越少，需要靠演出而自谋生路；另一方面，很多由事业单位而改制为企业，与财政完全脱离，演员由体制内人员成为体制外人员，并实现市场化的成功转型。

这其间不乏成功的例子，也是整个文化戏剧系统改革的主流方向。

　　从既有的信息来看，湖南衡南县原花鼓戏剧团同样经历了市场化的洗礼，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剧团演职人员陆续脱离单位，并与单位达成协议，采取“自由组队、集股分红”模式参加社会演出，演出收入不再上交单位，单位不再也无法负担演职人员工资。

这种做法跟其他大多数的做法并没有多少差别，那么问题又真正出现在什么地方？

对此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体制的变化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利益，“18年未发工资”的诉求是否合理，重点要关注当初企业改制和转型过程中，演职人员与所在剧团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是否及时缴纳了养老保险等，在单位后期转型的过程中，自己的出路又在什么地方。

如果当初步入市场化，是由自己和单位的真实意愿，那么这种客观事实应当获得尊重。

反之，若是政府没有兑现改革时的承诺，比如延续养老保险等缴纳，那么维权的正当性就值得正视。

　　对于个中人如此，对于围观者也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发表意见，才能避免对事情处理的情绪化。

要知道，文化演出单位步入市场化并非一家，而其他类似的行业更是举不胜举。

之前一些带有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很多都进行了企业化改革，还有很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产，而拿着国家铁饭碗的职工，也因此而成为下岗工人，在领取了一定的破产补助之后，成为自由职业者而从新开始，那么这批人又向谁讨要工资？

　　“18年未发工资”是市场化改革的插曲。

更重要的是，时下推行的企事业单位的改革，也难以回避如何市场化的命题，比如原本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此次的分类改革中将实行企业化，自谋生路也将成为趋势。

此就需要作为体制内的人员，要转变思想观念，不能抱残守缺而无以适应形势的要求。

同时，透过“18年未发工资”的维权，也给改革实施者带来启示，即分类改革的推进，必须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在完善的养老体系和补助标准下，公开透明、合理合法的去推进，才能避免遗留下更多的历史遗留问题.

　　3.头胎反二胎，不能简单归责于父母太失败

　　龙敏飞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不少家庭有了再生育计划，由此带来另一个问题——如何让你的孩子也同意要个弟弟妹妹？

近日，记者收集到两起老大反对妈妈要老二引发的家庭闹剧：

一起是母亲意外怀孕后，大二女儿想不开，半年对其不理睬：

另一起是听说妈妈要生二胎，13岁乖儿子离家出走。

（7月17日《重庆晚报》）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一些父母为了弥补孩子没有兄弟姐妹的缺憾，准备生“二胎”，但不是所有的父母生“二胎”，都能赢得孩子的认可。

为了阻止父母生二胎，这些年的“头胎”的确是蛮拼的，有人不搭理父母了，也有人有人离家出走了，甚至还有人跳楼了……这一切，只因为害怕弟弟妹妹抢了父母对自己的爱。

而如今在重庆，也发生了两起这样的事件：

一个不理父母一个离家出走，为“头胎反二胎”增添了新的注脚。

　　对于“头胎反二胎”之事，因为这已经不是个案，社会也已经对此进行了审视与评判。

不过，无论是坊间的说法，还是专家学者的归因，基本上都指向于一点——家庭教育太失败，为人父母太失败。

这些人还建议父母，从小要告诉孩子学会分享，不要让他们太以自我为中心。

甚至还有人拿以前的例子来说事，说以前兄弟姐妹那么多，没见哪个孩子反对父母生孩子的，相反，哥哥姐姐还会主动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这些都是事实，但问题也来了：

以前真的有很好的家庭教育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以前那么多孩子，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谁还会想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呢？

这就是说，对于“头胎反二胎”，不能简单归责于父母太失败。

要完全认清这背后的现实，不妨先来看一组数据：

我国1990年的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比例只有24.8%，从1991年到2012年，这个比例一直在提高，等到2012年，出生人口中的独生子女占到64%。

