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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研究引发的思考

《镜花缘》研究引发的思考*

许卫全,王传高

【摘要】[摘要]《镜花缘》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者的心态有偏差;二是研究者的思路囿于俗套。

这两方面原因导致《镜花缘》研究和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人为地生出些许波澜,并为此争论不休。

为此,文章提出,应侧重文本研究,达到作品宣传效果最大化;从文学研究出发,开拓一条文学与社会文化实践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卷）,期】2010（027）002

【总页数】4

【关键词】[关键词]《镜花缘》研究;心态偏差;囿于俗套;文学研究;实践

《镜花缘》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本文试就研究的相关情况作一概述,并就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藉此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求教于读者、方家。

一、作者、版权及版本研究

应该说,《镜花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

正如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研究一样,研究者的视角往往首先投诸小说作者行状的考索。

就《镜花缘》而言,最早对其作者进行考索并勾勒出基本情况的是胡适先生,在《<镜花缘>考证·<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中,对小说作者进行了考辨,并描述了李汝珍的大概行状,然限于当时资料匮乏,疏漏之处亦不少。

之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学者孙佳讯结合地方文献及与李汝珍交游的朋辈诗文中的有关描述,对有关《镜花缘》作者的资料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其所发掘的相关资料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

后来,孙佳讯将个人有关《镜花缘》的研究文字结集为《<镜花缘>公案辨疑》一书,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至此,李汝珍的行状得到基本描述,也得到学界认可。

在关于《镜花缘》著作权问题上,也有过较为激烈的争论。

以吴鲁星、许绍蘧为代表,主许氏兄弟说;以孙佳讯为代表,主李汝珍说。

孙氏以其较为翔实的材料和扎实周密的考订,力持己见,学界也基本倾向后者,这一段公案似乎到此了结。

对于《镜花缘》版本的讨论,虽然没有《红楼梦》那样热闹,但也有一点争执。

不过小说刻版发行经过基本清楚,虽有一点小纠纷,亦属插曲,此不赘述。

21世纪以来,有学者专门就此作了考证,内容细致,可备一说。

二、文本研究

相对于《镜花缘》作者、著作权及版本研究而言,文本研究似乎显得冷清且缺乏力度。

据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一文介绍,自胡适对《镜花缘》进行考订直到1999年,在近80年的时间里,共统计到有关《镜花缘》的专题论文78篇,即大致一年一篇;另外,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了有关《镜花缘》的研究专著4部,还有各类校注本、改编本30多种。

[1]尽管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已基本反映出学界对《镜花缘》研究的概况。

概括而言,20世纪对文本研究的视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镜花缘》主题思想的研究

最典型的是关于女权问题的讨论,由胡适首先提出。

他在《<镜花缘>的引论》一文中指出,李汝珍所见的是几千年来忽略了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

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

[2]531

对于这一看法,后来的论者有附和发挥的,有提出商榷的,也有反对的。

陈文新认为:

“从结构看,《镜花缘》是一部游记小说;从主题看,《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从风格看,《镜花缘》是一部诙谐小说;从题材看,《镜花缘》是一部博物体小说。

”[3]似有折衷之意,但最后陈文新仍按题材分类的惯例得出结论,“《镜花缘》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3]。

总体而言,这种看法虽然附议者不少,但没有太多的新意。

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

生活在18世纪中国现实中的李汝珍,没有亦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先驱,他虽然看到了现实的朽腐,甚至也感觉到儒家的那种社会理想亦是空幻或者说是难以实现的,却根本不可能知道出路之所在。

[4]66

欧阳健则主要从小说海外游历的描写来审视其历史价值,认为李汝珍“以艺术形象的创造,提出了一个面向海外、去发现那新的世界的问题,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这种勇气和胆识,正是中华民族决不是天生闭关自守的民族的证明”。

[5]

2.才学小说的界定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镜花缘》“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

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6]223。

因此书作者的博学多识而将之归到“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之列。

之后持此观点者亦不乏其人,或从某一视角切入,或从社会学和文化史的平台来考察,但基本没有超越鲁迅的见解。

3.讽刺艺术的研究

夏志清认为:

“《镜花缘》大有讽刺之名,却未尽讽刺之责,这部小说还未到一半的时候,李汝珍早就放弃讽刺家的任务。

”[7]266而台湾学者苏淑芬、吕觐芬则认为,李汝珍用寓言达到讽刺目的,同时也提出各种社会问题。

[8-9]台湾另一位学者王安琪则对小说中掉书袋的写法进行了审视,并得出结论:

小说中的诗文、酒令、双关语等,是全书讽刺的一部分,不可或缺。

[10]

4.结构研究

李汉秋、胡益民将《镜花缘》的结构分为楔子、前半、后半、结尾四部分,李时人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河正玉则将小说分成五个部分,并有若干附和者,但分法略有不同;李长之将小说分为六个部分,并给每一部分重新冠以名目;人民文学、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镜花缘》则在前言中无一例外地把小说分为前半部和后半部,这种分法也影响甚大。

[11]此外,还有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如乐蘅军提出“神话结构”说,用以解说上界与尘界的对立,呈现出一种反讽的主题;[12]林连祥则以循环的“宇宙图式”试图解说作品驱动情节的动力[13]。

5.比较研究

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是和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研究,如《水浒后传》、《西游记》,而最多的则是《红楼梦》;二是和国外相关作品的比较,谈得最多的是《格列佛游记》,学界似乎对此兴趣甚浓。

但客观地看,所涉及的研究还不够拓展和深入,往往流于文本叙事模式的比附分析,缺少深层次的挖掘和阐述,也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对《镜花缘》的研究似乎热闹了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有了大量的增长,有些专著也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这多少向我们透露了一点信息:

《镜花缘》研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三、问题的症结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们觉得,20世纪的《镜花缘》研究之所以没能形成大的格局,原因有两个:

一是研究者的心态有偏差;二是研究者的思路囿于俗套。

这两方面原因导致《镜花缘》研究和其他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一样,人为地生出些许波澜,并为此争论不休,反而将文本研究淡化了。

其实,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做明显没有意义的“研究”,或人为地制造一些轰动效应。

如关于《镜花缘》作者问题,本来经过对已经发现的材料的梳理,有了较为明晰的结论,却偏偏有人提出“许作说”或“许凑说”,持论之据又脆弱不堪,或纯作揣测之辞,焉能服人?

不客气地讲,这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探究了,它与个人功利、家族荣耀等纠结在一起,故很难客观公正、心平气和地讨论这类问题,这就是研究的心态问题,一旦受了蒙蔽,有了偏差,就难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们有不少研究者就有这样的心理。

对此,我们不得不反躬自问:

小说著作权的确认或小说作者行迹的考索对于一部小说的研究而言,到底是否如我们一些学者所言,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舍此就不能展开对文本的研究?

这是研究思路的问题。

可以说,自胡适用实证的方法开研究中国小说之风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人在小说研究方面基本形成了一种套路:

确认著作权,考订作者生平和版本,探究其交游行状,最后研究文本,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甚至还有人认为,考证是一种真本事,最显研究者的功力,至于对小说文本的赏析、思想内容的探讨,是处于等而下之的了。

因此,文本研究往往被悬置起来,在一些学术“权威”眼中,这种研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夫”,无足挂齿。

所以,为了有新的“发现”,有人不惜作假,这方面以“红学”表现最为突出,此不赘述。

这实在是几代学人的悲哀。

四、研究思路的更新和拓展

对于小说研究的思路,我们必须作一些调整,尤其对于文本本身及小说传播的重视和研究。

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时期,怎样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时代,是我们每个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也只有在前人和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踵事增华,我们的研究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其实,对一部古典小说而言,研究者应该弄清一些基本问题,如作者的基本情况、写作的背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背景等）、作品蕴涵的文化特质、思想和艺术的价值等,这些问题也基本出现在上述的讨论中了,只是轻重主次因人而异罢了。

我们觉得,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小说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展开。

第一,侧重文本本身研究。

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认可。

长期以来养成的研究套路确实难以一下子就彻底改变,它需要一个过渡;而学界更需要大量充满活力和睿智、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各类人才,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改变研究的思路和观念,使学术研究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决摒弃那些似是而非的考证,例如对于作者的考索,如果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得出合理而又令人信服的结论,则可暂且搁置一旁,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作品本身的探讨上,使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艺术魅力得到充分的开掘,并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这类研究成果,达到作品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古人所谓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美教化,移风俗”,盖源于此。

无怪乎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14]453

不可否认,梁启超的看法片面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也带有明显的使小说为政治改良、社会变革服务的功利性意图,且他讨论的主要是小说的革新问题,但他的论述在当时社会背景下依然有着推动人们改变观念的重要意义,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无法估量的。