　　这就是说，“头胎反二胎”的原因很复杂，因为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可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头胎对于二胎的到来，都会产生焦虑，但如果这种焦虑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像以前那样，就很容易被人所接收；但若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像如今几乎是少数的存在，那么就很难被头胎所接收。

因而，“头胎反二胎”的背后，其根本原因并非家庭教育的失败，而是源于社会环境变化所导致的文化裂痕。

　　简而言之，头胎反二胎，不能简单归责于父母太失败，而应从社会、环境多方面去归因，如此才能看得更透彻、更清楚，而陷入“家庭教育太失败、为人父母太失败”的怪圈，反而不利于认清这背后的事实真相。

可以说，只有跳出家庭教育本身，再去审视“头胎反二胎”，才能抵达真相，也才能“对症下药”解决这个问题。

　　4.“救助变敲诈”是变相“钓鱼执法”

　　张西流

　　16日上午，河南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河南农妇敲诈政府案”，下达二审裁定：

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由于此案涉及到冯改娣信访过程中，当地政府以协议书形式给予其60万元“救助费”的定性，所以该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7月17日《京华时报》）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对付上访户，可以说是机关算尽。

特别是，在劳教制度被废止，“被精神病”被依法规范之后，一些地方政府是黔驴技穷。

但迫于维稳压力，不得不想出一些“损招”，将上访户“降服”。

比如，河南省内黄县针对农妇冯改娣成上访“钉子户”，先给其60万元“救助费”，再以敲诈政府的名义，将其告上法庭，一旦判刑入狱，再上访就分身无术了。

　　然而，先给上访者钱，再告其敲诈政府，这是变相的“钓鱼执法”。

所不同的是，这次采取“钓鱼执法”的不是执法部门，而是当地政府；使用的不是法律手段，而是行政权力。

可见，这种变相的“钓鱼执法”，成为公权侵犯公民人格自律权、话语权、人身权等私权又一个现实标本。

问题是，这种变相的“钓鱼执法”，不仅是一种“权力陷阱”，损害了群众利益；而且易引发矛盾，甚至造成群体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种变相的“钓鱼执法”，等于是政府设计陷害群众，这也是公众最恐惧又最痛恨的。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的执政理念应该是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肩挑公平正义，因而对其绝对信任不设防。

而这种变相的“钓鱼执法”，则反其道而行之：

情为陷害群众所系，利为损害民生所谋，用失范的政德，去挑战公民的道德底线。

可见，当地政府的这种“损招”，成为伤害群众的一种“利器”。

　　然而，当地政府“钓鱼”陷害群众，不仅破坏了行政权力的严肃与公正，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违背了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损毁了政府自身形象，政府也将因此而失信于民。

因此，法律应作出明确界定，制定具体处罚措施，提高“钓鱼执法”的违法成本。

特别是，只有将权力关进法律“笼子”，建立和完善权力制约机制，规避以权代法、权大于法之类的行政乱作为，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政府“钓鱼执法”的事件发生。

　　5.博物馆成“纳凉地”不妨宽容以待

　　何勇海

　　这几天，济南成了大蒸笼，有凉气的地方成了“风水宝地”。

随着越来越多公共博物馆免费开放，既能在课本之外学到知识，还有免费的凉爽空间，让家长们觉得参观博物馆是一种既省钱又省心的寓教于乐方式。

上周末，记者走访济南多家博物馆和科技馆，发现在参观之外，很多人来此休闲纳凉，而且不仅仅只是带孩子的家长。

（7月16日《济南时报》）

　　博物馆成“纳凉地”，不光是今年的景观，也不光是济南的景观。

自从全国各地博物馆陆续免费向社会开放之后，这个现象就一直困扰着许多地方的博物馆管理部门。

每当有类似报道，不少专家或网友，都在反思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是否合理。

比如在几年前，著名作家冯骥才就主张，通过低票价政策取代免票政策，以避免博物馆成为“冬天去取暖，夏天去纳凉”的地方。

　　《人民日报》去年10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指出，博物馆免费开放，“一些本来就不想参观馆藏的群众借机到博物馆里纳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