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同样可以借鉴这样的文学理论,为我们的民众服务。

第二,文学研究的最终指向应该是为公众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其实就是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历来小说、戏曲这类通俗叙事文学样式难登大雅之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它们的影响力却非常强大,可以说是势不可挡。

所以从古到今才会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对它们评头论足,尤其是那些优秀的或已然成为经典的叙事文本。

就普通读者（观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欣赏其中的故事,并通过作品中各类故事逐渐懂得是非美丑,接受忠、孝、节、义观念的熏陶。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研究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引导民众更好地欣赏、品评这类作品,而不是作纯粹书斋式的研究。

明乎此理,那么许多优秀的古典小说名著就可以从案头走向普通的读者（观众）,为大众所了解和接受。

这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而文学研究的社会效益就会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

就我们已经有的艺术实践来看,文学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研究者应该更懂得尊重艺术规律,而不是大张挞伐,动辄指责别人,从而否定这种艺术实践的可行性,漠视公众的精神需求及他们的欣赏水平,或者昧着良心作些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评论,误导公众。

近来有关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争论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文学名著尤其是古典小说名著,也往往被一些地方政府用来作为打造地方文化名片的一种手段或一条途径,应该说这未尝不可。

这其中的趋利动机,大家心照不宣。

不过,凡事总有个度,作为研究古典小说的专家,应该具备起码的学术良知,而不能因为一点蝇头微利就做出蝇营狗苟的事情,让世人耻笑。

近年来有关孙悟空和西门庆故里的“争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确实应该多多关心当下社会人们的文化需求,但又不能有太多的功利心理,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诚然,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必需的,也应该有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如上所述的文学作品、影视艺术及地方文化建设的联姻举措,只要操作适当,能够给公众带来欢乐和美的享受,或给某个地方带来经济、文化的双赢,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但这两者之间又是有差别的,不能等同。

对学者而言,不要总用学术研究的眼光或标准指手划脚,颐指气使;而对于那些文化艺术实践的具体操作者来说,如何尊重专家意见,尊重艺术创作或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戒除浮躁和急功近利心态,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时候,专家学者往往就是被他们“忽悠”得迷失了方向,以致“变节”。

[参考文献]

[1]汪龙麟.20世纪《镜花缘》研究述评[J].东北师大学报,2000（4）.

[2]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镜花缘》的引论[M].上海:

上海书店,1979.

[3]陈文新.《镜花缘》:

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J].明清小说研究,1999

（2）.

[4]李时人.李汝珍及其《镜花缘》[M].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5]欧阳健.海的探险和海外世界的发现——《镜花缘》历史价值刍论[J].青海社会科学,1987（8）.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第二辑）: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研究[M].台北:

幼狮文化公司,1977.

[8]苏淑芬.《镜花缘》研究[D].台湾:

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

[9]吕觐芬.《镜花缘》的主题研究[D].高雄:

中山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

[10]王安琪.《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再探:

曼氏讽刺理论诠释[D].台北:

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1.

[11]郑荣豪.《镜花缘》的结构[J].明清小说研究,1999

（2）.

[12]乐蘅军.蓬莱诡戏——论《镜花缘》的世界观[M]∥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小说之部（三）.台北:

巨流出版社,1977.

[13]林连祥.《镜花缘》结构探索[J].中外文学,1981（8）.

[14]梁启超.中国历代文论精选: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Abstract:

ResearchesonTheMarriageofFlowersintheMirrorhadbeenquitesuccessfulinthe20thcentury,butstillthereexistedsomedissatisfactoryparts,thereasonsforwhichlieinthefollowingtwopoints:

theoneliesinthementaldiscrepanciesoftheresearchers,andtheotherliesintheconventionalpatternoftheirwaysofresearching.Thesetworeasonsleadtheresearchestosomeendlessfactitiousdisputesjustlikethetendencyoftheresearchesonotherfamousliteraryworks.Thispaperadvocatesthatmoreresearchesshouldbefocusedonthetextofthenoveltogetthebesteffectofthepublicityofthenovelandthataneffectivewaycombingliteratureandsocialandculturalpracticesshouldbedevelopedfromtheaspectofliteraryresearch.

Keywords:

researchonTheMarriageofFlowersintheMirror;mentaldiscrepancy;restrainedbyconventionalpatterns;literaryresearch;practice

王传高（1964-）,男,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